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生态经济逐步形成，从逻辑理路看，具有其生成逻辑、理论逻辑和发展逻辑。从生成逻辑看，中国生态经济的形成经历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生态保护形成时期，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生态和经济并重时期以及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生态文明新时代升华时期;从理论逻辑看，长期以来人们在对待生态建设和经济建设之间关系时存在认知偏差，其背后蕴涵着深刻的理论溯源，要从理论逻辑上处理好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从发展逻辑看，要从理论维度和实现路径两个层面把握好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的关系，构建生态经济，实现生态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共赢发展。

关键词：生态经济;生成逻辑;理论逻辑;发展逻辑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9）06-0028-0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生态经济的形成历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生态保护、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生态和经济并重以及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生态文明新时代三个阶段，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就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孰轻孰重进行的历史博弈，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各个发展阶段所持有的价值取向。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1]。这意味着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的生态经济已在我国逐步形成。从逻辑理路看，具有其生成逻辑、理论逻辑和发展逻辑。将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有机融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既是我党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伟大创新，也是突破西方后工业化发展模式的重要举措。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正视我国的生态矛盾，从基本国策的战略高度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将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融入中国梦的实现过程之中，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生态经济的生成逻辑

在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生存危机时代，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对生态以及生态和经济二者关系的理性思考，则是在生产力大力发展之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生态经济的探索可以分为形成时期、发展时期和升华时期三个阶段。

（一）形成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生态保护思想（1978-2002年）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开始，确立了经济建设为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任务。然而，迫于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此时的经济发展实行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资源高投入、高消耗战略。伴随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成为现代化建设中须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之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生态保护思想逐步形成。

此时，关于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的关系可以理解为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2]（p.534）。事实上，在这一时期，一方面，改革开放使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另一方面，西方生态文明思想的传入引发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随着世界环境保护的浪潮持续推进。从参加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开始，中国在重点抓经济建设的同时開始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在国家议程中加入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立专门的生态环境保护机构;率先制定《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将可持续发展正式列入国家发展的基本战略。虽然中国的生态文明思想起步较晚，但也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的不断推进，在世界生态文明观念的思考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实施中得以形成和发展。

（二）发展时期：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生态和经济并重（2002-2012年）

以党的十六大召开为契机，中国特色生态现代化建设进入了创新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现代化建设全局，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要求建设“两型社会”。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3]（p.465），是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继承和发展。党和国家通过加强循环经济建设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资源环境立法日益密集，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

这一时期，“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思想理念得以继承和发展，循环经济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实施路径。循环经济是生态理念与经济建设的有机结合，有效地解决了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的冲突，可以将经济建设中依赖资源消耗的传统线性增长模式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发展的新型增长模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领域，美丽乡村建设成为这一时期生态经济建设的重点。如何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实现农村生态文明的发展，走农业现代化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历程中必然要解决的问题。“安吉模式”①是农村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生态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完美融合，为美丽中国的实现提供了典型示范。

（三）升华时期：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生态文明新时代（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国新时代的历史定位出发，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将良好的生态环境纳入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之中，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积极寻找新的经济发展增长点：推动生态融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模式，从而促进新常态下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构建美丽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美丽中国建设融入世界生态文明建设浪潮，以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推进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构建美丽世界。

这一时期，我国生态经济建设的核心内容是构建美丽中国，这一目标将在2035年得以实现。美丽中国建设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系统工程的实现须要将生态建设融入其他四大建设之中，实现“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其中，将生态建设融入经济建设之中，实现生态经济建设成为历史必然。美丽中国建设有其现实的生成和发展逻辑，其提出既是解决现实生态危机的紧迫需要，也是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需要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视野需要，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提升与创新。新时代的美丽中国建设是我们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这一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生态经济形成的理论逻辑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生态经济建设的探索历程，其实质就是在认识社会主义本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进程中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建设，与这一历史进程相辅相成的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认识历程。因此，构建中国生态经济须处理生态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

（一）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关系上存在的认知偏差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永恒而常新的话题。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往往与经济发展状况相关，因此，在不同生产力发展阶段，人们从不同视角出发，对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二者之间的关系提出论断。总体而言，在二者之间关系的认识上存在以下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观点[4]。

1.经济发展和生态发展根本对立

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其《增长的极限》认为，经济发展建立在对环境破坏的基础之上，经济增长与生态发展之间是非此即彼的悖论关系，要保护不可再生的生态环境，必须提出“零增长”的经济对策。这种经济发展和生态发展根本对立的观点，只看到矛盾双方的对立性却割裂其统一性，认为二者非此即彼，具有很大的片面性。事实上，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远古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原初的和谐状态，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尚在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之内，此时二者之间呈现统一性。二者之间对立性的呈现则发生在人类改造自然能力增强之后和人类保护自然理念增强之前，这段时期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也只是权宜之计。因此，对于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不应因为看到二者之间的对立性就因噎废食，停止经济建设或者放弃生态建设。

2.“先污染”的经济发展和“后治理”的环境保护并行

这种观点来源于对西方国家工业化发展道路的深刻反思。环境库兹涅茨曲线②一直困扰着各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一直在走这样一条路径：经济建设先污染，然后才引发人们的生态建设治理。现实的工业化实践中，“八大公害”事件给予人们惨痛的教训，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为此付出了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的代价。那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到底可不可以逾越？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到底应当走什么样的生态经济建设之路？

事实上，中国的环境资源极为紧缺，这就决定了我们在现代化实践中会受到更多的限制，重走西方工业文明的不可持续道路是不可取的。同时，应当看到中国是一个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因此可以以史为鉴，汲取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教训和治理经验，早日达到库兹涅茨曲线中从污染到治理的拐点并予以突破，创造性地走上中国特色生态经济之路。

3.重经济发展与轻环境保护共存

这种观点来源于长久以来GDP至上的价值观。在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和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GDP成为衡量现代化进程的唯一尺度，GDP以及与GDP相关的事物成为人们的追求目标。近年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提升，忽视了自然的先在性和客观性，也忽略了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和人与自然的共生性。此时，人与自然的矛盾凸显出来，生态危机和经济增长并存。人类不得不对生态危机进行反思，但技术决定论者对技术的盲目推崇使一度悲观的人类又幻想出新的画面：人类破坏的自然可以通过技术重新建构，人类用掉的资源可以通过技术重新塑造，人类可以无所畏惧地站在自然的对立面，通过征服自然来获得所需要的生产力。

就矛盾特殊性而言，这种观点貌似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使环境保护成为矛盾的次要方面。但事实上，当前我們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恰恰是长久以来人类重经济轻生态所付出的惨痛代价。因此，在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二者之间关系时，强调孰轻孰重是不恰当的，二者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须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必须同等对待，缺一不可。

（二）从理论逻辑上处理好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之间的辩证法

从理论逻辑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系统阐述了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这一理论是生态系统论的重要体现，是对生产力理论的发展，要求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对原有的发展观、价值观和财富观进行重新审视。

习近平认为在现代化发展历程中，人们对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二者之间关系的认知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历程[5]（p.209）：第一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的阶段，此时传统模式下经济的发展往往以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为代价;第二是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并重的阶段，此时随着生态危机日益凸显，人们开始意识到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之本，经济发展不能凌驾于生态环境之上;第三是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的阶段，生态资源和经济资源二者浑然天成、辩证统一。

从“用绿水青山换金山银山”到“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再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过程，恰恰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生态经济认知理念变迁的真实写照。人们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始于20世纪70年代，比西方国家略晚，而真正形成对生态经济的框架架构、制度思考并将生态建设和经济建设融为一体，则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人们对生态建设和经济建设之间关系的认知也发生了变化，经历了从“可持续发展战略”到“科学发展观”再到“绿色发展”的理念变迁。

20世纪70年代以后，生态危机呈现出全球性特征，“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主导理念。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经济发展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同时也意识到现代化建设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中保护环境，因此从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中国进入了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生态文明建设时期。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到科学发展观被写入党章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人们对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的关系认识越来越深刻，开始探索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双赢的新发展模式。科学发展观要求摒弃传统的“唯物质主义”“GDP至上”等单一物本主义倾向，实现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的协同发展，实现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因此，在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生态文明建设被赋予重要的历史地位，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开启了生态文明新时代，人们对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的关系认知也实现了“他律—自律—自觉”的历史性转变。在绿色发展时代，绿色发展理念引领和贯穿于其他发展理念之中。在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的协调发展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六大发展原则，通过进一步构建生态文明体系、推动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等，制定更加完善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这些为解决中国当前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现实方案。随着生态福利成为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需要成为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组成部分，而随着全民生态价值观的培育和养成，我们距离美丽中国的实现越来越近。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生态经济的发展逻辑

人与世界的关系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而人对客观世界中自然界的改造往往以特定社会阶段的经济模式、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呈现出来。就自然界而言，人们对其改造和利用自然的强度和范围往往会使自然的生态质量、资源储备、生态系统功能等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的阈值取决于人对自然的态度。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人们在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社会实践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处理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必然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之中。

（一）从理论维度上把握好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的关系

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二者相互联系、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一直以来，人们所探讨的都是关于二者是否可以兼顾的问题。事实上，在生产力低下、资源短缺的时代，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矛盾，人们需要做出适当取舍。这一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似乎更为尖锐。但从长远的人类社会发展看，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之间并不矛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生态经济建设历程恰恰说明了这一点，特别是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之间彼此依托、互相推动的关系表现得更为突出。

经济建设可以为生态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雄厚的资金支持和强大的技术保障。在中国特色生态现代化历程中，生态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同时进行，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持。一方面，生态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环境保护、生态治理、生态恢复面临着诸多困难，如建立自然保护区、生态功能保护区及进行资源生态开发等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经济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可为生态建设引领方向。生态建设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如生态建设本身处在特定时空中，而不同时空中的人们具有不同的生态需求，这就对生态建设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市场经济下的生态建设应当在经济建设的指引下引入市场机制，经济建设中的市场机制可以为生态建设提供典型示范。

生态建设的经济价值在近些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推崇。生态伦理学拓宽了自然对人类有用性的受动者价值观念，认为自然界自身具有属人的外在价值和自在的内在价值。对此，罗尔斯顿总结出自然的十种价值，包括经济价值、生命支撑价值、消遣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生命价值、多样性与统一性价值、稳定性与自发性价值、宗教象征价值[6]（pp.119-148）。自然价值的属性是客观的，存在方式是普遍的，对其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的重视往往由于经济建设的历史发展时期不同而有所侧重。就自然界的经济价值而言，发展生态经济并提供生态产品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一，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新时代自然界的生态价值被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它隶属于人们美好生活需要中最基本也是更高层次的生态需要。其二，经济建设中存在着以生态产品为核心的无限商机，有巨大的生态产品市场、生态开发潜力和经济效益。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建设的生态转型势在必行，应通过把握生态建设布局来做大生态产业，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来催生新型经济产业，以生态建设发展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从实现路径上促进生态建设和经济建设的有机融合

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的关系，需要二者共赢发展，实现生态经济。生态经济从系统论角度出发，倡导绿色经济发展道路，倡导构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充分利用科学技术挖掘潜在生态资源，通过转变传统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

1.从伦理范式上实现经济主体的生态伦理转向

经济建设的逻辑主体包括政府主体、企业主体和公民主体。在实现生态经济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应当注重培养各经济主体的生态责任，以实现其生态伦理范式转变，达到实现政府执政理念的生态转型、培养企业市场行为的生态本质和促进公民主体意识的生态养成的有机统一。

就生态责任而言，政府承担着维护生态和谐、维护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实现人际生态和谐的管理责任。政府在履行生态责任时，首先，要确立以绿色GDP生态准则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构建经济与自然共生共荣、和谐发展的新型发展模式，实现政府决策中的生态自觉;其次，要通过对经济社会活动的干预发挥政府的监管作用，通过规范市场竞争以合理配置生态资源，通过加强对企业的奖惩制度有效配置资源;最后，要通过倡导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培育公众的生态意识，通过政策法规建立生态治理的有效奖惩机制，借助行政、财政和税收等手段积极奖励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行为，惩治破坏生态的行为，促进代内和代际公平。

企业不仅仅是营利的主体，更应当承担一定的生态责任。任运河将企业生态责任概括为对自然的生态责任、对市场的生态责任和对公众的生态责任三个方面[7]。其一，企业发展对自然的依赖性决定了企业经营者必须对自然心存热爱并自觉履行保护自然的义务，最大限度地保持自然界生态平衡，走技术进步、提高效益、节约资源并举之路;其二，作为市场中的企业，随着市场需求中社会公众生态消费意识的增强和生态消费产品需求的增大，必须要注重生态文化对其经营活动的引领，塑造绿色经营理念和绿色营利理念，构建企业绿色运营模式，将生态和谐理念融入企业的制度设计、科技创新和管理模式建构之中。

就公民而言，生态危机的产生与其生态意识的缺乏有关。公民生态意识的淡薄往往外化为急功近利的生产方式和铺张浪费的消费方式，因此，要从生态足迹角度③对公众的生产意识和消费意识进行审视。在生产领域，公众要树立生态经济理念，用生态经济引领现代經济，创新发展绿色经济，在生态承载能力范围内发展绿色生产力;在消费领域，要树立科学合理的消费理念，以适度消费取代过度消费，以理性消费取代感性消费，以绿色消费取代铺张浪费。

2.从制度构建上，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推进生态现代化

生态现代化是生态经济建设的必然发展趋势，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组成部分，生态现代化的实现有赖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生态现代化的实现也必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论证。生态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将生态现代化理念融入国家治理体系，要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为其前提和基础，以实现政府执政理念的生态转型和政府职能的制度转向为其重点和核心。

首先，实现政府执政理念的生态转型。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实践验证了绿色发展理念的科学性和正确性，绿色GDP发展理念深入人心，政府执政理念的生态转型势在必行。政府执政理念的生态转型的核心在于，处理生态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时，要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其一，通过健全绿色考核机制，明确政府执政行为的生态价值取向，突出政府施政行为的生态指向。用绿色GDP核算体系取代传统GDP核算体系，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和公众需求之间的关系，这样可以有效避免传统考评机制中夸大经济效益而忽视环境资源成本的弊端，从而使经济现代化和生态现代化的进程达到有机统一。其二，加强政府对企业的生态监督和对个人的生态引导。对于企业，政府可以采取立法形式对其经营范围、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进行监督和管理。通过加强企业的生态责任意识来树立其生态经营理念;通过严惩个别企业为追求短期经济利益而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来规范企业的生态经营行为，促使企业走上生态现代化经营之路。与此同时，政府要通过调查居民对周边环境满意度等了解群众的生态需要，通过宣传和普及居民环保知识提升群众的生态意识，通过研究生态治理效果进一步改进自身的生态治理水平和能力。其三，将生态环境评价指标纳入生态治理体系，并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定其权威性、制度化、规范化，保证生态治理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政府要制定和完善各类产业标准和行业资源耗能标准，通过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技术标准的强制认证制度督促各经济主体严格执行，从而促进经济建设的产业生态化进程。

其次，实现政府生态职能的制度化、法制化。这既是新时代生态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生态经济形成历程的实践经验。其一，要实现从“污染治理”到“污染预防”的范式转变。传统的生态治理范式仅仅是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和传统工业化进程的生态疗伤，是一种被动的生态治理方式。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人们生态意识的增强，现代生态治理范式应当由被动接受转为主动制止。其二，要实现由局部治理到全局治理的范式转换。在生态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政府要加强顶层设计、树立全局意识和整体观念，将生态建设和经济建设看作一个整体，将人、自然和社会看作一个整体，以系统论和整体论的观点建立生态治理平衡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以促进各经济主体相互协调、统一行动。其三，实现由政府单一管制到社会协同多元治理的范式转换。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单一管制的治理模式对生态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政治意识、生态意识和民主观念显著增强，此时单一的政府管制模式越来越凸显其弊端，社会协同多元治理模式势在必行。要通过国家宣传、政策导向、制度管理等多种方式促进经济主体积极参与到生态监督、生态治理之中。

注释：

①参见柳兰芳：《从“美丽乡村”到“美丽中国”——解析“美丽乡村”的生态意蕴》，《理论月刊》2013年第9期。

②库兹涅茨曲线是20世纪5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用来分析人均收入水平与分配公平程度之间关系的概念。研究表明，收入不均现象随着经济增长先升后降，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参见https：//baike.baidu.com/item/环境库兹涅茨曲线/1106430？fr=aladdin.

③生态足迹是指要维持一个人、地区、国家的生存所需要的或者指能够容纳人类所排放的废物的、具有生物生产力的地域面积。参见https：//baike.baidu.com/item/生态足迹/930529？fr=aladdin.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时事报告，2017，（11）.

[2]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4]環境保护组宣传教育司，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联合课题组.从“五位一体”的高度把握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J].环境保护，2013，（9）.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6][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M].刘耳，叶平.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7]任运河.论企业的生态责任[J].山东经济，2004，（3）.

[责任编辑：李 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