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舒然

（西安音乐学院，陕西·西安，710061）

前 言

汉高祖统一天下以来，对书籍的整理和收集并不重视。虽曾委托张良、韩信编选各家兵书，但实际上是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开始收集和整理书籍。由于早期没有对文化建设引起足够的重视，此时的图书已经呈现出“书缺简脱，礼坏乐崩”[1]（P1515）的严重局面。汉武帝主要的工作是对书籍的征集，不仅中央政府在全国开展大规模的征书活动，各地藩王也在积极地征集古籍。到了成帝时期，书籍已经堆积如山，急需进行整理和校订，于是便任命光禄大夫刘向主持开展书籍的编校工作。这项编校工作进行了近22年才结束，因为完成的出色，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编校工作的楷模，这也是继孔子编撰“六经”以来中国编辑史上又一重大事件。其中刘向功不可没。

刘向，本名更生，是楚元王刘交的后裔。他先后担任谏议大夫、给事黄门侍郎、光禄大夫、中垒校尉等职务。曾在政治斗争中被人陷害，两次入狱，被贬为庶人，直到成帝继位后才被重新启用。成帝对诗文古籍颇有兴趣，便命令刘向主持皇家图书的校理工作，刘向也因此开始了其编校古籍的工作生涯。

从河平三年开始，刘向领导着大规模的编校班子进行古籍的收集、整理和校对等活动。每校完一本书便说明校对的情况，编成目录并撰写叙录，这些叙录的内容包括书籍的来源、内容、作者的生平简介及学术思想、校勘情况以及对典籍的评判等，类似于今天的提要目录。刘向将这些叙录汇集在一起形成了《别录》一书。《别录》是有书名、有解题的综合目录，为书籍分类提供了大致的构思，直接影响了刘歆《七略》的编撰，推动了我国目录学的发展。《别录》中初步形成的编撰体例为后代学者研究和学习书目的编撰提供了可参考的范本，直到清代编写《四库全书总目》仍沿袭了这套基本程序。

笔者通过文献资料的阅读和学习，运用文献分析法和音乐编辑学相关的知识原理分析了刘向编校工作开展的原因，总结出此次编撰工作的具体方法及编撰理念，意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同时也思考作为一次成功的编辑活动，是否有沿用至今和值得借鉴之处。

目前关于《别录》的研究主要有四种类型：刘向写的叙录、后代学者整理的辑本、著作中的相关部分、相关期刊论文。

叙录，也称书录解题、提要等，主要揭示书籍的来源、内容、作者的生平简介及学术思想、校勘情况等。目前保存下来较为完整的叙录有：《战国策叙录》、《晏子叙录》、《孙卿子叙录》、《管子叙录》、《列子叙录》、《韩非子叙录》、《邓析子叙录》七篇。

辑本，是指辑录散佚文稿编成的本子。清代兴起了辑佚之风，一些学者力图恢复《别录》的原貌以便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辑本因此产生。最早从洪颐煊开始，至晚清姚振宗，出现了数家辑本：洪颐煊的《经典集林》、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严可均的《全汉文编》、张选青的《受经堂丛书》、章炳麟的《章太炎全集》、姚振宗的《快阁师石山房丛书》、顾觐光的未刊，稿藏于北平图书馆。在这些辑本中，章炳麟和顾觐光的未刊行；张选青和马国翰的辑本完全相同；洪颐煊的辑本佚文编次较乱，并且不分类、没有标题，但由于他成书最早，作为首创者能有此成就实属不易。在目前所见辑本中以姚振宗的辑本最为完善。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姚振宗的辑本共收有181条资料，是所有辑本中搜集素材最多、最为完善的。[2]（P1-10）二是姚振宗在整理审查资料时十分仔细，发现并修正了他人误收的佚文。如马国翰在辑本中将《晏子春秋》的原文误认为是刘向所作的《晏子叙录》而加以收录，姚振宗则准确地发现了问题。三是姚振宗将《别录》、《七略》两书分开介绍各自不同的体例。

有关刘向《别录》研究的著作共有19本，但都仅在全书的某一章节或几个章节做简单的叙述。这些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概述性地介绍《别录》，这类研究成果最少，仅在徐壮华的《中国典籍之最》[3]（第十三章第一节）一书中可见到；二是将《别录》与《七略》进行比较，这类研究成果较多，如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4]（溯源篇）；三是阐述刘向的编撰方法，如姚福申的《中国编辑史》[5]（上编：第五章）。

现代学者对《别录》的研究多以论文为主，笔者在中国知网检索文献发现主要的研究视角有以下六方面：1.对《别录》作整体介绍；2.介绍《别录》的著录体例；3.探讨《别录》的作者及撰写时代；4.关于《别录》的命名问题；5.《别录》中涉及到的汉代学术思想；6.《别录》的学术价值。

一、刘向编撰《别录》的具体工作

（一）刘向编书的原因

春秋战国以来就已经出现大量的书籍，但因年代久远且又战乱不断，加之人们缺乏对典籍的保护意识，导致许多古籍破损较为严重。到了西汉时期，汉武帝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征书工作，古籍堆积如山，或编次混乱、或出现大量错字别字，此时的书籍大致呈现出了以下特点：

1.没有确定的书名。如《战国策》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不同的名称。

2.不分章节，或分章节但无章节名称。如我们今天所见的《老子》共有81章，但在西汉早期并无具体的章节分类，现代所见的章节数目应为后人所加。

3.编次体例较乱，同一种书有多种出入较大的版本。如帛书《老子》有甲、乙两种本子，字体不同，内容也有一些差异。在编排次序上，帛书《老子》中的《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而现代所见的则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5]（P59）

4.异体字、错别字以及脱字漏字的现象较多。如《战国策》中将“趙”作为“肖”，将“齐”作为“立”等，不规范的文字与整篇文章字数的比例接近1:10。[5]（P59）

5.没有作者姓名和文章时代背景的介绍。

6.多种彼此无关的书籍内容摘抄在一起。这一现象是早期古籍的普遍特点，如在《老子》卷前就摘抄有法家言论、研究“道”的本源问题，还有黄帝与大臣之间的问答对话等内容。[5]（P59）

这些现象表明，在我国古代对书籍的保存既没有受到高度重视，也没有形成一套标准的编书体例。虽然我们保存下来部分珍贵的典籍资料，但留下的帛书、简册中的内容繁杂、编次混乱，并且西汉王朝长期的征书活动也使社会上出现了不少伪造的典籍，因此进行书籍的校对整理是必然的选择。而刘向作为皇室宗亲，一心维护汉王朝的统治，且又博学多才，深受帝王的赏识，因此承担此重任。

刘向编书工作开展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拥有良好的编书氛围与物质条件。《汉书·艺文志》中记载汉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1]（P1515），建立了皇家图书库，收集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建立起完整的藏书、写书制度，也正是在此丰厚的物质基础之上，刘向才得以开展如此大规模的书籍编辑工作。

（二）刘向编书的方法

刘向领导的这次书籍编校工作是我国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大规模编辑活动，因为工作完成的十分出色，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书籍编校工作的典范。笔者通过阅读相关文献资料以及刘向所写的叙录，总结出以下几点方法：

1.组织起庞大且精干的编辑班子，使编辑活动有序的进行。《汉书·艺文志》中记载：任命刘向校对经传、诸子、诗赋三大类内容，任宏校正兵书一类，尹咸校对术数一类，李柱国校对方技类，四人各司其职，由刘向担任编辑工作的统一领导。除此四位学者外，还有刘向的儿子刘歆、班固的伯祖班游及杜参等人，他们也都是这项编书活动取得成功的重要帮手。

2.搜集不同的本子进行比较，删去重复的内容，进而确定全书的主要内容。通过刘向所写的叙录我们可以发现，在每篇叙录的首段均说明有选择参看的本子、搜集到相关内容的总篇幅以及最终选取的篇幅数量。如《管子》是从中外书籍564篇中删除重复的478篇，最终确定为86篇。对其中不确定的内容则作为附录保留在文末。也正因为刘向在校对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资料，由此编成的书籍内容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3.校雠全文、校正语句，编成高质量的本子。有关校雠的方法刘向本人曾做过说明：“校雠：一人读本，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故曰雠也。”[6]前一种一个人校读全文，找出谬误的方法称为“本校法”，在当今的校对工作中要求校对者脱离原稿，集中于文句的理解，通过比较和前后文互证来发现差错；后一种一人读、一人看的方法称为“对校法”，这种方法较为科学严谨，不掺加个人意见，但要求参照多种不同的本子才能获得较高的学术价值。

4.杀青定稿，缮写上素。“杀青”指将竹简放在火上炙烤，烘干青竹的水分，使其变为黄色。青竹简是刘向校书时用到的主要书写材料，但由于青竹简容易腐蚀，无法长期保存，所以对竹简进行加工，最后再将校对完成的书稿誊写到缣帛上去。在刘向所写的叙录当中，首段结尾均有“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的字样。

5.确定书名及其含义。如《战国策》一书，有前文提及的六种不同名称。刘向在编书时认为，此书介绍了战国时期的谋士为国家相关事宜所提出的策略，是计策与谋略；又因发生在春秋以后，到楚汉为止约245年之间的事，故定名为《战国策》。

6.首先加入了对作者生平以及思想的介绍。如《管子叙录》中对著者的介绍“管子者，颍上人也，名夷吾，号仲父。少时尝与鲍叔牙游……”[7]（P3）。

7.评判书籍的价值。从刘向所写的叙录中可以发现，几乎在每篇叙录的末段都有评述该书价值的文字。如《战国策叙录》中有“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7]（P3）的评价。因为刘向编书是为皇帝服务，所以评述多带有政治倾向。

每校对完一本书，刘向便分条列出该书的篇名目录，摘录内容大意，写成叙录，呈报给皇上。这些叙录虽然整体篇幅不长，但包含了众多内容：书名篇名、校雠原委、作者介绍、学术流派以及对书籍价值的评判，他将这些内容有序的编排在一起，便形成了《别录》一书，类似于今天的书籍提要，充分显示出各类书籍的内容与价值，有助于后代学者的研读。刘向在编撰过程中形成的校勘程序和编辑方法，也成为后人编书校书的经验参考，甚至在皇帝的诏令当中就有“依刘向故事，校订图书”的字样。[5]（P74）

（三）刘向编书的思想

西汉帝王推崇儒学，将儒学作为一统天下的学术思想。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观点，儒家学说不仅在思想文化领域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成为了汉王朝治理、统一国家的理论依据。刘向作为汉室宗亲，一心拥护汉王朝统治，力图使儒家思想成为汉王朝统治的思想规范，在编书过程中同样是依据汉帝所推崇的儒家思想进行。

从刘向撰写的多篇叙录中可见有似“合于六经”含义的字样，说明刘向在汇编、整理典籍时是以“合于六经”为取舍标准的。如《晏子叙录》载：“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7]（P4）。“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这些典籍是西周上层贵族身份、地位、涵养的象征，也被统治者视为必修的功课。汉惠帝时期，恢复了经籍的重要地位，不断地鼓励对经籍的研究。文帝时期，成立了一经博士，到武帝时期已成立五经博士，可见汉代的经学意识在不断高涨。刘向在《晏子叙录》中明确指出所整理出的文章符合君王的统治需求是合理的谏言，所提倡的内容符合儒家观点，因而得以采用。

《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1]（1515）由此可见，刘向等人在分工时，针对古代的书籍总共分了经传、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类，刘向汇编的经传位于六大类之首，表示对儒家思想的重视。所谓经传，也就是儒家经学，包括上文中提到的六部儒家经典。在其子刘歆编撰的《七略》中，将六艺略放在了六大分类的首位，而《七略》一书又是以刘向编撰的《别录》为思想框架撰成，因此也可以说明刘向在编书过程中对儒家思想的重视。

但在音乐思想方面，刘向也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见解。自周代建立礼乐制度开始，“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是“礼”的附庸，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因素。孔子就主张用音乐治理朝政，以此端正社会风气，维护统治者的文治武功。而刘向重新定义了礼、乐的功能，认为在外施行“礼”可以规范君臣，在内享受“乐”能够明德修身。[8]（P77-81）主张将礼与乐交织并用，使音乐不再成为礼制的附庸，提升了“乐”的地位与作用。

刘向虽然重视儒家思想，但也并未排斥其他学派观点，反而以诸子百家的学术丰富儒家思想。早在战国时期，涌现出了众多学术流派，各家流派之间相互对立、相互争辩，各家学派往往以自家主张为核心批判其他学派的得失。而在刘向的编书活动中，把诸子百家纳入六经体系之中，客观地分析各流派学说的得失与利弊，凡是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均详细引用。在《别录》中介绍有代表法家思想的韩非子、管子和道家学派的列子，还有讲述权谋之术的《战国策》，它们都不同于儒家学说，甚至还有相悖之处，但刘向并没有排斥这些内容，反而通过讲述历史事件并加以评述来展示为君治国之道。刘向以为，诸子百家与儒家犹如水与火，相灭相生，即使学派之间思想对立，仍可以取长补短，相互借鉴。对刘向来说，只要有利于汉王朝利益的思想，都可以服务于王朝的统治。刘向这种包容性的编辑思想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这种海纳百川的胸怀在独尊儒术的汉代也是难能可贵的。

刘向编写的叙录不仅具有内容提要的性质，总结整理了杂乱无章的文献资料，同时还体现出批判、讽谏的思想。他撰写叙录的初衷就在于“撮其旨意”[1]（P1515），评判所校订书籍的价值，提出合理的谏言。阮孝绪评价他的叙录为“论其指归，辨其讹谬”。[9]（P1）我们从刘向所写的叙录中可以发现他的评判意识，他始终站在国家发展和百姓生活的角度，择优而录，根据典籍内容再据此提出自己的谏言，直言典籍内容中值得商榷或不妥之处，供君王参考。在这些叙录中，既有对典籍中涉及的学术思想的评价，也有对历史事件的评价，还有对典籍版本校对的考证，不仅有助于君王学习和思考前人的思想理念，还有助于后人的研读与学习，为后世学者撰写书评提供了可参考的范本。

二、刘向编撰工作中对音乐典籍的关注及其影响

在刘向所校理的典籍中也不乏与音乐相关的内容。《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1]（P1523）。《乐记》是先秦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著，在班固的《汉书》中被记载为河间献王刘德与毛生等人采纳《周官》等言论汇编而成。刘德在汉武帝时期向朝廷进献雅乐时将所著的《乐记》一同献上，成为后来刘向校书的素材。在刘向校对《乐记》之前已经出现了刘德与毛生合编的版本以及王禹编撰的二十四卷的《乐记》。《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刘、毛版的《乐记》是采纳《周官》的内容编撰而成，之后被传授给了王禹，王禹以此为参考又编成新的本子，因此这两种本子大体内容相差无异。而刘向版本的《乐记》则与他们不同。按照刘向校书的一般程序应是通过比对不同的本子，删去重复的部分来确定全书的主体内容，即不管有多少版本最终都汇编为一个本子。但刘向却另行编撰，并且班固在《汉书》中也明确将刘向与王禹的版本分开叙述，可见刘向与王禹编校的《乐记》应有一定差异。学者刘跃进和孙少华认为，刘向校书时应是删去了王禹从《周官》中摘录的内容，并剔除了王禹在编书过程中加入的个人见解，仅保留了与《礼记·乐记》相同的材料，因此在篇数上少于王禹的版本。[10]（P25-28）笔者以为这两位学者的观点正符合刘向编书过程中通过比较不同的本子进而确定书籍核心内容的特点。

除了刘向、王禹编撰的版本外，目前的学术研究中还包含戴圣本以及《史记》本。虽然学界对《乐记》的版本仍存在疑问，但《乐记》作为先秦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著，收录了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的音乐思想，其包含内容丰富、理论支撑性强，对两千多年来中国音乐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并且在世界音乐思想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刘向选择对此书进行编校，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对儒家思想的重视。

在刘向编书体系的影响下，东汉班固编撰的《汉书·艺文志》吸收其学术观点并加入自己的见解，依据刘向编书的分类方法将各典籍资料的学术思想、风格流派等内容汇编在一起，同《别录》一样集中体现了先秦以及汉代的学术思想、音乐审美、校书藏书等多方面内容，更加全面地记载和反映了早期文化的发展演变。其中涉及到的音乐思想仍以刘向所推崇的儒家思想为主。如儒家学者孔子推崇雅乐，排斥郑卫之音，认为“郑声淫”，淫声是乱国的。商纣王背弃先祖之乐，为取悦美人而作淫声；乐官师延也为纣王作靡靡之乐，最终抱琴投河自尽。此二人偏爱淫乐而摒弃雅乐，既误国误民，也落得了凄惨的结局。

从《汉书》中不难发现，班固对“郑声”同样秉持否定态度并明确给予了批评，他认为郑卫之音“内则致疾损寿，外则乱政伤民”[11]（P961）。汉高祖时，推崇远古时期的乐舞，肯定雅乐，并根据古代乐舞改编创作出宗庙乐；汉武帝时，李延年作十九章解决了郊庙祭祀无乐的现象；河间献王刘德等人采用先秦儒家有关音乐的言论编成《乐记》，成为先秦儒家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著。由此可见，汉代对雅乐的推崇、对音乐审美的认识均受到孔子等儒家学派的影响，与儒家音乐思想相通，这也顺应了汉代整体以儒家思想为主的学术氛围。

班固首次在史书中设立《艺文志》，汇集各学科领域的典籍著作，详细记录了古代典籍的编辑情况和发展脉络，使其成为史书编撰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他在刘向编撰《别录》的基础上，细化了所著录典籍的分类方式，共分为六大类，各大类之下再分若干小类，共三十八种，形成了较为严密的图书分类方法，更全面的揭示了现存典籍的编辑情况，反映了各典籍所涉及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但与刘向陈述详细的叙录内容不同，班固在《艺文志》中仅用简短的注文在书目旁标明作者或校书情况，在总序以及各大类、小类的序中详细阐述该类目下著录典籍的学术思想，使各典籍中所涉及的思想等内容更全面的集合在一起。班固编撰的《艺文志》不仅丰富完善了当时典籍的藏书与著述情况，还详细地反映出礼乐典章制度的沿革变化，更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价值。

三、反思与启示

在有关《别录》的学术论文中，除了分析《别录》的作者与命名问题外，大部分内容都涉及刘向编书的具体方法，但所呈现的内容与详细程度并不相同。如李景文《刘向文献编纂思想研究》是以刘向编书的思想为主，涉及到的编书内容并不仅限于《别录》一书，还包括《新序》、《说苑》等，其中分析刘向编撰《别录》的具体工作只有三点。[12]曹明《论刘向校理图书典籍的开创性实践及其历史性贡献》就分为具体的编书工作和历史影响两大部分论述，其中列举了五点刘向编书的方法。[13]虽然他们都介绍了刘向具体的编书工作，但文章的论述不够全面。笔者尽可能全面地检索总结了目前的研究成果，在前人分析的基础上，习读刘向所写的叙录，并梳理了具体的编撰工作，属于总结概述性的分析。虽然学界不乏与《别录》有关的研究成果，但由于该书没有形成确切的目录体系，仅是提供了可参考的构思，具体的书籍分类方法在《七略》中明确产生，所以大多数学者会将《别录》与《七略》联系起来一同研究，并更加注重探讨《七略》中具体的分类体系。

笔者以为，作为一次成功的编校工作，作为古代编校工作的典范，刘向的编辑工作都深刻影响着后代学者编校工作的开展。虽然刘向的编撰工作在现在看来属于比较简单的方式，但在现代的编校活动中仍以这些方式为基础展开。从思想层面来说，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建立起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学说成为当时社会的正统思想。刘向继承并发展了儒家学说，自觉以儒家学说为正统思想，以“合于六经”为编书的主要准则，这不仅顺应了汉代的学术观，也受到来自各阶层特别是统治者的关注与支持。

而在我们当今的编辑工作中，弘扬时代主旋律是编辑工作者最先遵守的方针原则。这不仅体现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一名编辑工作者，应当与时代同步、把握社会主流意识，更好地为文化事业、为人民群众服务。重要的是，刘向虽然以儒家思想为主，但他又能够容纳诸子百家学说，依靠诸子之学丰富儒家思想，打破了各学派的门户之见，这种包容性的思想也是值得学习借鉴和坚持采纳的。在当今的编辑工作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方针要求编辑工作者积极营造宽松和谐的文化氛围，提倡不同观念、风格、流派等相互切磋，促进文化多样性的繁荣发展。

从编辑方法层面讲，刘向首先将典籍资料按照经传、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类进行分类整理，初步形成了图书的分类体系。其子刘歆在此基础上又结合自身学术理念明确地将图书分为六大类进行整理；荀勖又将刘歆的六分法归纳整理为四大类，虽然只以“甲、乙、丙、丁”命名，但已经成为传统图书分类法“经、史、子、集”的前身。三国时期形成的一种重要体裁“类书”，就是依据经、史、子、集将各类书籍辑集而成；[14]（P121）在近现代出现的各类专史、音乐史书的编撰，都从不同角度将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由此可见，在刘向的分类构思之上逐渐形成了图书的分类方法，为书籍分目奠定了基础，为书籍的阅读与文献的查找开辟出了便捷的新道路。

刘向还在编书中首次加入了对著书作者与书本内容的介绍，这在现代图书的封里、底封里或平装书的勒口处依然可见到设置有作者简介的板块。此外，前文中提到了刘向编书时使用的校雠方法，包括本校法和对校法，目的是为了保证编书的质量。在现代编辑活动中，校对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环节同样是为了保证书籍的高质量。除了本校法、对校法外，还有他校法、理解法等多种校对方法。虽然现代编辑工作中使用的对校法不同于刘向的方法，它还包含折校、点校和读校三种，但校对的目的都是一致的。除了校对方法的拓展，现代编辑工作中更是建立起“三级审稿责任制度”，这使编辑环节中的各项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各职位工作人员分工明确，为生产高质量的作品而不懈努力。

对笔者而言，刘向编书最重要、最值得学习之处在于他并非盲目地摘录典籍内容，而是在选取编写过程中带有主观的思考判断。刘向会在原文内容之后提出自己的见解，成为君王参考的意见。此举尊重了史料的真实性，既未轻易改动原文，又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在忠于原著的同时，又能引发读者产生新的思考。在现代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思考能力。有些人偏激，思考过于局限，未能拥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去包容不同的声音；有些人懒惰，不愿意思考，盲目追随他人的观点，不能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偏激或是懒惰，这都不是我们对待学习应有的态度，虚心接受的同时又敢于合理的开辟新路，这样才能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结 语

刘向对《别录》的编撰是古代编辑活动的典范，深刻影响着后人的编辑活动，一直以来也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命题。从刘向的编校活动来看，刘向开展这项工作最初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收集整理典籍资料，供统治者查阅和参考，但他形成的编校方法成为后人文献整理的经验参考。从《别录》中初步形成的分类体例来看，首次将杂乱的典籍资料分类整理，类而聚之，为我国书籍的分类体系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奠定了目录学的基础。通过这种方法将各类典籍资料汇编在一起，不仅保留了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化作品，有助于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也有助于我们集中了解和认识古人的文化思想、音乐审美等内容。

注：本文依据笔者的学士学位论文《刘向〈别录〉编辑方法探析》整理而成，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导师李宝杰教授和刘春晓编辑的精心指导，在此谨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