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郑跃峰，早年随少林宗师梁以全习武，中国武术七段，著名少林武术专家，国家级武术裁判，多次担任全国和国际重大武术赛事裁判长、河南省重大武术赛事总裁判长，连续担任第九、十、十一届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数万人展演活动和开幕式总导演，两次被登封市政府授予个人三等功，现任登封市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

郑跃峰勤于思考，勇于钻研，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武术理论体系，主编有少林武术教材，执笔创编的《少林拳竞赛套路——拳术、刀术、枪术、剑术、棍术》计60万字的系列丛书在全国发行，结束了少林拳没有规定竞赛套路的历史，使少林拳更规范、科学地普及和推广。多年来，郑跃峰担任河南省武术教练员、裁判员培训班少林武术技术理论主讲，并被多次邀请为大专院校授课，培养出了大批世界冠军、全国冠军，为登封及全国培养了万余名优秀的武术教练员，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武术裁判员。

明朝近三百年间（公元1368-1644年），少林寺武僧至少六次被朝廷征调参与官方的战争行动。少林武僧在战斗中屡立战功，多次受到朝廷的嘉奖，并在少林寺树碑、立坊、修殿。少林武术与少林寺再次因官方政治的重视而声名远扬。少林武术在军事战争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明朝时期，少林武术更加确定了它的地位和技术权威。

禅宗的禅定是锻炼提高心智的法寶。达摩面壁九年静修达到了“听阶前蚁斗，声如雷吼”。武术讲究练心即是禅定，如心一动则气上浮，气上浮则神躁，心动气浮神躁就会导致视觉恍惚、耳朵失聪、手足失措，对敌时极易败落，而禅定的不断修炼，对习武者的心智、素质具有巨大作用。

少林武术与佛教禅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依存互补。禅宗本就是中国化的佛教，武术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更为久远的文化体系，以少林寺禅宗的环境，武术就自然成为禅修的一个内容。少林禅宗以少林武术而名扬四海，少林武术以禅宗为最高境界，充分诠释了禅武合一这一千古文化体系之优秀。

少林武术起源于少林寺，少林寺被誉为“天下第一名刹”和“禅宗祖庭”，是驰名海内外的佛教寺院。为此，少林武术与佛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相互并存和发展，成为中国民族文化的特色和亮点。少林武术与佛教禅宗的融合，是一种中国佛教形成的文化现象，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与印度佛教融入中国社会而形成的独特文化体系，更彰显了中华五千年文明与外来文化中国本土化的文化特征。

在佛教进入中国之前，中华武术已有非常久远的历史。少林武术在少林寺建寺之初就已经落迹少林寺。跋陀于公元495年建少林寺，“佛陀一日在洛市见沙门慧光，年方十二，在天街井柱上反碟，一连五百。佛陀奇之。遂劝度为僧。又令弟子道房度得僧稠。光、稠均不出世之人物也”。又北齐稠禅师，邺人也，幼落发为沙弥。时辈甚众，每休暇，常角力腾趠为戏。而禅师以劣势见凌，给侮殴击者相继，禅师羞之。乃入殿中……诸同列又戏殴，禅师曰：‘吾有力，恐不堪于汝。同列试引其臂，筋骨强劲，殆非人也。方惊疑，禅师曰：‘吾为汝试之。因入殿中，横塌壁行，自西至东风数百步，又跃首至于梁数四。乃引重千钧，其拳捷骁武劲。”

此记载充分说明了慧光和僧稠在入寺之前就已身怀绝技，后来更多习武者带艺出家并与外界交流，在修行过程中受到佛教禅宗的影响而在有意无意间对原有的武术形态和习武的意识形态进行改造。而少林武术的起源与跋陀和达摩并无什么关系。

少林武术在其发展过程中，多次与外界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流，大量吸收寺外的各种武术技能，壮大了少林武术的技术体系，为后来形成独特的技术风格打下了坚实基础。五代十国时，少林寺高僧福居曾邀十八家武术大师到少林寺演练三年，各取所长，汇集成少林拳谱。宋代的觉远和尚曾四处拜访名师，学艺于李叟、白玉峰;明代，宗擎和普从二僧随大将军俞大猷南征三年，一边杀敌，一边学武，立下了战功并技艺大进，后返寺传授。另外，少林武僧积极参与战事，积累实战经验，对少林武术的发展与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可以认定，武术即是禅宗佛教的一个修持内容。佛教以一种教化的方式普度众生，众生来自于社会。所以，佛教是不可能离开世俗和社会的，他们要度的所有资源都来自于社会，而武术作为世俗的方法手段，来维护禅宗佛法也就天经地义了，这也是形成了以世俗的武力手段来维护禅宗佛法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成为护法的有利工具。

达摩创拳一说，早已为武界学者所否定。宋末形成的易筋经、八段锦、洗髓经等均是后世附会，是古人利用名人效应的宣传手段。达摩也如是说：“灵魂欲其静而悟，躯壳则欲其健而通。非静则无以证悟而成佛，非健则无以行血而走气。故体须勤劳得中，使筋畅神怡，而后灵魂无拘滞瘁弱之苦。”此达摩语说明了武术锻炼与修禅的联系，这是不能否定的。但有一点必须明白，在达摩入寺前，武术就早已成为少林寺僧的一个锻炼方式，而正是因武术健身消除了禅修久坐的疲惫，僧众每日坐禅参悟，日久自然影响身心，而动静结合的武术练习，对于增进僧众的健康是最现实的。僧人习武，也就必然使其具备了较强的攻防技击能力，为其后世保寺护院、军事格斗等提供了前提。事实上，正是由于少林武僧高深的武功使少林武术威震四方，使少林寺名扬四海，使少林禅宗得以彰显。作为避世修行的佛教，而少林寺由于少林武术的日益发展，为其参与更多的世俗和社会活动提供了依据，为少林寺这一佛门之地守护了自己的生存环境，并使少林寺由于拥有少林武术而获得了世人瞩目的政治地位。

明朝近三百年间（公元1368-1644年），少林寺武僧至少六次被朝廷征调参与官方的战争行动。少林武僧在战斗中屡立战功，多次受到朝廷的嘉奖，并在少林寺树碑、立坊、修殿。少林武术与少林寺再次因官方政治的重视而声名远扬。少林武术在军事战争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明朝时期，少林武术更加确定了它的地位和技术权威。少林武僧征战和游方的地区有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云南、四川等地，少林武术在这些地域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自古从军者都是个体，再把四面八方成千上万的个体进行军事训练投放到战场，而少林武僧是身怀武功的现成团体，实用的战术可直接投入战斗，大大减少了训练的周期和财务负担，少林武僧以勇猛善战和战功卓著而获得地位，从而使少林武术和禅宗佛教得以彰显。少林武术与禅宗长时间的共存与磨合，使少林武术与禅宗佛教逐渐深度融合，从而使少林武术与禅宗佛教之间互惠互利的特色更加日益明显。以此形成了之后的“拳以寺名，寺以拳显”。

少林武术与禅宗佛教融合的意义表现为：一是吸收佛家禅定之方法作为一种武术内功训练方法，开发自己的运动潜能;二是以习练少林武术为佛教禅修，在习武中贯彻佛教禅修之思想，在实践中提高心理素质;三是禅武结合提高了少林寺的声誉，增强了势力，显示了长期以来的政治目的;四是说明佛教脱离不了世俗的客观存在，使社会赞同了修与战、善与杀、静与动的现实存在，在矛盾的逻辑中被认可;五是禅宗利用少林武术为教徒的修行提供了强身、自卫、御敌的服务。可以肯定，少林禅宗与少林武术紧密融合的实质是加强了少林禅宗的禅定与少林武术的禅修。禅以武而强定，武以禅而持修。少林武术在武术界和社会方面权威的存在，对少林寺和佛教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轻视的促进作用。

禅武合一既是武术把禅修作为武功习练的方法来充分利用，武僧通过禅武合一的修炼来提高自身的智慧和潜能，更能通过禅修达到武术技术的更高境界，也通过武术技术更深刻地感悟到习练武功时禅修的必要性。通过禅修使武僧在武术技能、心理素质、应变能力、健体益智、对抗能力等诸多方面都得到了有效提高，而“少林武术甲天下”更说明了禅武合一是中华武术高智慧的文化体现。

修身养性是少林武功的重要价值功能，也是中华武术的整体表现。少林武功的修身养性有禅宗的顿悟、见性的本质，而大众武术则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武僧习武的修身养性和禅修的结合，达到了禅武合一的默契，在强化武功高深的同时强调了禅修的重要。禅修的实质是如何把心调控运用到极致，同时禅修也对武僧的不轨起到了重要的调控作用。所以武僧采用禅修作用提高技能的训练方法，而禅修则在保持其宗教功能的同时，完全包容了作为少林武功的训练价值。

佛教禅宗是通过对人的思想意识形态的自我调控，逐渐消除人的杂心妄念，改善人的精神状态，调节人的心理素质，维護人的身心和谐，从而影响人的身体功能，开发人的潜在智慧。可以坚信，禅宗的参修不但能提高人们的智力，也会对人的心智结构发生质变。禅宗对人的身心意识形态、处世态度等所产生的影响，无疑对人的心智、身体功能具有积极的改造功能。同样，对少林武术的演习和领悟具有同样的价值。禅宗参修不但对人的祛病、强身、健体、益智等都有改的禅定与少林武术的禅修。禅以武而强定，武以禅而持修。少林武术在武术界和社会方面权威的存在，对少林寺和佛教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轻视的促进作用。

禅武合一既是武术把禅修作为武功习练的方法来充分利用，武僧通过禅武合一的修炼来提高自身的智慧和潜能，更能通过禅修达到武术技术的更高境界，也通过武术技术更深刻地感悟到习练武功时禅修的必要性。通过禅修使武僧在武术技能、心理素质、应变能力、健体益智、对抗能力等诸多方面都得到了有效提高，而“少林武术甲天下”更说明了禅武合一是中华武术高智慧的文化体现。

修身养性是少林武功的重要价值功能，也是中华武术的整体表现。少林武功的修身养性有禅宗的顿悟、见性的本质，而大众武术则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武僧习武的修身养性和禅修的结合，达到了禅武合一的默契，在强化武功高深的同时强调了禅修的重要。禅修的实质是如何把心调控运用到极致，同时禅修也对武僧的不轨起到了重要的调控作用。所以武僧采用禅修作用提高技能的训练方法，而禅修则在保持其宗教功能的同时，完全包容了作为少林武功的训练价值。

佛教禅宗是通过对人的思想意识形态的自我调控，逐渐消除人的杂心妄念，改善人的精神状态，调节人的心理素质，维护人的身心和谐，从而影响人的身体功能，开发人的潜在智慧。可以坚信，禅宗的参修不但能提高人们的智力，也会对人的心智结构发生质变。禅宗对人的身心意识形态、处世态度等所产生的影响，无疑对人的心智、身体功能具有积极的改造功能。同样，对少林武术的演习和领悟具有同样的价值。禅宗参修不但对人的祛病、强身、健体、益智等都有改造功能。而且对强化少林武术技术功能，发挥少林武术技术能力，发展禅拳合一的文化体系更具有同样的作用。

禅宗的禅定是锻炼提高心智的法宝。达摩面壁九年静修达到了“听阶前蚁斗，声如雷吼”。武术讲究练心即是禅定，如心一动则气上浮，气上浮则神躁，心动气浮神躁就会导致视觉恍惚、耳朵失聪、手足失措，对敌时极易败落，而禅定的不断修炼，对习武者的心智、素质具有巨大作用。禅定作为修心练胆的主要习练内容，可以使武者做到“视白刃如不见，触炮声若不闻，东海倾我右，泰山压我身，外物勿扰，独立无惧，心均处之泰然”。所以少林武僧把禅武合一作为武功的最高境界。

少林拳术秘诀云：“进一说以为解释，则其理更易明了。如人能怀慈悯度世之心，临事自能爱物;人能有静悟解脱之观，处变方免纷乱。顾禅宗之于技击，只见其有益之可言，而未见其损也。况际斯尘岳欲海之世，人之溺沉醉梦于孽渊而不返者，已不知几亿兆京垓。倘能籍不二之法门……而后识技击与禅宗之精微，否则肉眼凡夫，又何足以语此？上乘之技击术，总以有几分禅机，方能活泼镇静，所谓超乎寰中，得其象外也。”

禅宗修持与少林武术间更深层的关系是，以禅宗修持之思想的意识来指导武功习练，从而使武功习练成为一种更为复杂、更具挑战的佛教禅修方式。这里形成了两种武术习练目的：一是为达到武功高深为目的的武术禅修，二是为实现禅修目标而进行武功习练之禅修。这也就是少林武功与禅修在具体实践中达到了真正的融合。禅修与武功的融合，已经成为佛教禅宗的一个品牌，形成了禅中有武、武中有禅，禅即是拳、拳即是禅的历史概念。原始的正统佛教是排斥武术的，历史的发展使少林武术在佛教中的影响日益扩大，佛教禅宗之武术更广泛地运用在日常社会中，直至明清及后世，一说到少林就自然联系到武功的概念。《少林拳术秘诀》云：“少林武术之传，以明室鼎革后，至前清顺康数十年中为练习最精时代。顾斯时有明代天潢贵胄之裔，与故老遗民、忠烈侠义之士，愤宗社之丘墟，痛种族之沦丧，恢复无计，偷生草莽，至无可如何之时，相与遁入空门，借禅关清净之地，以匿迹韬光，隐待时机之至。又恐此身萎靡，习于疏懒，遂殚精奋力于技击之练习，欲以卧薪尝胆之志，而为灭胡兴汉之谋。于是……且更互相研习，精益求精。而少林宗法技术，至是乃臻于绝顶之域，而为前此数百年所未有。”这篇记载，充分说明了少林武术以禅宗为依托在明清时期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充分说明了少林武术与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充分说明了少林武术与佛教禅宗之关系。

以武功习练为禅宗修行，即在武功习练中转识成智。把禅修作为习武必修，是提高武功的一种方法和手段;而以武功为佛法，则是对武功习练性质与宗旨的根本改变。作为禅修的武功练习，乃是以禅修理论对武功习练的内部改造，所以，禅修对武僧在武术技术能力、心理素质、反应能力、意识形态、战术运用、成败结果都具有强大的指导作用，这种综合性的融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少林武术和禅武少林。

禅武合一是少林武术研修之最高境界。最彻底的禅武合一，是把武术作为禅修，以武功习练为禅宗之修持，在日常武功习练中始终贯穿禅修的基本原则，并以禅宗的修持来指导少林武术的具体实施，这就自然形成了武术之禅修。少林武术之禅修，其实是一个由迷而悟，转识成智的过程。少林武术之禅修，必须遵循禅修应遵循的佛门戒律，并以禅修意识形态与修行原则来指导，进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禅武文化。

少林武术的技击由来必然是一把双刃剑，在为正义事业保驾护航的同时，也成为不守条规成为败类者的邪恶工具。少林禅修一是把持技击者超度遁入空门的少林武术的发展做贡献，二是以禅修教导门徒在佛门内外以善为首，三是以禅修之教义惩治不轨之徒。佛教禅宗以杀人为根本戒，武术技击是以自卫、击杀而发展，而少林武术的技击不能不受禅宗戒律的限制和制约。如果武术最原始的击杀技术不被限制，那么少林武术就不可能会出现，禅武合一的文化体系就不可能产生。“又知夫血气之勇之不足于有为也。乃参证禅机，冀臻上乘，于是始有内外交修之旨、身心两修之功，其技乃别开一生面，而非复向日之景象矣。以技击微术，而参证于禅悟之机，其造诣之神，不言可知。盖以外功之练习，乃肉体筋骨所有事，而内功之修养，实性命精神所皈依。离而二之，则为江湖末技;合而一之，则为神功极致。唯劣根凡夫，能语于此者，究难得其选，何也？即禅机之在静悟是也”。

综上所述，少林武术与佛教禅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依存互补。禅宗本就是中国化的佛教，武术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更为久远的文化体系，以少林寺禅宗的环境，武术就自然成为禅修的一个内容。少林禅宗以少林武术而名扬四海，少林武术以禅宗为最高境界，充分诠释了禅武合一这一千古文化体系之优秀。

（编辑/高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