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建平

1979年1-4月，为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月18日-2月16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由胡耀邦、胡乔木主持，设领导小组、秘书组、联络组、简报组，有160多位从事思想理论工作的干部参加，分成5组开展讨论；第二阶段是3月28日-4月3日，又称“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以中共中央名义召开，与会代表增至近500人，新增代表主要来自军队系统及各地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干部，新增军队代表分成3组开展讨论，地方代表分成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6组开展讨论。会上有的议题和观点存在较大偏差，对此，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发表了极具针对性的长篇讲话。

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时间关键、成员广泛、议题丰富、意义突出，在改革开放史中值得全面深入地研究。但是，由于对会议的评价存在争议，加之档案资料掌握不足，导致对它的研究还较为薄弱。本文以此次会议前后两个阶段形成的全部《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以下简称《简报》)337期的一手史料为依据，对会上关于毛泽东评价的讨论情况和历史意义做一定探讨。

一、明确评价的必要和意义

“要不要评价、能不能评价”，这是在毛泽东评价问题上的首要问题。尽管对毛泽东功过是非开展讨论是一个复杂问题，易加剧思想分歧，但会上讨论和反思各种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问题都无法绕开对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的看法。为讲透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些影响重大的问题，也为更好地总结经验与教训，与会代表在会议之初就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和胡耀邦的要求，明确了对毛泽东加以评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邓小平鼓励与会代表“敞开思想谈”

在会议之初，邓小平三次鼓励与会代表大胆打破思想枷锁，敞开思想交流，对务虚会寄予厚望。第一，务虚会刚开始，邓小平就对务虚会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周扬表达了对会议的态度：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党的理论工作落后了，因此会议“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1)总127，第四组(48)：《理论工作为什么会落后》，《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71-15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1。。主持会议的胡耀邦也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呼吁大家一定要“背靠马列，面向实际”、“一定要解放思想”、“冲破一切‘禁区’，打碎一切精神枷锁，充分地发扬理论民主”(2)《胡耀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20页。。第二，1月22日，邓小平在听取胡耀邦关于务虚会的情况汇报时，继续提出具体意见：总要求是“要敞开思想谈”；至于目前大家谈得比较热烈的真理标准问题，要求“谈得快些”；反倒是“理论问题很多，没有说清楚。例如：民主、法制问题，经济管理问题。‘文化大革命’也可以谈，是否采用哪种方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也可以讨论”；还指出“今后不要提‘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应提‘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3)郑仲兵主编：《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上册，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368页。。第三，1月27日，邓小平又指示胡耀邦要组织人讨论和研究民主问题，强调“十月革命后六十多年，民主没有搞好……我们需要想办法使人民感觉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今天我讲不清楚，组织二、三十人专门写文章”，“我们一定要向人民和青年讲清楚民主问题”(4)盛平、王再兴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上卷，香港：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306页。，胡耀邦将邓小平的意见向与会代表做了传达。邓小平的意见一经传达，便引发热烈反响。例如，第一组的丁代表说：“完全拥护小平同志的指示，建议会议专门划一段时间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5)总50，第一组(9)：《丁伟志同志一月二十三日在小组会上的发言》，《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1-7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0。河北、浙江、贵州、青海、广东的“联络员”说：“小平同志最近指出，理论工作落后了，很多问题未讲清楚。这完全符合我们的实际情况。”(6)总143，第五组(29)：《河北、浙江、贵州、青海、广东出席会议同志对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几点建议》，《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71-15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1。第二组的何代表提出：“同意不提高举哪一个人的旗帜，而提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7)总35，第二组(9)：《何匡同志一月二十三日在小组会上的发言》，《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1-7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0。

不过，与会代表对解放思想、畅所欲言的程度的认识与邓小平的初衷是有区别的。在邓小平看来，不管是此次务虚会，还是整个理论宣传战线，解放思想都要讲方向、立场、原则，解放思想不等于空想、胡思乱想，更不是抱怨、翻账，而是要服务于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时代大局，要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谈解放思想。但在务虚会上，有少数代表片面理解邓小平的指示精神，未能把握好放与收之间的张力，“似乎只有把毛主席的缺点错误讲得越多、越大，才算思想解放”(8)京西总4，中南组(1)：《湖南、湖北代表讨论情况》。，《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第二阶段)，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4。，不断挑战底线和容忍度，引起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不满。当然，大多数代表正确地理解和贯彻了邓小平的指示，对毛泽东评价问题发表了积极意见和建议。

(二)与会代表建议对毛泽东的功过开展讨论

为维护安定团结局面，有序推进拨乱反正工作，邓小平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曾对历史遗留问题做出“不争论”“不匆忙”的指示。胡耀邦在务虚会的开幕式上同样要求“不宜匆匆忙忙作出判断”(9)总1，综合(1)：《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始》，《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1-7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0。。“不匆忙”评价的方针有其现实考量。但不管是反思历史问题，还是探讨理论问题，抑或解决现实问题，都必然涉及到对毛泽东的评价。评价毛泽东成为党和国家前进无法绕开的难题。鉴于此，受邓小平和胡耀邦的鼓舞，不少思想理论工作者大力解放思想，纷纷提出要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开展讨论。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毛泽东做出评价是发展进步的迫切需要。例如，第五组的代表一致认为务虚会“不应当绕开”毛泽东评价问题，“耀邦同志说对文化大革命，对毛主席，不要匆忙评价，我是赞成的。但理论上的是非问题应当拿出来讨论”(10)总10，第五组(4)：《对当前思想理论战线形势的估计》，《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1-7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0。。第一组的丁代表认为开展评价是形势所迫，“因为我们现在要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需要。不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不改变过去某些不恰当的政策、办法、理论，我们就无法前进”(11)总50，第一组(9)：《丁伟志同志一月二十三日在小组会上的发言》，《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1-7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0。。会议进行一段时间后，就连此前坚持“凡是”态度的吴冷西的思想也发生转变，认为评价工作“刻不容缓”(12)总241，第二组(53)：《吴冷西同志对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一点感想》，《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201-264)，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3。。这种思想上发生转变的现象并非个案。

第二，全面评价毛泽东无损于他的伟大。第二组的陈代表总结认为：“科学地、正确地评价毛主席的功过，绝不会损害毛主席的伟大。”(13)总105，第二组(23)：《陈荒煤同志二月二日的发言》，《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71-15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1。同组的李代表也认为：“毛主席存在错误，无损于他的伟大。但是，只有不隐讳错误，才能维护他的伟大形象，否则，就会有损于伟大。”(14)总175，第二组(40)：《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是非、功过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151-20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2。以“凡是”态度对待评价问题，不但无益于维护旗帜，反而会适得其反。

第三，压制评价已然成为不安定、不团结的因素。第二组的李代表认为：“事实上，在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存在的混乱和模糊，已经成为一种不安定的因素。我认为，对毛主席的是非、功过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统一思想，一定会进一步大大促进安定团结，使全党全国人民真正一心一意地去搞四个现代化而无后顾之忧。不然，‘余悸’、‘预悸’是很难消除的。”(15)同上。第一组的代表们也提出，不直面问题就会陷入被动，留下巨大隐患，“现在国内外、党内外都在评价他。我们党不主动作出正确的评价，很被动”(16)总112，第一组(21)：《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问题已经摆在党的议事日程》，《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71-15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1。。

对毛泽东的评价事关重大，十分必要、紧迫，又十分复杂。例如，第二组的李代表和林代表认为，评价工作是“摆在广大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项迫切而艰巨”“一件非常严肃”的任务，“涉及的面很广，时间很长，问题也很复杂”，因此“必须采取对党、对中国人民、对世界人民、对我们的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采取严肃的战斗的科学的态度”。那么，评价工作要快一些还是慢一些呢？李代表认为应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创造有利条件，“要把这个问题提到党的议事日程，积极地着手准备。这里的关键是要加强党的领导，积极促进，而不是消极对待”(17)总175，第二组(40)：《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是非、功过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151-20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2。。在党中央正式做出评价之前，理论界的先行探讨是十分必要的。理论界与党中央频繁的、有效的互动，是推动毛泽东评价问题得以解决的有利因素之一。

二、讨论评价的原则和方法

与会代表讨论了“如何开展评价”问题，认为应以“一分为二”的原则对毛泽东的功过加以评价，应将社会议论、对外宣传、党内研究和正式定论加以区别。

(一)讨论“一分为二”的评价原则

任何政党、个人都难免会有缺陷、会犯错误，对政党及其领袖人物的评价应当坚持一分为二的原则。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公报》提出对毛泽东的评价要“始终坚持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18)《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1页。。所谓“一分为二”，就是对人物或事件的评价要全面，不能片面，既要看到正面影响，又要看到不足之处。是否坚持“一分为二”的关键不在于看到毛泽东做出多大贡献和成就，而在于能否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也会犯错误。

在务虚会上，代表们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对“一分为二”的评价原则做了讨论。例如，第四组的王代表认为：“讲清这些问题，我们是不是就成了赫鲁晓夫呢？根本不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一棍子打死，我们对斯大林和毛主席都是一分为二，这是根本不同的。”(19)总79，第四组(15)：《王若水同志一月二十五日的发言》，《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71-15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1。第二组的孙代表也认为：“我看对斯大林、毛主席都是一分为二的。至于三七开还是四六开，还是几几开，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对的不能丢掉，不对的就是要抛弃。”(20)总130，第二组(26)：《孙冶方同志二月四日的发言》，《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71-15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1。第四组的吴代表提出：“应区分两个‘一分为二’。一个是对毛主席本人的一分为二，就是正确与错误，实事求是地分析他的功过是非。另一个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一分为二，就是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21)总261，第四组(57)：《关于解放思想问题》，《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201-264)，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3。

反对“一分为二”的评价原则，就是不承认毛泽东也有缺点和错误。这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不符合毛泽东历来对自己的评价。毛泽东曾自我批评说自己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22)《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0页。；“也犯过错误，而且从错误中得到好处”(23)总41，第一组(6)：《二十二日下午讨论熊复同志的发言》，《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1-7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0。；“是普普通通的人，不是神”(24)总29，第五组(8)：《吴亮平同志一月二十二日下午在小组会上的发言》，《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1-7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0。。在解决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难题时，要尊重毛主席的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当然，一分为二并非对半均分，而要讲究主次。在承认毛主席犯有错误的同时，要充分认识到他的贡献始终是第一位的。

(二)要求区分社会议论、政治宣传、理论研究和正式定论

第一，鉴于党外议论不休的现状，与会代表要求将党内研究同群众议论区别开来。例如，第二组的何代表说：“我认为，对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著作、毛主席的话和毛主席本人要做具体的分析。”(25)总35，第二组(9)：《何匡同志一月二十三日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吗，《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1-7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0。这个观点引发同组的廖代表的共鸣：“我同意何匡同志的意见，对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对二十年来的‘左’倾错误路线等多项问题，我们也可以而且应当在内部进行讨论、研究，以便逐步达到统一的认识。这些问题，事实上，是全党全国人民都在思考，都在讨论的，党的思想理论工作部门要走在群众的前头。”(26)总63，第二组(16)：《怎样回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问题？》，《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1-7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0。同组的陈代表也提出：“对文化大革命怎样评价？这就不能不涉及毛主席的功过问题。青年中、广大群众中早就议论纷纷，有许多看法，当然这当中也会有错误的看法。”(27)总105，第二组(23)：《陈荒煤同志二月二日的发言》，《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71-15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1。理论界普遍要求坚持内外有别原则，认为在党外议论纷纷的情况下，党内的理论研究不应缺失。

第二，与会代表提出应当允许民主讨论和理论研究，为做出正式定论奠定基础。例如，第二组的廖代表认为：“可以在全党讨论研究成熟之后，再从容地做出结论，在报纸上公开发表。”(28)总63，第二组(16)：《怎样回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问题？》，《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1-7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0。同组的吴代表持相同看法，并进一步提出从理论研究到做出定论的时间可以较长(29)总241，第二组(53)：《吴冷西同志对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一点感想》，《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201-264)，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3。。第五组的代表们则谈到如何开展理论研究的问题，“理论研究、理论宣传的任务不能仅仅降低为对某一个人说过的话的解释”(30)总158，第五组(33)：《关于理论民主问题——邵华泽同志二月七日在小组会上的发言》，《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151-20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2。“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在研究理论问题上，应该是平等的”；“在学术、理论问题上，毛泽东同志也说过人家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31)总202，第五组(42)：《对理论研究工作及其它问题的一些意见》，《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201-264)，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3。。党内讨论和理论研究是做出统一定论的前提。

第三，与会代表还认为公开宣传要讲究纪律性，即现阶段在报刊上公开评论要十分慎重，应等到做出正式定论后再公开宣传，以免加剧思想混乱。例如，第三组的邢代表提出要将内部讨论与对外宣传加以区别，“一些重大的问题，我们自己思想上必须首先搞清楚。在公开的报刊上如何宣传，那是另外一回事”(32)总218，第三组(48)：《重新认识三十年来的理论与实践看看毛病究竟出在哪里？》，《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201-264)，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3。。第二组的吴代表在做“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主题发言时提出：“这类问题，我们应当解放思想，做认真的酝酿、研究，但做出结论到公开宣传，就要慎重。”(33)总254，第二组(43)：《吴牧华同志二月十日的发言》，《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201-264)，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3。

在第二阶段会议上，代表们根据前一阶段的意见，更加明确了毛泽东评价问题所要坚持的原则和方法。各小组结合当前形势和意识形态主要任务开展了毛泽东评价问题的讨论。例如，中南组的湖南代表提出：“宣传工作对涉及毛主席的问题要十分慎重。在党内会议上，对涉及毛主席的一些问题，可以讨论，发表不同意见，但在公开宣传时，要注意内外有别，就是在内部讨论时，对毛主席某些缺点错误的评价，也要注意实事求是，尽可能准确一些。”(34)京西总4，中南组(1)：《湖南、湖北代表讨论情况》，《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第二阶段)，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4。西北组的新疆代表认为开展讨论是必要的，但“应该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要内外有别，先党内后党外，先在高级机关、高级领导干部中讨论研究，因为这些同志占有材料多，了解情况多，分析判断能力强。如果不是这样，而是随便议论，对某些问题和不确切的情况随意传播，那是很有害处的”(35)京西总28，西北组(3)：《新疆代表学习讨论小平同志讲话情况》，《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第二阶段)，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4。。此外，军队系统的代表一致认为，“对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在党内应该充分发扬民主，进行讨论，但在公开宣传上必须慎重；对已经决定的重大问题，应该先党内后党外，有步骤地传达和宣传，不要一下子捅到报纸上去”(36)军队1，综合(1)：《对当前思想理论工作的一些看法和意见》，《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第二阶段)，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4。。理论研究可以无禁区，但政治宣传必须讲纪律，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之一。

由此，与会代表就毛泽东评价问题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做了较为丰富的讨论，对多个既相通又存异的原则做了严格区分，并进一步提出核心观点：在此次会议上，要解放思想，践行民主，在严守政治纪律的前提下，允许就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问题进行内部讨论和理论研究，以尽快改变理论工作落后、被动的局面。

三、探究评价的重点和难点

在务虚会上，代表们还集中探讨了“主要评价什么”的问题。具体而言，这包括非毛化问题和毛泽东晚年错误，这是毛泽东评价问题中的重点和难点。

(一)重点是讨论非毛化的来源、实质及对待

“文革”结束后，非毛化的说法在国内外流行起来。在报刊上推崇实践标准、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一度被定性为非毛化。但是，非毛化从何而来、宣扬这个说法意欲何为？大家普遍感到疑惑。直到此次务虚会，代表们分享信息、材料和观点，才使非毛化的来龙去脉得以厘清，才对非毛化的严重危害有清晰认识。

第一，与会代表了解到非毛化来自国外评论，后被“凡是”论者加以利用。例如，第四组的代表谈到，“所谓‘非毛化’的提法，是从西方舆论界一度流行的‘非斯大林化’脱胎出来的”，西方曾评论称赫鲁晓夫在搞“非斯大林化”(37)总111，第四组(23)：《曾涛、李峰同志谈所谓“非毛化”问题》，《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71-15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1。；而“自从我们抓了‘四人帮’，特别是抓了江青以后，外国报刊一直讲中国在搞‘非毛化’”(38)总46，第四组(8)：《汪子嵩同志一月二十日在小组会上的发言》，《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1-7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0。。第五组的吴代表也认为：“国外有所谓‘非毛化’之说，那是在我们抓了‘四人帮’以后嚷起来的，说抓了‘四人帮’等于否定文化大革命，尤其是抓了江青，把毛泽东置于何地？等等。说这是最大的‘非毛化’。”(39)总44，第五组(11)：《反对利用国外评论作为党内斗争手段的错误做法》，《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1-7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0。粉碎“四人帮”是社会所需、人民所愿，却被国外称作是要搞非毛化，可见此说之荒谬。

第二，与会代表认为倡导实践标准不是非毛化，应将真理标准讨论进一步推广。标志着真理标准讨论开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被指责为“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帜的”，是“非毛化”(40)总4，第一组(2)：《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情况》，《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1-7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0。。非毛化的说法被用于遏制讨论的借口。针对责难，多数与会代表表示反对。例如，第一组的代表提出：“‘凡是’派硬说毛主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谁提出不同看法，谁就是‘非毛化’。”(41)总112，第一组(21)：《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问题已经摆在党的议事日程》，《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71-15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1。第三组的代表说：“坚持两个‘凡是’的同志说别人不要理论，搞‘非毛化’，究竟谁在搞‘非毛化’？”(42)总56，第三组(9)：《第三组一月二十三日上午小组讨论情况》，《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1-7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0。既然倡导实践标准不是非毛化，国际上非毛化的评论不是由真理标准讨论引起的，那就“必须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由理论界推广到全国各级党委和人民群众中去”，“推广到全国去，深入些，再深入些”(43)总111，第四组(23)：《曾涛、李峰同志谈所谓“非毛化”问题》，《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71-15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1。。

第三，代表们普遍认为评价毛泽东反而是非神化、正毛化。例如，第四组的曾、李两位代表研究了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日本的《每日新闻》、西德的《世界报》等十几种国外报刊后，得出的结论是：“国际舆论比较普遍认为我们不是搞‘非毛化’，而是澄清被林彪、‘四人帮’歪曲了的毛泽东思想，搞‘非神化’、‘正常化’”，“从粉碎‘四人帮’之后刚出现中国搞‘非毛化’的议论时起，有些国外舆论界就对这种论调进行了反驳。后来，我们党中央采取的正确路线和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正确措施，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宣传工作的影响也逐渐扩大……所谓‘非毛化’的议论逐渐减少，而‘非神化’‘正毛化’的议论逐渐增多。”(44)同上。第一组的成员同样总结认为：“我们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45)总112，第一组(21)：《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问题已经摆在党的议事日程》，《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71-15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1。

由此，国外评论可以作为参考，但不能利用国外评论作为斗争的手段。正如第五组的熊代表所说：“利用国外评论作为斗争的手段，毫无道理地整人，是一种很坏的作风。”吴代表也提出：“难道能够因为外国人有这类评论，我们就不坚决搞掉‘四人帮’吗？外国人一评论，我们就得赶紧把‘四人帮’请回来，重新在政治局里当作宝贝供奉起来吗？”(46)总44，第五组(11)：《反对利用国外评论作为党内斗争手段的错误做法》，《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1-7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0。受价值立场的影响，国外消息和评论未必可靠，不能迷信。以国外有非毛化之说来压制评价，来推行“凡是”，显然是不可取的。

(二)难点是如何科学看待毛泽东晚年错误并从中汲取教训

第一，有的代表讨论了如何在承认毛泽东犯有错误的同时对其一生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二组的李代表认为应看到正与误两个方面，“毛主席有伟大的功绩，但也有错误；毛主席的著作、讲话不都正确；毛泽东思想有个发展过程”(47)总62，第二组(15)：《真理标准的讨论需要进一步解决的几个问题》，《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1-7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0。。第一组的齐代表则明确提出，毛泽东的功绩是主流，错误是支流，二者的转折点是1956年，“如果说五六年以前他的缺点、错误是微不足道的，那么在五六年以后，不仅不是微不足道，而且在一些问题上是犯有重大错误的”(48)总248，第一组(42)：《民主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齐振海同志在十二日小组会上的发言》，《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201-264)，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3。。以1956年或1957年作为毛泽东开始犯错的时间，这种观点得到多数代表的认同，但也有少数代表予以反对，认为应是1966年。这些争论异中有同，都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逐渐形成了一条“左”倾指导路线，影响着全党全国。为厘清1956至1966年的指导思想的演变情况，胡乔木和胡绳合力创造性地提出了“两个发展趋向”理论。此次会上关于“左”倾路线的起点、演化、影响的讨论，为提出和形成该理论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

第二，关于毛泽东是不是“左”倾路线的代表性人物存在争议。一种意见认为结论要慎重，“主席不一定就是这条路线的代表。这要仔细调查研究”，退一步讲，“即使是代表，我认为也不能否定他的一生。他还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49)总36，第二组(10)：《林伟同志一月二十三日在小组会上的发言》，《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1-7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0。。该观点后来被《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吸收。另一种则持肯定意见，有的认为“我们党在一九五七年以后二十年的挫折和失败，首先应当说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错误造成的。一九五七年以后二十年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路线，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50)总63，第二组(16)：《怎样回答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问题？》，《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1-7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0。；有的提出“文革”的发生同毛泽东密切相关，如第二组的鲍代表指出“由于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也犯了错误”，其中最严重的错误就是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题目下集合起来的理论；毛泽东个人先后形成这两个对立的理论，“根本的问题是对形势的估量不同，有时正确，有时错误”(51)总152，第二组(36)：《二十年间》，《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151-20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2。。

第三，有的代表认为承认犯有错误固然必要，但重在从中汲取教训。有代表建议从理论层面研究犯错误的原因。例如，第二组的陈代表认为不能将原因全部归结为历史根源(52)总105，第二组(23)：《陈荒煤同志二月二日的发言》，《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71-15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1。；周扬提出要总结深层次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53)总83，第三组(18)：《周扬同志在二十三日上午小组会上的发言》，《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71-15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1。；还有不少代表强调重在改正错误，从错误泥泞中走出来，继续前进，“我们只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毛主席说过、做过的，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坚决纠正过来”(54)总46，第四组(8)：《汪子嵩同志一月二十日在小组会上的发言》，《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1-7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0。总46，。第二组的代表则认为错误“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路线，既经全党所认可，所执行，就成为我们党的路线……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我们党的生活中的缺陷和党在理论上的弱点”(55)总152，第二组(36)：《二十年间》，《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151-20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2。；李代表也提出责任不完全在个人，“要说责任的话，我们全党都有责任，作为一个党员自己也有一份。我们党和人民付出了那么高的学费，应当得出必要的教训”(56)总175，第二组(40)：《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是非、功过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151-20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2。。这些观点为邓小平所认可。他在指导起草《历史决议》时强调“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还强调制度因素影响更大，“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57)《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6、348页。。

四、呼吁以党内决议方式对毛泽东做出正式评价

与会代表还就“何时何式解决评价问题”达成共识。他们建议学习延安时期做法，做出新中国成立30年历史的决议，以党内决议方式在毛泽东评价问题上求得全党思想的高度统一。

(一)呼吁将毛泽东评价问题提到党的议事日程

代表们要求尽快将评价问题提上党中央议事日程，“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一位历史人物，是可以评价的，是应该评价的”，“事实上，现在国内外、党内外都在评价他。我们党不主动做出正确的评价，很被动。这件大事，已经摆在党的议事日程上，不能全部留给后人去解决”(58)总112，第一组(21)：《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问题已经摆在党的议事日程》，《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71-15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1。。来自青海省委宣传部的荆代表从基层宣传工作经历出发，提出“对于毛主席功过的评价现在应提到议事日程上”(59)总203，第五组(43)：《青海省理论务虚会情况汇报》，《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201-264)，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3。。第四组的吴代表也建议：“(一)实事求是地把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和毛泽东思想的是非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尽快解决这个问题。这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包括思想工作和理论工作……(二)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工作也要立即着手去做，不能留给后代去做。”(60)总261，第四组(57)：《关于解放思想问题》，《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201-264)，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3。与会代表反对将评价难题一拖再拖。

(二)建议以党内历史决议的方式解决评价问题

第二组的林代表提出：“如果党内发个决议，说明毛主席在中国革命中功勋卓著，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但也犯了相当的错误，人民会接受的。”(61)总36，第二组(10)：《林伟同志一月二十三日在小组会上的发言》，《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1-7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0。同组的鲍代表从学习延安时期做法的角度提出，“讨论理论是非，首先要把党在实际生活中的成败得失弄清楚。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个范例”，应借鉴这个范例，“本着同样的精神，就八大以来的若干有争论的重大问题展开讨论”(62)总152，第二组(36)：《二十年间》，《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151-20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2。。第一组的丁代表从作用层面提出：“三中全会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但问题还很多，很有必要有一个社会主义时期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衷心希望党中央能够尽快地作出社会主义时期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全党范围内澄清是非、统一思想，造福于子孙万代”(63)总50，第一组(9)：《丁伟志同志一月二十三日在小组会上的发言》，《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1-7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0。。第二组的陈代表则从推进现实改革工作角度强调要尽快作出定论，“对主席的评价党内应当搞个文件。否则你说是‘四人帮’的，他说是毛主席的，说不清。一些地方对三中全会精神贯彻不下去，有些人就是硬顶，因为在这些人看来毛主席还不是不能触动嘛。因此中央对主席的功过应当作出明确的评价”(64)总105，第二组(23)：《陈荒煤同志二月二日的发言》，《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71-15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1。。来自青海省委宣传部的荆代表在分享该省理论务虚会的召开情况时说：“在日常宣传工作中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如毛主席在社会主义时期关于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哪些是正确的，哪些不正确？毛主席的哪些语录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之内的，哪些是之外的？群众提出了以后，宣传干部说不清。”(65)总203，第五组(43)：《青海省理论务虚会情况汇报》，《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201-264)，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3。第二组的孙代表也批评道：“在一些人看来，反正‘四人帮’是垃圾箱，什么人的错事都往里装。”(66)总210，第二组(45)：《郭皓、徐杰同志二月十日的发言》，《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201-264)，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3。区分好毛泽东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责任，是做出历史决议的主要任务之一。

(三)要求在评价问题上把握好尺度和契机

对毛泽东的评价事关重大，因此要十分注意讲究分寸和时机。第一组的代表们提出，“评价毛泽东同志必然要联系到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67)总112，第一组(21)：《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问题已经摆在党的议事日程》，《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71-15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1。，要慎之又慎。第四组的于代表提出：“对我们向社会上宣布对毛主席的评价在国外、国内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也是一个科学研究题目，不应该不作研究，想当然地说这说那。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上，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场上，什么时候讲，讲到什么程度，这里有个量和度的问题。”(68)总166，第四组(34)：《二月七日小组会讨论情况》，《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151-20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2。第二组的林代表提到了评价的时机问题，“就拿正确评价主席及其思想来说，确实是一件非常严肃和相当艰巨的任务”，至于“这个‘评价’的工作早一点、快一点进行好呢，还是慢慢腾腾地拖下去好？我认为，这个问题解决得越快、越彻底越好”(69)总175，第二组(40)：《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是非、功过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151-20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2。。解放思想应当把问题讲透，但不等于是把错误讲多、夸大。在批评毛泽东的缺点和错误时要着眼宏观全局，既要实事求是，也要恰如其分、关照现实。

五、对会议“评价”的几点评价

应辩证地看待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在毛泽东评价问题上的作用。会上有不少意见和建议是积极的、正面的，但也有一些不足之处。这表现在出现了一些极端的看法和错误的倾向。有的从个人品质出发加以抹黑、丑化，“毛主席维护斯大林的招牌，怕‘丢刀子’，就是维护他自己；维护对斯大林的迷信，就是维护对他自己的迷信”(70)总130，第二组(26)：《孙冶方同志二月四日的发言》，《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71-15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1。；“毛主席是不欢迎批评的”，“毛主席也变得骄傲了，不谨慎了，听不得批评意见了”(71)总256，第四组(52)：《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训是必须反对个人迷信》，《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201-264)，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3。。有的将“文革”及“文革”前犯错的责任全部推给毛泽东，“十一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是主席老人家唯意志论发展下来的结果”(72)总202，第五组(42)：《对理论研究工作及其它问题的一些意见》，《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201-264)，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3。。也有的以“文革”来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毛主席晚年多次强调的，毛主席本人很重视”的“错误的东西”“我们无法说它不属于毛泽东思想”(73)总79，第四组(15)：《王若水同志一月二十五日的发言》，《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71-150)，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1。。有的笼统地以“倒三七开”的公式概括毛泽东的一生。有的“只是讲过不讲功”，“把毛主席和党中央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分开”(74)京西总4，中南组(1)：《湖南、湖北代表讨论情况》，《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第二阶段)，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4。，加以对立。有的“对一些情况复杂的文件(比如‘九评’)，甚至对重要的原则(比如‘三要三不要’的原则)，都下了完全否定的断语”(75)程中原、李正华、张金才：《1977-1982：实现转折，打开新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10页。。有的质疑邓小平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7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8—149页。的评价。也有的反对党中央1979年下发的第23号文件的“毛主席代表一个时代”等评语(77)京西总2，东北组(1)：《吉林、辽宁、黑龙江代表讨论情况》，《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第二阶段)，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4。。还有的不注意政治纪律，将会上讨论的内容向社会上传达开来，有个别党员干部甚至将自己的评价意见及党内关于毛泽东评价的争议向香港报刊公开。出现这种种问题，反映出一些理论工作者对社会极端思潮的不敏锐，体现了对党内外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以及社会上蔓延的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重视不够、理解不透、斗争不力，“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78)《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6页。，概括起来就是没有自觉意识到全党在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问题上的思想统一对于行动统一、团结向前的极端重要性。

对于务虚会出现的错误意见，以邓小平代表的党中央予以严肃批评。邓小平在“阅读理论务虚会简报，对那些错误言论感到看不下去”(79)《胡乔木传(下)》，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06页。，态度从会议之初的“敞开思想谈”“不设禁区”转为“注意右倾”。邓小平对务虚会的评价，对思想理论战线的意见反映在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主题讲话中。他在肯定此次务虚会和思想理论战线成绩的同时，对会内会外的各种错误思潮，尤其是当时一度盛行的右倾思潮，做出严厉批评，还指出思想理论战线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方向。

关于邓小平对此次务虚会及理论工作评价不高的情况，不少代表在第二阶段会议的讨论中表达了一些不同看法，认为务虚会的成绩是主要的，整体倾向于高度评价务虚会。但极个别代表认为“一些理论工作者前一段是注意不够的，没有很好按照三中全会精神办事，对脱离四项基本原则的倾向，前一段有些理论工作者认识不足，斗争是不力的”(80)京西总16，华北组(3)：《认真学习讨论小平同志的报告》，《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第二阶段)，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4。；“小平同志指出三中全会以后，思想理论工作跟不上形势，步子迈得不快，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81)友谊总18，第一组(4)：《第一组讨论小平同志讲话的情况》，《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第二阶段)，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4。。其他多数代表纷纷表示“理论务虚会应该充分肯定”(82)友谊总3，第一组(2)：《理论务虚会应该充分肯定》，《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第二阶段)，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4。、“前一段务虚会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83)友谊总1，第三组(1)：《第三组三月二十八日下午讨论情况》，《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第二阶段)，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4。、“小平同志讲话中对前段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估价低了一点”、“务虚会的指导思想是贯彻了三中全会精神的，讨论的问题也是全党实现工作重点转移要涉及到的一些理论问题”(84)友谊总25，第四组(4)：《第四组四月一日讨论情况》，《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第二阶段)，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4。。

那么，如何看待多数代表的评价与邓小平的评价不一致的现象呢？导致分歧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前者是就务虚会谈务虚会，后者是就务虚会谈思想政治工作大局。邓小平的讲话虽然是在务虚会第二阶段会议所作的，但其讲话的对象和内容广泛，评价务虚会只是一个引子。参加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代表只占听讲者的小部分，讲话是在人民大会堂做出的，听讲者还有一万多名党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机关的干部。事实上，邓小平的批评并非“对人”，而是“对事”，针对的是我们党思想理论战线软弱涣散和社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蔓延的现象。邓小平是将这次讲话当作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续篇”，旨在将“解放思想”同“四个坚持”结合起来，从而完整地阐发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在此次务虚会上，他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及时对错误态度加以制止，对错误导向加以纠正，对错误思潮加以批评，从而避免理论界错上加错。因此，邓小平的批评本质上是对理论工作者群体的一种爱护。正如胡耀邦在务虚会《结束语》时所说的：“与其说是批评性的意见，还不如说是勉励性的意见。与其说是批评性的意见，不如说对我们这条战线充满着希望，提出了很严格的、高标准的要求。”(85)胡耀邦：《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结束语》(1979年4月3日)。总体而言，邓小平认为在改革开放中，对右的危险不能放松警惕，但“主要危险”还是在“左”。

当然，因为邓小平做了批评就认为中央要否定务虚会，因为会议存在不足就断定务虚会“是一次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会议，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86)程中原、李正华、张金才：《1977-1982：实现转折，打开新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29页。。会议尽管有不足，但依然是一个开得及时、开得生动的会议，是一次有成绩、有突出意义的会议。会上出现问题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囿于从“文革”开始转向改革的实践发展情况和理论认识水平，加之与会成员的广泛性和讨论主题的开放性，在畅所欲言的氛围中，界限不好划分，分寸不好掌握，难以确保每位代表都能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对待毛泽东评价问题。历史地看，务虚会从理论上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做了研究，是在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基础上的继续前进，有效助力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问题的最终解决。一方面，与会代表的前期探讨为解决评价问题创造了契机，促使党中央越发感到解决评价问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另一方面，会议探讨也为解决评价问题提供了珍贵的思想资源，会上不少好的建议被《国庆讲话》《历史决议》所吸收。因而，揭批“四人帮”运动可谓是改革开放初期党中央解决毛泽东评价问题历史逻辑的起点，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则是其理论逻辑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