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 耀

時間： 2017年11月6日

地點： 上海滬華國際大酒店會議室

主辦方： 華東師範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

主持人： 陳志平

與會人員：

中國臺灣學者： 賴錫三(臺灣中山大學)、楊儒賓(臺灣清華大學)、方萬全(東吴大學)、何乏筆(中研院)、林明照(臺灣大學)，博士生陳康寧(中正大學)、李志桓(中正大學)、蔡岳璋(交通大學)；

中國大陸學者： 方勇(華東師範大學)、陳志平(黄岡師範學院)、劉思禾(東北師範大學)、陳成吒(上海財經大學)、强中華(西華師範大學)、楊秀禮(上海大學)、李小白(河南師範大學)、方達(華東師範大學)；

中國大陸企業家鄭伯康(浙江省再生資源公司)；

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後、博士生、碩士生等。

會議議程：

會議第一項是由會議召集人致歡迎詞。

臺灣方面召集人賴錫三先生表示，“新子學”對他來説雖然是一個新的事物，但他發現“新子學”跟臺灣的“新莊子學”及“跨文化莊子學”有很多相通之處，所以一直很關注“新子學”與臺灣“新莊子學”對話的可能。賴先生提到今年10月份在臺灣中國文化大學舉辦的第五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過一篇“新子學”的論文，對“新子學”作了一些最基礎的觀察，並借此會議與方勇教授作了深入交流。今年擬邀方老師到中山大學作報告，向臺灣學者介紹“新子學”思潮在大陸的發展，由於行程原因，未能成行。本次在上海召開會議，希望能繼續展開對“新子學”的探索。

大陸方面召集人方勇先生表示，歡迎參加座談的臺灣知名學者、後起之秀爲“新子學”提批評與建議。“新子學”從2012年發表第一篇文章以來，至今已經有五年時間，四論(“新子學”)、五論(“新子學”)還要論下去，許多基本的觀點還没有表述完。所以在現階段，希望各位臺灣專家能爲“新子學”提出批評和建議，幫助它進一步發展。

會議第二項是由“新子學”提出者方勇先生作簡要説明。

方勇先生結合自己的治學經歷介紹了“新子學”理念提出的背景。他提到，1999年7月自己從北京大學博士後流動站出站來到華東師範大學工作，開始以《莊子》研究爲主，在此過程中他逐漸發現諸子學近現代不斷上升的趨勢，於是將自己研究領域擴展至整個諸子學的研究；2006年創辦了先秦諸子研究中心，整合了華東師大諸院系的諸子學研究力量；2007年創辦了《諸子學刊》，成爲海内外諸子學研究交流互動的重要平臺；2010年啓動了《子藏》編纂工程，收書5000種左右，已經發佈了三批成果，並在近年籌備“中國諸子學會”、“中國莊子學會”，目前在等待最後的審批。這些是基礎性的工作，爲諸子學的發展在人才、文獻等方面奠定了基礎，先秦諸子研究中心在諸子學界的互動中也逐漸發揮起樞紐的作用。這個過程讓方勇先生認識到，諸子學作爲一個整體、獨立的概念已經慢慢浮現，而不再是原來那種隱含、附庸的狀態。在2012年4月召開的先秦諸子學術研討會中，方勇先生提出了“爲全面復興諸子學而奮鬥”這個口號，得到了學界廣泛認可。之後，他又逐漸醖釀出“新子學”理念，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新子學”構想》這篇文章。本文刊發之後，很快得到了多方的呼應。之所以有這種效果，方勇先生認爲這源於潛在的社會思潮與社會背景，時代需要這種理念。故而“新子學”需要進一步推動，並相繼在《光明日報》上又發表了《再論“新子學”》《三論“新子學”》兩篇專論，而以後更多的專論還要刊發下去。目前，其他刊物上發表的“新子學”研究論文已經達到二百餘篇，由此可見“新子學”發展勢頭之迅猛。從歷史上來看，兩千年來中國文化表面的主流是儒學獨尊，自從董仲舒提出“獨尊儒術”後，這一文化方向延續了兩千年。但近代，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的文化受到了衝擊。這種古今巨變，可以拿大陸漂移理論作個比喻，縱觀數千年來世界文化與中國文化之發展，譬猶不同大陸板塊之間經由獨立漂移轉而互相碰撞衝擊，原先的矛盾只發生於板塊内部，新的矛盾則會從板塊内部擴張至板塊之間，由單一之個體超越至彼此之關聯。百年以來，中西文化之碰撞交流亦復如是。初始，西方文化及觀念伴隨着亂世之戰强勢進入中國，異質文明在引起震撼的同時，也給國人帶來了無所適從的茫然。這時候，儒學無法適應形勢，逐漸衰微，西學如入無人之境。當然，現在隨着國勢的回升，傳統文化開始回温，儒學也開始復興。但目前僅靠儒學是無法應對現實的，這時我們便再次遇到了一個文化大方向選擇的問題，這個選擇將關乎中國今後百年甚至千年的文化命運。方勇先生認爲，這時我們一方面應以傳統文化爲主，吸收世界上的各種優秀文化，另一方面，我們又要防止儒學向極端發展。這時，諸子學能提供很多優秀的思想資源，在面對國際關係、商業發展等問題上，它比獨尊儒學的思路體現出更多的優勢。基於這些考慮，“新子學”的提出有相當的必要性。而“新子學”的内涵應該是很豐富的，並不是由某一個概念就能框定住的，它是開放性的，是多元的。從中國傳統文化的角度來講，現在能面對多元世界、複雜現實的學問，可能也只有諸子學這一塊，“新子學”應該是一個合適的選擇。現在學界無論是哪一領域，都應該抛棄門户之見，共同爲尋找中國文化的發展方向來貢獻力量。

會議第三項是由臺灣學者對“新子學”作評論和探討。

首先由楊儒賓先生發言。楊儒賓先生的發言從子學本身開始梳理，談到了子學和經學之間的關係，由此討論了“新子學”和新經學之間的對照。楊先生認爲，“新子學”的産生是基於特定的時代背景，源於時代的呼唤，即使方勇教授没有將它提出來，也會有人來進行這方面的嘗試，只是格局和氣魄可能没有目前那麽大。而新經學也值得重視，因爲經學已變成一個象徵，它和整個傳統有着極密切的關係。那麽“新子學”和新經學這兩種事物，一個契合着時代，一個系聯着傳統，它們之間的異同關聯值得深入思考。之後，楊先生又提到了《子藏》編纂和“新子學”的關係。他指出《子藏》工程規模浩大，是歷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文獻整理工作。而且每一種新的學術出來，都需要相應的文本作基礎，《子藏》在文獻整理上固然是留下千秋萬代的功業，但從更長遠角度看，它也是爲子學的進一步發揚打下了很好的基礎。在這方面，楊先生很認可方勇教授在《子藏》的基礎上繼續探索子學的意涵、發揮子學的意義，提出“新子學”這種能衝擊到社會思想、具有更高文化期求的事物。所以，“新子學”能發揮多大的價值，關鍵在於它能否在文獻基礎上闡發出理論意義，對此楊先生用清代學術作了反面例證。他認爲清代學者在文獻方面成就卓越，但是其中具有理論意義、文化意義或者説是解釋力的著作的確不多，它自身缺乏思想的力量。而關於思想力量的問題，楊先生又認爲思想或者學術的創新都只能透過一個一個的人來實現，不像文獻工作可以通過集體協作來完成，所以他强調對目前的“學術整合”熱潮要有客觀態度，能意識到它的價值，也要意識到一些具有思想力量的理論其産生往往都取決於某一個個體的人。進而楊先生又反觀“新子學”，指出現在“新子學”是一群人在談，故而他嘗試將“新子學”理解爲學術、文化兩種現象相融合的複雜形態，它既符合學術創造是由個人所發起的規律，又是代表一個群體的意願、作爲一種表達公共意志的文化現象。之後，楊先生又以自身的莊子學研究爲例來切入“新子學”的相關問題。他指出，新儒家過於强調道德意志和心性主體，似乎缺乏一些其他的東西，而在《莊子》中，尤其是王夫之的《莊子通》中，對“氣”、“物”、“技藝”等範疇有着强烈關注，這能很大地補充新儒家的缺失。而且在研究過程中，他又結識了很多對《莊子》持有相近看法的學者，他們都形成了與傳統不同的《莊子》理解方式，會更加强調莊子的人文性格，如莊子的寬容和對差異的尊重，以及《莊子》文道之間的融合關係。總之，各位學者對《莊子》的關注點雖然不同，但相互之間總能發現呼應的關係，於是這就形成了對《莊子》的一個新的詮釋方向，在島内、大陸甚至歐洲都有了學者的回應，這種方向便有了集體的意義，新莊子學也由此産生。楊先生認爲這種理念的誕生與他本人的學術性格有關，但更能説明當代學界希望透過《莊子》對文化有種新的想像。最後，楊先生總結，“新子學”在發展時，可以把新莊子學當成經驗作參考，同時注意對清代學術作反思，在未來走出自己的道路。

之後會議召集人賴錫三先生對楊先生的發言進行了詳細評析。他認爲楊先生的討論既關注到了宏觀層面，也照顧到了細節層面。宏觀層面提到了子學和經學之間複雜的關係，這説明“新子學”的提出有其特定的時代契機，不是單純由個人意志推動的，而是社會的確有這種需求。今天我們要在這個脈絡下對照子學和經學，理解子學的活力與子學的復興。之後，楊先生提到了清代學術的問題，這就點出了子學文獻除了有歷史的功業之外，它還關涉了子學理論向深層展開的問題。此外，賴先生指出楊先生在臺灣不僅是儒學研究的大家，也是在背後影響臺灣莊子學思潮的重要人物，所以楊先生在新儒學内部也是一個“他者”，他對新儒家也有補充甚至挑戰，這跟研究《莊子》有密切關係，他的這種治學方式對臺灣莊學研究有着深遠影響。這啓發“新子學”在注重團隊合作的同時，也應注重内部各個諸子研究者的差異性創造，這方面楊老師樹立了很好的榜樣。

第二位發言學者是方萬全先生。方先生指出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英美語言哲學、分析哲學，他在研究行動理論的時候發現其中的技藝現象跟《莊子》中“庖丁解牛”所提到的問題之間有相通之處，故而感歎千年前的莊子和當代的哲學家在關於技藝現象的問題上有着如此相近的關注，而且莊子在這方面的成就不在他們之下。所以，通過這段治學經歷，方先生强調他在治學時是一個“機會主義者”，無論是概念的取得還是理論的使用，只要適合所要研究的對象，無論古今中外，都可以拿來運用。由此進行延伸，方萬全先生認爲方勇教授的“新子學”理論大可大膽地接受西方學術，對西方學術不需要有一種既擔心又期待的猶疑態度。之後方先生又借由西方道德哲學和《莊子》相互闡發爲例，進一步論證了他的觀點。而“新子學”鑒於民國諸子學與西學溝通時存在的問題，提倡面對西學時保持審慎的態度，對此，方萬全先生也有辨析。他認爲，當時學者對西學的認識仍然較淺，而現在的學者對於西學的瞭解明顯深入了一個層次，所以他對於中西學術的會通持有樂觀態度。方先生還提到他近期在考慮能否用道德情感這個西方哲學理論的視角來理解儒學或者子學領域的思想，這些都説明了中西學術會通的可能性，並且在這種會通過程中我們會發現中國學術很有價值的内容。最後，方萬全先生進行總結。一方面，他認爲對於西方理論應該大膽接受，如果出現問題，自然會有後人糾正，這也正是學術發展的過程；另一方面，“新子學”也不能完全排斥哲學，之前“新子學”的相關論文經常認爲哲學作爲西方文化的産物，總會掩蓋子學的原貌，但方萬全先生認爲任何學術都有遮蔽，不唯哲學和子學之間如此，而子學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它的哲學性，哲學自身無窮的生命力又會給子學帶來無窮的生命力。所以，子學進行多元發展，這完全正確，但哲學絶對是子學優異性所在。

賴錫三先生對方萬全先生的發言也作了深入的評析。他首先指出方先生的莊子學研究有着很重要的價值，這種由分析哲學切入的研究和傳統的莊子學研究相得益彰，對於當代莊子學研究意義重大。方萬全先生在分析哲學領域是一位比較重視研究中國哲學的學者，他對《莊子》這一文化傳統有着充分的尊重，而且抓住了技藝等現象作爲中西文化的共同關注對象，以此作爲溝通中西哲學的切入點。那麽，這就能啓發“新子學”重新看待西方哲學，不再把它單純地看作是對自身的遮蔽，畢竟西方哲學也在發展。故而賴先生希望子學精神能够提供强大的思想資源給方先生這類治西方哲學並對傳統哲學有敬意的學者，並認爲這完全可以成爲構建“新子學”範式的參考。

之後，何乏筆先生的發言主要圍繞本土與多元的問題以及跨文化新莊學對“新子學”的啓發兩個方面展開。何先生首先指出，現在是文化轉型的關鍵時期，人們都在思考着如何面對傳統，而“新子學”涉及中國文化大方向的抉擇，對這類問題更應該保持慎重的思考。“跨文化新莊學”正是在這方面有深刻反思，值得大家借鑒。所謂“跨文化”就是能通古今中西之變，能看到這四種文化元素在演變中的複雜交織，而這種情況和現代性結合，就涉及了所謂的“混雜現代化”，尤其是在中國等非歐美國家表現得更爲典型。那麽在這種脈絡下什麽叫作以中國爲本？中國在百年來選擇了走徹底西化的路線，那麽這時“新子學”倡導以本土爲主，這又將是一個怎麽樣的“本土”？可以説，這個本土已經不是中國本質上的本土，它已經包含了很多西方的東西，這是一個混雜的“本土”。所以“以本土爲主”的主張，必須要把跨文化、混雜現代化等問題思考進來。之後，何先生則進一步解釋了爲什麽要把莊子和跨文化結合起來。他認爲莊子和目前中國臺灣地區的文化處境密切相關。一方面，從新角度發掘莊子思想能爲中國古典哲學在臺灣地區的研究注入活力，對抗“去中國化”思想帶來的挑戰，另一方面，這也能幫助學者在西方思想資源之外尋找相應的中國傳統思想資源(如自由主義等)，由此間接地支持或回應當前發展的問題。對此，何先生又舉了“《莊子》主體範式”的研究爲例，提到之前楊儒賓先生對《莊子》氣化主體研究的成果，認爲這些成果回應了目前臺灣地區中國哲學面臨的挑戰，也開拓了與歐洲學界的對話空間。所以，何先生總結認爲，之所以選擇《莊子》，是因爲《莊子》提供了一種新的溝通模式，在《莊子》的氣化主體範式中，可以看到人與自己、人與世界的一種全新的溝通模式，這極具當代意義和發展潛力。最後，何先生提出了對“新子學”的期待，他好奇于先秦諸子中，除了《莊子》，是否還有其他諸子能提供這種具有當代性和發展潛力的概念。

賴錫三教授對何先生的發言進行了進一步的深發。他指出“新子學”强調多元主體、多元世界，擺脱了以中國爲中心的天下觀，體現了很宏大的胸襟。同時，“新子學”又强調以中國文化爲本，這又值得我們深入辨析，因爲這裏“中國”或“本”的概念，其實已成爲文化交織百年之後的事實，這時，混雜現代性的問題就一定要引起我們的重視。賴先生提到他的上次會議論文中有對這方面問題作的專門探討(1)賴先生在臺北“第五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會議論文《大陸“新子學”與臺灣新莊學的合觀與對話——學術政治、道統解放、現代性回應》中，在“中國優位”和“多元開放”間矛盾的問題上對“新子學”提出疑問：“方教授的‘新子學’主張，在面對‘世界性與中國性的糾結’這一跨文化處境時，除了明顯站在中國性的優位這一端，多少也仍然預設了(細微的)東西二分架構，亦即中國性與世界性的本末優次二分之架構。而正是這種中國優位的關懷與東西二分的前見，可能使得‘新子學’在擺脱舊有理念束縛的‘原創精神’，融會當代新理念的‘處士横議’，以及中國學術如何進行世界性回應的‘多元開放氣質’，容易停留在觀念上的呼求，並對‘即中國即世界’的非二元論之跨文化交織，顯得相對保留與保守。如此一來是否使得‘新子學’的果敢與回應當代的新文化轉型課題，在觀念與實踐之間産生徘徊猶豫與不易跨越的間距？這將是值得觀察與對話的課題。”，希望能引起研究者重視。他表示《三論“新子學”》中提到了“多元現代性”，與這裏的“混雜現代性”概念是相近的，故而他期待在這點上兩方學者可以進行更深入的溝通。

之後，林明照先生又進行了發言。他首先强調了之前三位學者在“新子學”和“新莊學”及“跨文化莊學”之間嘗試對話和互動的重要意義。之後，林先生主要結合自己閲讀過的“新子學”論文，從“新子學”内部提出一些想法和見解。他先探討了“新子學”在子學研究中的“新”面向，包括新的材料(如出土材料、新整理文獻)、新的方法(如臺灣莊學研究中分析方法、跨文化方法)等，這些都意味着子學研究的新方向。在面對這個新方向時，“新子學”提供給了學界具體的規範和要求，可以説，是一種方法論層面的事物，這些都是探討“新子學”時值得更深入的方面。那麽，進一步來説，這就涉及剛才楊先生、方先生討論的問題，即一個新的學術典範或方法可不可以産生於集體式的經營？或者只能源於個體的創發？或者這兩者之間有一個結合點？所以參考之前“新莊學”的例子，“新子學”是否可以繼續保持團隊研究，但又能建立在自主性研究方法的展開上，這種學術内部的方法問題很值得探討。林先生還探討了諸子學和哲學的關係。他認爲“新子學”意識到哲學對子學張力的限制，這種觀察很敏鋭，所以之後研究中，可以嘗試更多的跨學科交流。關於執古應今的問題，林先生也有深入的思考。他認爲如果我們當代人爲應對當代問題而去回顧古代思想智慧(如先秦諸子學)，這時會遇到一種困境，即我們當代人也承受着當代問題，我們帶着有問題的心理去面對古代，又如何保證得出的成果能够應對當代問題？所以“新子學”似乎可以先不急着用諸子理論來直接應對當代問題，而是先用諸子理論來分析我們當代面臨的問題是什麽，這意味着透過諸子學實現對當代的理解應成爲一個更優先的面向，這不失爲解決困境的一個方法。最後，林先生繼續討論了“新子學”與跨文化的問題。他指出，無論是新儒學還是“新子學”，面對東西方文化都有一種二分的預設，認爲東西兩方文化很不一樣，比如西方是個體的、斷裂的、重知識的、重論證的，東方是群體的、延續的、重實踐的、重直覺的。這種二分似乎會影響東西方之間的理解和對話，所以“新子學”作爲對傳統學術範式的革新，這些固有觀念也是值得它去反思的。

會議第四項是大陸學者進行回應。

針對臺灣學者精彩的發言，大陸學者作了認真的回應。首先是方勇先生圍繞“新子學”理念作了進一步闡發。關於如何處理中西方文化的關係，方勇先生主張以中國文化爲主體。他以當前高考爲例指出，原來語文的重要性有些被忽視，學生往往不願在語文方面花很多精力，結果導致外語掌握得較熟，而母語運用技巧較差，現在政府已有調整，開始關注母語教育，增加語文考試的分值比重。從這個簡單的例子就可以一葉知秋，體會傳統文化在個人成長和國家發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關於“新子學”和各種學科間的關係，方勇教授指出，“新子學”不只是局限在一種學術領域内，它和各類學科都有互動。甚至它已經超出學術界進入了教育界，出現在中學考試裏面，説明教育界人士對“新子學”理念不僅有瞭解，而且很肯定。去年11月份由廈門大學、上海大學、河南省社科院在廈門聯合舉行的“‘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傳統文化的傳播爲主題，吸引了很多傳播學界的研究者參加討論，他們認爲“新子學”對開拓他們的視野有很大作用。所以“新子學”應該被視爲一種理念的引導。關於“新子學”和哲學，他指出，“新子學”並不是要脱離哲學思辨，只是説現在的諸子學被肢解到文史哲各學科下，各學科學者互不相通，研究領域過於瑣細，而且寶貴的子學思想資源都被拆解成哲學的資料、史學的資料、文學的資料，所以他主張中國傳統的東西要回歸到整體來研究，而不是説要去哲學化。關於古今的問題，“新子學”提倡一種理念，不是直接拿來斷案，古人有用《春秋》來斷案的，但“新子學”不打算這樣做。“新子學”提倡一種開放多元的子學精神，這是經過整合而得來的總的精神，而不是説某一家的具體説法可以直接拿來用。方勇先生回顧他對“新子學”的研究歷程，指出剛開始的《“新子學”構想》是比較籠統的、概念性的、口號性的，之後的文章將逐漸具體化，每篇側重於某一具體方面展開論述。另外，方勇先生申請了“‘新子學’與中華文化重構”這個國家社科項目，在“新子學”討論深入了之後，將具體展開這個專案，對它全面總結。然後，當“新子學”發展成熟後，學界内部會再進行第二輪消化，就像孔子之後有孟子發展，老子之後有莊子發展，當孔孟、老莊爲儒、道定型後，後人便可以更自由地發揮。“新子學”的思想體系經過幾輪完善而確定之後，後人也可以自由地發揮，而現在“新子學”所表達的仍只是部分的觀念，之後還有待進一步完善和定型。總之，方勇先生指出“新子學”如果能契合時代的發展方向，它自然會有無窮的生命力。所以，現在需要各路專家來爲“新子學”把脈，幫助“新子學”形成正確的方向，從而引導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朝着正確的方向發展。發展“新子學”任重道遠，因爲它不是針對某一個學科、某一種理論，而是要理出一種共同的理念，很難把握，這個過程需要各路專家多給意見，從這個方面看，本次會議意義很重大。

劉思禾先生針對臺灣學者的建議作了更深入的探討。他指出“新子學”這一術語是一種期待，“新”意味着對原有格局的不滿，意味着可能的方向。“新子學”有兩個層面： 一是學術層面上諸子學在當代的展開，爲諸子學研究提供一個新範式，剛才林先生的建議主要側重這一層面；另一個層面，“新子學”被視爲文化觀念，涉及道統、政統、多元等概念。在討論“新子學”時其實可以將這兩個層面結合起來。劉思禾先生提出我們現在研究子學時一定要反省目前的哲學史寫作能否真正切入到先秦原本的語境中去，比如孟子、荀子等學者都會很重點地討論土地、税收等實際問題，這些問題和其他問題在當時語境下都是圓通的整體，我們没法繞過去，但這些内容在當下範式下卻是没法展開的。基於現代學制形成的解説方式給我們百年來的子學研究帶來很多問題，所以我們應該思考能否找到一種辦法來解決它們，這是“新子學”的一種“新”。第二方面的“新”涉及歷史上關於經子關係的叙述，劉先生將其視爲今天討論諸子學的基石。他認爲，《漢志·諸子略》中保存下來的諸子學格局經過後代的演化，脱離了先秦的基本語境，導致在很長時間内“經尊子卑”、儒家高於其他諸子的觀念占主導，直到胡適、雅思貝斯等人才對之提出挑戰。因此，今人研究諸子學所立足的基點是需要進一步檢討的。沿着漢代之前子學順延、不斷裂的演進傳統會發現更複雜、更細膩、更具啓發性的原初境遇，這就是“新子學”的另一種“新”。接下來，劉先生針對臺灣諸位先生的提問作出了相應回應。針對楊儒賓先生關於經子劃分的論述，劉先生表示接受，同時提出，在現代性的世界中各種傳統都在融解，經學在傳統社會所占據的地位不一定能够維持下去。劉先生認爲，我們需要探索的是在經子關係處於混沌形態的時候，有没有一種脈絡導向了後期的格局。如果有，那種脈絡有没有另外解説的可能性。他認爲這是諸子學視域的獨特視野，能發現在現有學科架構下無法觀察的問題。針對方萬全先生所講的“機會主義者”的方法，劉先生認爲，這種方法適用於單部經典，但諸子學是一個整體，内部的相關性十分密集，無法直接與西方資源相對應，因而會有諸多限制，所以必須采用整體性的處理方法，切入到原有的文獻與語境中去。針對何乏筆先生和賴錫三先生關於“何爲本土性”的疑問，劉先生首先引用林明照先生所講的將其作爲一個策略性的思考與方便的工具來看待與使用。接着又講到了另一個層面，他認爲所謂“元典”，是一種期許或指向，前提是警惕異己的觀念與話語體系，即不能隨便使用西方話語來解釋先秦經典。何乏筆先生講的“混雜現代性”的問題在於其内部並不能構成相對圓通、具有融貫的生命力的整體，那“混雜”也無所指向。我們現在研究的是，如何實現將中國早期的思想參與到自身的現代性建設中來。“新子學”的建構，能够探索早期思想的脈絡、境遇與意識，研究其與中國現代性的圓成的内在相關性，這是我們的期許。針對林明照先生提到的關於“新子學”的叙述、形態建構等，劉先生引用方勇先生關於“新子學”研究方法的表述，即研究的原理化與社會科學化來説明。他進一步將“原理化”表述爲“恰切的理論性”，他認爲做到這一點需要細微的辨析和研究，同時借鑒西方哲學的研究理論。社會科學化是學科性的問題，兩種可能的方向分别是跨領域研究與自身知識結構的調整。針對林先生“現代人以有問題的心靈，借助古典的未知所以然的文本面對當世的問題，有效性如何實現”的問題，他認爲，真正古典時期的經典，是有一種洞穿力的，雖然這種探索有一定風險，但也值得去努力。

陳成吒先生進一步作了回應並談了自己的認知。他認爲，“新子學”是面對傳統文化發展與當代中國文化走向的新的視角、路徑和平臺，歸根到底是一場文化實驗。首先，他回顧了“新子學”提出的背景與契機。他認爲，當今時代缺少能切中社會現實、解決社會與學術文化發展問題的觀點。每個時代都會有每個時代的問題，由此會産生一群思想家。他着重强調了“一群”而不是“一個”。他結合個人研究，認爲之前研究的缺陷在於缺少將個人置於群體中的群體性研究。接下來，他從社會現實、學術發展、個人困境三方面問題來闡釋“新子學”提出的必要性。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一直是儒家以經學爲核心的“以一統多”的模式，這種模式的問題在於無法從根本上解釋諸子百家的問題。諸子百家的現象啓發我們需要更多注意到群體性，不能只强調某一家。以此來理解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意識的重構。陳先生又針對“新子學”涉及的中西問題進行了辨析，他認爲應該摒棄二元二分的觀點，强調“互爲他者”，通過“他者”來確立自我。“新子學”强調“以中國文化爲本位”實際上源於中國文化徹底西化的現實。由此出發，陳先生又進一步闡發了“新子學”與哲學的關係，他認爲，現代學科下的哲學主要采用的是西方的方法論與思維方式，單以這個視角很多問題無法解釋。而子學本身應當是思想性的探討，這也是“子”相對於“經”、“史”、“集”所特有的，因此，“新子學”的“子”是諸子百家的“子”，兼具個體性與群體性，具有不同於經學的特性。

方達先生則專門針對賴錫三先生和何乏筆先生對於“新子學”的疑惑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爲，“新子學”所提倡的中國“主體性”和“多元性”是一種需要深入辨析的概念。“主體性”意味着對中國作爲一個叙述主體的承認，“多元性”意在表達先秦諸子思想的基本形態，以及構成中國文明架構過程中的具體作用與意義；另一方面則是着眼中西文明碰撞的層面，尋求一種在此交互過程中凸顯“新子學”自身意義的價值立場。“主體性”和“多元性”如何溝通，“新子學”還需要在理論架構的層面上給予詳盡的界定與論證。既而方達先生提到，在賴錫三、何乏筆兩位先生看來，“大陸新子學”與“臺灣新莊子學”的基本精神和觀點相似，都批判學術政治化所造成的一元獨尊，並嘗試恢復學術多元自主性的衆聲喧嘩，皆企圖解構“以一禦多”的文化中心論、本質論、主幹論，並由此解構而走向學術自由、文化多元的多音複調。也正因此，兩位先生對“新子學”同時所堅守的“主體性”表示出疑惑： 在消解中國傳統思想舊有架構，認識到“混雜現代性”境遇中不得不面對的“多元化”的同時，“新子學”在學理層面上，如何可以宣稱自身具有“主體性”呢？對此，方達先生則指出，實際上，先秦思想的核心問題意識便是司馬談所説的“務於治”，而司馬氏所謂的“治”不僅僅是現實的社會治理，更反映了先秦諸子時代的基本文明形態，即先秦諸子對“人”與外在世界交互和諧狀態的普遍性追尋，而這種“交互”的方式又意味着作爲思維載體的“人”，始終對變動不居的現實境況保持相應的思考與解決的辦法。“新子學”對諸子思想的整體概括顯然已經跳脱出傳統的“經子關係”，在承認以“六經”爲代表的“繼承”與相應的“重構”具有相同價值的基礎上，諸子思想不僅在達成最終理想秩序狀態的方法層面上，呈現出多元化的面貌，而且還在相互詰辯的過程中體現出對周文系統“主體性”的繼承。换句話説，雖然諸子在具體思想主張上體現出極大的差異性，但從未出現過對中國文明主體性的否定，而只不過是在達成方式上具有批判與反批判的“反思精神”。因此，“新子學”所説的“主體性”是站在中國文明的層面上，在認爲中國文明與其他文明型構具有不同形態的基礎上提出的，而“多元性”則是在特定文明内部的方法論的意義上展示出來。“新子學”的“主體性”與“多元性”在學術層面上的意義在於： 在堅守自身文明“主體性”的同時，對構成文明的學術思想始終保持一種反思與批判的態度，並由此相應地通過方法論上的“多元化”，規避“主體”自身的獨斷與僵化。如果直接以“去中心化”思維模式來觀看“新子學”，其所提倡的“多元”與“主體性”確實無法呈現出自洽性。但二者的問題在於，這種普遍化的“去中心化”思維模式，是否可以越出思維的界限，直接作用於實實在在的傳統經典文本之上，並由此得出相應的包含了對現實判定的學術結論。换句話説，這種“去中心化”的思維模式是否已經在“人”實際的運用過程中得到了反思與批判。正如《再論“新子學”》一文所説，這種没有共識的“多元化”就是缺乏自我批判的“多元化”，其到最後只能呈現爲一種完全碎片化，甚至虚無化的面貌。而對於“共識”中的“多元性”與“主體性”，“新子學”恰恰給予了自己的回答。

會議第五項是由臺灣的博士生發言。

首先發言的是來自中正大學的陳康寧博士。他從三個角度對“新子學”提出了疑問。首先，他提到在閲讀的關於“新子學”的文章中，印象比較深的是郝雨先生提出的“新子學”的對立面是“新儒學”的觀點。他承認儒學在發展中的單一性問題，但同時也强調儒學對於處理現代性問題的重要作用，批判新儒學並不是否定儒學。他認爲，對儒學作反思，與把“新子學”與新儒學對立起來關照具有不同的意義。他擔心理念上的對立到一定程度會産生一些問題。第二，他指出，很多文章提到先秦諸子百家争鳴與現代中國的學術面貌很相似，並引劉思禾先生的觀點“新子學的主旨問題是帝國邏輯”，核心是面對當時的體制提供一種强有力的批判。針對這一觀點，他提出疑問，“新子學”面向中國社會與文化能提出怎樣的批判？第三，他提出，“新子學”主張以“多元並蓄”的視角看待諸子，但諸子各派都充滿張力，那麽“新子學”應該以什麽樣的理念看待這種張力？

接下來發言的是中正大學的李志桓博士。他談到一些大陸學者拒絶使用“主體”這個詞，他認爲這是一種語言上的誤區，臺灣學者想表達的是“比較”的意思，而大陸學者擔心這種比較變成廉價的套用。他認爲“新子學”也是在與經學、儒學的對照中發展起來的，這與中西比較的意義是相通的。其次，他提出了“新子學”是應用於學術史還是當代生活的疑問。他認爲在學術史意義上，可以通過寫作文章來改寫學術史的圖像。在當代生活中，中國社會的古典文化資源取向還是儒學與經學，我們從中尋找智慧有時會産生激情的誤讀。所以，在與當代生活的關係上，“新子學”應該與儒學進行對話，這樣才可能會産生更好的古典語境。

最後發言的是交通大學的蔡岳璋博士。他通過幾個提問來提出自己的想法。第一，他提出臺灣新莊子學和港臺新儒家的出發點是自由民主，大陸新儒學出發點是爲了克服西方社會由民主衍生出來的危機，大陸“新子學”在面向現實的意義上如何看待這一點？“新子學”與大陸新儒學在同一政治框架下應如何避免内部矛盾與自我異化？第二，他提出應以比較的視域看待亞洲各國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對於“新子學”，應如何在歷史自主性與排他主義的危險中取得平衡？

會議第六項是與會學者自由討論。

首先，經濟學界代表浙江省再生資源公司鄭伯康先生發言。他從自己長期從事企業工作的經歷講起，認爲企業經濟與管理方面的理念都是來自西方的，中國本土的經濟學並没有産生。鄭先生説，方勇先生的《“新子學”構想》對他啓發很大，他認爲企業家應該從諸子百家的思想中吸收營養，形成本土的競争優勢，進而提出了“子商”的概念，並撰文闡釋這一理論。他認爲，“子學精神”就是多元、開放與關注現實，而學術也應當爲現實服務。接下來，鄭先生以《“新子學”理念價值與“一帶一路”戰略實踐的思考》爲題，闡發了自己的見解。他從三個緯度闡述了“新子學”與“一帶一路”戰略的聯繫。第一，提出的時間節點高度吻合，都是時代發展的必然；第二，精神高度吻合，都是時代應對的産物；第三，格局與氣度高度一致，都爲中華民族的復興與人類文明做出了貢獻。鄭先生認爲，全球共用諸子文化的時代已經到來，必將影響更加久遠的未來。

其次，陳成吒先生對臺灣博士生的發言作了相應回應。針對陳康寧博士提出的“新子學”與儒家的關係問題，陳先生認爲，“新子學”並不是單純批判儒家，而是揭示儒家對文化構解的問題。“新子學”是把儒家作爲諸子百家中的一家，與諸子相互連通。對於“新子學”與政治的關係問題，陳先生表示，“新子學”不依附於任何專制或社會進步的反面。

然後是强中華先生的發言。他認爲，臺灣學者以包容、開放的心態來談“新子學”，本身就是一種子學現象。他將“新子學”的理念凝煉爲“多元共存”、“多元化生”。他認爲，“子學精神”在過去很多領域都存在，也在很大程度上被遺忘。我們提出“新子學”，首先要引起大家的關注，關於它的内涵、方法論等還要繼續探討。

接下來是楊秀禮先生的發言。他將本次討論的問題歸納爲“新子學”如何接入傳統、接入大衆，如何處理好自我與他者的關係，在這一過程中應提供一種什麽樣的智慧與胸懷。

最後是李小白先生的發言。他以自己史學的專業背景，提出如何以史學的角度看待子學與“新子學”。他提到，方勇先生所主持的《子藏》工程與諸子學術史的梳理，提供了清晰的歷代子學發展的圖景。他認爲，要從史學的角度重新定位歷史上的子學，子學的文獻都可以作爲史料，來梳理歷史脈絡中子學發展的處境，及其與周邊勢力的關係等。這是一份“正本清源”的工作。另一方面，他提出，從研究主題的延展性與可持續性來看待，一個議題的提出要有很强的解釋空間，從而吸引更多的人從事這方面研究，獲得對於自己生命的滿足，這也是子學精神的體現。

會議最後一項由會議召集人作總結發言。

賴錫三先生表示，“新子學”的内部有很强的張力，一方面“新子學”核心研究成員所做的探索在回歸歷史脈絡，找回整體的原初語境，這個恢復有對於斷裂的原初的元語境的批判，也有對當代文化主體性的找回，這一部分的學術工作很扎實。另一方面，賴先生指出，面對時代與個人的焦慮，我們回到兩千年傳統的歷史語境，在叩問古典的時候，還是以回應時代的處境爲出發點。這就有兩種張力，到底是以回歸歷史爲優先性，還是以面對當下的處境爲優先性。他以何乏筆先生與法國漢學家于連論辯的例子來解釋這個問題。依據于連的立場，在中西文化交流之前，比如先秦，是一種純粹的原中國，不涉及任何西方的概念，因此于連反對用西方當代的概念去翻譯原初中國的語境，並强調古希臘和先秦是兩種異質性的文化。何乏筆認爲這種論點是强調歷史優先性而對于連提出批評。何先生提倡的優先性是面對當下，這個處境的優先性是叩問古典的基點。賴先生以此對“新子學”提出建議，認爲“新子學”兩個方向都想打通，但目前研究人員主力的訓練在回歸原始語境。實際上，這兩方面不是對立的，“新子學”有對現實的關懷，就必須讓這兩者相互轉化，這樣才能合乎“新子學”復興諸子、應對現實的追求。

方勇先生最後作總結發言。他表示，“新子學”的提出是爲了共同探討中華民族文化發展的大方向，很希望以賴先生爲代表的臺灣學者提出批評與建議。並希望何乏筆先生能將“新子學”介紹給歐洲學術界，希望方萬全先生以中西打通的學術背景多爲“新子學”提建議，另外，林明照先生以哲學的思考對“新子學”提出的觀念性的問題都很值得重視。方先生認爲，這次會議對“新子學”的推進起到很好的作用。同時他也提出，“新子學”是大家的，我們所做的工作都在爲中華民族的發展探索一些路徑。方先生同時講到，明年六月將要在韓國召開“新子學”國際學術探討會，明年十一月在上海也要召開“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期間還有很多小型會議與個人間的探討，方勇先生誠摯地邀請大家共同參與到“新子學”的探討中來。

最後，與會學者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