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寅

摘 要：城乡治理不仅是技术性课题，也要考虑到人文、社会、历史等因素。部分城市的发展不充分，治理难度大，结合多方面因素来看，有产业结构原因，还有经济增长模式的影响。随着教育、科普的进步，这些问题终将得到解决。

关键词：城市治理;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模式;社会心理

仅根据一座城市GDP、绿化率、基础设施等数据指标，无法判断其是否健康与繁荣。当今在生态经济与美丽中国等概念的指引下，我们对于城市建设的思维发生了转变。针对过去长期困扰我们的城市治理问题，本文从几个侧面对于相关因素点进行分析。

一、建设思路的影响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口规模急剧增大，这对城乡规划以及后期的城市建设、城市综合治理产生了长期的影响。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之后，人口流动增加，尤其是农业人口向工业城市聚集，客观上给城市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我们基于外部环境优先发展重工业，希望在主要工业产品数据上赶超发达国家。这对各大工业城市的规划与建设产生过巨大推动力，而其他辅助建设暂时没有跟上，给城市治理和维护留下了隐患。过去我们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环境保护原则上服从经济建设，两者并没有被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

京津地区是国家下一步城市治理的试点区。古代都城选址，先考虑国土防卫与屯兵难度、交通与粮食安全问题，最后才是经济建设。而京津的实际区位优势在21世纪已经不太明显，明清时期的镇边功能属性在当前形势下不复存在，但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已经无法撼动，其城市群的规模不能继续粗放式增长，京津地区的建设问题应该通过功能区分流疏导、减轻负担的方法来治理。

二、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模式演变的影响

产业结构调整造成城市治理难题，最典型的案例是底特律。南方珠三角、长三角的部分城市近20年突然崛起，源于轻工业和新兴科技工业的兴盛，带来的工业人口转移和迁移。例如，钢铁、矿产为代表的传统重工业进行自动化升级之后，更多劳动力进入了其他制造业或者服务业。一个城市群，如果曾经过分依赖单一产业，那么在产业转型过程中将面临劳动人口与消费人口的流失。

现在，设定一个理论模型——“X时间段内，Y万劳动力进入Z产业”——30年前，X、Y、Z几个数据变化不大，但由于最近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以及承接结构调整，数据变化加剧，而且Z所代表内容变动特别大，Z所在的区域位置变化也非常大（例如劳动力密集型的电子加工行业），转而形成了新的模型——“某城市吸纳劳动力Y万，并建设Z产业来发展经济”——变得难以预测和控制，让整个城市发展出现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从侧面影响城市的规划和建设。

城市的支撑产业体系如果遇到市场性的调整，会难以适应，导致城市建设规划跟不上产业结构的调整。城市治理难题，有可能与不理智地发展房地产业有潜在关联。

东北的城市治理难题是因为转型不及时，且物流成本相对提高，例如，从南美、大洋洲和非洲和进口原材料的海运费用相对低廉，且促进海运符合国家总体政策，获得了支持，因此东北地区在重工业上各项支持性区位优势方面就不再占有优势;上海依然繁荣，是因为轻重工业分布合理且转型较快，所以成为制造业中心、金融中心、教育中心、商业中心、交通中心以及服务业中心。产业结构调整之后，一座城市如果不再占有地利，可能很快失去人和，损失人才，损失政策倾斜，接下来所要面对的就是长期的发展困局。

三、经济增长模式的影响

三亚的城市治理已经初见成效，折射出各省普遍的房产泡沫式繁荣、其他实体经济相对不够活跃且缺乏创新和增长力的相似性特征。三亚的支柱产业是旅游和房地产，一旦这些行业出现了问题（这几年的问题已经出名），整个城市必然出现生态失衡、环境破坏、人文不正。

过去粗放生产、追求产量、数据排名的模式，忽视长远发展、忽视上下游产业的对接、忽略了产业升级改造的潜力准备，盲目扩大产业规模、盲目在某些城市重点发展相对单一的产业，造成了城市的“营养不良”或者“偏科”，这是产业与经济模式对城市的致病原理。

四、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

城市的发展，最终是人的因素，而且是一群人的综合因素。城市的硬件实体犹如蜂巢，蜂巢是否健康，是一群蜜蜂营造的结果。传统上，某些思维方式、社会习俗乃至价值观，对于城市治理难题有重大影响。

第一，本地保护主义思想，可能是农业社会的户籍禁锢制度遗留下来的，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高楼与棚户区的社交隔离，并从造成了一些“界线”或者“三不管”，对城市环境不利。流动人口的棚户区不仅影響了市容，也因给排水与垃圾处理等问题而间接破坏了生态。

第二，旧时代遗存下来的“士、农、工、商”的旧式阶层划分以及“惟有读书高”等片面价值取向，可能在思想层面间接加剧了城市化进程，加速了劳动人口脱离农业，然后混合了上面提到的其他因素，一起加速了整个房地产业供需关系的起伏，进而造成了城市规划与建设过快，膨胀过程太剧烈。这导致很多问题来不及冷静思考、研判，加剧了城市治理难题的发生。

第三，民众重视短期利益。古代，底层民众最担心的就是生计，衣食住行被摆在首位。过去的一百年，中华民族饱受蹂躏，民众翻身之后立马想到要囤积、购置不动产与私车（分别对应古代的宅院与鞍马，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人的成就、社会地位与安全系数），暂时忽略了环境和生态。

第四，“自扫门前雪”的意识，也是城市治理难题的一个因素。不论单位还是个人，把污染排向外面就不管，把污染转移到郊外就算解决，把垃圾挖坑埋了就算干净，这样的思想、行为较普遍。

五、教育与科研的影响

上文提到的旧时代思想的不利影响，可以通过教育来改变。由于基础教育的强力推广，关于保护环境生态的思想已经得到了民众的认可，但还必须进一步推广和落实。

首先是理论研究的不充分。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我国在城市治理方面的理论研究很不足。过去几十年，我们相对更重视工科研究而忽视理科研究，相对更重视自然科学研究而忽视社会科学研究，相对重视理工科研究而忽视人文学科研究，全社会一度崇拜理科生而鄙视文科生、认定学文科很“虚”没用等。

更严重的是，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严重割裂，将理工、经濟、人文等学科割裂，并人为划分出三六九等，直接导致一些人文学者不爱看数据、大谈情怀而忽略应用，也导致科学家在一定程度上不擅表达，脱离了人民群众，进而公信力下降。

另外，对底层理论的研究不足，重视短期可以创效的、具有强烈生产性的研究，而忽略长期战略性且具有潜在价值的研究。这间接导致了上文提到的各种问题缺乏纲领性的、综合性的、战略性的研究支撑。

很多涉及到城市、区域的规划、整体设计、建设的方案，不仅需要宏观策略方面的指导，也需要实实在在的技术支持与数据分析。过去认为“理论”都是空的，殊不知先进的研究都越来越讲量化、越来越讲究数据统计与分析，连心理学科的教学都已经全面引入了数据统计分析，具体气象、水文、土壤、环境保护等学科，应该进一步科学化、实验化、数据化，这些领域的专家的意见也应该被充分采纳和考虑。

“科学”这个词被引入中国的时候人们对其理解有可能出现了偏差。从近代洋务运动发端的中国科技研究，倾向于工程学在制造领域的直接运用，强调学以致用，强调技术强国，却没有领悟到人文精神、创新精神、探究精神、总结精神、试验精神与分析逻辑的有机结合。其中，“做实验”和“做试验”完全是两回事，后者，不论是针对实验室里的操作，还是针对教学模式的尝试，都是相当保守和谨慎的。没有创新精神，必然出不来数据，必然没有合理对照，必然看不到区别，必然无法产生规模化的案例以形成推导解释。

如果不提出猜想并努力去证明自己正确（同时也努力证明自己错了），那就没有哥白尼、牛顿;如果不敢于“空想”出一套规律并且努力讲道理来阐明规律正确，那就没有门捷列夫也没有爱因斯坦;只关心低头生产的人不会成为达尔文，怕爆炸的人不会成为诺贝尔。

基础领域、底层学科的研究必须加大投入。只要让我们伟大祖国的科技树更高、分支更多，枝叶更加茂密繁盛，城市治理难题必然可以迎刃而解。

六、结语

城市治理难题有目共睹，城市发展导向应当综合考量，产业结构布局应当更加人性，城市经济增长模式应该并且已经向着多元化、精细化的方向发展。结合着普及教育对社会心理因素的正面影响，以及相关科研的深化，城市治理难题终将得到突破和优化。我们的城市必将越发美好，成为美丽中国的风景线。

作者单位：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建筑设计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