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春荣

1996年10月28日，时值深秋，北京香山枫叶正红，首都各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活动正处于高潮。我们党史办一行人带着《瑞金人民革命史》即将在京出版的消息，拜访了曾经在瑞金战斗过的老一辈革命家、参加长征30位女红军之一的刘英妈妈。一年前，我们致信刘妈妈，请她为拟编撰出版的《瑞金人民革命史》题词。她欣然命笔，写下了“红色京都，现代新城”8个大字寄给我们，表达了老一代共产党人对红都瑞金的崇敬怀念与祝福期待之情。

在海淀区万寿路的一座高层公寓底楼门口，刘英同志的秘书朱文英同志满面春风地告诉我们：听说瑞金的同志来访问，刘老很高兴，正在客厅等候呢。我们不由得紧走几步，随朱秘书进人客厅。

“刘老，瑞金的同志来看您了。”朱秘书热情地把我们介绍给刘英同志。“谢谢。欢迎你们啊！”刘老从座椅上站起来，与我们握手。我们一面向她问好，一面端详她老人家。只见她声气爽朗、精神焕发，全然不像是年逾90的样子。不等大家坐定，刘英同志就热情地说开了。她告诉我们，她刚刚参加了中共瑞金市委、市政府在京召开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老同志座谈会，在会上见到了红都人民的代表，听了市委领导所作的瑞金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情况的介绍，感受到瑞金有了很大变化，心里很高兴。她还说，瑞金应该变得更好，那是我们共产党开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是红都啊！北京的老同志都很关心瑞金，这次座谈会，就到了很多人，影响大啊！话语间，刘老对红都瑞金的深情厚谊令人动容。

我们请刘老谈谈当年她在瑞金的情况。刘妈妈不愧是“党史活词典”，记性出奇地好，60多年前的事，她竟然像谈昨天的事一样，毫不费劲地给我们讲了起来——

我是1933年6月到达瑞金的，这之前在莫斯科留学了四年。到1934年10月踏上长征路，我在瑞金生活、战斗了一年多。在这里，我见到了许多熟人，并且又一次在他们领导下工作。这些熟人中有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罗邁（李维汉），我读长沙女师时的老师周以栗，在莫斯科留学时认识的师长一辈的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与毛泽东虽是头一回见面，但我1925年在湖南入党，对他早有所闻，我的老师周以栗又是他的同班同学，很快也就熟悉了。所以，我一到瑞金就像回到了家。在这里，我做过少共中央的工作，先做巡视员，后当宣传部长，主持过青年训练班;参加过于都扩红，做突击队长，超额完成了扩红任务，受到中央军委的表扬，上了《红色中华》报。这不单是我们的成绩，主要还是苏区人民好，把自己的优秀儿女都送到红军中去，许多人为革命牺牲了。我和苏区人民结成了血肉联系，受到了战争与群众工作的锻炼，与许多同志建立了战斗情谊。一想起那些如火如荼的日子，我的心就变得年轻，浑身充满生机。

我们专注地听着、记着，只是有时为了把某个细节搞得更清楚、更详细，才偶尔插问一两句。话题很自然地转到刘英同志的革命伴侣张闻天同志身上。作为当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我们对他在瑞金的经历虽然知道得多一点，但还是愿意从刘老口中了解到一些情况。刘老略一沉思，择要地给我们讲了两件事。一是张闻天同志对群众生活很关心。他听说少共中央借用了红军家属一间住房做办公室，造成红属居住困难，就亲自到少共中央局同秘书长交谈，很快将房子还给了房东。他还常在沙洲坝参加“礼拜六义务劳动”，帮助红属砍柴。二是张闻天同志对毛泽东很尊重。他经常主动向毛泽东请教，问他为什么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我们总能胜利，请他参加讨论、决定经济工作的大政方略。特别是1934年7月，他们一起住到云石山上一座小庙里以后，两人关系更加密切，无话不谈。这段经历和长征途中毛、张、王三人一起行军，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说到这里，刘老深情地回顾了她亲身经历的长征。她首先告诉我们，瑞金人民真舍不得红军远离。她的房东——下肖村一位红属再三对她说：“我把房子给你留着，你什么时候回来都还住在这里噢。”她听了，心里酸酸的，泪水在眼眶里滚来滚去。长征路上，说不尽的苦累，道不尽的艰险，多少次眼看不行了。可是，大家坚信革命一定要成功，坚信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依靠人民群众，团结友爱，艰苦奋斗，终于胜利到达陕北。我们纪念长征胜利，就是要发扬长征精神，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把今天的事情办得更好。刘老不单这样说，而且身体力行，离休后先后担任了全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特邀理事、中国中共党史学会顾问、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顾问等社会职务，积极为党和人民工作。

说话间，刘老健步走进卧室，把她自己结集出版的回忆录《在历史的激流中》和《张闻天传》（程中原著）送给我们，并亲笔签名留念。

不知不觉，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为了不影响刘老的休息，我们不得不结束访问，与她老人家合影后，起身告辞。我们一声声地祝福她老人家健康长寿，她也连声祝愿瑞金人民幸福、老区繁荣兴旺。

责任编辑 / 彭月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