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栋梁 周志国

摘 要 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40年来，在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下，南开大学日本史研究事业所取得的长足进步，既是源自研究者敬业的内在动力，也是依靠科研管理体制、研究资源的筹措与使用、人才培养机制以及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创新。由此，日本史学科不仅确立和巩固了在学界的研究重镇地位，而且在学科发展的外延式渗透扩张中，进一步推动了多学科交叉的国别日本研究与复合型专业人才培养，自身亦在与相关学科的共生互动中成长，实现内涵式知识结构更新。

关键词  “南开日研”，世界史学科，日本史研究，创新

中图分类号  K31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457-6241（2019）22-0015-1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转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在给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带来强大动力。与国家的发展同步，由新中国日本史研究“三老”之一吴廷璆先生奠基的南开大学日本史研究，几代人薪火相传，不断开拓创新，不仅推出了具有“南开学派”特色的系列研究成果，而且作为改革开放后我国首批日本史方向博士学位培养单位，为国家培育出一支享有“南开军团”美誉的日本研究专业队伍。如今，“南开日研”①已成为国内知名、国际有声的学术品牌。

本文拟以基本统计为据，对1949年以来、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40年来，南开大学日本史研究的创新性实践作一总结性回顾，为新时代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再创辉煌提供参考。

一般说来，人、财、物是开展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但三者的配置与效率发挥受科研管理体制制约，而高效合理的科研管理体制又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革新的。在世界史学科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之前，日本史属于历史学二级学科世界史内的一个方向，即相当于三级学科的区域国别史，因此1949年后直至1963年，南开大学与全国各高校一样，并未设置专门的日本史教研机构，日本史研究属于研究者个人行为，研究成果亦不多见。

  （一）日本史研究室时期的奠基（1964—1987年）

1964年底，根据周恩来总理在高等院校中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指示，南开大学在历史研究所中创设了吴廷璆领导的日本史研究室，初期成员有俞辛焞、米庆余和王敦书。1978年，武安隆、王家骅、刘玉苇、王振锁调入。至1985年，又有杨兴国、廖隆干、杨栋梁、李卓等成员加盟，队伍迅速壮大。1985年历史研究所脱离历史系后，成为直属学校的独立科研单位。

这一时期的日本史研究室，做了两件在学界有影响的大事。一是在吴廷璆领导下，与辽宁大学日本史专家合作，开国内日本史研究之先河，于1972年启动撰写百万字《日本史》的工程;二是1974至1982年，组织编撰《日本历史问题》，这一油印本的“內部交流”学术刊物共编印了8期，在国内外学界反响良好。

  （二）日本研究中心时期的队伍整合（1988—2002年）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实施，日本研究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热潮。当时的日本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参考国家，单纯的日本史研究已无法满足知日本、学日本、赶超日本的现实需要，时代的发展呼唤多学科交叉的日本研究。有鉴于此，1988年，在日本史研究室主任俞辛焞教授的倡议和组织下，我校历史、经济、外语等相关系所的日本研究人员实现横向联合，成立了全员兼职的日本研究中心（简称“日研”）。当时日研的管理体制是：日研成员推选理事组成理事会，理事会选举理事长，理事长主持的理事会为日研决策机构;日研的日常行政工作由中心主任负责，主任由理事会选举产生并对理事会负责，主任聘任秘书长协助其处理行政事务。1988至1996年7月，俞辛焞任日研理事长和主任（期间最后一年由王家骅代理两职），王振锁任秘书长。日研成立时白手起家，是个典型的无固定人员编制、无固定办公场所、无日常办公经费的“三无”机构，事业发展举步维艰。

1993至1994年，“虚体”的日本研究中心获得了许多实体科研机构没有的资源条件，事业发展迎来转机。依靠国际友人援助，一是设立了日本研究基金，基本解决了日研缺乏日常办公经费的问题;二是建立了专用研究楼，根本改变了科研的硬件环境。在日研的研究楼里，来自不同系所的日研教师和研究生联系密切，日本经济、日本外交、日本文化等三个研究群（最初三学科群的干事是杨栋梁、张光、李卓）所组织的学术沙龙及合作研究活动也初见声色。

1995年，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将南开日研列为中国华北日本研究重点基地，开始实施对南开日研的第一个五年期援助。①日研事业规模和实质工作内容的骤然加大，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科研管理体制。

1996年7月，日本研究中心换届，俞辛焞连任理事长，杨栋梁任主任，王振锁任秘书长。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日研行政管理体制做了如下调整，即在主任领导下，下设办公室（主任陈俊杰）、资料室（主任郑朝辉）、研究部（杨栋梁兼任部长）、成果出版部（部长高宁）、学术交流部（部长王健宜）、办公设备部（部长赵德宇）、日语培训部（部长潘雪辉）、《日本研究论集》年刊编辑部（主编杨栋梁）。1996至1999年，由于上述部门负责人的忘我付出和精诚合作，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研在国内外学界的影响急剧扩大。

在南开日研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管理体制上固有的主体责任缺位问题也开始显现。一方面，均为兼职的日研领导和部门负责人在日研的实际工作量日益加大，但其在日研所承担的繁重工作无法在各自的本职工作单位得到评价，于是凭借“觉悟”对日研的无私付出能否经受时间检验并无制度性保障;另一方面，普通兼职成员大多有“被请进来”的客卿意识，缺乏主人公责任感，因此获取资源积极（如希望日研提供研究室和计算机等研究设备、资助研究课题、资助出国研究、资助研究成果出版）、承担义务消极（如日常的楼房管理事务、频繁的学术交流事务、繁重的国际资助项目申请及结项事务等）的现象较为普遍。也就是说，日研的管理体制还亟待改善。

2000年4月，南开大学做出日本研究中心“实体化”决定，原历史研究所日本史研究室10名教师整体“过户”到日本研究中心，来自其他系所的日研兼职成员身份不变。由此，日本研究中心有了正式人员编制，成为校属二级科研单位，开始自主招收培养日本史硕博士研究生。日研改制后，行政归学校领导，主任（杨栋梁）由学校任命，原日研理事会成为咨询机构。日研内部机构及其负责人也有所调整，撤销出版部和日语培训部，潘兵任办公室主任，李卓任《日本研究论集》编辑部主编。日研实体化后，专职与兼职人员结合，综合开展日本历史与现实问题研究，同时协助相关系所培养日本经济、日本语言文学等方向的硕博士研究生。对此，教育部有关部门领导在部署国家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申报工作会议上指出：“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就是这种基地的模型。”

但是，南开日研管理体制实体化时，全国开始掀起高校大整合、大合并高潮。2001年，南开大学实行学院制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结果是，日本研究中心被并入新成立的历史学院。日研除保留对外学术交流合作的自主权外，失去了自主开展综合日本研究和培养复合型高级日本研究人才的必要的权限，事业发展再次遇到管理体制的瓶颈制约。具体说来，在学科结构上，以日本为对象的国别研究本来需要多学科交叉，但历史学院是专业学院，无法兼容其他学科专业研究人员，这意味着日本研究中心既定的多学科研究目标无法实现。在人才培养上，专业学院的管理体制，也决定了日研多专业方向培养日本研究人才的设想无法实现。再就是专职研究队伍的萎缩，日研并入历史学院时，专职人员10人，2年内病故、调离2人，还有2人即将退休;而仅从历史学院的整体布局考虑，日本史作为世界史专业下的一个国别研究方向，尚存6名专职教师，人数已不可谓少。显然，这一体制性约束得不到解决，南开日研的传统优势地位必将削弱，国际援助受到影响也在预料之中。

  （三）日本研究院时期的发展（2003—2019年）

2003年4月，南开大学党委在深入调研国内外有关研究机构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充分征求日研和校内有关部门的意见，做出了日本研究中心脱离历史学院并独立组建日本研究院的决定。在首任院长杨栋梁和副院长宋志勇领导下，研究院设立办公室（主任刘轩）、资料室（主任郑朝辉）、历史研究部（部长赵德宇）、经济研究部（部长莽景石）、政治与对外关系研究部（宋志勇兼任部长）和《日本研究论集》编辑部（主编李卓），管理功能得到加强;在海内外招募人才，壮大了专兼职相结合的专业研究队伍（专职20人+兼职约40人）;人才培养方面独立招收培养日本研究方向的史学、经济学硕博士研究生，以及政治学硕士研究生，开始了真正意义的国别日本综合研究与复合型高级人才培养。在南开大学的日本史研究乃至综合性日本研究的发展史上，这一新型科研体制的建立，具有打破坚冰，开通道路的示范意义，南开日研“天高任鸟飞”的发展环境已然出现。在那个全国高校诸多日本及国际问题研究机构普遍被“降格”，甚或被裁并的特殊时期，南开日研管理体制逆流而上的创新之举，带给学界同仁的不只是震动，也是由衷的羡慕。

2007年以来，李卓、宋志勇、刘岳兵等先后担任日本研究院院长，日研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社会服务等各项事业稳健发展。近年，日研院内又增设了两个重要机构：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宋志勇、副主任张玉来）作为教育部国别和区域培育基地，资政和服务社会的作用特别显著;中日农业发展比较研究中心（主任郑蔚）异军突起，为天津地方农业经济的发展献计献策，目前承担的市农委重大招标项目，①吸引了诸多中日官产学专家加盟，研究与交流有声有色。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1931年的这句就职演讲名言，迄今掷地有声，笔者亦一直深以为然。不过，笔者2018年访问美国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世界名校后又有心得。毋庸讳言，即便是今天，我们与世界名校的差距不只在于缺“大师”（优质的人力资源），也还在于缺“大楼”（丰富的物质资源），中国的顶尖大学与这些世界名校相比，即使在研究、教学设施等基础办学硬件条件上，差距也依然悬殊。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学术研究没有物质条件支撑毕竟无法进行，而改善办学硬件环境又始终是南开大学的重要工作内容，南开的日本史研究亦然。从1988年成立“虚体”日本研究中心，到2003年升格为“实体”日本研究院，改善日本研究的资源条件一直是日研工作的重要内容。日研的做法是：不向上级部门等、靠、要，而是主动出击，到校外和国外寻求襄助发展的物力资源。

  （一）基础研究设施的改善

基础研究设施主要指办公场所和研究资料。截至1993年，1964成立的日本史研究室作为南开大学唯一的日本研究机构，只拥有20平方米的研究室兼资料室，自有日文图书资料不足2000册（校图书馆另有日文图书约3万册）。

1994年，“三无”单位日本研究中心经过数年艰苦努力，首先在取得固定办公场所上实现突破。是年，日研利用日本大阪万国博览会和吉永实雄、吉永正藏②父子的专项资助，建成了1200平方米专用研究楼。当时，研究楼内有35间备有电话的研究室，教室、会议室、资料室等设施齐全，楼内可以收看日本卫星电视的直播节目。在那个高校教师普遍没有个人研究室的时代，如果说“户籍”在不同系所的日研兼职教师拥有独立研究室是一种“奢侈”，那么日研教师所指导的硕博士研究生也有研究室简直是待遇“逆天”。对此，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视察日研时曾发出感叹说：这就是“211工程”的建设目标。

2001年，日研又利用日本友人吉永正藏和宫川俊彥③的专项资助，完成研究楼800平方米扩建工程，增加了多频道同声传译国际会议厅、轨道式移动密集书架图书馆、研究成果展示厅等设施。至此，南开日研的硬件研究环境在国内同类机构中已明显超前。

图书资料是日本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但日研白手起家，财力有限，解决矛盾的主要途径是争取国内外赠送。1994至2019年，日研接受中日文赠书已超过4万册。在“网罗”赠书的过程中，日研有不少感人的故事。为了获得日本已故著名学者家永三郎④赠书，日研领导登门拜访家永先生夫人，其为我方的诚意所感动，立教大学的五十岚晓郎教授组织学生志愿者为1.3万册图书登记造册，义务承担了繁重的工作，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则提供了赠书运往中国的全部运费。为了向中日两国海关提供庆应大学池井优教授1000册赠书的明细书单，约十名正在东京访问或留学的日研师生齐聚池井研究室，毫无怨言、埋头苦干，完成了图书的登记打包。除了表2的统计外，日研还接受过许多零散的日方单位或个人赠书，炎炎夏日，东京街头日研教师车推肩扛受赠图书去邮局邮寄的情景历历在目，如今思来感慨万千。

  （二）日本研究资金的筹措

与日本研究硬件条件的改善同步，困扰日研的日常办公及科研教学经费不足问题，也随着外援资金的获得而得以缓解。

首先，外援资金主要是用以设立日本研究基金，旨在解决事业发展长期资金的需求。基金的管理办法是，本金交学校基金会，年息收入归日研专用，从而部分解决了研究院的日常经费问题。如表3所示，1993年，日研首次设立了“江口圭一日本研究基金”。2013年，又设立了“梅田善美日本文化研究基金”。

其次，积极筹募日本研究院研究生奖学金，以激励优秀的年轻学子投身于日本研究。日研成为“实体”后，每年都利用筹募的专款评比发放奖学金。

再次，通过对外合作，拓宽日本研究经费的渠道。外来资金以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援助为主，其资金用途包括购买计算机和复印机等办公设备、开展合作研究项目、举办学术会议、出版学术著作、聘请外国专家来校讲学、派遣学者赴日研究或调研、派遣学生赴日短期研修、购买日文图书资料、专项调研等。如表5（下页）所示，1995年至今，南开日研获得对外合作资金总额达到2.149亿日元，从而切实实现了对外交流合作与日本研究事业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

大学的基本功能是培育人才，因此大学的科研机构除了研究外，还要承担培养高级专业人才的任务。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考后，南开大学若干系所开始招收日本研究方向的硕士生。1981年11月，国务院学位办公布首批博士生指导教师名单，其中世界史学科博士生导师5人，即世界地区史、国别史的南开大学吴廷璆和南京大学蒋孟引，世界古代史的东北师范大学林志纯和复旦大学周谷城，世界近现代史的武汉大学吴于廑。如今，南开日研学子之所以能广布祖国各地，成为中国日本研究学界的一支生力军，一个得天独厚的前提条件在于这里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高校首批、唯一的日本史博士点，在于坐镇这里的是当时全国唯一的日本史方向博士生导师吴廷璆先生。

（一）从单一学科口径到多学科交叉的国别研究人才培育

1978至2002年，南开大学的若干系所按照学科培养口径，分别招收以日本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但在不同专业和教研单位的师生之间相互交流的机会不多。1988年日本研究中心成立后，为本校不同单位、不同专业的日本研究者和硕博士研究生的横向交流搭建了桥梁。

2003年，日本研究院成立后，依托本校世界史、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学科，将原来的单一招收日本史研究方向硕博士研究生，扩展为依托本校地区国别史和世界经济两个国家重点学科和国际政治一级学科，实行日本史、日本经济、日本政治三个学科方向招生，授历史学、经济学和法学（政治学）三种硕博士学位。这一多学科交叉人才培养机制的建立，引领了我国高校复合型国别区域研究人才培养的方向，它为复合型人才培养和多学科交叉研究提供的全新环境是：在这里学习的硕博士研究生，虽然学科专业有所不同，但却是在同一个单位学习，并把日本作为共同关心和研究的对象;不同的学科专业有不同的治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但日本研究院的历史、经济、政治三学科之间并不壁垒森严，而是一种既尊重学科独立又提倡学科互补的和谐关系，不同专业的专家讲座是公共产品，学生于耳濡目染中吸收和储备了超出其本专业范畴的宽阔知识;从不同学科的理论视角出发，探讨相同学术热点或焦点问题的常规性操作，则为复合型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学术氛围。为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日本研究院还在研究生学术交流、出国留学以及学习奖励方面采取了一些促进措施。

  （二）优质研究生培养的促进措施

与本科生的培养目标不同，研究生培养不只在于传授更加深广的专业理论知识，更在于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亦即培养其知识创新的素养。进入21世纪，南开日研为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提高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水准，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多渠道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如表6所示，2000年以来入学的博士研究生，大多有日本留学一年的机会。如果把短期研修也统计在内，则南开日研在学研究生的日本留学经历者比率是：全脱产博士生接近100%，硕士生约30%。

二是搭建高端学术交流平台，创造浓厚研究氛围，让研究生以“学者”而不是单纯的“学生”姿态参与学术交流活动。具体做法包括：为了增强研究生独立科研的意识和能力，日本研究院开设多门专业讨论课，支持学生开展学术沙龙活动;从2007年起举办一年一度的研究院学术节，师生同台发表学术成果，全员参与学术讨论;鼓励学生走出校门积极参与国内外学术活动，首倡并于2007年在南开大学主办首届“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博士生日本研究论坛”，复旦大学加盟后，论坛成为每年一次由三校轮流主办的盛会，至2019年，“三校日本研究博士生论坛”已连续举办了13届，400余名博士生参会，从而成为国内高校强强合作培育日本研究高级人才的重要平台（见下页表8）。

三是筹措资金，评比颁发日本研究奖学金。由此，研究生除了参评国家奖学金和学校奖学金外，还享有参评院奖学金的机会。院奖学金起初从江口圭一日本研究基金年息收入中支付，后来一度与依田熹家奖学金一并发放。最近因收到日本TPR公司的奖学金资助专款，因此下個时期的奖学金力度有望加强。

  （三）人才培养机制创新的成效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人才的培养成效显著。前30年，南开大学毕业的本科生和硕士生中，不乏进入政府涉日机构及高校从事日本研究与教学者。改革开放的后40年，相关人才的培养已经全面开花结果。

先看南开日研的人才培养规模。1978—2018年，日本研究院（含其前身日本史研究室和日本研究中心时期）作为目前南开大学所属的12个院级文科单位之一，共招收日本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248名，其中日本史方向145名，日本经济方向54名，日本政治方向49名。此外，协助经济学院、外语学院培养日本研究方向硕士生16名。独立招生培养与联合培养的硕士生合计264名。同期，招收博士研究生153名，其中日本史方向146名、日本经济方向7名。此外，协助经济学院培养日本研究方向博士生10名。独立招生培养与联合培养的博士生合计153名。

需要说明的是，表9和表10所统计的数字，只是南开日研独立招收培养和协助培养的学生数字。实际上其他十多个文科学院所培养的日本研究方向的硕博研究生也有相当数量，但限于篇幅，表中仅反映了日研合作培养的学生数量。由此可见，在我国高校的重点大学中，如此规模的日本研究人才培养数量并不多见。如果仅就南开大学日本史专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培养数量而言，则可谓全国高校无出其右者。

再看南开日研的人才培养质量。硕士毕业生的工作去向多元化，在涉日的高校教研、企业和政府外事部门工作者不在少数。博士毕业生80%以上学以致用，其中大部分在国内和日本的高校工作，从事与日本相关的教学和研究，一部分进入国家科研机构（如中国社科院日本所、世界历史所、亚太所，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所）或地方政府科研机构（如上海社科院日本所、天津社科院日本所），成为日本乃至东亚问题研究的中坚力量。此外，在中央部委、地方政府以及大企业调研机构中，也能看到南开日研学子的身影。

在“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下，秉持厚积薄发理念、坚守严谨治学传统的南开日研，向学界和社会输送了数量可观的专业人才，也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目前，南開日研学子在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工作者约200人，其中有正高级职称者约40人，有副高级职称者近百人。日研学子在学界的地位和影响，亦可从中国日本史学会的构成中窥知一般。目前，在这个有数百名会员的国家一级学会中，南开日研出身者占1/3左右，现任学会领导中，1名会长、2名副会长和1名秘书长出身于南开日研。

南开大学与日本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渊源。1919年私立南开大学成立前后，创始人严范孙和张伯苓曾深入考察并参考了日本的教育制度。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前后，南开大学是揭露和声讨日本侵略行径的尖兵，招致日本嫉恨，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时，南开校园惨遭日军轰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开大学的日本研究亦堪称学界瞩目的标的，吴廷璆1955年发表的论文《大化改新前后日本的社会性质问题》，①首次提出“大化改新封建说”，1964年发表的论文《明治维新和维新政权》，②论证了明治维新是“没有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些成果的发表，对我国的日本史研究具有引领作用，“是开拓性的、里程碑式的，对史学界的影响是深远的”。③

（一）以“项目”为抓手推进目标研究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后国力的增强，国家及省部级研究项目的资助力度逐年加大，大型、团队合作研究项目显著增加。据不完全统计，近30年中，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承担国家和省部级纵向研究课题41项，总额512.8万元，其中国家社科重大招标和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各1项，国家社科重点和教育部重大项目共10项。与此同时，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深入，也带来了研究经费的实际增长，日本研究院承担国内外有关机构资助的主要横向合作研究课题30余项，总额231万元。这样，近30年中，纵横向研究项目经费总额已达到743.8万元。

南开日研在自行设计和申请承担研究项目的创新实践中，始终关注国际学术界的研究动态和国内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把学科建设与科研项目紧密联系在一起，即在明确学科建设重点和中长期发展目标的前提下，自行设计或争取科研项目。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南开版的百万字《日本史》即将付梓之际，南开日研经过集体论证达成共识，决定把专门史作为下一步日本史学科的建设重点。如表11、表12所示，近30年来，南开日研按照这一既定思路所涉及和承担的项目，主要集中在日本经济史、政治史、思想文化史、对外关系史、社会史等领域，而随着相关研究成果的发表，不仅夯实了南开日研在中国的日本研究园地的高原地位，而且显著发挥了其在日本专门史研究领域的高峰引领作用。

  （二）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深化研究

学术交流与科学研究是表里依存的关系，科学研究需要尽可能多的信息，而学术交流正是获得信息的基本途径。在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交流手段更趋多元的现代社会，学术研讨会依然是促进科学研究深化的重要途径。研讨会上，所有参会者既是外部信息的吸收者，也是影响他者的“发声者”。一般说来，对研讨会主办者而言，其耗资费力举办会议的“利益”所在，在于可主动设计有助于自身科研进步的会议主题，可通过研讨会的交流平台加强与专家学者的合作，可主动对外“发声”，起到科研成果溢出乃至学术引领作用。

然而，受经济能力等条件限制，1949年后直到20世纪末期，南开日研未能正式主办过任何学术研讨会。其后，如表13所示，在20世纪末期至今的20年里，南开日研已主办大中型国际学术研讨会24次，国内学术研讨会20次，为推进中国的日本研究做出了贡献，同时也扩大了自身在国内外学界的影响。

南开日研在搭建学术研讨会这一交流平台的创新实践中，特别注意把握了以下要点。

一是研讨会与学科建设相结合，旨在通过举办研讨会，以国内乃至国际学界的发展为参照，总结学科建设的经验教训，掌握最新学科发展动向，捕捉新的日本研究学科增长点。如表13所示，20年来，与此相关的研讨会至少举办了10次以上。二是研讨会与重大研究课题紧密结合。例如，十卷本《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丛书是2000年启动、2010年截稿的南开日研重点科研项目，而同期至少举办了5次与此直接相关的学术研讨会。三是经过调研，事先制定中长期系列国际学术研讨会计划，并按计划逐年实施。例如，1998年，南开日研在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桥本寿朗教授的协助下，制定了从1999年起实施、总题为“东亚视域下的日本研究与区域合作”的五年期系列国际学术研讨会计划。这一由南开日研主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协办、定期于每年9月在南开大学召开国际学术会议，与会者除了我国学者外，东亚域内的日本和韩国逢会必派顶尖专家学者参会，新加坡、越南的学者也表现出一定的参会兴趣，美国、俄罗斯、德国、印度的学者则时有参与。截至2007年，这一我国的日本研究学界最具影响的标志性国际学术研讨会连续举办了9次，国内外反响称佳。四是紧密围绕学界和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举办研讨会，践行南开日研繁荣学术、服务社会的理念，近20年来主办的各种研讨会中，可以说约半数出于此种动因。

  （三）推出日本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以各类研究项目为依托，南开大学的日本研究成果丰硕，截至2018年，出版学术著作、译著和工具书约300部，发表论文1500篇以上。研究成果中，日本史研究成果约占2/3，质量在学界获得好评。如表14所示，1984年至今，仅日本研究院的专职教师便有35项获奖成果，其中包括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6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3项）、国家其他部委奖3项、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8项（一等奖5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9项）、其他国内外学术奖8项。这些获奖成果表明，南开日研30年前做出的战略性布局已结硕果，即在保持日本通史、断代史研究雄厚实力的基础上，又在日本政治史、外交史、思想文化史、经济史、社会史等专题研究领域取得新突破，推出了一批国内外学界所认可的学术成果。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仅重点介绍其中的十项标志性成果。

第一，吴廷璆主编的《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本书为百万字日本通史著作，由吴廷璆教授领衔，南开大学和辽宁大学10余位学者合作撰写。20世纪70年代初期编写工作启动后，1982年被納入教育部高等学校教材项目。本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按照五种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分期，突出了既不同于欧美、又有别于苏联的，中国学者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以三卷（古代、近代、战后）36章的篇幅，阐述了2000多年来日本社会从古代到当代，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到对外关系的变迁。迄今为止，这部由我国学者撰写的日本通史，堪称规模最宏大、阐述最系统、内容最丰富、影响最广泛的巨著，在新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本书出版后颇受好评并一再重印，已成为青年学子踏上日本研究之路的必读力作。1998年，荣获国家图书奖。

第二，俞辛焞著《“九一八”事变时期中日外交史研究》（日本东方书店，1986年，为日文著作）。本书系著者用日文撰写并在日本出版，其主要特色和学术贡献是：从外交史的视角出发，运用翔实的中日两国原始档案和外交文书，阐述了“九一八”事变时期中日两国的外交政策，列强及国际联盟的态度，万宝山、中村事件与“九一八”事变的关系，币原外交，上海事变与“九一八”事变的关系，李顿调查团与帝国主义二重外交，南京政府的态度，日本外务省的形象等问题。著者透过当时极其复杂的国际关系，提出并论证了外交和军事是战前日本对外侵略两个车轮的核心观点。本书出版后在中日学界引起良好反响，日本著名学者细谷千博、大畑笃四郎、江口圭一等认为：该著“充分运用了在日本尚未引起重视的各种资料，是一部具有独到见解的高密度研究成果”。①日本京都大学古屋哲夫教授认为：“在李顿调查团等问题的研究上超过了先行研究水平”，“无疑是‘九一八事变时期外交史研究的新的必读文献”。②我国学者胡德坤也在书评中肯定该著“在中日关系史研究方面跨出了新步伐，将我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起点”。③1988年，获得天津市第三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1995年，获得首届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第三，王家骅著《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该著从日本早期儒学与中国原始儒学及汉唐经学、宋学传入与日本的禅僧、中日朱子学及阳明学的比较入手，微观与宏观相结合，通过对中日两国大量历史现象及诸多儒学家思想的对比分析，指出了日本儒学的六个一般性特征，即疏于抽象的世界观思考、重视感觉经验和认识论、赋予感情色彩的伦理观、“有德者王”思想逐渐淡化、强调灵活对应现世、与固有思想共存与融合。继而从政治、法律、道德、宗教、文学、史学及当代日本社会七个方面，具体地分析儒家思想在各个文化领域中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论证了如下观点：“文化对日本民族来说始终只是手段，而未像中国那样成为需要维护其纯洁性的目的;日本民族正是以‘有用性为准则不断摄取与利用多元的外来文化，从而形成其民族文化的”;日本儒学家之所以能“主动地从异质文化中吸取滋养，对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结构进行自我更新与转化”，原因在于以“有用性”为核心的“日本民族的多维价值观似乎发生了重大作用”;“所谓的日本传统思想与文化是具有两重性的，它既缓滞了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变革的步伐，又内驱地成长出近代思想要素，不断地适应与引导已经开始的社会变革，简单地将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传统文化只会阻碍近代化进程的观点，都是片面的认识”。这些论断，得到了中日学界的重视和好评。1995年，获得首届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第四，俞辛焞著《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研究》（日本东方书店，2002年，为日文著作）。本书是国内外罕见的系统研究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关系的学术专著，全书70万字，其创新性学术贡献是，大量发掘和使用了日本外交史料馆藏外交档案、日本防卫研究所藏军部档案、当事人文献及英、俄档案等160多种国内外第一手资料，为研究的突破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运用“矛盾论”“国家利益论”和“双重外交”理论，阐释了当时日本、欧美列强与中国的关系。著者指出，这一时期的中日外交是在错综复杂的“双重外交”框架内展开的，日本和欧美列强在维护在华既得权益上步调一致，但在扩大新的权益上又相互争夺、相互牵制;面对列强侵略，中国为了自保，时而利用欧美列强抵制日本，时而又利用日本牵制欧美列强;同样，日本抓住中国与欧美列强对立激化的机会，利用中国牵制欧美列强，而欧美列强则趁中国与日本对立激化的机会，也在利用中国牵制日本。本书对该时期存在争议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也提出了独到见解，填补了国内有关研究的一些空白。日本辛亥革命研究会会长久保田文次教授认为：该著“抛开了以往‘教条主义式的解释，阐述了更为客观、灵活而新颖的观点”，“既是一部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中日关系史的重要著作，也是一部在中日学术交流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如果从运用日文原始资料研究中日关系史并用日文撰写的角度评价，则著者“是中国学界的先驱或第一人”。①2005年，获得天津市第九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荣誉奖。2006年，获得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第五，米庆余著《琉球历史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本书从政治外交关系史的角度出发，利用琉球国史和中日原始资料，实证考察了琉球王国兴亡史及其同时代的中、日、琉三国关系。著者首次将古代琉球历史划分为原始部落、按司、王国三个阶段，论证了《隋书·琉球传》所述当是现今的冲绳，阐述了“七八世纪的日本与‘南岛的各种关系中并不包括古代琉球本岛”，考察了中琉册封关系在明代的形成及清代的发展，揭露了近代日本侵占琉球的史实。著者指出：“《隋书·琉球传》中所说的‘高华屿当是中国的钓鱼岛或其附近岛屿”，“陈侃进呈的《使琉球录》明确记载了中国古代对钓鱼岛等岛屿的发现和利用”，日本学者林子平在《三国通览图说》中标注的花瓶屿、彭佳屿、钓鱼台、黄尾山、赤尾山等地，均与“中国大陆为同一浅红色”，是“钓鱼岛自古是我国领土”的历史证据。对此，学界评价其“拂去多年来遮盖古代琉球真面目的封尘，向人们重新展示了散在太平洋上的琉球王国的历史及其对外关系的真面貌”，②“堪为独辟蹊径的新著”，“实为一项有价值、有意义的、开拓性的研究成果”。③2003年，获得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第六，杨栋梁著《国家权力与经济发展——日本战后产业合理化政策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本书以日本为案例，探讨计划与市场、国家权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即以产业合理化这一日本战后连续推行15年的核心产业政策为研究对象，依据政企关系的原始资料，逐次考察了日本的通产行政、合理化与经济计划、合理化与外贸外资及技术引进、合理化与政策金融、合理化与政策税制、合理化与产业组织政策、合理化与企业经营，这一系统的专题研究在中国学界尚属首次，在日本学界也未全面展开。著者认为，产业合理化是战后日本由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变的体制转型期所推行的产业政策，也是其经济由战后复兴走向高速增长时期，即由经济后进国向经济发达国跃进时期所推行的产业政策。因此，其政策制定的时代背景、目标及其操作方式、方法等，对同样面临经济体制重建和经济赶超双重历史任务的我国经济建设具有极为现实的参考意义。

日本的例證表明，在现存的经济发展悬差、不完全竞争的世界市场及若干非经济因素的干扰等条件下，一国经济市场化的进程只能根据世界环境的大背景和本国的实情来制定日程表。经济赶超是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实现的，但这决不意味着只有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或基本放弃了计划的干预之后，才能实现经济赶超。在崇尚市场之风颇盛的情况下，这一理性认识有助于我们在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同时，也不应把资本主义的“合理化”仅仅作为批判的靶子，而应该剥其外壳，取其内核，为我所用，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经济建设。对此，学界认为该著在战后日本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的实证考察上“起到了填补空白的作用”，“为人们提供了一幅后进国家赶超型现代化建设的生动画面，同时为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经验”。④“将战后日本的产业合理化政策提升到市场与政府一般关系的高度展开研究，体现了理论水平和学术价值”。①2003年，获得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第七，杨栋梁主编《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这一集体合作的十卷本研究丛书约500万字，耗时十年完成。各卷及其作者分别是：经济史卷杨栋梁、政治史卷王振锁和徐万胜、外交史卷米庆余、社会史卷李卓、文化史卷赵德宇等、思想史卷刘岳兵、教育史卷臧佩红、对华关系史卷宋志勇和田庆立、文学史卷王健宜等、绘画史卷彭修银。丛书以整体性、系统性和学术性三结合为写作原则，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以国内外先行研究为参考，从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和对外关系等十个专题领域入手，深入考察了日本近代何以成为亚洲唯一资本主义国家和当代现代化程度最高国家的原因和路径，探讨了日本现代化进程中外生因素的刺激作用，内生因素的基础和条件，内外生因素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冲突、应对、调整与交融，进而重点分析评价了日本政府在现代化不同历史时期的政策选择及其政策效果，论证了其现代化进程的长期性、艰巨性和曲折性，阐明了日本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和经验教训。这一前沿性研究的学术创意表现在，理论上突破了中外学界关于“现代化”的传统解释，指出现代化既是“近代化”的延续，也是对近代化的发展和超越。研究方法上突出了一条主线（官主导）、二条发展道路（战前对外扩张、战后和平发展）、三次制度变革（明治维新、战后改革、平成改革）、四大分析视角（条件约束、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绩效评析）的主线。研究深度上，大量使用日本政府外交文书、社会调查、经济统计和民间收藏资料，围绕制度改革、社会结构、文化思想状态及对外政策等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学界评论说，本套研究丛书“分量甸沉，敦厚笃实”，对现代化做出了“最具包容性、建设性乃至挑战性的大胆理论阐释”，而“这样的理论阐释和逻辑安排，可以在历史发展的纵轴和横轴上，将现代化运动的长期性、多样性、曲折性、连续性、整合性统统服帖地收容在一种解释体系中，对摸索与创新、碰撞与交融、实践与修正、互动与制衡等纷繁复杂的现象做出通贯性的梳理。应当说，这是一种颇为成熟的理论思考”。②2013年，获得天津市第十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第八，杨栋梁主编《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这项杨栋梁领衔的集体研究成果共6卷，约180万字。杨栋梁撰写的第1卷总论，阐明了研究的意义、目的、视角和方法，论述了古代日本对华认识的思想遗产及其性质和特征，运用基础研究中精选出来的核心性实证资料，站在日本、中国和世界的共时性三位约束环境的角度，历时性地考察了近代以来五个历史阶段里日本的中国观内涵，进而提出了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历经“从质疑到蔑视”“从蔑视到无视”“从无视到敌视”“从敌视到正视”“从正视到竞合”变化的观点，探讨了其变化的规律和本质。赵德宇等撰写的第2卷，以江户时期（1603—1840年）的三大学问板块（即儒学、兰学、国学）为主线，深入考察了日本统治阶层及其知识界的中国观及其变化，认为近代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均可在江户时期找到原型。刘岳兵撰写的第3卷（1840—1895年），实证考察了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社会的中国殷鉴论、唇齿论、敌对论、亲善论、亡国论等各种思潮，对近代日本中国观的原型进行了学理性分析。王美平和宋志勇撰写的第4卷（1895—1945年），实证考察了日本政、军、财、学、民各界对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国民革命的认识和态度，指出该时期日本的蔑视型中国观已直线发展到对中国的无视和敌视。王振锁等撰写的第5卷（1945—1972年），考察了冷战背景下日本社会各界对新中国的认识和态度，其中重点分析了日本“知华派”政治、经济团体和有关人物恢复两国邦交的思想和行动。田庆立和程永明撰写的第6卷（1972—2011年），探讨了复交后日本的中国观经历的阶段性变化及其深层原因，指出现阶段日本的中国观呈现多元化特征，其走向值得密切关注。本书的亮点和学术建树主要表现在：一是以古代日本的中国观为时间纵轴的引线，以日本、中国和世界的状况和互动为空间横轴，以日本政府及其社会各界的对华认知和态度为考察对象，对1840年至21世纪初日本的中国观进行全方位的系统考察，如此规模的系统研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学界均无先例。二是创建了“中国观分析模型”，阐明了中国观中包含“认知”和“态度”两个不同场域，即“认知”是认识主体关于认识客体“是什么”和“为什么”的判断，“态度”是认识主体对认识客体的情感和主张，认知和态度既是递进关系，又存在反刺激关系，这一学理性界定，有助于相关研究的规范化，具有可供其他类似的“观”研究所参考的普遍性学术价值。三是大量发掘使用了日本政府公文、党派内部刊物、报刊时论文章、实地调查报告、重要人物的日记和回忆录等原始文献。四是论证了中日两国古代关系无法用“友好”或“对立”简单概括，“无邦交”的淡泊交往也是一种“常态”的观点;在日本“早期亚洲主义”、胜海舟、内藤湖南、吉野作造、北一辉、大隈重信等重大事件及个案人物的研究上阐述了新见解;提出了1603年至今日本的中国观先后经历“从尊崇到质疑”“从质疑到蔑视”“从蔑视到无视”“从无视到敌视”“从敌视到正视”“从正视到竞合”等阶段性演变的看法;总结了日本对华认知具有微观精细宏观短视、对华态度始终奉行实用主义和国家利益至上准则的特征等。本书出版后好评如潮，学界认为是“解析日本人心灵世界的佳作”，①其“对于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解读，是截至目前中国学界最为详尽、最为系统的，学术价值弥足珍贵”。②本书在2012年凤凰出版传媒“好书评选”十佳图书中排名第一，2013年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第四届“三个一百”人文社科类原创图书，2015年获得第七届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第九，李卓著《“儒教国家”日本的实像——社会史视野的文化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本书从社会史的角度入手，針对“儒教国家”“中日同文同种”的说法，重点分析日本社会的“非儒”特征以及中日文化差异。著者认为：历史上日本深受佛教文化影响，却不能说是佛教国家;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却不能说是基督教国家;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也不能说是儒教国家。日本文化是既不属于佛教文化或基督教文化，也不属于儒家文化的独特的文化体系。日本人无论怎样吸收外来文化，都不曾动摇日本文化的根基。历史上日本吸收中国文化分为四种类型，即积极模仿型、先学后弃型、吸收改造型、抗拒不受型。中国与日本在历史发展进程上的“分道扬镳”在近代，但两国政治经济结构与社会文化传统方面的差异实际上早就表现出来。日本与中国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迟迟未能建立平民社会，其贵族传统和身份等级制度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才彻底消失，其对日本社会、文化及国民性的影响不可低估。这一研究“填补了我国社会史研究的空白，开拓了日本研究的新领域”，③并由此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5年获得天津市第十四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第十，杨栋梁等著《近代以来日本的对华观及其行动选择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本书是杨栋梁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认识及其行动选择研究”的结项成果。前言阐明了研究视角和理论方法，序章追溯分析了近代以前中日关系的演进、特征和性质，正文历时性考察了日本1603年至本世纪初的中国知行，终章对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知行进行了综合分析和总结，指出了其一般性规律和特点。本书的特色及学术创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对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认识及其行动选择进行了全方位贯通的系统研究，为国内外同类研究鲜见。二是理论方法上创建了“中国观分析模型”，这一学理性界定对相关研究的规范化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三是实证研究上发掘使用了大量政府公文、报刊时论文章及各类调查文献，推进了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四是对古代日本对华认识“遗产”、近代日本对华认识类型、日本近代亚洲主义的性质、不同历史阶段日本对华认识的演变、不同阶层和代表人物的中国观等重要问题，进行了专题阐释。五是对日本的中国知行规律及特点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指出了其中国知行一以贯之的“利益准则”、对华认知的“近视”和“远视”、对华态度的实力主义、对华行动的机会主义等特征。2017年，获得天津市第十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1949年10月，吴廷璆教授由武汉大学奉调南开大学执教，为南开大学日本史研究园地洒下了枝繁叶茂的种子;1964年日本史研究室的成立，奠定了南开日研成为我国日本史研究重镇的基础;2003年日本研究院的成立，则不仅巩固了日本史学科的强势地位，丰富了学科建设内涵，而且实现了日本史学科的外延式渗透和扩张，引领了日本研究作为国别研究必须学科交叉复合的时代潮流。具体说来，从学科建设内涵式强化与巩固的角度看，南开大学从20世纪末起，世界地区国别史学科成为国家重点二级学科、被列为教育部世界近现代史研究基地（世界史学科仅两家，另一家是东北师范大学的世界古代文明研究基地）、世界史成为国家一级重点学科、世界史学科成为“一流学科”，这一过程中的日本史和美国史一样，是世界史学科如此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从学科外延式渗透与扩张的角度看，南开日研还是教育部国别和区域重点培育基地的日本研究智库，是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重点援助的中国高校日本研究基地。这表明如今的南开日研既是中国高校的日本史研究重镇，也是中国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日本研究重镇。自不待言，南开日研取得学科复合的日本研究优势，重要依据是日本史研究有雄厚基础;反之，日本史得以不断进行知识结构更新和自我提升，也是在与相关学科的共生与互动中实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南开大学日本史研究事业的创新性探索硕果累累，这得益于社会不断进步和良好的国家政策环境，同时也在于研究者孜孜不倦的努力和追求。实践表明，敬业和创新是事业发展的关键。敬业是一种精神、情操和品质，是内在驱动的事业心、责任心和担当，唯有敬业，才能产生对美好目标的执著追求和忘我付出;创新是理念，更是提高效率、实现目标的途径、方法和手段。南开日研的发展历程表明，因循守旧会落伍，与时俱进只能依靠开拓创新。

当今的中国、日本和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对人类既有智识供给体系和内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日本史及全学科领域的日本研究，当然也肩负着回应这一时代要求的使命，而不辱使命的重要途径，依然需要敬业的奉献和不懈的创新性探索。

【责任编辑：王湉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