来庆立

在唯物史观视域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的原因主要在于：劳动者和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货币能够换到活劳动。马克思以英国的圈地运动为例阐述了这一历史进程(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1—502页。在生产方式中，这是工业的私有财产替代地产的私有财产的过程，是蒸汽机替代手工磨的过程，是工厂替代手工工场的过程，是城市和农村之间最大一次分工，是剩余劳动大军不断产生的过程。。在“人”的层面，这主要关涉两个话题：一是农民的“市民化”与城市化；二是小农文化或农民文化向资本主义文化或市民文化的转变及其内在冲突。与西欧国家不同的是，东方国家尤其是俄国具有更为长久的农业文明、广袤的农村与大量农民。对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如何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为社会主义奠定物质、阶级和文化基础，始终是主要问题。是简单模仿西欧现存的资本主义道路，被动等待社会主义社会基础成熟，还是以社会主义方式走出一条“减轻分娩痛苦”的现代社会发展新路，亦或是以俄国村社为基础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始终处于争论之中。其中，关键问题之一正是农民与农村的现代化，尤其是农民的文化现代化。

相对于很多理论家，列宁最早进行实践探索，已经意识到农民和农村问题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重要性。在现有研究中，有关列宁“文化建设”“文化革命”“农村农民文化发展”的著述众多。以此为基础，本文试图以社会主义思想史的争论为起点，在现代社会发展视域下，从科学社会主义视角出发，审视列宁农民文化现代化思想，希冀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有所启示。

一、俄国农民现代化路径的争论

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最根本的社会变化是地域重心从农村到城市、主要阶层从农民到市民、生产方式从农业到工业，等等。在政治层面表现为农民等剩余劳动大军通过不断的政治民主化成为市民阶层；在经济层面表现为农民等劳动者转变为工业无产阶级的过程；在社会层面表现为不断城市化，农民不断摆脱人的依附和等级制，成为市民社会中的自由个体的过程，等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述发展趋势使不少社会主义者认为应通过和平方式提升无产阶级的地位，在现代社会发展基础上长入社会主义。这一策略的背后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基础：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启蒙化等元素的不断发展。但是，“现代”和“成为现代”是两个不同的命题，他们不仅割裂了“成为现代”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更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即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在塑造现代文明过程中运用的手段是残酷的剥削、掠夺甚至血腥的战争，而仅仅将“现代”元素作为衡量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条件成熟与否的标准。

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持有的是去革命化的线性历史观，认为俄国农民的现代化只能遵循西欧的历史发展逻辑。原因是俄国农民文化的落后，不具备发展工业的知识基础和城市化应具有的一般人文、启蒙知识。在分析1905年俄国革命时，伯恩施坦就指出俄国具有的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他将俄国与英法德三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条件相比较，认为俄国只能走“模仿”西欧的资产阶级革命道路。其主要观点是：第一，东方国家农民数量多且不是整体，所以要模仿西欧发达国家，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推动工业化、城市化和民主化，提升科学人文知识；第二，没必要也不可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只能通过建立私有财产制度才能实现西欧和文明的成就，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协助资产阶级；第三，农民农村的发展方向是市民化与城市化。一战结束后，伯恩施坦更是认为民主时代已经来临，这潜在地就蕴含着东方国家需要效仿西欧的逻辑(2)伯恩施坦认为私有财产制度建立与否是东方国家革命区别于西方国家的根本，甚至提出私有财产制度是无法否定的，只能不断坚持发展。(See Eduard Bernstein, “Revolutionen und Russland”, 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Heft.4, 1905, S.289-295; Eduard Bernstein, “Fragen der Taktik in Russland”, 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Heft.3, 1906, S.208-217; Eduard Bernstein, On the Russian and German Revolutions，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bernstein/works/1922/xx/rusgerrev.htm.)。伯恩施坦无疑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取消了社会形态的规定性，使“现代”中立化，认为资本主义即“现代”，社会主义是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集大成，只需要使资本主义保持在进步发展的轨道上，就能长入社会主义。因此，对落后国家来说，不需要讨论“成为现代”，只需要衡量其具备“现代”元素与否，不需要讨论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而是强调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性。

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应将俄国置于现代社会发展的一般逻辑之中。在评价俄国1905年革命时，考茨基认为俄国革命有可能撬动西欧革命，俄国农民有可能为了推翻大地主进行革命，成为俄国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展开不同于西欧的资产阶级革命(3)See Karl Kautsky, “Triebkräfte und Aussichten der Russischen Revolution”, Die Neue Zeit, XXV(1906-7,1), S.324-333.。但他认为无法预测俄国革命成功后的具体走向。在《土地问题》一书中，可以管窥其认为的现代农业发展趋势：一是大农场较小农场具有优越性；二是小农的优点是非“现代”生活带来的；三是唯有公有制才能使小农具有文化上的合作精神，通过合作制超越土地私有制度，建立新的农业生产方式。因而，不同于修正主义者，考茨基反对农民简单地通过市民化与城市化走向“现代”。一战后，考茨基改变了对俄国农民的看法，认为斯托雷平改革取消了农民革命的动机。同时，俄国无产阶级人数较少、农民较多，先进分子多在战争中牺牲了，使无产阶级小农化、农民野蛮化，加之俄国民族具有的“鞑靼文化”，使俄国只能通过培育现代元素，才有可能开展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4)See Bruno Naarden, Socialist Europe and Revolutionary Russia: Perception and Prejudice 1848-192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263.。在这一点上，考茨基和伯恩施坦达成了一致。

列宁、蔡特金、卢森堡等革命者，均支持暴力革命推翻沙皇和资产阶级政权。在他们看来，农民无疑是革命的重要力量，俄国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基础。其中的分歧只在于对农民等劳动者主体性的认识不同，比如蔡特金和列宁都认为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符合历史必然。蔡特金的疑问主要在于：列宁过于抱怨俄国的文盲现象，正是小农帮助了俄国的革命事业，减轻了困难，保护了工农的心灵，使他们不至于被资产阶级的概念和观念惯坏，这正如在一片处女地播撒下种子，因而播种和收获是比较容易的(5)参见韦定广：《后革命时代的文化主题》，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05页。。

综上，西方社会主义者对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质疑，主要表现在互为因果的两个层面：俄国广大农民在文化层面(科学技术和人文知识)尚未现代化，无产阶级人数较少且易被小农文化和小资产阶级文化影响；俄国不具备工业化、城市化和民主化等现代元素的物质基础。对此，深谙俄国和西欧历史发展的列宁认为，俄国农民的发展必须立足俄国的特殊性，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式的现代社会发展道路，为实现共产主义奠定物质和阶级基础。

二、俄国农民文化现代化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应当承认，列宁并不否认俄国缺少“现代”元素，这是他反对蔡特金等人的基点，但列宁更不承认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的观点，即十月革命道路是“现代”和共产主义的对立面，俄国无法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成为现代”。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础上，列宁批驳了这些错误观点，提出俄国农民“成为现代”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

早在1905年俄国革命，列宁就提出俄国资产阶级不具备领导革命的可能，具有不彻底性，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共和主义被替换成君主主义，资产阶级与君主妥协的背后是损害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利益，尤其是无法剥夺地主土地改善农民生活；二是反对武装起义，强调与专制政府进行“背后交易”；三是资产阶级既想让无产阶级成为谋利的工具，又不想使革命发展到损害自身利益的限度(6)列宁将1848德国革命与俄国1905革命相比较，认为俄国要吸取德国的教训，不仅要警惕资产阶级背叛民主主义和农民，还应注意“农民是资产阶级即民主派资产阶级的‘天然的’同盟者”，对此，应将农民吸引到工人阶级周围，让农民知道资产阶级会背叛他们，这样资产阶级就无力推动革命。(参见《列宁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9页。本文关于此书的引用均使用该版本。)。因而，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联合农民阶级完成，真正的共和主义和共和民主制也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才能实现。

列宁的革命观表明，在俄国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并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二者个别、局部的成份在历史上相互交错(7)同上，第68页。。俄国的特殊性使社会主义者承担了双重使命，社会主义革命蕴含了彻底完成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民主革命也为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在“现代”意义上，列宁认为，“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8)同上，第32页。。他的思路十分清晰：俄国应当完成欧洲已经完成的，但在俄国是势在必行的民主革命与社会革命，唯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才能完成这一使命，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9)同上，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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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宁的思考中，俄国无产阶级政权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是：西方先进国家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反哺”俄国。俄国内战结束后，列宁仍指出：“没有国际上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要么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其他国家立刻爆发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要么是我们灭亡。”(10)《列宁全集》第42卷，第45页。但他十分敏锐地意识到形势发生变化，虽然无法寄希望于西方国家迅速爆发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政权(11)列宁认为，“如果我们据此断定欧洲在短期内会用扎实的无产阶级革命来援助我们，那简直是疯了”。(《列宁全集》第41卷，第14页。)，但俄国社会主义政权可以独立存在：第一，战争导致帝国主义各国损失惨重，经济恢复乏力，极大削弱了资本主义的力量；第二，布尔什维克和俄国工农赢得内战，形成均势，使“社会主义共和国毕竟能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生存下去了”(12)《列宁全集》第42卷，第2页。；第三，这种均势造就了另一种可能，即俄国可以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吸收其资金和技术。

在这一形势下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无疑应以现代社会发展为基础，这就需要俄国的工农劳动者，尤其是广大农民阶层具备推动社会发展的能力。但现实是残酷和不利的，一战和俄国内战削弱了帝国主义力量，塑造了均势，也给俄国带来的巨大困难。在物质损失的背后(13)《布列斯特合约》割让了波兰、芬兰和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高加索等地，使俄国在进行内战时，不得不面对失去工业、人口、肥沃农业用地的支撑，加之战争造成的物质损失，工业基础被破坏，农业产量剧减，可怖的伏尔加河大饥荒与喀琅施塔得暴动，使列宁不得不思考俄国的现状。“直到战争结束，我们才看出国家已经破坏和贫困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这种状况使我们不得不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专门来医治创伤。” ([俄]安德烈·P.齐甘科夫：《俄罗斯与西方：从亚历山大一世到普京——国际关系中的荣誉》，关贵海、戴惟静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56页；《列宁全集》第41卷，第6页。)是无产阶级和士兵等群体不断小农化。这尤其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战争使无产阶级的数量和质量下降，削弱了阶级基础。列宁明确指出，“我国无产阶级中的很大一部分都丧失了阶级特性”(14)《列宁全集》第41卷，第35页。。危机和工厂倒闭使人们跑到农村，诱发了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幸存的工人阶级迫于生计或是成为小农，或是复员回乡得不到劳动的机会而成为盗匪。第二，战争使俄国缺乏恢复经济的文化基础。俄国占大多数的是农民，而无产阶级在战后由于失去了阶级生活常态，颇显软弱、分散、无力(15)参见《列宁全集》第41卷，第21页；《列宁全集》第42卷，第117—118页。。群众一盘散沙、愚昧无知，人们既没有能力、也无法团结起来进行工作，与过去决裂(16)参见《列宁全集》40卷，第5页。。最重要的是，由于忙于军事任务，“许多工农没有文化，不识字，更谈不上较高的文化”(17)同上，第32页。。

此外，列宁始终认为，相较于西欧，俄国在文化层面是落后的，这尤其体现为“奥勃洛摩夫”现象。列宁常用半野蛮和半文明来形容俄国：一是俄国具有西欧没有的大量小农，需要解决小农的发展问题；二是俄国面临复杂且充满矛盾的局面，农村贫富分化明显，小农意识占据主导地位，列宁多用“奥勃洛摩夫精神”来形容小农意识(18)“看一下俄罗斯联邦的地图吧。在沃洛格达以北、顿河畔罗斯托夫及萨拉托夫东南、奥伦堡和鄂木斯克以南、托木斯克以北有一片片一望无际的空旷地带，可以容下几十个文明大国。然而主宰这一片片空旷地带的却是宗法制度、半野蛮状态和十足的野蛮状态。”“乡村同铁路，即同那连结文明、连结资本主义、连结大工业、连结大城市的物质脉络往往相隔几十俄里，而只有羊肠小道可通，确切些说，是无路可通。到处都是这样。这些地方不也是到处都是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和半野蛮状态占优势吗？”(《列宁全集》第41卷，第216页。)。这直接对应了文化的现代化，突出表现在两方面：第一，缺乏一般文化知识，俄国农奴制和地主的长期统治，使俄国农民缺乏教育，“俄国的落后和野蛮已经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19)《列宁全集》第23卷，第110页。；第二，政治文化和心理相对落后。列宁认为，小农往往具有愚钝、无知性、“奴才性”和自私自利等特征(20)列宁认为这是历史发展造成的，即“中世纪的闭关自守状态维持着因循守旧、备受压抑和野蛮无知的传统”。(参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383页；《列宁全集》第1卷，第375、365页。)，这是俄国沙皇专制长期统治下的产物，在新时期仍具有“文化惯性”，在宗法制度下又与人身依附关系和“亚洲式的人身侮辱”相联系(21)《列宁全集》第1卷，第202页。。

基于上述因素，列宁不时用“文化革命”“文化建设”等概念论述新经济政策，认为需要提升农民的文化水平，强化政治引导，这是维护社会主义政权的根本。第一，用文化引导农民关涉社会主义政权的存亡。列宁晚年反复强调，“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和工人阶级一道走”“还是让‘耐普曼’即新资产阶级把他们和工人拆开，使他们和工人分裂”(22)《列宁全集》第43卷，第381页。。这实际上提出了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进行“文化”竞赛的命题：一是党、苏维埃和工人阶级容易受封建和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而蜕化，受封建主义“文化惯性”的影响或被资本主义“文化征服”；二是争取农民、改造农民，保持对农民的领导和农民对社会主义政权的信任，尽可能使农民同无产阶级而非资产阶级联盟(23)俄国农民“文化”的落后还表现为极容易跟着旧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走：第一，“半贵族半农民的宗法情绪”和种种旧文化传统即封建、官僚、农奴等制度下形成的“文化的历史惯性”，如平均主义、“反智”、宗法和等级意识大于法治意识、讲人情不讲“规矩”等，这是列宁强调的“文明商人”“西欧商人”以及新经济政策的对立面；第二，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文化的“亲近感”。列宁在1922年曾强调，农民对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政权的质疑主要在于共产党人还没资本家会“办事”、会经营。尽管共产主义原则的理想很美好，但是脱离了当下俄国农民需要，而农民要求的自由贸易和商业经营，则更加贴近个人主义和“耐普曼”(小资产阶级)文化。(参见《列宁全集》第43卷，第362、82—86页。)。第二，提升农民文化关涉社会主义政权的发展。实施新经济政策需要工人、农民阶层掌握现代文化，对自我和外部具有反思能力，具备工业化电气化的知识和理性思维能力，掌握商业能力，做文明商人。农民还应具备现代政治理念：实干大于空谈、内容大于形式等。列宁还用“奥勃洛摩夫”指代官僚主义，认为这是俄国进行经济建设的极大障碍(24)同上，第12—13页。。他不无担忧地指出，工农阶层必须掌握几十个官僚机关，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大多数的文化水平却同任务的要求不相适应”(25)《列宁全集》第40卷，第34页。。

三、对俄国农民文化现代化路径的进一步思考

列宁的思考具有深邃的历史逻辑，且与现实逻辑互为表里。因而，理解列宁的“文化革命”“文化建设”，不能单纯从文化领域出发，而是要站在历史进步尤其是“成为现代”的角度上，以经济基础为核心，从农民文化现代化的整体视域出发。

俄国的农民多是小农、小私有者和自发势力，要克服小农文化，就必须改变其经济基础，这也是列宁提升农民文化、开展“文化革命”的根本。在许多场合，列宁都阐释了俄国五种不同的经济体系：宗法式经济、小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前三种是“个体性质”，而后两种是“联合性质”的，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对俄国农民文化现代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消灭自发势力”。列宁认为，小生产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具有反现代和反社会主义的文化心理，“通过很多渠道来破坏法律上的规定，暗中投机，破坏苏维埃法令的执行”(26)《列宁全集》第41卷，第198页。，这对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十分不利。在这一意义上，国家资本主义能够组织全国性的大生产，消除经济文化层面的破坏、无政府主义等现象。第二，“获得先进技术”。列宁认为，提升农民文化不仅是政治性的，还是科学人文层面的。国家资本主义能够帮助落后的俄国获得先进技术，培养一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不仅是发展电气化、大工业的基础，更是社会主义政权的阶级基础。同时，国家资本主义通过商品流转为发展工业创造条件，积累资本，为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文化奠定物质基础。第三，“保持政权先进性”。列宁以德国为例阐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重要性(27)列宁认为，德国“有达到‘最新成就’的现代大资本主义技术和服从于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有计划的组织。如果把这些黑体字删掉，不要军阀的、容克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国家，同样用国家，然而是另一种社会类型、另一种阶级内容的国家，苏维埃国家，即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那你们就会得到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全部条件”。(参见《列宁全集》第41卷，第199页。)。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28)《列宁全集》第32卷，第219页。，能够体现无产阶级政权的先进性，使之坚持到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同时，将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轨道，可以始终用强固的“政治阶梯”，“把贫民即多数居民或者说半无产者组织在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周围”(29)《列宁全集》第41卷，第197页。，使财产所有权归于国家，监督小资产者。唯有如此，无产阶级政权才能在文化上吸引农民，瓦解小私有者。

要保证国家资本主义的顺利实施，还需要不断提升党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水平，始终保持先进性，使之能够领导且善于领导，进而引导农民阶层，不至于陷入“文化惯性”，被“文化征服”。第一，共产党员要保持文化先进性。列宁提出，无产阶级政权既不能被“旧文化”即等级制的封建文化所包围，更不能被资产阶级文化即崇尚金钱和享受的文化所俘虏。列宁发现，工人阶级和旧社会之间从来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工人在建设新社会，但他还没有变成新人”；工人“没有清除掉旧世界的污泥”；(30)《列宁全集》第35卷，第438页。“工人阶级成了贫困农民的领袖，并不就成了圣人”(31)《列宁全集》第34卷，第340页。。这就特别需要工人阶级中的先进群体不断提升文化，引导其他工人阶级与农民阶层。对此，列宁十分重视宣扬社会主义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和从制度上对政权进行监督，反对官僚主义。第二，解决“谁领导谁”的问题。列宁特别强调，沙皇和资产阶级继承下来的旧机关是“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大杂烩”(32)《列宁全集》第43卷，第354页。。如果不强调“文化革命”，无产阶级政权就容易蜕化，抢劫、攫取利润，侮辱、掠夺农民，“不是他们在领导，而是他们被领导”(33)同上，第98页。。列宁毫不讳言，“耐普曼”们的活动自由会产生自私自利、无条件的个人主义等价值观。对此，他反复提醒全党“是为耐普曼工作呢，还是为无产阶级国家工作”(34)同上，第332页。。1922年，列宁反复强调学习、挑选人才和检查实际执行等任务，并指明革命家并非“习惯于反对抓小事、反对单纯文化工作”(35)同上，第112页。。第三，提升科技知识和管理水平。列宁强调“聪明的共产党员也不会怕向资本家学习”(36)《列宁全集》第41卷，第230页。，唯有这样，才能在德性和知识层面起到引领作用。因此，列宁“文化革命”的逻辑在于：无产阶级及其政权需要提升文化，始终保持文化先进性→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文化斗争→争取、团结农民，提升农民文化→使资本主义“文化”和农民为社会主义政权服务。

对此，列宁提出了多种措施，促进无产阶级及其政权主动提升农民文化。第一，重视扫盲工作，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内战结束后，列宁签署一系列法令文件，要求8-15岁的俄国民众必须识字，同时成立扫盲工作委员会与扫盲学校；不断加强农村基础文化设施建设，如成人学校、人民大学、图书馆等。第二，加大农村教育投资，提高国民教师待遇，“下乡”提升农民文化。在《日记摘录》中，列宁指出，农村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农民教育，阻碍农村教育发展的因素是资金，应精简国家机构，节省经费以支持教育事业。同时，他主张，只有将教师的地位提高到资本主义社会所没有的高度，才能争取到更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之从资本主义的制度支柱转变为苏维埃的制度支柱，通过他们争取农民，使农民与无产阶级结盟。这既需要知识分子自身的“文化革命”，更需要使之成为培养无产阶级政权中坚力量的人才，成为教育文化工作的“支柱”(37)许蓉：《列宁农村文化建设思想述论》，《理论导刊》2012年第10期；《列宁全集》第43卷，第362页。。第三，通过工人阶级和党的基层组织提升农民文化。列宁认为，工人阶级尤其是城市工人应组成旨在帮助农村发展文化为宗旨的团体，“使城市工人真正成为在农村无产阶级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人”(38)《列宁全集》第43卷，第363页。。同时，还应当组织城市中各种专业人才，向农民传播科技、管理和基础农业知识，如组织城市中的工程师、农艺师等为农民举办演讲、座谈等。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文化影响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城市的工人和社会主义文化应当主导农民文化，将农民阶级团结起来。第四，通过合作社将农民组织起来。合作社/合作企业是基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和彻底的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企业类型。要建立合作社，就需要“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这既需要提升农民的文化，使之从亚洲的商人成为欧洲的文明商人；更需要将农民组织起来，改变其小农习气，消除封建制度的腐朽习惯和风气，提高政治觉悟，用先进的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取代旧道德。为农民文化建设树立正确的文化方向，让教育为共产主义服务，增强农民对社会主义的认同感。

四、农民文化现代化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启示

在唯物史观中，文化往往作为社会意识出现，社会意识包括日常生活观念、意识形态和科学研究。马克思认为，掌握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对意识形态具有绝对的话语权，而无产阶级在日常生活观念往往容易受到封建文化和小资产阶级文化的侵蚀(39)参见赵敦华：《马克思哲学要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06、110页。。因此，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与方法，提出唯有掌握政权和物质生产资料，在保持无产阶级及其政权先进性的基础上，引导、提升广大农民阶层的文化，促进农民的文化现代化，才能不断推动社会革命。这一思路无疑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

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从未摆脱西方国家及其社会主义者对自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质疑。本质上，这也是无产阶级政权领导下的现代社会发展问题。修正主义、改良主义认为，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哪怕革命成功了，也只能根据“现代”元素对照自身，模仿西欧和发达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一观点实质上是“文明中立化”的表现，认为现代社会发展道路只有资产阶级领导下的资本主义这一种模式，没有考虑落后国家如何“成为现代”，进而否定了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世界历史意义。列宁在思考俄国现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改良主义，提出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蕴意，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正是对农民文化现代化的思考。

既有的现代化道路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下，以资本主义模式开创的。在这一进程中，往往是城市“吞并”农村，使农民成为剩余劳动力大军的一员，为工业化和雇佣劳动制度奠定基础(40)参见[美]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王茁、顾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20—29页。。16-18世纪的英国正是典型例子，英国的市民文化和民主化的发展“改造”了农民文化，既使农民-工人阶级具有现代意识，也使之成为资产阶级文化的一部分，容易屈从于资产阶级社会流行的蒙昧文化(41)霍布斯鲍姆曾描绘过19世纪后30年工人阶级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特征：一是工业化、现代化与城市化的不断发展；二是工人运动政党化和社会政治民主化；三是工人阶级数量增长和“异质化”。其中，第三点造成的影响容易被忽视。工人阶级的“异质化”尤其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工人贵族、熟练技术工人和大多数非熟练技术工人的区别；二是不同职业、行业之间工人阶级的区别；三是社会与地域的差异、诸如国籍、语言、文化和宗教的差异。差异和区别造成了工人阶级自身内部的分化。(参见[英]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张晓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63、265—266页；[英]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张晓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185、206、211页。)。

与英国不同，俄国历史上并未有贵族限制王权的可能，而是绝对君主制和东正教统治的场域，现代化的初步进程带有明显的王权特征；作为具有村社传统和悠久农业文化以及多数农民的东方农业国家，在处理农民和农村关系问题上不可能与西欧国家一致；资产阶级的弱小无疑给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现代社会发展的可能。因而，俄国的现代社会发展，首先需要能够承载彻底反封建任务的领导力量，其次需要能够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在保证农民利益的基础上，通过不同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文化灌注的“现代”，塑造、引导、提升俄国农民的文化，最终使俄国达到西方文明国家的水平。这正是列宁《论我国革命》的本质内涵和历史深意，更是落后国家需要依靠共产党和无产阶级这一领导力量及其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现代化的原因。在这一意义上，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必须的、不容否定的。

对落后国家而言，社会主义革命首先意味着政治革命，即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夺取政权。但革命不会也不应停滞，会继续走向社会革命，这首先表现为社会主义政权领导下的现代社会发展，其关键就是处理与农民的关系。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提出的。

在落后国家，坚持社会主义政权的首要基础是满足农民利益，以团结多数农民为主，提升其生活水平，而不是像西欧国家那样，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将落脚点放在市民阶层及其分化而出的资产阶级。与西欧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不同，俄国农民人数众多，不能像西欧国家那样，无情地驱赶农民，剥夺农民土地，使之全部进入城市乡镇，而应主动在农村中组织农民，使之在现代组织的基础上摆脱落后的小农文化。这也是列宁提出的农村都市化与城市化共同发展和农业合作社的深意。提升农民文化主要包含两重含义，应区分现代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一是使农民具有现代文化，如一般意义上的科学人文知识；二是用社会主义文化影响农民的政治心理和社会意识，使之不被小资产阶级文化(与小农文化具有相通性，强调绝对的个人主义，不承认责任与义务)所征服，更不被落后的封建文化所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政权才能团结广大多数，在掌握物质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用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及其上层建筑减轻“分娩的痛苦”，在实现现代文明广大成就的基础上，摆脱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赋予“现代”的负面意义。因此可以说，农民的文化现代化是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现代社会发展的关键元素。

需要注意的是，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现代社会发展和农民文化现代化问题上，党的基层组织的“文化建设”十分重要，必须通过先进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引领，在城乡互通中提升、引领农民文化。列宁在1922年曾坚定地指出“人民大众是不会跟着‘买东西和卖东西’的耐普曼走的”(42)《列宁全集》第43卷，第268页。，但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中又不无担心地指出，“耐普曼”即新资产阶级有可能把他们(农民)和工人拆开，使工人和农民分裂(43)参见《列宁全集》第43卷，第381页。。因此工人阶级及其政权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文化”层面与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竞赛，从而领导农民，提升、引领农民文化。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和“文化”不能出现滑坡，否则就容易使基层党组织弱化，无法影响农民文化，反而容易使“小农意识”“领导”党员干部。同时，在商品交换原则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容易使列宁阐释的小资产阶级文化地位逐渐提升，这是一种简单的唯利是图而不顾他人和社会，无视规矩、法律和制度的文化；在城市中，基层党组织弱化更容易使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文化占主导，对农民和工人起到坏影响，出现修正主义甚至封建文化复辟。

列宁充分认识到“谁领导谁”这一问题直接关涉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政权的生死存亡。因此，基层党组织应始终保持先进性，在文化层面努力发挥整合、凝聚、引领的作用，在科学人文和思想政治文化领域不断引导、提升农民文化，使农民不再追寻宗族势力、宗教信仰、信奉“金钱文化”；此外，还应防止小资产阶级文化与宗法文化相结合的情况出现，防止出现农村社会主义文化“空心化”的现象，不断树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特别是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提升和保持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和先进文化等，进而在农民文化现代化基础上，不断推动农村治理、民生、生态等多领域的发展，展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