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园

(北京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124)

深入理解和阐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当代价值，是纪念马克思以及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方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机整体性的阐释在今天则是备受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在这样的理论建构中，马克思的宗教批判、理性批判和资本批判之间的关系是值得考量的一条重要线索。这是因为，无论是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线索还是理论本身的逻辑结构来看，宗教批判构成了马克思的一切批判活动的起点和内在必然环节，对近代理性形而上学的批判和内在超越构成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思想内核，而理论批判的真正完成有赖于对资本的本质和逻辑批判的真正确立。关于这三重批判之间的内在联结，笔者认为可以从历时性、共时性以及批判的价值底蕴这三个维度来进行阐释。从马克思的思想进程来看，三重批判之间具有必然的逻辑递进关系；同时，资本批判的确立并不意味着其他批判形式的终结，而是将其他批判形式内化其中，因而需要在共时性维度上对三重批判的逻辑联结点进行分析；在批判的价值底蕴上，人的现实主体性的恢复和自由的实现是马克思一切批判形式的实践旨归，三重批判的相互建构与共产主义的内涵是内在统一的。

一、三重批判在历时性维度上的逻辑递进

本文在历时性维度上从三个层面解析三重批判之间的逻辑关系。第一，宗教批判是一切批判的前提；第二，宗教批判必然导向理性批判，理性批判与宗教批判具有同构性；第三，资本批判是观念批判与现实批判的统一。三重批判之间的递进关系正是马克思从“副本批判”到“原本批判”的理论逻辑的发展的呈现。

(一)作为前提的宗教批判

宗教批判构成了马克思批判的起点。对于德国古典哲学而言，黑格尔哲学的最保守与最神秘之处就在于绝对精神与上帝最后的“合二而一”，宗教批判是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主要议题之一，旨在探索黑格尔哲学的出路。可以说，宗教批判是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派那里继承而来的一种理论关注现实的方式，青年马克思在遭遇了现实物质利益冲突后对自己的哲学信仰进行反思，这一反思从宗教批判开始。

然而，宗教批判对于马克思的意义并不仅在于时间上的起点，而是在理论逻辑上构成了马克思“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作为前提性批判，这是在宗教批判与现实批判的同一性意义上讲的。宗教的本质是“颠倒的世界”产生出来的“颠倒的世界意识”。我们要解构这种颠倒的世界观就必须抛弃“需要幻觉的处境”，即宗教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这样一来，宗教批判必然导向现实批判，“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1]2马克思在肯定宗教批判的同时主张宗教批判在德国应该结束，其意在强调批判活动不能停滞在人类理性对神性的批判层面，也不能止步于费尔巴哈式的只是对宗教的世俗根源进行抽象界定。马克思的宗教批判的新意在于否定将人的世俗生活与精神世界的分裂归因于宗教。他认为，宗教本身并不是现实问题的根源，相反，现实世界是宗教的根源，宗教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也再次表达了这个立场。“近来不断讨论着如何能够‘从神的王国进入人的王国’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似乎这个‘神的王国’除了存在于想象之中，还在其他什么地方存在过。”[1]94

马克思在对国家理性与现实的关系进行反思的过程中认识到，市民社会内部的利益矛盾尤其是物质利益矛盾才是理解国家、法、政治问题以及宗教问题的根源所在。从宗教问题到政治问题，再到市民社会问题，以及市民社会中的利己主义个人的问题，反映了马克思自身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而要真正理解市民社会，就必须走向政治经济学研究。这个过程彰显了马克思的理性批判与资本批判维度的开启，以及相互建构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批判确实构成其他批判形式的前提，也预示了马克思的理论发展走向。

(二)理性批判与宗教批判的同构性

宗教批判的出路在于现实批判，而批判视阈的转换必需经由对近代理性主义的全面反思来实现。在马克思眼里，宗教、哲学、法和国家的理念都是近代理性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宗教批判必然走向理性批判，二者之间不仅具有时间上的延续性和逻辑上的递进关系,还具有一定的同构性。

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概念本身就内涵着对人的“僧侣本性”的批判。宗教批判的目的在于把人的精神寄托从彼岸世界收回到此岸世界。“对宗教的批判使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1]2这里，“幻想”的对立面是“思考”和“行动”，依托“理性”来执行，理性构成了批判宗教和建立人的现实性的工具。因此，持续深入的现实批判必然要求对理性本身进行审视和反思，而宗教批判构成了促进近代理性主体性哲学批判性发展的内在环节和动力。

在西方近代史上，理性主体性的绝对权威的确立与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近代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文艺复兴彰显了对基督教之前的世界的缅怀和向往，主张把被教会和神学钳制与束缚的生活和思想解放出来。路德的宗教改革宣称，人是因为信仰上帝而得到救赎，并不是因为服从教会。这本质上也是对人的精神主体性的确认。法国的启蒙运动在近代科学革命的基础上进一步肯定了理性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作用。理性可以帮助人类超出生理结构与感性直观的局限，实现对广袤世界的精确而逻辑的认识。由此，主体理性逐渐被确立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基点和依据。德国古典哲学通过其系统性和思辨性为理性权威最终建构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坛。至此，理性在批判宗教之后，将自己塑造成了新的宗教。理性主体性的确立，原本是要确立人在面对世界时的自信，但拥有绝对权威性的理性忽略了或者说压抑了理性的对立面——感性等非理性因素。人的整体性和现实性因而被解构，被片面强调了的理性最终成为凌驾于人之上的抽象存在；人被理性所规定，被理性所评价。近代社会关于平等的界定就生动体现了这一点。近代的平等观念是从心理学意义上阐释的，就人都具有天赋的理智能力而言，人与人平等。换言之，理性成为了衡量人的其他本质的原则，人成为了理性的表现形式，也就意味着人沦为了理性的奴隶。这正是马克思的理性批判的核心内容。

可见，近代理性主体性哲学在把人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之后，又立刻给人戴上了新的枷锁，对人的现实的主体性并没有加以承认。正如马克思对路德的宗教改革的评价：“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笃诚解放出来，是因为他把宗教笃诚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1]10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理性批判以宗教批判为起点，但批判的目的并不是用“理性”取代“上帝”的权威，而是立足于揭示德意志唯心主义哲学的思辨性、抽象性和意识形态本质，通过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阈和基本原则来重新阐释人的现实的主体性以及哲学与世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

(三)从观念批判到现实批判

马克思在西方文明浸润下成长，并且拥有极高理论修养和禀赋。尽管他的新哲学是对近代理性哲学的彻底改造，但是从来不是抽象的否定宗教或理性。马克思反对得是对宗教的迷信或对理性的迷信。对宗教的迷信的背后体现了人的不自信，对理性的迷信的背后暴露了人的不在场，贯穿其中的是僭越在现实和感性之上的形而上学本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和理性批判都是对近代形而上学本质的批判。

信仰宗教或接受理性的统治在本质上都反映了人在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的矛盾。如果说宗教是颠倒的世界观，那么理性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颠倒进行的颠倒。然而，理性世界观对宗教世界观进行的颠倒，并没有解决思维与存在、理论与现实之间的二元对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域和原则的建构中，马克思意识到宗教批判的终结并不在于理性批判的完成；同样，对近代理性的批判也不可能在观念批判维度内实现。其原因在于：第一，理性内部不同形式之间的批判，其目的仍然是为了保留理性的权威，因而只能是概念、语词或逻辑上的更替，不可能动摇理性的绝对权威；第二，理性绝对性的实质是对现实的僭越，法、国家的形式以及精神等上层建筑是理性精神的具体表现方式，其现实根源在于“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2]32。因此，理性批判的关键在于重构理性与现实的关系，也就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重构，这意味着观念层面的理性批判必须深入到对其现实基础的批判，也就是资本批判的维度。马克思正是深入到资本批判和拜物教批判层面，真正从本体论层面揭示了这个颠倒的现实世界的具体内容和机制，以及如何通过抽象而颠倒的意识形态反映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近代理性原则的反思才真正得以完成，并为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理性”反思提供了思想资源。

可见，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到理性批判，再到资本批判，有内在的逻辑必然性。宗教批判构成了马克思一切批判活动的起点和逻辑前提；理性批判是从宗教批判到现实批判的中间环节和必经之路；资本批判则是观念批判与现实批判的融会之处。三重批判之间的必然逻辑，一方面，表现为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也是由马克思的批判对象的具体性和历史性决定的——宗教批判和理性批判本身就是对西欧文明从基督教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历史转变的理论回应和审视。因此，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和理性批判必然汇集于资本批判上，通过资本批判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形而上层面—即观念层面与形而下层面—即物质生产关系层面的总体批判。反过来，马克思主张只有把人从资本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人才能真正成为自己，人的主体性才会得到重塑，人才不会迷信外在的权威。至此，宗教批判、政治批判和资本批判在马克思这里都具有社会历史性内涵。如果解决了资本对人的统治问题，那么，理性的统治问题和宗教的统治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就被消解掉了。

二、三重批判在共时性维度上的逻辑联结

纵观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宗教批判和理性批判并没有随着资本批判的确立而被遗忘，而是以资本批判的内在维度继续发挥作用。因此，对三重批判之关系的历时性考察将必然导向在共时性维度上对三者之逻辑关系的深刻探讨。结合上一部分的讨论可以看到，在马克思的批判视阈下，宗教与理性的联结点在于人的不自信和不在场，理性与资本之间的相互建构形塑了资本主义精神，而资本逻辑的展开过程又是一个新的“造神”运动，价值形式被赋予了抽象普遍性和绝对权威性，成为整个社会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导致了人在现实层面和观念层面受到抽象的双重统治。深刻揭示和彻底批判“抽象成为统治”的现实基础、思想前提及其形成机制，构成了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的逻辑结构。

(一)抽象成为统治的现实基础

“抽象成为统治”是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是基督教、近代理性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在精神层面的共性，是人的异化和物化的实质，彰显了人在近代社会里的抽象性生存方式。当抽象的交换价值和抽象的观念成为人及其实践活动和社会关系的衡量标准时，与之相对应的就是人的主体性的丧失，而究其根源在于资本的主体性的确立。

什么是资本的主体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这就是资本将自身建构为“大写的主体”并不断自我扩张的过程：“资本是社会劳动的存在，是劳动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的结合，但这一存在是同劳动的现实要素相对立的独立存在，因而它本身作为特殊的存在而与这些要素并存。因此，资本从自己方面来看，表现为扩张着的主体和他人劳动的所有者。”[3]资本的主体性主要表现为：第一，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原则和动力在生产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第二，资本作为一种“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4]，对劳动及其产品具有支配权，这种支配权就是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5]；第三，正是因为资本对劳动(力)的所有权、购买权和支配权，资本实现了人格化和主体化，而人被迫客体化和抽象化，隶属于资本。

资本的主体性从何而来？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决定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的分析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一开始就具有的两个特征：第一，资本主义生产的产品必须成为商品，这意味着资本与劳动力的分离和买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在这个生产过程中，资本是生产的主体，活劳动是客体，作为主体的资本必须要通过对象化的过程才能真正实现自我，实现价值增殖，而这个对象化过程也就是资本对劳动力的买卖过程，即资本占有、支配活劳动的过程。与此同时，生产活动中的人也沦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现形式，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雇佣工人是雇佣劳动的人格化。由此可以看到，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的生产过程已经内涵了资本的主体性特征的一切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特征在于以获得剩余价值作为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2]583。资本的生命力通过资本积累得以延续，而资本积累的前提是获得剩余价值，以及剩余价值实现最大化。

可以说，资本的主体性是资本的欲望的体现，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本性决定了资本的主体性特征，资本必须要通过不断地“吞噬”活劳动来实现价值增殖的目标。现实生活中的人处于主体性资本的统治下，这也就是人的主体性丧失的过程。

(二)抽象成为统治的思想前提

如果说资本的主体性是抽象成为统治的现实基础，那么近代理性主义则为抽象成为统治奠定了思想前提。这个思想前提既表现为哲学和知识层面的近代理性形而上学，也包括宗教理性。

近代理性形而上学通过对主体理性的范畴进行内容调整和“科学化”来重建理性的权威。在这个过程中，近代理性形而上学构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内容，表现在：一方面，理性形而上学为近代资本的增殖和扩张提供智力(知识)支持，提高人类认识和攫取自然的能力，促进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和财富的大量积累；另一方面，理性形而上学又成为近代资本精神的“言说者”，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进行理论辩护，借助各种意识形态的面貌来掩饰资本与劳动的对抗关系，帮助资本以经济权力的形式对劳动进行控制和剥削。

近代基督教精神通过内在整合，实现了宗教信仰与科学理性的协调，反过来也影响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与发展。著名的“韦伯命题”力图从文化角度诠释近代资本主义的精神内核与新教伦理之间的“亲和性”，将以天职观为特征的新教禁欲主义的实质界定为“一种世俗化了的伦理观”，探讨了这种宗教理性在历史进程中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一系列重大影响。这集中体现在：合理地限制消费、合法地追逐财富、积极地推动资本积累以及哺育了现代经济人——新教禁欲主义不但强化了“为信仰而劳动”的思想，而且独创出一种有决定性影响的实践力量，即在社会心理上认可。劳动是天职，是一种至善，是确保每个人成为上帝选民的唯一手段[6]。在宗教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尽管韦伯与马克思的理论出发点和归宿不尽相同，但也有异曲同工之处：两人都看到了物质利益对现实的支配作用，虽然宗教理性并不直接决定社会行动，但必须承认宗教观念和信仰对人的行为以及社会历史活动的影响。在马克思这里，宗教理性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结正是其三重批判内在统一的现实基础。

可见，在近代基督教精神、近代理性形而上学与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相互建构中，抽象的观念、精神获得了实体性和主体性，“抽象成为统治”最终具备了总体性和普遍性。在宗教的世界观里，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肉体与精神之间二元对立，人是非物质精神(灵魂)的载体和表现形式；在近代理性哲学里，物质与意识、思维和存在之间二元对立，人与自己的生活世界相割裂，人的公民身份与市民身份相割裂，承载和运用理性的人本身被“遗忘”了，人成为了理性的载体和表现形式；在资本逻辑的展开过程中，资本把对剩余价值(或者说利润、交换价值)的追求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即转化为精神上的崇拜——拜物教。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实现了自身的人格化，而真正的“人格”被异化为“物格”，人在“非自主”的状态下成为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工具。这三个层面都通过压抑或否定人的现实的感性存在与活动来实现对人的主体性的剥夺，抽象对现实的人的统治通过异化的逻辑，也就是主客体颠倒的逻辑得以最终实现。

究其根源，资本逻辑本身的异化性质是另两个层面的异化的现实基础。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人被抽象化为交换价值，资本通过对劳动力的不平等买卖在现实层面实现对人的统治。这种颠倒的资本逻辑进而通过资本的运动渗透到观念领域，导致了抽象观念对人的统治。反过来，观念领域的异化逻辑又粉饰、支持和实现着资本的逻辑：既通过宗教、哲学、国家、法等形式将抽象普遍性作为评价现实的标准，并用虚假的普遍性掩盖现实的矛盾性，也通过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方式赋予资本的逻辑以永恒的必然性和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三重批判在逻辑结构上的同一性和内在关联体现为：宗教与近代理性哲学是在观念领域对主体与客体、思维和存在、人与世界关系的颠倒，资本则是在现实的物质基础层面对人与世界关系的颠倒，三种颠倒都体现了将现实的、历史的人进行抽象化的形而上学本质。

(三)内在融合与双重超越

总体而言，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既是其宗教批判和理性批判的成果，又构成了资本批判的理论前提和方法论原则，并最终成就了资本批判。反过来，资本批判的深入过程，也是其新哲学的形成过程，是其宗教批判和理性批判的真正实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意蕴在于跳出传统哲学的思路，对于哲学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本质与现象之间关系的思考，从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到视域融合，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对传统哲学的内在超越。

在西方历史和文明史上，宗教与哲学都意味着一种“世界观”——观照世界的方式和维度。宗教的方式与哲学的方式，也可以说是信仰的方式和理性的方式，共同构成了西方文明的起源。两种方式在认识世界上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一个以“相信”为前提，另一个以“怀疑”为精神。信仰的认识世界方式的特点表现为压抑或限制人的主体性，而理性的认识方式的特点是肯定和高扬人的主体性。两种方式自诞生以来就并存，共同构成了人观照世界的方式；两种方式之间的差异导致的张力(这种张力在近代尤为显著)则构成了人的认识发展的内在动力。然而，不管是理性的方式还是信仰的方式，本质上都以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为前提，将思维、精神、理论理解为超越现实、逻辑上优于现实的存在，甚至“存在”本身就是只对本质而言的，而变动不居的现实、现象只是存在的演绎或者附属物。

马克思对这两种“世界观”实现了内在融合和双重超越。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阈下，马克思并不是用“历史”或者“物质”取代了传统哲学中的“理性”或“神”的主导地位，而是通过引入“实践”这个关系性、活动性中介，以此为基础来“恢复”主体性与客体性、能动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关系。实践的原则既是对人的主体性进行有节制的肯定，也是对人的现实本质的全面肯定，实践基础上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也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现实的和谐统一。正是在实践基础上重新审视人与世界的关系，才能区分历史的、感性的现实和理论对现实的抽象阐释，从而限制理性和观念的绝对权威，防止理论对现实的僭越。实践范畴在马克思这里意味着与传统形而上学相对立的观照世界的方式。与此同时，客观的物质生产活动是马克思的实践范畴的基础内容，也是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定，在此基础上才能理解资本批判体现了观念批判和现实批判的融会贯通，对资本本质与逻辑的批判的确立代表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正完成。

三、三重批判在价值底蕴上的内在统一

无论哪一种形式的批判，在马克思这里，其价值底蕴都在于通过批判来建构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从而实现每一个人的解放和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因此，宗教批判、理性批判和资本批判的最终落脚点都在于“恢复”或者说“重塑”人的现实的主体性，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人与世界的“和解”。这个“重塑”与“和解”的途径和过程就是实践与共产主义。

(一)三重批判与实践

人与世界之间的实践关系问题，是贯穿在三重批判之中的重要线索。人的现实的、感性的实践活动及其实践能力的不同发展阶段，既构成人与世界关系的基本内容，又是其表现。人对宗教、理性、资本等抽象本质的依赖，其实质是个体对普遍性和确定性的依赖。在马克思看来，这种依赖是一种“颠倒的主客体关系”，是现实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拜物教”，这种生产领域的主客体颠倒关系与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宗教关系是一致的。

马克思主张必须历史地看待这种主客体颠倒关系。一方面，不管是现实的资本生产领域的“宗教”还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宗教”，都必然地要经历这样关系颠倒的阶段。这是因为，人在文明的开端需要以宗教形式把自己的精神力量作为独立的异己力量与人自身相对立；对于资本化的劳动生产，“这种颠倒是靠牺牲多数来强制地创造财富本身，即创造无限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必经之点，只有这种无限的社会劳动生产力才能构成自由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7]。另一方面，这种必然性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8]，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异化最终会被扬弃，异化的扬弃本身就内涵在异化产生的根源之中。换言之，只要物质生产的水平还没有发展到相应的阶段，抽象成为统治的形而上学就有其存在的现实基础。因此，宗教批判、理性批判和资本批判的最终出路汇集在人的实践能力和活动的发展这个现实前提上。

实践原则对于三重批判的意义还体现在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的方法上。马克思运用历史而系统的辩证法来分析和叙述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卢卡奇将其称之为“总体性的辩证方法”。这里的“总体”是指“把所有局部现象都看作是整体——被理解为思想和历史的统一的辩证过程——的因素”[9]。这种总体性辩证法的意义在于：总体性是具体的统一，是保留特殊性和相对独立性基础之上的总体性，而不是抽象普遍性。总体性提醒我们将社会生活看做一个有机整体，而将社会生活的不同维度联系起来的中介和桥梁就是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强调主体在实践基础上与客体的统一其实也是彰显了一种新的主体性原则。

(二)三重批判与共产主义

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正是在其总体性视域下，把人的解放与自由的实现理解为对观念异化和现实异化所进行的积极的扬弃。马克思的三重批判之间的相互建构与共产主义理想的建构是同步的、内在统一的。可以从三个层面来把握其内涵。

第一，共产主义主张消灭私有制，与传统所有制关系进行彻底的决裂。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和内在矛盾决定的。在马克思眼里，资本主义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1]274，“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1]345“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1]287可见，生产关系是资本的本质所在，要消解资本对人的统治，就必须废除以资本为主导原则的现代社会的生产关系，具体表现为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只有这样，才能消灭抽象成为统治的现实基础，人的现实的主体性才能得以重塑。

第二，共产主义主张与传统观念的彻底决裂。这是因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马克思举例加以说明：“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战胜了。当基督教思想在18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的时候，封建社会正在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1]292由此可知：一方面，基督教“取代”西方文明史上的其他宗教形式，以及启蒙理性“取代”基督教精神，其根源都在于现实的社会生活的变迁。另一方面，这些精神形式之间的更迭实质上是一种扬弃的关系，基督教和启蒙理性都是在统合之前的精神形式的基础上将自己塑造成所处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这样一来，不管是宗教还是哲学，抑或其他理论形式，都是以“解释世界”的态度面对现实。解释的内容是现实世界的道理或规律，而实际上是用对现实世界的道理或规律的抽象想象与阐释替代了现实本身，或者说，现实本身成为了精神形式的表现形式。在这样的立场上，理论不可能真正发挥其批判性、革命性功能。所以，马克思倡导的共产主义内涵着对传统观念的决裂，宗教和旧哲学的消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的。

第三，共产主义是一种运动，是一个过程。这是与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乃至资本主义时代一切观念形式和理论形态的形而上学本质相对的。如果说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之前，人们借助宗教或者传统哲学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来获得对世界的认知，其根源在于人的感性活动能力即实践能力的不够发达；那么，在资本逻辑统摄下的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的被抽象化，就为这种形而上学的全面统治奠定了现实基础。这里呈现出了这样的一种悖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以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这是分工和交换充分发展的结果，也是人的生产能力和实践能力充分发展的结果；然而，这个发展同时又以人的异化和物化为前提。在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积累为主导趋势的发展逻辑下，人成为了物的发展的工具和奴隶，人成为了交换价值的表现形式，甚至实物(如生产资料、商品)本身也成为交换价值的表现形式，这体现了一种较之于传统社会而言的更为终极的形而上学化和抽象化。因此，马克思主张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扬弃是一个总体的、全面的、历史的运动和过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挥到自己的极限之前，只能是颠覆资本对人的统治的准备阶段；只有当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的阶段时，才是社会革命的时代的到来。

可见，共产主义运动正是马克思所讲的“改造世界”的活动和过程。这场运动以推翻私有制为基础，在瓦解旧的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就实现了对旧的思想、观念乃至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瓦解，也就把人从现实的桎梏和精神的桎梏中同时解放出来。

(三)三重批判与人的解放和自由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马克思在三重批判的相互建构中探索“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实现路径，三重批判构成了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的三个逻辑递进的环节。宗教批判构成人的解放的前提，通过批判宗教，人从宗教的幻想中被解放出来，从此按照人本身的形象、活动以及关系来审视生活世界。理性批判是人的解放的内在必然环节：在哲学的维度重新阐释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对颠倒的世界观进行批判性改造，从而解构了传统哲学赋予理性和自由的抽象普遍性。资本批判将信仰、理性和自由还原为市场经济活动的内在环节，从而赋予人的解放和自由以新的内涵并确定了现实的实现途径。通过资本批判，马克思揭示了以资本为主导原则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社会各种观念形态和理论形式的本体论基础，资本的历史生成和演化过程蕴涵着以人对物的依赖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秘密。

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自由是主体在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自在、自为、自主的状态，人的自由是人在自己的历史活动中生成和获得的，物质生产活动是这个历史活动和过程的基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解与关于自由的理解内在统一：人的本质既不是上帝或绝对精神赋予的先验的抽象，也不是自然进化意义上的天赋，人的本质形成于人类的现实实践活动过程中，是在劳动基础上形成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自由是人的本质。要注意的是，这与传统哲学家从天赋、先验的抽象本质角度来理解自由是人的本质有根本的区别：马克思这里的“人的本质”与“人的自由”都不是僵死的、预定的状态或结果，而是活动的过程，人的本质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人的自由的实现过程。人的生产(劳动)实践活动，是人从单纯的自然存在物过渡到自由存在物的基础与桥梁，是人的自由产生、发展的前提、源泉与内在机制。也正是因为如此，人的解放和自由的本质是历史实践活动中的主客体双向运动的有机统一。对此，海德格尔对马克思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在整个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发展过程中，人都是“缺失”的，人成为了依附于形而上学的抽象的存在。只有马克思，在对人的这种“无家可归”的现实境遇——也可以称之为异化的状态的深度分析中，“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10]，而这正是马克思在其三重批判的相互建构中实现的。

综上，立足于三重批判之间的内在联结和相互建构关系，马克思深刻解析了现代社会的总体性异化特征及其根源，揭示了作为现代社会的主导原则的资本的本质和逻辑，也在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维度上深刻反思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实现了对理性与信仰的内在融合与双重超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有机整体性对于观照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它提示我们：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总体性活动和过程，是物质生产力的提升与精神和谐发展的有机统一。在全球化境遇下，中国的社会发展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合作的过程中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其最终落脚点在于真正实现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也是共产党人的初心所在和毕生奋斗目标的必然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