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通过研读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从大师的视角，我在阅读中也能探求到中国的一些传统哲学精神，对中国传统哲学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关键词：哲学;知识;功能;方法

一、 哲学与知识

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并不是哲学家们的臆想，也不是所谓的圣人们受到天神的指示而用来教化世人的意旨，而是建立在对世界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思考之上。比如，古代的阴阳家就是通过对自然界风雨严寒的变化和四季时令的观察以及人类社会活动对自然产生的影响，将人文现象和自然现象相联系，创造了天人感应的哲学理论并进一步发展出了以阴阳八卦为基础的宇宙发生论和解释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哲学来源于知识。

但同时，哲学并没有止步不前，而是继续向前探索，冲出了知识为人类的思维和认识所设置的牢笼。知识本身具有的局限性，正是科学的局限性所在。由于科学讲求实证性和逻辑性，这就决定了它无法解决不能被验证的东西，用人类有限的理性去认识和探索无限的存在，结果只能陷于“无知”的窘境。这就是“无知之知”的第一层含义，即认识到自己无知。“无知之知”的第二层含义是超越了具体知识的知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和接受的教育不断得到知识的灌输，这些具体的知识存留于人们脑中，就会形成一种桎梏，而哲学则认识到了这种局限性并企图打破这种局限性，使人们不至于因为按照既定的模式去思考和解决问题而失去了自身的判断力。

二、 哲学的功能

冯友兰先生在第一章“中国哲学的精神”的提要中，开宗明义地写道：“根据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即对客观事物的信息），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这句富含智慧的话被放在这本书如此显要的位置，也体现了这位哲学大师的良苦用心。哲学可以给人提供行事的准则和信念的指导，在这个方面，哲学和科学的作用似乎有相似之处。从“实际”的观点看，哲学无用，但是哲学可以给我们的有用的观点，却是不能用“实际”来衡量的，这种“有用”在《庄子 外物》篇中被称为“无用之用”。再比如，惠施主张事物的相对性，认为事物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也并非完全的隔绝，事物之间都可以相互转化、相互融合，从逻辑上来讲，万物都是一体的，因此，爱万物等于爱自己。孔子主张人一生中应该有所作为，但是这种作为不是为了達到什么目的，而是因为道德的要求，是履行一种人作为人的义务，人在作为之后是否成功，不仅依赖于自身努力的程度，还依赖于外在条件的应承和时机的配合，而外在的条件却并不是为人所能控制的，这就是孔子的“知命思想”。《庄子》里面记载了一个有名的故事，庄子的妻子过世之后，他非但没有悲恸哭泣，反而鼓盆而歌，在他看来，人的死亡意味着人又回归到他所来自的地方，和天地万物融为一体，和春夏秋冬四时同行，获得了永久的快乐和自由，应该为他高兴而不应该悲伤，通过这样一种信念，庄子理性地化解了苦闷，排遣了感情上的沉重负担，获得心灵的宁静和自由，不为外物所扰也不为虚幻的感情所动，从而成就真正旷达乐观的真性情。这就是哲学之用吧。

三、 哲学的方法

这里所说哲学的方法，是指哲学通过什么来建立、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在这一点上，哲学和科学以及宗教也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它既不是通过像科学似的直线累积的方式，也不是通过像宗教似的坚定不移的信仰与“生命委身”的精神，而是通过大胆辛辣的批判，通过孜孜不倦的追问，通过对看似真理的质疑，通过对自身毫不留情的否定而不断升华。这一点，从中国传统百家争鸣似的哲学发展历程中可以得到最为有力的见证。

哲学的追求是一种脱离了物质欲望的追求，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追求，一种超越世俗的情怀。凡是哲学家，都不是单纯的理论家和思辨家，他们往往同时又是实践家和修行家，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实现自己的哲学追求。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注重心灵的修养和情操的陶冶。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段话表明，孔子在四十岁之前认识到的还只是道德价值，但在此之后，到了五十、六十，他懂得了“天命”和“顺命”，进而体验了高于道德的价值，实现了自己的心灵上的超越。

四、 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的几点差异。

在潜心研读了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和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之后，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少的差异。中西方传统哲学由于受到地理环境、文化传统、思维习惯和民族精神等很多因素的影响，在很多方面表现出自己的特色和精神理念。

比如，中国哲学十分讲究天人合一的基本哲学思想。人和天是浑然一体的，因此必然相互感应，相互影响。这与西方哲学中浓厚的注重天人之别的观念是显然不同的。

再如，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较之于西方哲学思想，显现出了更为明显的政治倾向。一方面很多哲学家同时又是政治家，要在治国中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很多不是政治家的哲学家也醉心于仕途，希望在国家这个层面上实践自己的哲学思想;另一方面，很多哲学思想的提出，就是为了为君王的统治提供依据。最为激进的墨家和法家自不必说，入世的儒家也显而易见，就连在人们思想中被广泛认同为出世的道家也不能完全和政治脱离干系。道家思想不仅在汉初之时为统治者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提供了手段，而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郭象在老庄和黄老学派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道家更是赤裸裸地表现出它的政治倾向性。

作者简介：

熊梦琴，湖南省长沙市，湖南师范大学附属滨江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