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桃坊

中國在20世紀之初興起的國學運動以1905年《國粹學報》的創刊為標志，自1919年新文化的代表人物胡適號召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得到學術界的響應，使國學運動出現新的傾嚮。此年傅斯年也認為“研究國故必須用科學的主義和方法”。1926年顧頡剛在回答某些學者對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質疑時説:“國學是科學中的一部分(如其是用了科學的方法而做研究)，而不是與科學對立的東西。”①胡適:《新思潮的意義》，《胡適文集》(2)，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57—81 頁；傅斯年:《毛子水〈國故和科學的精神〉 識語》，《傅斯年全集》(1)，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62 頁；顧頡剛:《北京大學國學門周刊發刊詞》，《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索引》，上海: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6年，第169 頁。新文化思潮的學者們所提倡的科學方法是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學研究的實證主義方法。實證主義注重在研究工作中採用一般的自然科學研究程式，特别是胡適引入美國杜威的實用主義和傅斯年引入德國蘭克的實證主義史學對國學運動新傾嚮産生了重大的影響②謝桃坊:《國學研究與科學方法》，《國學史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69—88 頁。。然而西方近代科學重證求真的精神與中國清代乾嘉的考據學是有相通之處的，國學運動新傾嚮的代表人物即認為清代考據學是採用的科學方法。梁啓超談到清代考據學時説:

凡欲一種學術之發達，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方法。清代考證學，顧(炎武)、閻(若璩)、胡(渭)、惠(棟)、戴(震) 諸師，實闢出一種新途徑，俾人人共循，賢者識大，不賢識小，皆可勉焉③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年，第18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