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8日，郑璇在重庆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陈霖 / 摄）

听到的声音被瞬间放大了上万倍，这是普通人戴助听器的感觉。

11月8日，在重庆师范大学励志楼的教室里，记者旁听了一堂聋生的人际沟通课。这是教育科学院特殊教育系的大一聋生班，有四成学生佩戴助听器或人工耳蜗。教育科学院教授郑璇正用手语讲课，为了照顾有残余听力的学生，她也用清晰响亮的普通话给这些学生讲课。课堂笑声不断。此前一周，郑璇因教课生动活泼上了微博热搜，引发关注。

根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调查，2010年中国残疾人达8502万人，2020年将超过1亿人，其中听力残疾者占将近1/4。在课堂上，有个女孩坐在第一排的角落。她个子不高，不太起眼，却是班上的学霸，去年单考单招考上7所学校，但想当郑璇的学生，就选择了重庆师大。10年前，这所学校是中国西部唯一一所招收聋人大学生的高等院校，博士刚毕业的郑璇来到这里，“当时想，能教一个是一个”，就这样开启了特教生涯。

“小聋女”学说话、考博士

“‘聋哑人这个称呼是错误的，把我们这个群体污名化了。我们更喜欢自称为聋人或听障人。”很多聋人好像不会说话、只会咿咿呀呀，是因为他听不见，不知道怎么发出正确的音。实际上，他们的发音器官正常，经过早期干预和康复训练，是可以开口说话的。

讲一口流利普通话的郑璇佩戴助听器已经超过35年了。两岁半时，郑璇发烧，医生给她打了卡那霉素。这是种对听神经具有毒性的抗生素，对儿童本应减半剂量，粗心的医生却连打了几天。郑璇就这样损失了听力。父母花几个月的工资买了台香港产的助听器，给3岁的郑璇戴上。“当时的助听器是个红色的小匣子，有根线连到耳朵。”外婆用红色灯芯绒布缝了个布袋子装助听器，让郑璇把它挂在脖子上。“走在路上，别人看我挂着个东西，都用怪异的眼光看我。”

尽管戴着助听器，听到的声音仍不够清晰，父母为了教郑璇说话，一遍遍在她耳边大喊，不小心常把口水喷到她脸上。父母希望她到普通学校接受教育，找到了一所小学。报名时，老师问郑璇问题，她没听清，回答不出来，老师瞥了一眼：“这种聋孩子来我们这里干什么？为什么不去聋哑学校？”父亲没吭声，回到家继续训练她说话。第二年，她的交流能力提高了，通过了面试，成为一名普通学校的学生。

教室里，声音嘈杂，助听器会同时放大所有声音，很影响郑璇听课，“小聋女”因此常闹笑话。比如，老师教大家唱歌，郑璇听不清，回家后模仿嘴形问：“爸爸，‘抱我是什么？”父亲笑着解释：“那是国歌，‘冒着敌人的炮火”。她学习每个音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用随身听录下自己说的话，反复听、矫正，这个习惯保持到她上大学。

1998年，不满17岁的郑璇考入武汉大学，盒式助听器换成了能直接挂在耳廓上的耳背式助听器。它成了郑璇的“好伙伴”，陪她一路考上复旦大学研究生，郑璇成为中国首位聋人语言学博士。

毕业后，郑璇到重庆师大任教，但她发现不少聋人学生深受沟通障碍困扰，甚至患上抑郁症，试图自杀，“有时你甚至觉得他们有轻生念头的起因匪夷所思，比如，有个男孩嫌自己的皮肤不够白”。郑璇知道，自卑心理是一个根本原因，但更让她担心的是，长久以来的聋校基础教育没有给予人际沟通足够的重视，“许多老师甚至把沟通与交往课上成了手语课”。

郑璇决定开“人际沟通”课，让聋人学生敞开心扉。这次记者旁听的，正是这门课，也是中国首门为聋大学生量身定制的沟通课。课上，有诸如“聋人如何交朋友”的实用讨论，还有马克思关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哲思话题。最热闹的还是情景剧。郑璇事先编写了两套剧本，一套是积极主动的沟通，另一套是消极被动的应付，请聋生上台演对手戏，台上憨态可掬，台下被逗得哈哈大笑。待笑声停止，郑璇又是比划手语，又是说话，向学生解释这两种沟通模式的区别。

10年间，这堂课已经成为重庆师大特教系聋生的必修课，郑璇教出了291名聋生，加上普通生，超过700名。去年她被评为全国自强模范、全国最美教师。媒体纷纷报道她的事迹，加上口耳相传，许多聋生为了上郑璇的课，报考了这所学校。

戴着助听器，也要摆脱它

不过，郑璇很清楚，社会对自己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身为聋人，却能流利地讲话、与人交流”。这些年，常有聋生家长找到鄭璇，希望给出出主意，让孩子能和她一样。家长的信任，让郑璇倍感欣喜，但也让她多了份担忧。“多数聋生家长对成功的标准就是希望孩子会说话，但越这样想，教育就容易走偏。”

郑璇告诉记者，聋教非常提倡给孩子树立成年聋人的榜样。“在许多国家，聋人在各行各业都有成功的典范，比如美国的聋人有大学校长、白宫秘书、医生、律师、飞行员。”但郑璇认为，目前国内的聋人榜样太单一，公众熟知的屈指可数，且多为口语康复明星，比如中国第一位少年聋人大学毕业生、被称为中国“海伦·凯勒”的周婷婷。“有多少聋人能读到博士、做大学老师呢？我的道路是难以被大批量复制的。”在郑璇心里，聋人融入主流社会，不是非得会说话，“而是与聋人身份和解”。

郑璇在复旦大学读博士时，虽然会手语，但总觉得口语更有优势，跟聋人朋友用手语聊天，有陌生人经过，她就刻意出声说话，“让别人觉得我是聋人老师或手语翻译”。那段时间，她是上海残疾人艺术团的成员，教练和许多演员都是聋人。一次排练，大家用手语交流，健听老师进来了，郑璇移开了视线，和他们打招呼、聊天，但忘了打手语。一些聋人朋友生气了，后来比划着质问她：你不是会手语吗？是不是看不起我们？

那段日子，郑璇过得很痛苦。“觉得自己是个边缘人：在健听人圈子里很孤独，又融不进聋人圈子。”这一切，郑璇的导师、著名手语语言学家龚群虎都看在眼里。龚群虎自2000年开始研究聋人的语言文化。在老师的帮助下，郑璇开始思考：或许完全放弃健听人的身份，才能真正进入无声世界，也才能摆脱对助听器的依赖。

于是，她写了一封邮件问龚群虎：“我可不可以不说话，只用手语表达自己？”龚群虎回答：“当然可以，你可以选择让自己舒服的生活方式。比起拿博士学位，我更希望你活得幸福。”就这样，郑璇接纳了自己的聋人身份，也体悟到导师所坚持的“手语是一门独立的语言”的含义。

尊重聋人自己的“打法”

郑璇的办公室书架上摆着一套今年10月刚问世的《国家通用手语词典》。郑璇告诉记者，相比于以前的方案，它调整了很多词汇的手语打法，“更尊重聋人语言的本来面目，尊重聋人自己的‘打法”。郑璇回忆，以前编委会成员大多是健听人，后来吸纳了聋人参与词典的编写。当时，项目负责人、国家手语和盲文研究中心主任顾定倩教授专门到上海，向龚群虎请教手语语言学。

上世纪6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威廉·斯多基首次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手语，提出“手语是一种语言”，启发了许多国家的语言学家投身手语研究。中国的手语语言学起步较晚，许多聋校老师是健听人，没有受过专业的手语语言学训练，按照汉字逐字转译成手语，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与聋生的沟通障碍。郑璇的手语则是从聋人朋友那学来的，龚群虎则首次把西方手语语言学知识引进中国，2000年就提出中国手语是独立的语言。

“手语是独立的，这是什么意思？”记者问。郑璇用“你叫什么名字”这个问句为例向记者解释。如果跟随汉语语序，逐字翻译成手语，是这样的：食指（你）、把手掌放在嘴边（叫）;食指竖起摇一摇（什么）;食指在另一只手的中指、无名指和小指上划一下（名字）。“这样的比划方式不符合聋孩子的认知特点，他们会很疑惑，‘叫是在叫喊些什么吗？”如果遵循手语自身的逻辑和语法，应该将疑问词后置，还可省去“叫”，这样比划：你——名字——什么。

郑璇让两名聋生表演情景剧，教学生区别两种不同的沟通模式。（本刊记者 陈霖 / 摄）

郑璇和聋人相处了30多年，做过汉语手语的研究，也去过西藏，研究藏语手语。她发现，无论哪个民族，手语就像冰山在海面上的那个部分，下面很大一块则是聋人的文化。“聋孩子上学之前，在家庭内部使用自发创造的手势。比如‘饿了，有的指着嘴巴，有的拍下肚子，之后进学校、出社会，遇见其他聋人，才逐渐形成约定俗成的手语。”

讲到这里，郑璇笑了笑，“有时候，要表达‘你时，甚至不必用食指指向对方，只要看着他，他就知道了。聋人一直用眼睛观察世界，他们的视觉非常灵敏。”郑璇的手语甚至包含了表情。向记者用手语表达“可以吗”时，郑璇时而皱眉且身体前倾、时而微笑且睁大眼睛，分别表达担心和开心时说出的请求。

这几年，令郑璇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聋人和健听人开始意识到手语的重要性。这段时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修订草案）》正在征求意见，郑璇兴奋地告诉记者：“一些征求意见稿提到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补充。如果之后真的写入法律，相当于确认了手语这门语言的地位！”

国家手语和盲文研究中心看到了郑璇在手语领域的研究成果和潜力，伸出了橄榄枝，希望她也能加盟，为更多听障人士做出贡献。

一名社会聋人正在咖啡馆制作水果沙拉。（本刊记者 陈霖 / 摄）

一名聾生的蜡笔画《Lonely》。（本刊记者 陈霖 / 摄）

记下那些脑洞大开的建议

11月8日晚上，记者与郑璇步入学校附近一家咖啡馆。店里一名戴着鸭舌帽的小伙子一下就认出了郑璇，睁着大眼睛向她连连招手。他是一名在此实习的社会聋人。

今年上半年，咖啡馆老板经由重庆市残联找到身为重庆聋人协会主席的郑璇，说明了想为聋人开办咖啡烘焙公益培训的计划，让他们掌握谋生的一技之长。此后，郑璇和市残联就业服务中心合作，联合这家咖啡馆开展面向聋人的免费培训。郑璇常来咖啡馆观摩聋人学习手冲咖啡、制作甜点，有时还帮忙进行手语翻译。

2016年，郑璇作为首位公派聋人教师，到美国圣克劳德州立大学孔子学院的麦德龙聋校教中国手语。学校位于美国最北边的明尼苏达州，冬天最低温度有零下40多摄氏度，郑璇每天从学校和宿舍两点一线，读书、学英语手语。

不到3个月，郑璇已经能在中国手语和美国手语之间熟练切换了。她策划、主持了麦德龙聋校历史上第一次中国新年庆祝活动，教美国聋生舞龙舞狮子、打太极拳、扭秧歌……在美国一年，郑璇发现，在聋校里手语是同行的沟通语言，健听人聋人都不许出声，得用手语沟通，目的是给聋孩子创造视觉化的、无障碍的沟通环境。

有个细节让郑璇印象深刻。一名美国聋人想和健听人朋友打电话，可以使用远程手语翻译服务。聋人朋友拨通电话，屏幕上就会出现手语翻译帮他实时转接，“翻译就像个忠实的传声筒，连电话‘嘟嘟嘟响了几次，都会比划给那名聋人看”。

让郑璇欣慰的是，现在国内已经有公司研发远程手语翻译服务。重庆师大也有门课，专门介绍针对残疾人的辅助技术，包括轮椅、支架等硬件，也有手语翻译、速录服务等软件。通过这些课程设置，学校得以让聋生尽早了解如何给特殊群体提供便利。

去年，郑璇在期末考试中给学生出了一道题：请你给“扫雷英雄”杜富国一些人际沟通方面的建议。杜富国是2018年感动中国人物，在边境扫雷行动中，为救战友，突遇爆炸，失去双手和双眼，听力也有所损失。郑璇告诉学生，有很多人和杜富国一样，是多重障碍者，她希望学生能开动脑筋，想想如何更好地帮助这些人。

结果，郑璇收到了一系列脑洞大开的答案：训练用脚打字、用假肢比手语、用意念控制鼠标……回忆起学生的答案，郑璇望了望天，会心一笑：“只要能想到，说不定有一天真的能做到。”

郑璇

1981年生于武汉，中国首位聋人语言学博士，现任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特殊教育系教授，是北京残奥会火炬传递手，首位公派出国授课的聋人，2018年获评全国最美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