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演经济自由主义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主旨，也是保守党实施撒切尔主义的圭臬。新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在20世纪晚期的复活。保守党的一些研究机构，如1957年创办的“经济事务研究所”、1974年创办的“政策研究中心”、1977年创办的“亚当·斯密研究所”和1980年创办的“社会事务研究所”，均坚持经济自由主义立场，它们与保守党关系密切却又羞于承认。这是在有意地向公众展示他们的出版自由意向。

关键词   保守党，经济自由主义，研究机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两大政党维持了大约30年的“共识政治”（Consensus），又经历了以破除共识政治为目标的“撒切尔革命”。令人惊奇的是，发动和实施撒切尔革命的基本理论却被称作“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故被称作“经济自由主义”。①

纵观之，英国历史上的“新自由主义”有两种。先是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与古典自由主义相对立的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以托马斯·格林、伦纳德·霍布豪斯和约翰·霍布森为代表。后是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由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所倡导。两种新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格林等人的理论是运用社会进化论和伦理学论点，强调集体主义精神为基本内核。而撒切尔夫人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是回归18世纪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它坚持市场调剂观点，推崇“看不见的手”，受当代哈耶克经济理论和货币主义经济理论影响，是一种把凯恩斯主义②当作批判对象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体系，其理论核心是积极的个人主义和私有化。在英国，與这种新自由主义含义接近、影响相仿的，是19世纪以科布登和布莱特为代表的“曼彻斯特学派”。

需要指出的是，撒切尔夫人在英国举起新自由主义的旗帜时，并非单枪匹马。她背后不仅有一个政党，有一个经济学派和诸多学者，还有若干与新自由主义有着藕断丝连关系的研究机构的支持。

关于英国撒切尔主义，以及与其相关联的新自由主义，国内外学界论著发表颇多。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英国历史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充。但结合英国保守党经济思想演变，介绍和分析与该党相关的研究机构的论著依然罕见。本文不揣简陋，简单介绍他们的创办初衷和理论研究的侧重点，并分析这些机构与保守党上层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微妙关系。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依据英国保守党若干思想库研究的成果，撒切尔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乃是“经济自由主义”。而经济自由主义在以往的两个多世纪里，历经了四个周期。

第一个周期大致在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80年代，即从工业革命起，到资本主义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理论发展呈现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20年代，其间理论上的论战趋势，是自由主义对封建主义和重商主义的抗争和胜利。最终，自由主义占据了经济“正统”地位。第二阶段是19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英国自由主义大获全胜，甚至保守党领袖罗伯特·皮尔，也突破党内阻力，主动废除谷物法。曾经与罗伯特·皮尔唱过反调的迪斯累里及其继承者，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均在更广阔的领域中扩大着大英帝国的疆域和市场。

经济自由主义发展的第二周期是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其间，英国在世界上失去经济优势，保护主义频频抬头，自由主义节节败退，逐渐让位于带有国家管控性质的凯恩斯主义。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所言的经济自由主义，与同一时期主要由格林、霍布豪斯和霍布森所论证倡导，由阿斯奎斯、劳合·乔治和温斯顿·丘吉尔等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所践行的“新自由主义”，并非一码事。

第三周期是20世纪30—70年代。其中前10余年为第一阶段，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的英国多党合作的国民政府时期相平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管控政策步步加强，为战后两大政党实行“共识政治”准备了条件。第二阶段为从1945年艾德礼政府建立，到1975年撒切尔夫人就任保守党党魁并试图摈弃“共识政治”之前。在此期间，经济自由主义受到遏制。

随着20世纪70年代“撒切尔革命”的开始，第四周期已在运行，它历经了工党内部的政治思想改造，经历了中左偏右的布莱尔时代，形成了反向运行的“共识政治”。①因它目前尚在运行过程中，尚未显示出明晰的下限。②

以上阶段划分是依据后世学者的判断。③而历史是件无缝的天衣。现实中的“历史阶段”并非清晰可辨，总是前后衔接或部分重合。一种新的政治和经济理论的孕育，经常与旧理论共存并行。比如，英国经济自由主义起源于18世纪，可保护主义政策却延续到1846年。又如，英国19世纪中后期均为典型的自由贸易时代，可由于英国经济垄断地位的衰落，保护关税思想自19世纪末已初见端倪，到了20世纪，更被约瑟夫·张伯伦和鲍德温等人一再提出。20世纪的撒切尔夫人之所以能够彪炳史册，则因她在一些保守党人和若干研究机构的支持下，在理论上果敢突破，举起了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的旗帜。值得注意的是，大约在她就任党魁前后，一些与保守党有关的研究机构，在经济政策研究方面，不同程度上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保守党的许多问题，如外来移民、英国是否加入欧共体等，都曾在该党内部，以及与工党和自由党之间，引起较为严重的分歧和争执。但总体看来，经济问题一向最为该党绝大多数议员所关注，最具持久性。同样，该党在不同时期建立的研究机构，也是将国家经济政策视为研究重点。

在很大程度上，“撒切尔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同义词。它含义丰富，既是1979—1997年间执政保守党人的意识形态，又是保守党政府的政策，还是当时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混血儿。它既有传统守旧成分，又有思想创新内容，其版权不归撒切尔夫人独占。存世较久的保守党思想库——“经济事务研究所”，以及希思辞职后新建的“政策研究中心”，在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稍后的“亚当·斯密研究所”和“社会事务研究所”也具有大致相当的影响。

在与保守党相关的研究机构中，“经济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资格较老，影响最大。它作为一所“研究和教育机构”，于1957年由安东尼·费希尔④组建，主要研究市场功能和资源分配。而后，它出版若干系列性的讨论稿，其中包括“哈巴特文件”（Habart Papers）。⑤1980年发行了期刊《经济事务》（Economic Affairs）。它还发行小册子，举办午餐会，力图影响教育界和学术界。该所以哈耶克为崇拜偶像，其主要目标是在出版物中捍卫哈耶克的经济思想。贝弗里奇和费边社理论家的思想也由该所整理出版。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它成为英国学界讨论当代自由主义、货币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知识沙龙。参加者大多属保守党人。

“经济事务研究所”骨干中，有所长哈里斯勋爵①和前主编亚瑟·塞尔登。尽管该所宣称不依附某一政党，不接受某一党赞助，却很难掩饰其亲近保守党的倾向，以及笃信自由主义传统观点。W. H. 格林里夫教授一度将该所视为反社会主义同盟机构。②其工作重点是发表哈耶克等人的多篇论文，包括《自由社会议程》（1961年）、《自由宪章：虎头蛇尾》（1972年）、《不惜代价的充分就业》（1975年）、《货币的非国有化》（1976年）。该所发表弗里德曼的论著较少，但也在1970年印发了他的《货币理论的反革命》，以及《失业与通货膨胀》（1975年）等。③

“经济事务研究所”站在保守主義传统上，挑战凯恩斯主义时，一是强调在不同的产品供应条件下，市场所能起到的资源分配和资源开发作用，以及如何提高企业功能，再是借鉴奥地利经济学派④的观点，强调经济决策往往是由个别人做出的，在价格和生产费用方面只能做较小限度的调整。这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奥地利经济学家“公共选择理论”⑤的影响。

该研究所更关注微观经济问题研究，质疑和批评凯恩斯主义。它为学者们发行小册子，借此提出建议：减少政府管控，鼓励更多竞争。此外，小册子的作者们还就教育凭证发放、最低收入补贴、医疗和教育的费用定价、公房出售、货币汇兑管理、高校独立性、私有化、合同外包、解除诸多公共服务的管理规定，尤其是福利政策等方面各抒己见。“经济事务研究所”发表的第一种小册子，是在它建立时，对政府所支配的退休金发放、膳食费和失业津贴提出异议。此外，研究所还多次组织民意调查，声明他们在改革福利体制方面赢得了广泛支持。⑥

浏览“经济事务研究所”的出版物，可发现它缺少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方面的内容，缺少对微观经济领域中左派经济学家的介绍。这是其观点立场使然。“经济事务研究所”重视与其他报刊的联系与互动，并为本国学界、媒体界和政界培养了一批理论支持者。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著名的有《金融时报》的名笔山姆·布里坦，《泰晤士报》编辑彼得·加伊，以及《泰晤士报》主编威廉·莫格。70年代，因为印发美国弗里德曼论著的关系，还将国内外一些货币主义思想家，包括伦敦政治和经济学院的一批杰出学者，团结在一起。以后，他们大多成为保守党改革的支持者和宣传者。

与“经济事务研究所”互为伯仲的是“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Policy Studies），1974年8月，由基思·约瑟夫主持建立。当时保守党大选新败，急于总结失利教训，吸取西德和日本推行市场经济的经验。约瑟夫的建议得到了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的支持，允准约瑟夫任研究中心主席。玛格丽特·撒切尔任总裁，阿尔弗列德·谢尔曼担任首届主任。该中心与保守党研究部关系密切，主动反映该党党魁的政策取向;挑战固有观点，舆论上为未来的保守党政府宣传拓宽自由市场的必要性，但它也刻意与保守党保持距离。

“政策研究中心”自成立起，就重点研究保守党国内政策。当时，基思爵士因经济问题失去了保守党领导权。他在著名的普乐斯顿演讲中，强调货币供应政策的重要性，与R. A. 巴特勒的观点和“一个国家”的保守主义⑦主张相左。在保守党领袖选举中，撒切尔夫人寻求政策研究中心的支持，取代希思成为新党魁。撒切尔夫人任首相后，支持她竞选党魁成功的尤·托马斯成为“政策研究中心”主席;“政策研究中心”骨干阿尔弗烈德·谢尔曼为撒切尔夫人起草发言稿，负责制定保守党对欧共体的政策。

“政策研究中心”的日常工作，是协助基思·约瑟夫和撒切尔夫人办理政治事务。它向议会特别委员会和某些研究特别议案的团体提供证据，就保守党施政提出具体措施。1984年之前，伊丽莎白·考特勒尔担任研究中心主任，曾找出英国冶铁和发电业问题的漏洞，提出解决措施。很快，该中心成为保守党政府实行私有化政策的建议机构。截至1985年，“政策研究中心”围绕保守党政府决策，出版了80多种小册子和相关调查报告。

按照阿尔弗烈德·谢尔曼的想法，“政策研究中心”明显区别于“保守党政策研究部”。前者只是一个论坛型机构，主要用来交流不同观点，培育公众舆论，挑战不当的流行论点，为内阁大臣提出建议;而“保守党政策研究部”隶属于保守党党魁的直接领导，由撒切尔夫人支配。

与“经济事务研究所”和“政策研究中心”形成鼎足之势的是“亚当·斯密研究所”（Adam Smith Institute）。它建立于1977年，以推进自由市场经济为宗旨。按照其宪章的提法，它是通过对公众民意、经济和政治科学，以及这些研究成果的发表，推进学术进步。该所聘请哈耶克为顾问部主席。该所由圣安德鲁大学的两位校友——马德森·皮利斯和伊蒙·巴特勒负责管理，彰显了亚当·斯密故乡的苏格兰特色。其他一些成为保守党议员的圣安德鲁校友，也为研究所撰文。在经济问题上，他们秉持自由主义立场，深刻批判公有制经济。

“亚当·斯密研究所”除了关注政府政策实施和自由市场，还有一些内容宽泛的研究课题。它是一所半官方研究机构，平时制作经济表格，提出有关政府财政预算监督的报告，成果颇丰。撒切尔夫人领导政府改革时，它号召提升和促进私有化政策，建议改进地方政府的工程外包，削减所得税率，甚至提出将监狱转为私营的设想。通过媒体，研究所列举了私有企业被官员占用的实例，呼吁减少这种不良现象。

“亚当·斯密研究所”在推动私有化上着力最大。私有化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改造、退休金和补贴发放、地方公用设施的使用等。研究所还组织税收问题辩论，建议取消私立学校孩子的补贴凭证。研究所还提议在英国建立多处自由港，由贸易工业部官员主管，方便自由贸易。到了1983年，这些建议作为撒切尔改革的内容，成为现实。由于减免关税，英国对外贸易得到提升。

为在全国范围内推进私有化辩论，“亚当·斯密研究所”还于1980年6月13日，创办了期刊《目前》（Now）。该研究所将2500包邮件发送到各地保守党组织。1982—1985年，研究所将其主要精力用于实现所谓“欧米茄计划”（Omega Subject），实际是对保守党政府的全面活动加以评论。为此它组建立了一些团队，成员来自企业、媒体、公共事务机构和高等院校。他们分别检查各部工作，检查结果印成《欧米茄文件》（Omega Files），供政府部门、议会和研究人员参考。

与以上三个研究机构相比，“社会事务研究所”（Social Affair Unit）资历较晚，影响略次。它于1980年成立，重点研究社会事务。其作者多是犯罪学、哲学、教育学等学科的学者。该所的研究集中于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种族歧视、罪犯改造和安保等方面。在其作品中，许多学者严厉批评社会不良现象，质疑政府政策。他们针对的问题带有普遍性，尤其是福利投资的不足，提出改革意向和假想。最受他们关注的是与种族歧视相关的社会安保，以及与民族矛盾相关的历史性热点——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行动。为突出重点，该所出版物有所侧重。比如，在某个时期，选择一个有关政府住房决策与亚裔少数民族居民的住房问题，展开讨论，评论公民得失和政府政策利弊，提出整改建议。文章大多是该所编辑部主动约稿，带有颇强的学术性和专业性，有更多的读者和听众，容易引起社会呼应。而且，该研究所还利用其他媒体，如借用《泰晤士报》的社会问题栏目，提供专题讨论平台，辩论大众所关心的热点问题。①

人们从“社会事务研究所”发表的论文中，能看出作者们的情趣和政治倾向。比如，批判型的文集有：《击破福利国家的符咒》，提供文章的作者有迪格比·安德森、琼·莱特、戴维·莫斯兰等。他们在文章中主张削减国家福利开支。又如，在“教育的空头支票”的论题下，研究所径直呼吁政府：为教师们签订加薪保证书。在一个题为《住宅的真情》文集中，严厉批评住房问题中的乱象。该研究所还不定期地发表调查报告，讨论警察职能、制止犯罪、社会安保改革和逆向种族歧视等问题，同样引起社会的强烈呼应。它还出版了一本内容特别丰富的论文集，题为《扼杀善行：教会对复杂社会问题的简单回应》，是一份深刻批评教会行为的报告。其中分析了教会大题小做的社会和经济因素，揭露了某些教会的不作为乃至伪善。1985年，“社会事务研究所”出版了一批小册子，集中探讨宗教和贫困现象，针锋相对地揭露了坎特伯雷大主教报告中，有关城市中心地带穷困问题的种种虚构。

“社会事务研究所”同样热衷于发表新右派（New Rights）①的作品。由此可见其政治态度和党派倾向。其中之一是社会工程学问题，即质疑容易被工程师、改革者所忽略的社会问题，包括个人行为变化、社会团体的特点、个人和团体之间的关系等。在许多社会领域或健康卫生和教育方面，“社会事务研究所”的成员们观察到，许多改革者缺少必要的专业知识，致使他们难以评估自己所监管项目的实效，不能审理有关项目的经费支出，不能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对此，安德森着重指出：许多公共项目是一些免税的、不可裁减的、不能简化的国有福利设施，它们实际上经常避开管控。②

除上述研究机构外，还有多个研究机构倾向于宣称新自由主义、支持保守党改革。它们是 “个人主义者协会”（Society of Individiulists）、“产业意向研究所”（Aims of Industry）、“全国自由联盟”（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Freedom）和“塞尔斯登群团”（Selsdon Group）等。

上述研究機构和群团的一个特点，也是容易被人质疑的，是它们自我标榜的非官方性质。有趣的是，这些研究机构几乎均不承认它们是完整意义的“官方智库”或“保守党智库”，一是因为英国实行两大政党轮流执政的政府体制，任何一党的执政日期，都具有时限性。这就使这些研究机构在财政上无法恒定地得到保守党政府的支持和赞助，而必须依靠自身的经营，如发行报刊和信息资料，出版图书文集，并凭靠其影响和吸引力，去争取社会的“横向”捐助。

再是由于在名义上，任何政党都不是国家政府机构的组成部分，各党的名称甚至不能出现在正式的官方文件上，自然就没有纳入政府财政预算的政党活动经费，也就没有依靠官方拨款建立和维持的研究机构。上述机构的经费来源，多属于企业、包括政党在内的社会团体和个体的自愿捐助，这不仅在客观上节省了政府开支，还使它们更容易面对社会舆论和媒体的监督。

这样的好处是，它们不会遭受政府机构、政党和强人的限制和约束，不会因为保守党的在野而停止活动，因此具有较大的行动空间。这样不仅可以支持政府政策，还可以借助媒体和出版，监督政党和政府。换言之，声明和坚持研究机构和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可以使某些撰稿人，在社会舆论空间里，获得更多的行为自由度。

例如，当“经济事务研究所”自行印发出版物时，多会声明：其中的观点并非是官方的，也不是货币主义者和市场经济倡导者的，甚至不是保守党的。有时，“经济事务研究所”还发文批评政府在诸多公共服务方面的垄断和准垄断。

多年里，“经济事务研究所”刻意掩饰党派色彩，以民间出版机构自诩，强调各种出版物均属个人观点。且有两类小册子所围绕的论题中心，明显打上了研究所本身的印记：其一，关于如何限制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作用，尤其在市场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研究所要求政府必须汲取以往教训，尽力保持良好的空气质量;其二，关于市场功能和价格竞争的调节功能方面，经济研究秉持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包括被哈耶克所颠覆了的有关政府定价、供应和需求等计划经济概念。塞尔登和哈利斯勋爵生动阐释了买卖双方在市场中的“民主式”关系。他们的作品批判了国家卫生署和国有企业所存在的多种问题。③

可见，“经济事务研究所”的作用是重要的、突出的，它带动、改变了20世纪后期英国的政治和学术风气，酝酿着变革精神，培养了诸多保守主义思想家和论战者，其中佼佼者有乔弗雷·豪爵士和基思·约瑟夫爵士。约瑟夫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具备了保守党党魁的潜质。①以上所有，为以后撒切尔夫人领导的政府改革提供了组织和理论基础。

而后建立的“政策研究中心”亦非官方机构。起初它仅设想与保守党保持距离，起一些辅助性作用，以便发挥它对保守党的批评职能，吸引保守党以外的支持者。这恰如该中心的谢尔曼所言：“开始，我将它看作是马车侍从。不是党内机构，这样它就可以提出问题，去想不可想的问题，去质疑不可置疑的问题。”②确实，该中心某些经济学家坚持学术思想独立，在学术会议中和报刊上批评政府，强调自身独立性，强调研究所的言论自由精神。可诸多保守党人认为：只要首相撒切尔夫人兼任政策研究中心总裁，政策研究中心就注定不能在经济政策上随意批评政府。

与“经济事务研究所”和“政策研究中心”相比较，“亚当·斯密研究所”有着最浓重的保守党智库色彩。它是在撒切尔夫人就任首相不久建立的，并将经济自由主义作为该所的研究和宣传主题。可它为保持独立性，其下属各团队检查有关公共部门的文件时，避免与各部官员直接联系，尽管做到此点颇有难度。就这样，“亚当·斯密研究所”提出了一项重大的私有化项目，涉关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以及企业，并配以各项行之有效的建议。最终促使政府废除了一些重叠低效机构，推动了改革。但是，如此情状之下，其成员又如何能避免与政府官员接触呢？

“社会事务研究所”本非典型的研究机构，亦非政策研究中心。根据该所骨干人物的说法，它只是一个提供大众观点的地方，或者叫“民意調查和质询站”，即它通过媒体对出版物的讨论，传播到大众舆论之中，再通过相同渠道获取信息。所以，它自认为如同“经济事务研究所”一样，是一所为“思考者”提供有益分析的机构，却不标榜其党派特色，故能平稳地、不露声色地服务于保守党人。

以上介绍了四个研究所的理论研究、政策评价和信息收集等工作的重点和影响。由此不难看出，各个研究所对于英国保守党的所谓独立性，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相对性说法。鉴于许多保守党人跻身其中，甚至起着骨干作用，用“藕断丝连”形容两者之间的关系绝不为过。正是在这种情势之下，撒切尔主义及保守党以个人主义立场，与不同名色的集体主义——计划性的，保护主义的凯恩斯主义——进行较量，较快复活了19世纪中期由自由党尽力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

【作者简介】阎照祥，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世界近现代史和英国史的教学和研究。

【责任编辑：王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