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以昭

經學思想及其方法論問題，是中國經學史和中國邏輯學史研究的重大課題之一。如果能從整個歷史過程中對歷代經學家的思想及其治經方法作系統的考察和科學的分析，是會大大有助於中國經學史的探究的。我認為戴震的經學思想及其治學方法頗有特色和代表性，他在清代中期當統治者重新將程朱理學抬出來奉為官方哲學時，敢於衝破禁錮，主張從文字訓詁入手來研究經學，指出經學研究的目的在於“明道”，對“輕憑胸臆”“鑿空”的宋學進行猛烈的抨擊，揭示出“以理殺人”的實質，這在當時不啻是石破天驚之論，也深深影響和引導了一大批學者，從而形成一個重要的經學派别——皖南學派。這裏試對戴震在繼承與發展經學思想及其方法論方面的成就與貢獻作出評述。

一

首先，他特别强調治經的宗旨和目的在於“明道”，這是戴震經學思想中最重要的核心内容，在論述上往往把思想、目的和入手方法結合起來論述，顯得極為顯豁、明白。他在《沈學子文集序》中説:“以今之去古既遠，聖人之道在六經也。當其時，不過據乎共聞習知，以闡幽而表微。然其名義制度，自千百世下，遥溯之至於莫之能通。是以凡學始乎離詞，中乎辨言，終乎聞道。離詞，則捨小學故訓無所藉；辨言，則捨其立身之體而無從相接以心。”在《古經解鈎沉序》中更明確指出:“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未有能外小學文字者也。由父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譬之適堂壇之必循其階，而不可以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