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思远

摘 要：伦敦金融体系中除了代表官方的英格兰银行之外，商人银行家罗斯柴尔德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的存在可以使伦敦金融城避免潜在的恶性金融危机。就1890年的巴林危机来看，从最开始预见危机的可能性与之后主持解决危机这两方面上，罗斯柴尔德家族利用其在政府中的影响力，对市场起到了“非官方政治干预”的作用，其作为商人银行家起到了政府干预市场相同的作用。

关键词：巴林危机;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金融市场;非官方政治干预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36.069

经过1844年《银行法》与1847年废除《谷物法》之后，伦敦金融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英格兰银行在实际上开始履行中央银行的职能，英格兰银行的贴现率也成为伦敦金融市场商业政策的一大重要导向。在英格兰银行的调节下，奉行自由主义的英国，货币市场也能在没有关税与政府调节的情况下保持稳定，英格兰银行可以说是伦敦官方干预的代表。而英格兰银行只在1844年才获得政府特权，其贴现政策对于稳定时期来说是有效的，市场逐渐对英格兰银行的贴现率有了一定的敏感性，因而英格兰银行可以利用贴现政策调节经济。然而在应对恶性危机时，由于贴现率的滞后性与储备不足等问题，英格兰银行则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在当时的伦敦金融市场，潜在的恶性金融危机随时都可能爆发，英格兰银行的贴现率很大程度上并不足以应对此类金融危机，因而维持金融市场稳定的重担便落到了以罗斯柴尔德为首的伦敦商人银行家的肩上。罗斯柴尔德家族自从18世纪进入英国金融市场后，利用其庞大的影响力，逐渐参与到政府的决策中来，这种能力可以称之为“非官方政治干预”，即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影响市场或是政府，达到官方行政命令或是武力屈服类似的效果，这种干预能力类似于后来的政府干预市场的作用，其建立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英国与欧洲大陆巨大的影响力基础之上。从结果上来看，1866年-1914年伦敦并没有爆发恶性金融危机，期间罗斯柴尔德集团在维持稳定，预防恶性危机方面，其“非官方政治干预”能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过短暂的稳定期后，1890年伦敦发生了阿根廷坏账使得巴林银行濒临破产边缘的事件。巴林银行持有大量阿根廷首都排水公司的股份，而排水设施工程的延误使得投资无法获得收益。在1889年阿根廷政府采取通货膨胀政策与1890年阿根廷的政权更迭加剧了阿根廷债权的报价。在巴林银行陷于阿根廷债务之时，俄罗斯提出要分批取出其在巴林银行的300万英镑存款，此时的巴林银行资产已无法满足这个要求，即面临破产边缘。

巴林银行破产所产生的后果是1866年的欧沃伦·格尼银行破产带来的后果所不能比拟的，罗斯柴尔德也是最早意识到这点的人之一。格尼银行属于一个票据经纪行，虽然它的破产会给伦敦的商业银行造成损失，但是不会对货币市场的运行产生不利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英格兰银行与政府没有冒着扩大危机的风险来采取补救措施，然而像巴林银行这样的一家票據承兑银行倒闭，则会损害伦敦货币市场的基础，巴林银行的倒下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在此类恶性金融危机的威胁下，英格兰银行提高贴现率的政策已不足以阻止市场贴现巴林公司票据，此时最先尝试打破僵局的是位于伦敦的罗斯柴尔德。为了防止巴林银行倒闭导致的后续危机波及自己，罗斯柴尔德凭借自身在欧洲的影响力促使俄罗斯放弃这次大规模的提款要求。如果没有罗斯柴尔德的这次“政治干预”，英格兰银行必然需要先应付俄罗斯的取款，解决危机的难度相对更加艰巨。

尽管在罗斯柴尔德的帮助下巴林银行解除了最直接的威胁，但由于公司困难的消息流出，巴林公司票据仍然在持续被贴现。在这种情况下，罗斯柴尔德向英国政府予以警告：“如果没有能够成功拯救巴林银行，那么还会有更多的商业银行随巴林银行一起倒闭。而现在的情况看，除了政府干预。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这场比1866年还要严重的金融危机。”罗斯柴尔德的观点给予了内阁以警告，促使英国政府停止自由放任与相信“万能的市场会有办法解决”。尽管最后也只是给予了一个“从现在开始到第二天下午两点所有为挽救危机所产生的损失由英国政府承担。”这样一个含糊且保守的承诺，但也足以让英格兰银行采取补救措施。

英格兰银行在获得了首相的承诺之后，召集伦敦内外的众多商人银行家建立担保基金来分担任何可能的损失所产生的成本，英格兰银行自身投入100万英镑而罗斯柴尔德家族投入50万英镑，在作为官方的代表英格兰银行与伦敦商人银行家的代表罗斯柴尔德都作出表态之后，担保基金的募集变得非常容易。几乎所有商业银行都参与到了这个筹资过程中，在第二天下午两点时，整个担保基金的数额已经上升到了1000万英镑，而巴林银行最大的资金缺口只有750万英镑。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担保基金做担保之后，巴林银行的债权所有人不再贴现巴林银行票据，危机被暂时缓和。

从开始的危机预测到缓和危机，罗斯柴尔德的“非官方政治干预”起到了相当大的推进作用。不是通过复杂的外交交涉而是通过非官方渠道与俄罗斯方面交涉，化解了最直接的困难，在之后，这种非官方的影响力也给予英格兰银行的补救措施以最大的辅助。如果没有罗斯柴尔德的介入，英国政府或会放任巴林银行破产，英格兰银行的贴现政策也很显然没有起到调节作用。英国很可能会发生1931年一样的商业银行破产危机，其损失不可想象。

尽管巴林银行破产的恐慌被逐渐驱散，如果阿根廷欠款没有被追回，巴林公司仍然会破产，仍然会对伦敦金融体系有巨大的冲击。为了保证巴林银行能顺利追回阿根廷政府的坏账，英格兰银行主持成立了银行家委员会同阿根廷方面协调还款的事宜，由伦敦银行家的代表罗斯柴尔德作为主席，同阿根廷政府协调还款事宜。就处理此问题上，伦敦的罗斯柴尔德起到了核心的关键作用。

巴林银行最关键的坏账是阿根廷首都排水公司的股权，虽然阿根廷在巴林银行陷入困难之时表示不会放弃，但是由于政府财力有限无法再提供任何帮助。此时伦敦的罗斯柴尔德提出了一个非常荒唐的方案：向这一无底洞之中继续注资。这种行为无异于拆了东墙补西墙，只会让阿根廷的债务越来越多，非但不能追回原来的坏账，只会使伦敦的损失越来越大。

罗斯柴尔德的方案得到了整个委员会的反对，但是由于罗斯柴尔德的个人威信和魅力，这项方案仍然得以推行。阿根廷重新获得了一笔新的短期贷款，而获得了这一笔短期贷款的阿根廷政府收购了首都排水公司的股权，并将下水道系统建设完全，使得可以通过此设施获得财政收入。从结果上看，罗斯柴尔德看似荒唐大胆的举动是非常正确的。由于阿根廷政治波动货币混乱，阿根廷已经无法再吸引任何商人银行家向其中投入任何一笔资金，没有资金来源的阿根廷政府没有任何偿付能力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抛弃政府信用并使得巴林银行债务成为坏账。

获得了偿付能力的阿根廷政府随后又和罗斯柴尔德签订了重要的《罗梅罗协定》，其规定了阿根廷偿债年金的数额与年金期限，最终阿根廷在1897年提前偿还巴林债务，危机得以顺利解决。从结果来看，解决最后债务问题的过程中，罗斯柴尔德起到了核心作用，如果没有罗斯柴尔德相若的威信与声望，即使有其他银行家想到了再投资，这种向无底洞注资的行为也很难被商人银行委员会所通过。

巴林危机的解决看似是建立在英格兰银行与英国内阁援助承诺的基础上的，但事实上罗斯柴尔德所起到的作用贯穿整个事件的始末。在潜在的危机发生时，罗斯柴尔德用看似危言耸听的警告促使英国内阁介入;利用其在欧洲大陆的影响力使俄罗斯方面不再威胁取出巴林银行的存款，避免巴林银行直接破产;在英格兰银行建立偿债基金，向伦敦金融市场募资时，罗斯柴尔德也拿出了50万英镑，减少了英格兰银行向伦敦市场募资的阻力;其后为了解决阿根廷债务，罗斯柴尔德也作为银行家委员会的主席，向阿根廷提供了拯救其偿债能力的一笔短期借款，又作为代表和阿根廷方面签订了《罗梅罗协定》。

虽然罗斯柴尔德的这种非官方的政治干预行为出发点是为了维持自己在伦敦金融城中的利益，但是他也确保了伦敦金融城的稳定。从巴林危机的解决来看，自由主义下的英国，其金融市场的稳定，除了英格兰银行的货币政策，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首的金融机构体系也在维持金融城不发生恶性金融危机，其中罗斯柴尔德的政治影响力已经可以达到政府干预等价的效果。

罗斯柴尔德的这种“非官方政治干预”的行为，实质上就是利用其自身的影响力促使政府妥协而实现自身的目的，在此次的巴林银行破产危机中，罗斯柴尔德的措施比官方政府派遣的军队或是行政命令之类的措施更节约经费，但却可以起到类似的效果，在维持伦敦金融市场的稳定上起到了调节作用。很大程度上，只要罗斯柴尔德的“非官方政治干预”能力依旧存在，伦敦就很难遭受恶性金融危机的冲击。

罗斯柴尔德集团身处伦敦金融城之中，为了维持自身稳定其很多措施都取代了英格兰银行，成为帮助伦敦金融市场避免发生恶性金融危机的一个关键所在。在官方奉行自由主义的基础上，英国利用英格兰银行贴现率的微观调节，辅之以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官方政治干预”能力对市场的控制，即使没有政府或是关税的保护，伦敦金融市场与英国货币市场保持着较长时间的繁荣和稳定，这种稳定直到世界大战期间才被打破。可以说，1866年至1914年伦敦没有发生恶性金融危机，罗斯柴尔德家族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

[1]陈润.罗斯柴尔德家族传[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

[2]巴里·艾肯格林.金色的羁绊-金本位与大萧条[M].范千千，韩琼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3]尼尔·弗格森.罗斯柴尔德家族[M].何正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4]H.S.Ferns.The Baring Crisis Revisited[M].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Vol.24，No.2 （May，1992）：241-273.

[5]查爾斯·金德尔伯格.金融危机史[M].叶翔，李伟杰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7.

[6]Kris James Mitchener and Marc D.Weidenmier.The Baring Crisis and the Great Latin American Meltdown of the 1890s[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68，No.2 （Jun.，2008）：462-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