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春 玉

(扬州大学, 江苏 扬州 225000)

张炜的《古船》一经发表便引发众多知名作家、评论家的热烈讨论，论者多从历史或政治层面对其解读。但是,揭示历史真相或反映政治面貌从来不是作者的终极目的,透过时代表象,探寻人性之谜,才是张炜在《古船》中想要表达的真正内涵。

在过去的三十几年中,许多评论文章的题目中虽有“人性”二字,实际却是对《古船》一书作社会学批评,多停留在对文本中人物形象的一般评述。即使在紧扣“人性”一词的文章中,大部分也仅停留在探究小说主要人物人性表现的浅表层面,对于不同人物人性特点的形成原因并没有深入探寻或者探寻得不够全面。

用写实的笔致刻画苦涩的人间百态是张炜的文学追求。在《古船》中,人性的肮脏丑恶穷形尽相,为一己私利释放兽性的恶人终究难逃厄运,但同时,人性的光辉并未被兽欲完全淹没,个体生命意识的苏醒会昭示未来社会的走向。洼狸镇作为近代中国社会的缩影,镇上人物的一举一动都彰显着不同人物的性格差异,也暗示着每一个个体生命的人性底线。在张炜笔下,即使人物属于同种人性范畴,也存在着表现差异,例如,面对他者的不幸,每个人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怜悯和善意。表现人性特点只是张炜探寻人性之谜的第一步,对人性特点的追根溯源则显示了作家视野的独到。无论是外在的社会因素,还是内在的心理机制,都成为张炜人性书写的原动力。《古船》中的人性书写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艺术价值。

1 《古船》人性书写的三种类型

人性即人的属性。王海明认为人性不仅是“与生俱来、生而固有的本性”,还是“从生下来一直到死亡终生不变的属性”,人性是稳定的、不变的,存在于“变化的、特殊的、偶然的属性之中”,这种属性就是人性的具体表现形式[1]。人的属性分为多种层次,文学作品关注的主要对象是伦理学层面的人性,集中表现为对善与恶的深入研究。善恶是人性共有的表征,不会伴随时空的转变而转变,因为一旦发生变化,便不再是人类所共有的普遍本性,也就不能称之为人性了。《古船》中人物的人性特点之所以表现为善与恶的两极分化,源于人性表现形式的分化甚至是变异。所以在张炜笔下,具有作恶基因的隋抱朴等人选择坚守人性底线,手握行善种子的四爷爷等人一再作恶。

1.1 隋迎之、隋抱朴:苦难心灵的拯救与逍遥

隋迎之是小说中着墨并不太多的一个人物,他急切还账的心愿、吐血而亡的结局是小说主人公隋抱朴原罪意识萌芽的“前奏曲”。时代的变革、岳父的惨死给这位旧时代资本家以剧烈的心灵震撼,他企图通过自愿交出财产让家庭能够更加靠近先进的阶级队伍。但是近代中国的变革之路早已经跌出理性的轨道,一部分投机分子借助政治变革的契机肆意发泄个人兽欲。在这样的时代里,人的价值和尊严不复存在,杀戮与兽欲造成时代的伤痕。毫无疑问,隋迎之是饱读诗书、惨淡经营的儒商,他兢兢业业地经营家族产业、本本分分地教育后代,其平淡的人生、正直的人性却在时代洪流的冲击下浸满了悲怆与苦痛。所以当“赵多多就以手代枪,嘴里发出‘啪’的一声,用食指触了他的脑门一下”[2]39,隋迎之仿佛真的被击中,气息全无,生命垂危。

当人们以为背负家族苦难和目睹时代鲜血的隋家长子隋抱朴不可能像正常人那样悲喜自如、自由选择,只能在“沉默中爆发”和在“沉默中灭亡”之间做出抉择的时候,抱朴交上了他的人性答卷:思考苦难,拯救心灵。

父亲外出还账直至将最后一口鲜血吐尽,后母茴子服毒自杀后还要遭受赵多多的侮辱,三年自然灾害时被拷打逼问有无私藏粮食,文革时期和弟弟被毒打游街……抱朴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每一次震荡,在每一次的参与中抱朴总是被迫害的一方。遵循合理的发展逻辑,抱朴很可能在“沉默中爆发”:将家族受到的每一次打击,自己遭遇的每一次迫害统统埋在心底,等待、抓住社会再次变革中的机遇,将曾遭受的屈辱和伤害全部掷还给仇人。但是抱朴并未如此选择。当改革的春风吹向洼狸镇,大家提议由抱朴来承包粉丝作坊时,他满脸慌促,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大家的建议。看来,血泪交织的成长经历并没有将抱朴推向复仇的深渊,历史前进中的重担似乎已经压垮了这个经历太多的壮实汉子,他是否已经在“沉默中灭亡”了呢?

抱朴的成长经历中,有不同阶级群体杀人的记忆:农民用藤条将地主家的大少爷活活抽死，地主麻脸的脑壳被赵多多砍成两半，民兵强暴地主的女儿并虐尸，还乡团把铁丝穿进农民的锁子骨后再进行活埋，等等。各式各样的杀人方式如同带血的种子深深扎根在抱朴的灵魂中,他无处可逃。残酷的现实将抱朴逼得喘不过气来,但是他从未被“消灭”。抱朴本可以选择忘记历史,忘记沉痛,浑浑噩噩地在老磨屋里磨秃性子,磨呆思想,磨掉自己的下半辈子,可偏偏他难以忘记。他害怕流血、害怕杀人,害怕曾经的残酷历史再次上演;他痛恨苦难，痛恨恶人,痛恨一切损害无辜农民的暴力。沉重的“原罪”意识时刻压迫着抱朴,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见素对此提出自己的质疑:“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我才不想知道。你杀了人?你当了土匪?我都不知道。”[2]73是的,抱朴没有杀人,没有当土匪,反而在三番五次的革命浪潮中差点遇害。抱朴的“原罪”意识和自我反省是超越历史和阶级层面对人类苦难的思索,他自律、自省甚至到达自虐的地步,但恰是这种超越自我的思考直击人类灵魂的本质。抱朴感到疼痛却始终没有麻木,他终于在艰难的思索和痛苦的抉择中找寻到一条自我救赎的道路——接手粉丝公司,替洼狸镇的百姓管理属于他们的财富。

隋迎之至死也没有解开苦难心灵上的沉重枷锁，但幸运的是,他的儿子抱朴在人性选择的道路上,没有沉沦更没有麻木,在跳出个人的不幸后能够自觉地审视和思考全人类的苦难历史和未来命运,用宽厚坚实的臂膀肩负起时代前进的使命,带领古老的洼狸镇驶向灿烂远方。

1.2 隋见素、赵炳:人性之恶的嚣张与沉沦

恩格斯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与人性程度之间的差异。”[3]恩格斯所说的人性和兽性,是从社会伦理道德层面对人之本性进行划分,优良的道德品质属于人性,而一些原始的本性,比如杀戮、贪婪等则属于兽性。人性与兽性存在于每一个个体生命中,个体在社会生产、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行为特点体现着人性与兽性的不同活跃程度,并以此将人之本性划分为“善”和“恶”。依据这样的划分标准,《古船》中的四爷爷赵炳和赵多多显然都是兽性压倒人性的恶人,但他们作恶的方式和程度显然是不同的。

赵多多本是一个穷苦无依的孤儿,在社会变革的浪潮中,其体内的兽性如脱缰的野马冲破了人性的道德底线。“干掉他”成为他对仇人的恫吓；“跑什么,早晚的事,还剩下了”是他对妇女的心态。赵多多的精神世界中没有善良可言,杀人、奸淫成为其在家族中寻找自我存在的可笑方式。相比于赵多多赤裸裸的作恶方式,四爷爷赵炳的丑恶人性裹挟在长者的仁厚与领导的威严外衣下,只要层层剥开他的虚伪面具,其狠毒的用心和骇人的贪欲便展露无疑。表面上看,四爷爷讲究“中和”,因此不管是饮食、锻炼甚至性欲,他都时刻谨记“不可太过”的原则,对洼狸镇的经济、政治大权也都表现出漫不经心的态度。但只要稍稍深入思考,不难发现作为其爪牙的赵多多承包了洼狸镇的经济支柱——粉丝大厂,扼住了整个洼狸镇的经济咽喉;洼狸镇的执权者栾春记和李玉明,遇见大事便要和四爷爷商量,听取他的意见。四爷爷坚信“金玉满屋,莫之能守”,因此总是假他人之手,稳坐洼狸镇经济政治一把手的位置,活脱脱洼狸镇一土皇帝。他自导自演的“雪中送炭”戏码——在大跃进时期被四爷爷搭救的李其生实际上是被他示意毒打;表面上保护受民兵团迫害的隋氏兄妹实则是为了便于侵占含章;假意答应高顶街指导员从军的要求后转头便陷害了人家——让部分受害者心甘情愿地屈从于他,更令其个人的威望如春草般在洼狸镇疯长。四爷爷通过扼杀洼狸镇人的健康精神和自由意志来满足自身的贪欲和恶念,但即使手段再高明、方式再隐蔽,他的结局也不会好过肉体消灭的赵多多,老中医郭运“三年扶体,十年扶威”的评价只能是他可以得到的最好结局。

吴俊认为:“见素和赵多多完全是等价的。”[4]84初看这一观点是令人惊诧的,相比于赵多多,见素富有热情,勇于拼搏。但仔细回想,见素所有的热情和勇气都服务于夺回粉丝大厂。在见素眼中,夺回粉丝大厂,意味着能报复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仇人,意味着可以继续祖辈的经营,更意味着隋氏家族在洼狸镇的重新崛起。作为“疯狂的家族复仇心理的人格代表”[4]86,见素和赵多多区别不大。所以他一再阻止李知常在赵多多承包的粉丝工厂中安装变速轮,得知抱朴再次阻止自己夺回粉丝大厂时甚至准备联合四爷爷来对付哥哥。见素没有经历过抱朴的苦难,所以他只能紧盯着属于自己的眼前利益,家族的血海深仇教会他的不是放下执念,拯救苦难,复仇的火焰一直炙烤着他的内心。即使身患重病,其后半生只能在一种不喜不忧的平和心境中度过,在得知母亲去世真相时,他也要带着砍刀和赵多多决斗到底。所以即使肉体消亡,疯狂的复仇意念也不会轻易消逝,它将等待机会随时复燃。

对更大权力和更高地位的欲求是人的本能反应,但若不加节制便会发展成为摧毁自我、伤害他人的匕首。如果四爷爷、赵多多和隋见素可以通过改变利己情感的方向,对此加以控制,他们也就不会收获欲望的恶果。

1.3 隋不召、李知常:真实人生的探寻与抉择

不同于隋抱朴可以超越自我对现实的苦难进行深入思索,寻求一条拯救人类于苦海的道路,也不同于四爷爷用兽性压制人性,为一己私欲在罪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洼狸镇上的芸芸众生所面对的是极为真实的人生。他们没有残酷的回忆(也许有但总是趋于忘记),没有掌握极权的可能,在逼仄的生存环境里,他们的自由意志和奴性思想在进行反复的斗争,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他们在施暴者和受害者的角色中痛苦转换,他们“每个人的内心中都蕴含着高尚和卑劣的因子,是天使和魔鬼的结合体”[5], 谁也不能轻易地为他们贴上“善”或“恶”的标签。

作为一个“异类”,隋不召是老隋家“最野性的一个人”,也是“镇上争执最大、最难以分清功过的一个老人了”[2]321。侄媳桂桂在新年去敲门叫隋不召吃饺子时,他却隔着门板解手,搅得桂桂又羞又愤,但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隋不召却下河捕鱼,弓着刀刃似的脊背为桂桂熬鱼汤;隋不召从船上弄来易于堕胎的脏东西,让年轻人更加肆无忌惮地放纵性欲,但当给资本家开过机器的李其生被全村人唾弃时,是隋不召拉着他的手,由衷地赞扬他的才华,真诚地与他结成挚友;隋不召会当着侄儿抱朴的面用言语轻薄赵多多的女秘书,但当李知常不慎被皮带轮卷住,是隋不召一把拉下他而自己却被绞成一摊血肉……在隋不召的言语行为中,高尚与猥琐共存,善良与邪气同在。充满变数的人性游走在善恶的两端,有时善可以战胜恶,有时恶又能压倒善,但总观隋不召的一生,尤其在面对重要抉择的关头,保持善良和清醒是其最终的选择。洼狸镇上到处笼罩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氛围,那是浓厚的家族意识自然深入到每个人骨血中的后果,所以当地震来临,每一处人群便是一个家族,这就是血缘的力量。但隋不召的心里却没有这种由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滋生而来的宗法制度留在现代人性中的深刻烙印,所以得知哥哥隋迎之交出粉丝作坊的时候,他高兴得拍手大叫:“了了好,好了了,天下大吉!”[2]38在隋不召的一生中,不仅有对家族制度的藐视,更有对权威暴力的嘲弄。“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种各样的组织如蝗虫般蜂拥而至,为了争权夺利把洼狸镇搅得乌烟瘴气。但隋不召“‘观点’多变,一个月之内加入过二十多个组织”,在他“一个组织一个味,俺可尝了新鲜”的调侃中[2]278,因争权夺利而头破血流乃至付出生命的行为显得多么愚蠢与荒诞。隋不召时而疯疯癫癫,时而言行出格,但他为铅筒的丢失而整日忧心忡忡和为救他人牺牲自我的行为,是在用悲悯与善良烛照人性之辉。

良好的社会环境具有健康的感染性,向个体生命传输正面能量,反之,恶劣的社会环境则具有强烈的污染性,当个体与这样的环境经历过磨合的阵痛后,有的生命趋于堕落,有的则觉醒反抗。隋氏和赵氏是洼狸镇的两大家族,但不管哪个家族取得镇上的话语权,老李家总是在夹缝中求得生存。李知常的境遇相比于家族中的其他人更加不好,祖父“闹玄”,父亲给资本家开机器,在特殊年代里,这样的家庭劣迹斑斑。整个社会理性的丧失不仅给政治经济带来不可磨灭的创伤,个体生命的正常需求和真实感受也统统被抹杀。李知常想要接受教育却因父辈的“劣迹”被迫辍学,他想要设计变速轮促进粉丝大厂机械化的心愿也因见素的威胁而搁浅。李知常代表着特殊年代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他不会为人类苦难而忧虑,也不会以损害他人的方式攫取利益,他想要设计出日思夜想的变速轮,想要和隋含章结为夫妻,可是在疯狂年代中,他世俗又普通的愿望是难以实现的。但是,当死亡清晰地展现在李知常面前时,他的意志没有萎缩,人性没有异化,他知道一切都不能停,依旧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而奋斗。

隋不召和李知常的身上没有“至善”更没有“极恶”,在疯狂的时代里,他们守住道德的底线,选择平凡本真的人性,他们代表了芸芸众生在脱离正常轨迹的时代中的正确选择。

2 《古船》人性书写的成因

对洼狸镇人人性特点的展现只是《古船》的浅表层面,从外部和内部均可找到的人性书写的成因才能触摸到作品所要表达的纵深层面。善恶的种子埋在每个人的基因中,但《古船》中人物的人性特点之所以表现为善与恶的不同分化,是因为人性表现形式的分化甚至是变异,具体说就是善与恶在不同的个体生命中活跃的程度不同。比如说,向善是人所共有的、普遍的、不变的本性,但其表现形式可以是时多时少,时强时弱,可多可少,可强可弱。在《古船》中,张炜对人性表现形式发生变化的原因进行了探究。由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文化形成的家族意识是洼狸镇人人性堕入迷狂的根本因素,权力机制的诱惑也可以成为压倒善良人性的最后一根稻草。家族意识、权力机制对每一个生命的影响都是同等的,是意识形态中的理性和对生命价值的尊重让一部分人愿意坚守人性本真,憎恶罪恶之渊。

2.1 家族观念的戕害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概括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蔡世连则进一步总结：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和制度的核心便是“族权”,他提出“政权不过是族权的扩大化、社会化”,而“夫权不过是族权在家庭关系特别是夫妻关系上的具体表现(父母之间则表现为父权)”,虚幻的“神权不过是族权的意识化”[6]。在先进的国家机器中,家族制度曾依赖的“族长”“族规”和“宗法祠堂”等物质基础消亡的同时,“族权”作为封建文化的核心痼疾并没有因社会制度的转变而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凭借自身的稳定性和普遍性向人们展现其在新时代中变异的广阔性和深刻性:由它演变而出的家族意识如一缕幽灵悄无声息地占据每一个人的潜意识,总有一部分人心甘情愿地做家族意识的承担者和践行者。

纵观洼狸镇几十年的功过是非,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从中找到家族观念的动因。四爷爷赵炳和老隋家的关系本属于阶级斗争的范畴——无产阶级对剥削者政治经济权力的剥夺,可现实却是对个体生命的消灭,对女子贞操的掠夺,借变革之机树家族之威。隋见素想要承包粉丝大厂本属顺应经济变革来实现财富自由和人生价值之举,可他却一心想要将老赵家踩在脚底一雪家族之耻。社会制度变革使以权谋私成为可能,一部分人借助合法权力对家族对手痛下杀手。如果说家族观念始终活跃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现况令人感到可恨,个体行为对家族意识的自觉承担和自愿实践的事实令人感到可悲,那么以抱朴为代表的对家族意识进行反抗的群体则令人感到惊喜。“对于家族复仇的存在基因,抱朴把它理解成一种社会的‘原罪’。”[7]抱朴所认为的“原罪”便是家族意识在个体生命中打下的烙印,当这种烙印被“社会化”,被运用到社会生产和生活中,苦难也就避无可避。抱朴憎恶苦难,对造成社会苦难的家族意识也极为憎恶,因此就不难理解他为何总是劝弟弟放弃争夺粉丝工厂,目睹继母茴子惨死的抱朴对赵多多产生的不是恨,而是对人性和苦难的深入探寻。

不管是新中国成立之时还是改革开放之际,因为有家族观念的自觉承担者投入到社会变革的浪潮中,家族观念就不可避免地影响甚至制约国家、社会的前进。个体生命价值的扭曲、国家社会前进的受阻是传统封建文化留给本族人民的痼疾与毒瘤,虽然剜去腐肉、摘除毒瘤的过程是极其痛苦和不易的,但为了长远的发展,这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举措。培养更多像抱朴那般正直善良的先锋者才是时代的需要,而不是向赵炳、隋见素等重私利、泄私愤的激进者低头。

2.2 权力机制的诱惑

自“权力”产生以来,无数哲学家和政治家都曾尝试为其下准确的定义或作合理的解读。总的来说,他们的阐释主要集中在“权力”的两种属性——对抗属性和合作属性上。对抗属性,即控制者通过对被控制者的控制,将个人意志强加在对方身上从而获得某种精神层面的享受或物质层面的利益;合作属性,即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达成某种契约,通过权力机构实现双方的利益共享。两种属性只是权力的不同侧面,权力本身没有善恶之分,但权力的掌控者是人,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观念和规章法制意识存在巨大差别。因此,即使控制者和被控制者处于对抗关系,只要控制者宽容仁爱、信赖共赢,权力机制就能平稳运行;反之,即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处于合作关系,如果统治者以权谋私、暴力执法,权力机制便可能被颠覆。

洼狸镇土改的结果便是两败俱伤——农民对地主、资本家展开肉体消灭运动,还乡团对农民展开疯狂杀戮的报复行为,究其原因,是人性在权力的诱惑下彻底失范了。洼狸镇上的一些人尝到权力的甜头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即使王书记一直坚决制止乱打乱杀的行为,栾大胡子、赵多多等人还是对地主和资本家展开肉体精神双重施虐的暴行。虽然“社会上还有犯罪者和违反利益的野心家,如不加以制服,就会很快地使社会倒退到无政府和野蛮的状态”[8]189,但显然,赵多多等人害怕对立阶级死灰复燃,害怕唾手可得的权力再次消逝,因此只有彻底消灭对手才可以让牢牢掌握极权成为可能。

政治权力对人性异化的结果是骇人的,但异化人性的凶手不限于政治权力,像“财富、声誉等在一个个体身上加上的类似于权力的光环,这种光环在中国一些观念的作用下,如同权力一样,同样具有资源聚集作用和人性异化作用”[9]。表面上,四爷爷赵炳早已退出洼狸镇的政治舞台,但其个人的声誉和威望却经久不衰:四爷爷说地震不会再发生,站在空地上的众人便瞬间散去;在粉丝厂的众多应酬酒席中,四爷爷只作陪省里来的干部;洼狸镇上的人想要做出一番事业,没有四爷爷的青睐是什么也干不成的，等等。四爷爷的声誉、威望编织成一张特权之网,网住了洼狸镇人自主思考的能力和反抗意识,更网住了四爷爷本人认清罪恶、忏悔赎罪的机会。但是,最可悲的不是人性在权力异化下的萎缩、扭曲,而是四爷爷为自己的绝对威信沾沾自喜,洼狸镇人沉醉于幸福人生的假象之中。同样,人们可以在见素沉迷于夺回粉丝大厂的行为中窥见权力机制对人性的戕害。见素想要承包粉丝大厂的初衷是通过掌握全镇的经济权力展开对家族仇人的报复。复仇行动是“果”,获得权力是“因”,似乎只要取得经济上的胜利,便可以对家族仇人展开毁灭性的打击报复。由此可见,权力机制对见素人性的扭曲程度丝毫不输家族观念的毒害。

2.3 至善人性的坚守

虽然人性中善恶共存,但是善举需要经营,恶行只需要放纵,因此坚守住内心的善意远比释放出本性中的恶念困难。杀人越货、巧取豪夺能够迅速带来物质的满足,而伸张正义、与人为善带来的精神馈赠却得以对方不会反咬一口作为前提。触发兽欲释放的,可以是内心深处的家族意识或是支配他人的权力机制,甚至可能仅是一闪而过的恶念。但是总有人以善意克制兽欲,用言行操守述说至善人性的坚守。将“恶”关进人性囚笼的是理性认知对兽性的抑制,更是个体对生命价值的虔诚礼拜。

获得权力可以让个体拥有更多的物质财富,收获别人更多的敬爱仰慕,所以“一个人除非受怯懦性的限制,自然希望有权力了”[8]14。勇气是逐权者必不可少的条件。不管是隋见素为夺回粉丝大厂,不顾经济损失企图给粉丝大厂“倒缸”,还是赵炳为成为高顶街一把手,栽赃陷害指导员和还乡团媾和,或是赵多多为了在社会变革中谋取私利,他的砍骨刀上浸满无辜亡灵的鲜血,亦或是还乡团一为报复二为夺权,各种杀人手法令人瞠目结舌,上述行为都显示出对勇气的依赖。在洼狸镇,抱朴并不渴望权力也不曾施以暴行,可“怯懦性”并不是或者说不全是限制他的原因,是对理性的坚持和对兽性的提防让他没有滑入罪恶人性的深渊。即使在疯狂的年代,抱朴依旧保持内心的正直和善良,他认为“人的勇气用不到正地方去,勇气还不如没有。可是他觉得能够用到正地方,就觉得勇气不够了”[2]195。所以当抱朴感觉勇气不足的时候,他在老磨屋里凝视苦难,思索解救人类于苦海中的方法;当抱朴感觉拥有勇气的时候,他接手粉丝大厂,带领全镇人走向全新的生活。抱朴作为个体的人,同样拥有作恶的本能,可他通过对理性的推崇,压制恶欲,坚守至善人性。

除了理性对兽欲的克制,个体保持善意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对生命价值的虔诚礼拜。隋不召是洼狸镇上一个饱受争议的老人,他是传统家族的叛逆者,是权威暴力的嘲弄者,其对生命价值的珍视足以将他视作一位率真善良的老人。当洼狸镇人还麻木于隋大虎的离世时,隋不召已经看到生命的可贵,所以在其生命的最后,他还在嘱咐侄儿抱朴关注受铅筒丢失影响的后代发育状况。这种对后代的悲悯之情和对人类的忧患之心,不正是一种对生命价值的膜拜吗?被隋不召用生命救下的李知常没有过分怨恨成长过程中的苦难,而是将生命的全部热情投入到变速轮的设计和全镇的灯火通明上,在寻找自我价值的同时为全镇的发展做出贡献。经历过一次次庄严的葬礼,隐藏在李知常潜意识中的生命意识彻底觉醒,他用清晰的思维将此概括为“不能等待”。只有当个体真正意识到生命价值的珍贵,才不会掉入恶念的圈套,才能坚守人性之善。

3 《古船》人性书写的价值

《古船》的人性书写再现了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真实人性,探索汉民族人性发展的特点;继承、发展五四启蒙精神和开启当代文学史现实主义新篇章。

3.1 思想价值

文学是人学。文学对人最重要的关注在于对人性问题的探究。张炜的《古船》,在由洼狸镇的空间和中国当代的时间交织而成的时空中探索人类灵魂的历史,其对于人性真实一面的展示及其成因的溯源具有独一无二的思想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将人性问题提升到汉民族文化心理的高度。对人性的探寻与发现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话题,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和文化传承对生长在这片广阔土地上人民的人性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这完全不同于其他民族。张炜翻越社会学的藩篱,站在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冷静而客观地审视本民族的心理机制。《古船》中,读者可以在每一次的残忍杀人中看到本民族对暴力的推崇,亦能在家族之间为了权力争得头破血流时看到本民族对权力的迷恋,更能在人民对巫蛊之术的深信不疑中看到本民族对死亡的恐惧。《古船》中,封建文化对人性的残害主要体现在家族意识对人性的扭曲,张炜在展示一幕幕丑恶画面和揭露一次次非人行径中发出沉重叹息,作出深刻警示。直至今日,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出现的圈子意识、派系意识、团体意识仍向人们展示着封建文化所滋生的家族观念的猖獗,如何摆脱不良文化的影响是亟待本民族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其二,为读者呈现特定社会历史中的人性真实。作家笔下的历史是经过作家审美化观照的历史,《古船》不是对历史真实的还原,也不是对历史是非的判断,更不是对历史真相的探寻,张炜始终关注的是“人”,是在历史的洪流中挣扎着、疼痛着的人性。张炜没有被社会变革中的杀戮与鲜血、人性中的丑陋和残暴吓退,他满怀勇气和信心,一点一点解剖人性之谜,一步一步靠近生命本质。在张炜的耐心解读和悉心探索中,特定时空里人类的“生存本相”展现在每个人的眼前:当血缘和利益相交织,无数的生命个体抛弃自我,为荣誉欲和权力欲拼斗到底;当家族和人性相抵牾,为家族而战成为信仰,善良的人性难逃湮灭的归宿。《古船》中每一声叹息、每一次呐喊都紧扣时代脉搏,直击读者灵魂。张炜不讳人性中的丑与恶,假与痛,以对人性最真实和最现实的书写给人深刻的思考和启迪。真诚正直的抱朴教会人们在对苦难的思索中坚持对人性之美的追求,沉沦堕落的四爷爷、赵多多以及隋见素则一遍遍地提醒人们提防罪恶,避免踏上人性之恶的不归路。

3.2 艺术价值

张炜的《古船》发表于1986年,这是中国文学从寒冬中苏醒过来的年代,也是中国文学寻找新出路的时代。张炜凭借对人性问题的深入挖掘和思考赋予作品卓越的思想价值,同时这部作品对人性的描写也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突破政治藩篱,继承五四启蒙精神,再次对生命价值和人性变异进行探寻。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的核心是启蒙,旨在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和对专制制度的鞭挞中唤醒国民意识,呼吁个性解放,维护自由精神。但是这条呼唤人之本性的文学发展道路面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冲击,文学自身的独立性和审美性不断遭遇挑战,社会历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受到轻蔑,个体生命的自由感和价值感更是遭到无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救亡图存的民族解放运动成为时代主题,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和对人之本性的探寻必须以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为前提,所以文学的启蒙之路被国家的现况阻断了。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歌颂来之不易的独立和自由,文学作品里满是高大勇敢的英雄人物和繁荣和谐的社会图景,对复杂人性的触摸和对社会问题的揭露成为时代的杂音。等到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探寻人的生命价值和人的生存状态无异于痴人说梦。启蒙精神在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极其曲折,但是张炜还是最先捕捉到了时代变化的声音,通过深刻反思刚刚过去的历史和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再现生存环境的冷峻与残酷,思考精神状态的荒芜与窘迫,他对民族的苦难史和人性的复杂性做了透彻且理性的分析。在对五四启蒙精神的继承和对人性本质问题的关注上,张炜的《古船》无疑是成功的。

其二,突破传统文化藩篱,在直面人性中构建审美新范式,开启当代文学史上真正的现实主义。鲁迅先生在杂文《论睁了眼看》中将中国文艺概括为“瞒和骗”,王彬彬则进一步探寻中国文学不敢正视人生,文学史上写满“瞒和骗”的深层原因。政治固然是制约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但王彬彬认为真正让中国文学不能直视赤裸裸现实的深层根源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直面现实的精神”[10]41。这种文化精神深入到中国作家的骨髓,无视现实人生中的苦痛和人类本性中的兽欲成为他们约定俗成的文化本能,仿佛只要对人类的苦难和人性的真相视而不见,生活便会朝着所有人所希冀的美好未来迈进。即使有一部分作家可以看到生命中的扭曲与伤痕,他们也难以剥开表象深入内在,只是在对“恶”与“丑”的轻飘飘的否定中完成自己的文学使命。所以高尔泰认为“当代文学中几乎没有过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10]41。但是张炜的《古船》打破了文化传统,他的笔触超越政治层面对人性罪恶及其成因进行深度挖掘。张炜将艺术触角深入人性本质层面,正面揭露人类的苦难。这是对传统文学审美范式的突破,更是对真正现实主义精神的追求与实现。

4 结语

从新中国成立至《古船》问世,除去撕裂文学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不管是“十七年文学”还是“反思文学”和“伤痕文学”,中国文学井然有序地发展着,“但这时的文学往往也正在陷于盲目,流于浮浅、机械和片面”[11]。张炜能够在《古船》中真实地展现当代中国进程中的血与泪,站在时代的当口理性思考被撕扯的人性,这是《古船》独具的深刻价值和意义。对人的关怀和对人性的观照是作家应尽的责任,张炜没有逃避人性中灰暗的一面,而是以其悲悯的情怀和理智的思考对人性做出深入而透彻的思索。他敢于正视赤裸裸的现实并对其进行艺术化的处理,读者透过灰暗人性的书写审视到民族成长过程中的血与泪,但张炜没有一味地否定,在其揭露罪恶的尽头仍然闪现着人性的曙光。人类社会这艘“古船”还在浩浩荡荡地向前行驶,惊涛骇浪仍然是它需要面对的巨大挑战,暗礁险滩依旧是它需要克服的艰难困阻,但是随着人类对自我和人性更深入的了解,这艘大船终将越走越远、越行越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