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 鲜

与以往的情爱题材的小说相比，《一个女人的史诗》无疑是给了女性更大的舞台。承袭了一贯的严氏小说特色，小说以女性题材为主，注重表现动乱中的女性风貌。严歌苓一改往日小说的沉闷和深沉的风格，以较轻松愉快的笔调讲述了文工团的女兵田苏菲在动荡的历史中勇敢求爱的情感史诗。以情爱为中心的叙事，脱离传统历史法则的叙述，专注于女性情爱至上的自我追寻，是一个全新的书写。小说中宏大的历史叙事以及全新的向度的人物塑造，凸显出作者对于女性生命和价值的思考。

一.时代自觉下的女性形象

作为一个以女性视角为主的作家，严歌苓一直致力于时代风云下各式女性形象的描写，深入挖掘女性心灵的人性美和生命最本真的状态。通过对女性各种苦难命运的书写来反思动乱的历史。而此次对于田苏菲的塑造却是她小说史上的一次例外，忽略了对于动荡历史的评价，着眼于个体生命状态的描述，赋予田苏菲独立的人格和追求恋爱的能力，让她成为时代风貌中有血有肉敢爱敢恨的女性。严歌苓曾坦言到“我时常感到怀旧和凄婉，现在许多人都不能像田苏菲那样爱一个人爱得死去活来，现在她们的杂念太多，有太多爱之外的考虑。从某种意义上来看， 我写《一个女人的史诗》就是试图为现代爱情吟唱挽歌”[1]，严歌苓赞扬田苏菲的单纯和勇敢，能够勇敢去追求自己的幸福，这是她对于当时女性最热切的渴望。将情爱作为小说叙事的中心，便是严歌苓希望能够以此引起对于女性主体意识和价值的反思。

生活是文学创作最为广沃的土壤，严歌苓以自己的母亲为原型，创作了小说中田苏菲的形象，并将父母不平等的爱情故事化于小说中，加以创造，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作品中，严歌苓将渺小的女性人物——田苏菲置于跨越半个世纪的时代背景，让她在风云变换中演绎自己的恋爱史诗。小说从解放前至文革后背景跨度，更为女性色彩的绽放提供了一个较为平等的环境。田苏菲便是在这样一个恋爱相对平等的环境下，有了在情爱与自我生命追求上遵从于内心的选择。天真、单纯是田苏菲独特的性格标签，也正是因为如此，她最初在舞台上得以走红，能够获得首长都汉的爱慕，以及欧阳萸的好感。田苏菲是一个传统礼教的反叛者，在与都汉和欧阳萸两个男人的选择上，体现了一个女性从属于内心，完全脱离于权势和来自于家庭的压力抉择，具有现代意识的进步意义。但是时代下完全不关乎政治的单纯心理，能够得到欧阳萸的欣赏，却不可能走到他的心里去。价值观的迥异，也就意味着两个人婚姻的悲剧。风云动荡的时代浪潮下，田苏菲坚持于自己的情爱追求，放弃热爱的演艺事业，从最初的单纯慢慢的变得老练、精于世故，具有庇佑一个家庭的力量。但需要明确的是这种赋予，“绝对不是对恪守男权文化为女性量身定制的‘母性’与‘妻性’角色的自觉认同”[2]时代下田苏菲形象的不断改变，是她的自主的价值选择也是历史自觉的必然结果。

二.女性视阈的情爱选择

女性情爱问题一直都是关于女性的解放和自由生命状态的重要的问题，与女性的价值实现也息息相关。不同的个体会有不同的情爱观念，在生活中给予爱情与家庭的比重也不尽相同。但是有一个基本点是不会变的，“爱情以爱慕为动机，爱情以互爱为前提，爱情是男女平等的在家庭问题方面，家庭因夫妻情爱而维系，家庭以夫妻情感为轴心，家庭以情感生活为首位”[3]。

从骨子里便天真浪漫的田苏菲，一眼便爱上风流倜傥才识兼备的欧阳萸，本就是情理之中，可是过分的关注爱情这种抽象感觉的本身，而忽略爱情现实生活的世俗本质，完全痴迷于虚幻的爱情理想，便显得极度的不切实际，是臆想出来的乌托邦式的爱情。舞台之上，田苏菲演绎着各式成功的革命人物，而自己却置身于动乱的历史之中，以一个平凡女性的角色，演绎着一厢情愿的情爱悲剧。在她的心里，无论什么事都不能占据欧阳萸在她心里的地位，为了能够和他有一两句共同语言，去读普希金，读罗密欧与朱丽叶，按照欧阳萸的标准去改变自己。“她爱他至死，世上再也找不到一个女的能像他这样爱他”[4]，爱的何其卑微。更为悲剧化的是过度的爱，让田苏菲在其中渐渐地迷失了自己。面对欧阳萸，她总是有难以释怀的不自信，这样的婚姻，对田苏菲而言，从来就是有压力，有危机感的。来源于女性心底的敏感性和第二客体的传统思维，使最洒脱的田苏菲也变得有些自卑起来，慢慢表现出一个典型中国女人可爱的、嫌恶的所有心性。

作为传统女性形象的代表，田苏菲以“小我”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她的爱无关于时代，无关于政治，是最为狭小的生存观念。当时代风云巨变，她思考的却是怎样挽回爱人的心，怎样安排好家人的一日三餐。她的存在，与《陆犯焉识》中婉瑜的形象是极为相像的。同样的都是爱丈夫至死，为了爱可以牺牲一切的人。呆呆地守着没有爱情实质的婚姻，甚至不在乎丈夫的心究竟在哪儿，只要他在自己身边便觉得值得。爱情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是高层次的契合。作为抽象存在的爱情，是绝对不可能独立于现实生活而存在的，“身体、性生活以及技术资源，只有从人生存的全方位去认识，对他才是具体存在的”[6]任何一个时代中的个体都应该明白：生活也不是光有爱就过得下去的，除乎爱情还有主体自己的价值实现。

三.女性价值的归宿

自20年代初期，女性意识的觉醒便促进了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旧式家庭女性完全作为性的身份以及婚姻姻中“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模式，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变。新一代女性的自觉意识渐渐苏醒，开始寻求自己的价值追求，小伍、方大姐在政治上的建树，蒙蒙的论战，孙百合追求自己的生活，小菲的舞台红角儿便是这一转变的体现，这意味着女性已经开始有了在社会上体现价值的机会。恰好小菲偏于中性的性格，真性情不怕羞，也完美的符合了特殊革命时代对于女性的要求——女英雄的形象，成为舞台上人人尽知的角儿，甚至是收获了部队首长等众多粉丝。可就是这样一个本该在历史舞台上大放异彩的女性形象，却由于一个男性的出现丧失了权衡的能力，一厢情愿，完全沦为爱情的附庸。“工作也只是为了更好尽到‘人母’‘人妻’的责任，如何维系好她的家庭，如何把丈夫栓在自己身边成了她婚后生活的中心”[7]。后来斗志十足的主角之争也只是觊觎主角每月的伙食补助和四两红糖，以给欧阳萸补补虚弱的身体。

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史中，父权制统治下女性客体性的地位，已经如烙印般的刻进了男性、更是女性的意识。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认为等级制的‘第一性’‘第二性’是宗法制度的基础，女人这种依附性的家庭身份，使得她们被剥夺了自己的社会身份。[8]时代的改变，给予女性实现社会价值的机会，但是女性传统的思维，却成为解放道路上最大的阻碍。田苏菲勇于反抗传统的礼教，奋力冲破家庭纲常，追求自己的爱情，这是女性对固有生命形式的反抗。但是她骨子里依附于男性，家庭，在情爱中迷失，却是父权制下女性从属地位的固化，同时也就直接导致了她在情爱和自身价值追求上的难以平衡。

社会中个体的表现必然是一个时代群体的缩影。作为生命诞生“母体”的女性，其生命本来就是承载自由的载体，之于五千年的时代中的解脱，走向爱情自主的道路，但是却由于女性的弱点，完全沉沦于爱情的洪流中。若是女性解放的意义，仅仅由于情爱的悲剧选择而止步于此，不得说是莫大的悲哀。与其相比更重要的是女性对于自己在社会中的所处的地位与状态的思考。女性的魅力本来就是无穷无尽，都是在以自己的色彩独舞着生命的传奇，当然不同的社会主题有不同的思考，我们深知对女性的价值存在的评判也不能同语，相信不同的时代会给予不同的答案，但最重要的还得靠女性群体不断的探索，改变传统依附于男性的固化思维，从自身缺憾入手，寻求真正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