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天明

(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暨马克思主义学院， 兰州 730070)

引言

20世纪上半叶，对急速变迁的社会的关注让社会学在中国获得了第一次勃兴[1]，但1949年以来，包括社会学在内的诸多学科遭遇了不该有的摧残[2]278。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了《思想理论工作的任务》，最早明确提出恢复社会学的权威言论[3]，开启了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历程。从那时至今的40年，中国社会学取得了为世人瞩目的成就。回往这段历史，就不该一直遮蔽在西方社会学的文本之中[4]6。恢复重建以来，“一时成为显学”[5]的社会学研究在诸多领域都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坦率地说，对40年来中国社会学研究史研究的梳理很显不足。本文聚焦于恢复重建以来学术界对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历程、共识和展望，以求助推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不断向前发展。需要说明的是，研究一个时代思潮，也自然会涉及到前头的时代，如此才能弄清来龙去脉[6]。毕竟关于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并非始于社会学恢复重建之时。

一、恢复重建以来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基本历程

中国社会学史是以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及发展过程中的争辩和交锋史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史。40年的中国社会学史研究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

1979—1988年为起步阶段。截至1987年底，中国社会学史研究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那就是2部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专著的出版：杨雅彬和韩明谟的同名著作《中国社会学史》[7-8]。这2部专著都以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复杂历史演变为主线，探究了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如研究意义和范围、分期和阶段及历史经验总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历史窗口和基本脉络。

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初，学者们就没有放弃对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王康较早指出：社会学史研究，有必要在哲学史、思想史和其他学科学说史的支持下展开，但也要有所区别[9]。陈树德认为：“从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历史看，中国社会学基本是移植、剿说欧美的社会学。”[10]集中于中国社会学历史传统的研究，代表性的成果当属韩明谟的《中国社会学应用的历史传统》，该文指出：中国社会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甚更久远的时代，认为《周易》既是最古的社会学代表性著作，也是一部富于应用价值的社会学著作[11]。以规范的科学视角来判断，被誉为“大道之源”的《周易》确是中国古代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但其内容所及只能是对有关现今社会学思想的无意识运用。若要说《周易》就是社会学著作，未免有点牵强。

孙本文指出：社会学“为研究人类共同生活之原理原则，而求所以改良进步者也”[12]。韩明谟认为：社会学首先是经世之学，其次是拯救中国之学，再次是建设社会主义之学[11]，他也对中国社会学悠久的应用性传统作了原因分析，强调中国传统的入世哲学，百年内忧外患的惨痛境遇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启迪意义。在笔者看来，韩明谟的观点，为恢复重建时期中国社会学学科性质的认识定下了基调，也为后来人们围绕中国社会学有关问题的争论埋下了伏笔。

在社会学史研究的起步阶段，外国学者也投入了极大的研究热情。日本学者福武直较早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学的引入和发展，并指出自193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学研究取得了凌驾于日本之上的成绩[13]；菱田雅晴曾经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过程有过较为详细的分析[14]。而美国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学研究因指向于中国社会的特征而富有自己的特色[15]。

总体而言，恢复重建以来的10年是中国社会学健康成长的10年[16]。1989—1999年，是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争鸣阶段。笔者曾称之为“韩陈论辩”[17]。自韩明谟发表《中国社会学应用的历史传统》之后，时隔3年，陈树德发表了《中国社会学的历史反思》[18]，就中国社会学史的分期和研究范围，提出了与韩明谟不同的观点。该文认为：韩明谟关于中国社会学的分期虽然体现出了时代特征，但很难体现出学科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如果瞄准百年社会发展这个整体，则研究中国社会学史就可以适当拓展范围——有些学者虽说不是社会学家，有些学派虽然不是社会学派，有些著作虽说属于中国社会史，但都该纳入中国社会学史的内容。考虑到所有这些都是指向于“中国的社会状态”研究，而“近代国人一意慕向西化，治社会学，则必以西方社会为蓝本”[19]228，则这种认识无疑具有深意。

当时，中国社会学史研究大多属于“亟待开垦的荒原”[20]，少有围绕具体问题的争论。为了活跃学术空气并表明立场，韩明谟本着争鸣的意愿又发表了《关于中国社会学史的时限、分期及传统问题——与陈树德同志商榷》[21]作为回应，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是“韩陈论辩”的第1个回合。

很快陈树德发表了《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再与韩明谟教授商榷》[22]。他指出：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应该把学科化的社会学研究与非学科化的社会研究区别开来，绝对不能淡化“学院派”在中国社会学史中的主导地位而不适当地渲染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社会学史”的视角下审视，乡村建设运动是非学科化的社会研究的典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基本也不是作为一门学科而出现的。紧接着韩明谟撰写了《也谈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再与陈树德同志商榷》[23]，文中指出：社会学研究不宜太学院气，不该认为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努力就是“非学科化的社会研究”而将之排除在中国社会学史的范围之外。该文还就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学史论，中国社会学史的起点和分期以及与中国社会学的应用性相关的问题展开全面回应，这是“韩陈论辩”的第2个回合。如果说第1个回合主要是提出问题的话，那么第2个回合已经围绕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中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1993年，陈树德的《再论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兼答韩明谟教授的有关批评与质疑》一文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文章的核心在于，如果在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中纳入革命化和政治化的内容，自然就不能凸显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规律性，也不能体现中国社会学的特质；中国社会学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虽然都是按照中国社会特点中国化外来思想的产物，但中国社会学的应用性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应用性；坚持二者的继续中国化，都是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的[24]。时隔1年，韩明谟再撰《中国社会学史不等于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史——三与陈树德同志商榷》[25]，文中指出：认为中国社会学史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史，这只能是以西方社会学为本位的单极学术立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片面认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史应该结合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化因素。为体现中国社会学的特质和学科发展的特殊规律，中国社会学史的内容应该包括学院派、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乡村建设派。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韩明谟形象地指称这是中国社会学史之树的“三条枝干”[26]。这场争鸣，持续近10年，为后来共识的达成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另外，在此阶段，还出版了袁方主编的《中国社会学百年》，张琢的《中国社会和社会学百年史》，而张琢主编的《现代中国社会学(1979—1989)》成为第1部有关恢复重建以来中国社会学的专史。

在笔者看来，“关于学科基本问题的争鸣和讨论对学科的发展具有方向上的引领和内容上的匡正作用”，而缺乏争鸣必然会影响一门学科本可以达到的成熟层次和应有水平[27]。正是经历了对基本问题的争鸣，才保证了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深入。

经过近20年的努力，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已不可动摇地确立起来，而且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地位还将进一步提高，中国社会学研究将日趋成熟[28]。自2000年开始，中国社会学史研究进入深化阶段。这样的划分虽有些僵硬，但无疑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阶段性把握。进入21世纪的中国社会学，继续延续着强劲的发展势头，而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也不断深化，表现在研究成果上，首先是学术专著的不断出版。据笔者不完全统计，2000—2018年，国内先后出版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著作十余部，这是前面2个阶段无法相比的。另外，也发表了诸多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困于篇幅，恕不述列详论。

二、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基本共识

改革开放以来，围绕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甚多分歧[29]难掩取得的基本共识。

(一)人们普遍认为，学习和研究中国社会学史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重建社会学不久，有人就呼吁“要重视编写中国社会学史”[30]，但客观地说，当时有此认识者为数寥寥，导致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学史成为社会学所有分支学科中最弱的一科，乃至于国内“相当一部分系，开不出中国社会学史的课程”[31]。好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界对中国社会学史研究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自觉。

以笔者的体会，费孝通先生强调“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内在地蕴含着要重视中国社会学史的吁请。如今“中国社会学史，是我国社会学学科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已成为基本共识。中国社会学史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地理解社会学理论，而且还会为今天和将后的学科建设提供丰富的史料支持和经验教训，这也是社会学工作者知识结构的必要组成[32]1。研究者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中国社会学的崛起要立足于自己的历史，中西古今问题是中国社会学发展面临的不可回避而又与生俱来的根本性问题[4]30。在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的今天，中国社会学也自然迈入新时代[33]。这就要求我们不忘初心，增强自信，在涉及古今、中外、理论与实践等重大关系问题上做出战略性调整，让社会学接续中华文化之根。随着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中国的崛起，体现中国社会丰富性，具有中国文化基因的社会学一定会崛起”[4]49，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也会不断推进并为中国社会学的崛起奠定学术史的基础[34]。目前，社会学课程设置上中西内容极不平衡，但我们有理由坚信，这种状况终将逐渐改变。可以预言，在不远的将来，对中国社会学史教学和研究的重视会成为一种常态，围绕这一中心的教学研究将会成为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竞争高地。

(二)对“中国社会学史”的内涵基本形成了较为一致性的认识

郑杭生等对中国社会学史的内涵有很精妙的表述[35]。作为一部学术发展史，人们对中国社会学史内涵的认识也历经长期的发展过程。孙本文认为：中国社会学史应该限于中国流行的社会学，这“以纯正的社会学理论与应用各部门为主，凡涉及宣传性质的作品”概不列入，并认为社会史属于历史学而不属于社会学故不该论及，甚至认为唯物史观的著作不属于纯正的社会学[36]1。不过，由于中国社会学史也是思想更新史和学科推进史，因此总会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在钱穆看来，“中国人注重在人之内在德性上”[19]224“一二人心之所向，此即一二人之明德。则天下大群社会之基本，乃在最少数一二人之心上。此则为中国最高之社会学。古曰：‘天下一家，中国一人。’”[19]209因此，社会学是教人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五四”以来的知识者“把建立或具有什么样的生活态度、人生理想作为要解决的根本问题”[37]55，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史学家顾颉刚总想以社会学等学科为基础来解决人生问题[38]。大体建基于此，最近，景天魁指出：相对于西方社会学，中国社会学具有4个基本特质：人本性、整合性、贯通性和致用性[4]12-15，这4个基本特质的综合构成了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基础，这些特质是通过4个基础性概念(群、论、仁、中庸)体现出来的[4]112-212，并在此基础上精选30个基本概念梳理并论证了中国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框架。这既是对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家面对西方学科壁垒，号召我们该“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的令人敬慕的学理回应，也为世界社会学发展贡献了“中国话语”和“中国智慧”。

如今占据主导的认识是，中国社会学史是社会学在中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是在批判地继承中国社会思想史丰富的传统思想和引进国外社会学的基础上自我发展的历史，西方社会学的引入为她注入了强大的学术营养，而中国传统的社会思想使其具备了牢固的文化根基，并保证其能在中国社会发挥经世致用之功用。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传统是中国社会学史的主要内容

中国社会学史是否应该包含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于这个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早期社会学界是有分歧的。赵承信认为：早期的中国社会学主要可以分为两大主流派别，即文化学派和辩证唯物论学派，前者当属正宗和主流，在当时的社会学界占据优势地位，而后者尽管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很大，但并非正宗[39]。辩证唯物论派即为马克思社会学派。

不过，孙本文指出：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早期社会学还正处在成长时期，难说有什么派别。如果要说学派，那也只能说是有所偏重的研究趋向而已。在他看来，唯物史观的著作不属于纯正的社会学，“概从割爱”[36]2。

“社会学跟社会史论是分不开的”。早期社会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研究因“非是科学的探讨”而属于“主义学说的范畴”[39]。其实，至少发展到后来，以毛泽东等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因具有“深深根植于中国农村的乡土特色”[37]174而发展了马克思所要求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哲学观，从实际出发的理念使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有学者指出：1949年前的中国，有两个大的派别，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或“新社会学”派；与之相对应的是欧美社会学派或西方社会学派[2]224。

中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从一开始虽然就“具有突出的学习特征和开放特征”[5]，但也特别明确地强调必须坚持的方针，那就是建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本质上建立有别于中国旧时代的社会学和西方各国的社会学”[40]。因此，恢复重建以来，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的强调和挖掘。韩明谟指出：中国社会学(史)不能因为过于追求学院气而认为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以外的努力充其量只是“非学科化的社会研究”[23]。他进而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历史”是中国社会学应该包括的内容[41]。瞿秋白以辩证唯物论作为方法论来解说历史和社会，认为在“社会科学中，根本方法是互辩的唯物主义”[37]170，杨雅彬在其《中国社会学史》中研究了瞿秋白与社会学，并专设2节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针对当时中国社会现实而展开的实地调查或提出的一套观点，其结果在客观上形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这当属中国社会学史的主要内容。

从“五四”运动开始，人们就开始了对资产阶级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和改造。直至新中国成立，社会学走向民间，深入社会，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得以开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蓬勃发展的时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长达近30年的停顿期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取代社会学，而社会学的恢复重建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建设被正式提上日程[42]。以此看，从正反2个方面分析，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自然会成为中国社会学史的主要内容。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常向群就出版过《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论稿》(该书的新版于2018年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吴晓明、渠敬东和朱必祥出版过《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史》。郑杭生等在《中国社会学史新编》中单列“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指出早期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对“各种社会学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32]151。2001年，钟金洪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郑杭生、刘少杰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更集中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史”这一核心，就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学思想进行了挖掘，也将分析延伸至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深入研究做出了有益的探索[43]。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学之间关系史的梳理让我们明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具有尤为重要的参照价值和意义[44]。

在新的历史方位下，中国社会学研究要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建设立场和学科方向，积极回应新时代社会实践中的重大议题，不断提升社会学的学科地位。面对“实践提升的新时代”[33]，建立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45]，就需要让具有“问题导向”风格的当代中国社会学[46]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下，积极回应社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同时也要防止社会学仅仅局限于“社会问题学”，使理论上的建树以及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发现和概括获得方向上的指引。

我国包括武隆在内的大部分亟需脱贫的地区，基层社会自治水平有待提高，民间自治意识、自治能力和自治文化都需要逐步培养，这将是一个相对长期艰难的过程。通过学习枫桥经验、“三事分流”和“三社联动”等有代表性的基层治理方式，在脱贫后扶中，武隆区也需要循序渐进推进村民自治，让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切实把资源、服务、管理放下去，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发展农村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减少对农村的考核评比、创建达标、检查督查，发挥好、维护好村民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有利于提高全区人民自发进行基层治理的参与程度，实现稳定脱贫，避免再返贫。

三、中国社会学史研究展望

中国社会学史的确切上限到底该在何时，学界对此还没有一致的认识。不过在漫长的学科发展历程中，历代学者筚路蓝缕，躬身学术，当代中国社会学人立志报国，促发中国社会学理论的自觉。回望已有的研究，对中国社会学史研究做出展望，自然应该汇入中国社会学探索不可或缺的滚滚洪流之中。

(一)在研究指向上，中国社会学史研究既要向现当代延展，更需要向以前拓深

国内学者指向于当代中国社会学史的探索较为积极也富有成果。张琢等详尽汇集了中国社会学自恢复重建10年以来的资料，以史论结合的方式完成并出版了评述性和历史性的著作《现代中国社会学(1979—1989)》，该书“各章大体上都包括了各有关方面恢复的历史过程”“注意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47]，述评客观公允。此后，张琢又主编出版了《当代中国社会学》，该书“忠实记录了中国社会学重建18年来的发展历程，涵盖了各主要分支学科的社会调查和研究情况，评述了这些领域的代表性著作和代表性观点，提出了今后对整个学科和分支学科发展的建设性意见”[48]。全书是对中国社会学18年来辛勤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内容翔实，视角全面，是中国社会学研究和教学所不可或缺的基础文献。

2008年由郑杭生主编出版了《中国社会学30年(1978—2008)》[49]，该书既涉及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又按分支社会学和社会学其他二级学科，列29个专题展开，成为一部了解中国社会30年变革历史的难得权威性著作。2011年，郑杭生主编了《新世纪中国社会学(2006—2010)——“十一五”回顾与“十二五”瞻望》[50]，该书由总报告和18章构成，总报告是整个社会学学科的调查报告，18章就是18个重要的分支社会学的分报告，成为了解中国社会学学科新发展状况的必读书。

以上都是对中国社会学在现当代以来发展轨迹的探索。客观地说，社会学界对于中国社会学史当代以来发展的研究成果还是较为丰硕和集中的。截至目前，公开出版的中国社会学史著作中研究的时间下限都相对靠前，内容上论及比较近期发展史的研究论著还没有面世，亟须客观展示现当代中国社会学发展史的学术全貌的研究著作出版。

较之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取得的较多学术成果，社会学界对于在此之前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成果相对较为稀少。近些年来，国内编辑出版了不少早期社会学家的著作或文集，这表明出版界的担当和对于研究者本人的尊重，为人们进行有关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不过，这种尊重最终需转化为借助于出版读物而对社会学家社会思想的研究成果更为直接地表现出来。坦率地说，总体而言，对诸多早期社会学家社会思想的研究还确有待加强。举例来说，国内对李安宅社会学思想的研究就很显不足，笔者据此发出过“不该忽略的李安宅”[51]的吁请。对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不能追求“人的隐去”，在发掘社会事实(social facts)或文化真相(cultural truth)的过程中，要“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52]。因此，要凸显侧重于学人的学术史。钱穆曾说：“历史记载人事，人不同，斯事不同。人为主，事为副，未有不得其人而能得于其事者。”[19]107时至今日，这一见解仍然值得研究者去认真琢磨和仔细思考。

如果可以套用“学术史完全可以也应该是学者治学的历史”[53]的话，则中国社会学史完全也应该是中国社会学学人治学的历史。最近，史学界有学者在强调反思性历史研究，其目的就在于探索和发现真实的过去，并希望借此能让人们对“当下”有更深入透彻的了解[54]。中国社会学史应该防止研究的异化倾向，要让研究在回归学术发展的实然进程中，落实到具体的学术作品的创造者及围绕有关问题的学术争鸣上来，同时应该防止让学术史成为以政治为中心的历史。

“得尺则尺，得寸则寸”[55]。中国社会学史是一部学术发展的历史和思想更新的历史[35]，也是几代学人筚路蓝缕的探索史。因此，积极关注和深入挖掘早期社会学家的学术思想，再现中国社会学探索历程的曲折性和丰满度，当属未来中国社会学史研究该尽的努力。

(二)在研究体系上，多样性体系并存昭示着更加丰富和完善的研究追求

以恢复重建以来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专著为参照范围，已有的研究体例大体有以下6种。

“人物式”。以杨雅彬的《中国社会学史》和《近代中国社会学》为典型，在杨雅彬看来，在中国社会学界，“只有不同的研究倾向而已，甚至为了建立中国社会学体系的需要，还有一种综合研究的趋势。”[56]所以，他的有关著述整体上按照人物为主线安排。

“学派式”。以郑杭生、李迎生的《中国社会学史新编》为代表，该书以“继承不可缺少，创新更加重要”[32]6的研究态度为指导，结合中国早期社会学发展的实际展开，“上编”对“学派式”安排体现得极为明显。

“年鉴式”。自恢复重建以来，社会学界先后出版的多卷本《中国社会学年鉴》，郑杭生主编的《跨世纪中国社会学——回顾与瞻望》和《新世纪中国社会学(2006—2010)——“十一五”回顾与“十二五”瞻望》等均属于这类体例安排。

“复合式”。以阎明的《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和刘少杰的《中国社会学的发端与扩展》为典型，该体系不同程度地糅合了上述几种研究体系的成分，始终围绕“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与时代变迁的相互关系和作用”[2]2这一主题，较好地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经历的变迁，凸显关键人物在社会发展关键时期所起的历史作用。

“概念式”。这是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中最新出现的一种体例安排，以景天魁等的《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为代表，通过发掘、精选、申义、辨识和梳理34个基础性概念和基本概念，初步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概念体系[4]22，凸显中国社会学的历史基因和学术特色，论证了荀子群学及其概念体系是实现21世纪中国社会学崛起的历史基础。

以上基本涵盖了截至目前有关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体系全貌。不过任一体系优劣兼有。鉴于此，有人提出将思想史写成全息史，即在学术史著作中将学人、学派、学科、学说等内容进行有机的结合[35]。从学理上分析，如果说，“中国社会学史即是一部遭受淹没的‘潜历史’”[2]3的话，全息史自然会尽可能地避免已列各类体例之不足，较好地揭示“显历史”背后的“潜历史”，从而让中国社会学史呈现出有血有肉的丰满镜像。我们预期，今后若能够整合以上研究体系，全景式的社会学体系能够尽快出现，这种体系能把知识社会学的洞见贯穿于整个结构之中，力求将社会学家的传记、书信、日记、社会和学术背景分析融为一炉，实现令人耳目一新的综合。

笔者认为：紧密结合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发展这条主线，积极开拓贯穿于中国社会学史发展历程的新红线，可能是将后研究中体系结构安排的新的努力方向。以笔者的浅见，社会活力研究是中国社会学的学术传统[58]，既然中国社会学具有从激发社会活力出发探索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论视角传统[5]，那么以社会活力的激活为红线，并将之贯穿于中国社会学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也许是让人充满期待的研究体系安排。

(三)在研究内容上，对曾经主要争鸣问题的趋同化认识已基本形成，中国社会学史研究将会更为个案化、专门化和精致化

中国社会学可分为很多派别，但总可以更为简单地分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资产阶级社会学[59]。历史地看，中国早期革命家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批评风格；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实现了由革命性、批判性向维护性、建设性的转向。恢复重建的中国社会学从一开始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改革开放及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建设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无疑都更加清楚地印证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建设性的特点。

其实，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学的关系问题上，呈现出“合”—“分”—“合”的历史轨迹[44]。习近平指出：需要以宽广和大历史的视角去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45]。中国共产党与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在更高层面上的“合”的关系雄辩地说明，推进二者的良性互利，避免恶性互损极为重要。

如今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重要性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2018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历史发展与实践创新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学术研讨会”，南开大学和《天津社会科学》合办“马克思主义与新时代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建构”学术研讨会。2018年5月21日，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和英国全球中国研究院联合举办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系列讲座”，研讨会围绕马克思的全球化思想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及展望和马克思的关系论与资本观等议题展开专题讲座。这些会议全面展示了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将会在未来中国社会学的学科体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在具体的研究内容上，随着研究资料的不断挖掘和积累，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会更加深化，个案研究、专题研究、区域化和流派式研究将会是未来研究的基本趋向。

当纵向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自然会向截面深入，这既可以表现为个案研究和专题研究，也可以是区域化和流派式的研究，这是研究的一般性规律。这种研究可以实地调查为基础，既把研究对象及其学术活动置于整个社会宏观大背景之下，又极好地凸显个案的区域特色和流派追求。

在漫长的学科发展历程中，几乎在大江南北每个区域都有社会学之树生根发芽的辉煌历程，这些共同汇聚为色彩斑斓的壮美图景。对这些保持学术敏感和研究操守，在大气磅礴之外尽显精致隽美的情韵，该是将后一段时期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大势。其实在这方面已经有很好的成果问世。考虑到中国社会学本身的丰富多彩性，研究还需要继续加强。

(四)在研究视角上，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中的反思性视角一直表现得比较明显，而且将会不断得到延续和强化

费孝通逝世一周年之际，在北京大学举办的逝世周年座谈会上，有人向出席会议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李沛良提了一个问题：请他谈谈在20世纪80年代恢复重建社会学以来费孝通到底是怎么看待社会学理论研究和社会实地调查之间的关系的。发问一出，即引来会场一小片嗤笑，但李沛良一开口便肯定了这是一个好问题[60]，并回忆了和费孝通之间的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费孝通说：他之所以在恢复重建社会学之始，特别注重社会学实地调查，那是因为实地调查能够更快地产出有影响力的成果，从而确立社会学的学科地位。这恰恰应验了我们的判断，那就是在学科发展的关键时期，总有学科核心人物高度的学术责任和聪慧的现实判断[61]。李沛良强调指出：费孝通在重建社会学之初的做法并不意味着他不重视社会学理论研究。他不仅重视理论，而且还能身体力行，在快90高龄之时下决心“补课”。他十分自谦地说：不少关于社会的基本概念，他都是自学的，“不系统，不结实”[62]8。实际上，他的“补课”，是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着他对社会学研究中理论基础薄弱现状的不满，也包含着对未来发展的殷切期待和对年轻一代学者的更高要求。

再往大里说，这也融入了他对当初中国社会学发展取向的反思意识，更渗透着对未来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某种担忧，而他对社会学“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双重品格的深入分析[62]438更具有振聋发聩的反思性。正是借助于这样的反思意识，才有了后来“扩展中国社会学的新境界”[63]“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64]和“在理论自觉基础上达致学术话语制高点”[65]乃至于最近的“中国社会学的流源之辩”[66]“从社会学中国化到中国社会学普遍化”[67]进而“架设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学桥梁”[68]的呼吁。

学者们早就认识到，百余年来中国社会学的历史，它的源头不仅仅是西方社会学，还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思想[69]。因此，就需要努力探寻中国社会学崛起的历史基础[70]，不再把西方社会学的传入与中国社会学的产生简单地画上等号。这样，中国历史上不仅具有“社会思想”，我们还可以理直气壮地消除“中国历史上没有社会学”的疑问，中国社会学也就无需只瞄准西方社会学而去认祖归宗，一个全新的中国社会学及中国社会学史将会以崭新的面目呈现出来，中国社会学史研究将会更加绚烂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