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丽丽 孙艳婷

一.《悲惨世界》的地位

维克多·雨果不仅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更是世界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文豪。他创作的大量作品以情节曲折、文字优美、大胆揭露现实罪恶而成为经典的。性格鲜明、勇敢担当的男女主人公们，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读者。《悲惨世界》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一直以来，是众多学者研究和分析的对象。这部作品囊括了战争、革命、哲学、宗教以及政治等诸多方面的详细描述。雨果在《海上劳工》的序言部分，这样解释他的写作意图的：“宗教、社会、自然，是人类三大斗争的对象；这三者同时也是人类的三种需要。人需要信仰，所以有庙堂；人需要创作，所以有城市；人需要生活，所以有犁和舟。可是，这三种答案包含了三种战争。人生神秘的的苦难便源自这三种战争。人类要面对迷信、偏见和自然元素这三种形式下的障碍。三重的命运压在我们身上，即教理的命运、法律的命运和事物的命运。在《巴黎圣母院》一书中，笔者揭示了第一种命运；在《悲惨世界》中笔者指出了第二种命运；在本书中，笔者阐释了第三种命运。”

二.《悲惨世界》隐喻因素分析

《悲惨世界》的男主人公冉阿让是一个被社会政治和法律制度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悲剧人物。他不过是因为饥饿而打破商店橱窗偷了一块面包，却被判刑而流放多年。社会对他如此不公，他却没有走上罪恶之路，坚持住自己的承诺和信仰，自我救赎并处处为善，勇于牺牲自我利益。雨果在1860年的札记中说：“冉阿让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不过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约伯罢了：他通身流着的脓，就是社会中全数的恶，而他的溃疡，就是难以消除的受辱的烙印，和迄今早已载入法律的社会诅咒。”

歌德曾说：“世间万物，皆是隐喻”。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这样说：“在日常生活中，隐喻无处不在，我们的语言，思维和行动中都包含了隐喻。从外面思考和行动方面说，我们通常的概念系统从本质上来说基本上是隐喻的。···假如说我们的概念系统主要是隐喻的，那么我们的思维方式，生活经历以及日常行为也是隐喻的。”（何文忠，2015）《悲惨世界》这部作品中的隐喻性，也有利地推动了情节发展和文字组织。从如下三个方面，笔者展开分析。

1.人物隐喻因素

雨果虽然被政府流放了19年，但他始终坚信人道主义精神，坚信社会上存在正义和改革的力量。他在1861年曾这样说：“如果谁读了这部书而留下了苦味，请他们不要惊奇：这是在哲学家那里构成现代社会的那种味道。这个社会的某种最悲惨、最痛苦的东西，是从社会本身挤出来，又被灌注到《悲惨世界》中去的，本书的苦味由此而来。苦味常常有益于人，本书也许不会是多余的。这是作者注入了几滴十九世纪精华之水的苦杯。尝一尝吧，然后请认真考虑一下。”（杨宗贤）可以说，本书代表了他的政治理念、人道主义观念和宗教信仰。大篇幅描写像马吕斯等一批志同道合地青年如何积极生活、要求进步。马吕斯在和珂赛特恋爱的情节固然引入入胜，他为追求国家的进步，在革命斗争中奋不顾身的形象，让这个人物立刻变得生动、伟大。他代表了奋发图强的热血青年，同时，应该也是雨果对现实社会中法国青年的期望。在作家心中，应该也有这种期盼：“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从警察局长沙威身上，我们也可以窥探出雨果对政治和法律的部分观点。沙威，作为一个勤奋地执法者，无条件地盲目信仰法权，并将自己一生都献给冷酷无情的事业。为了法律的“公平正义”，追踪冉阿让一辈子，最后冉阿让救了他一命时，他才突然发现自己的可悲之处。此时他无法摆脱自我的社会烙印，选择自杀，以求内心和良心平静安稳。雨果借他，对现实社会中法律的不公和冷酷进行了有力的鞭挞：法律其实就是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并在伪善的外衣下，镇压所有的不服从者、生活在最底层的劳动人民以及革命者的。荒谬的是：真正给劳动人民带来安全感和幸福感的，反而是苦刑犯冉阿让。沙威所坚信的是：社会只能以法来制乱，这其实是现实社会中统治阶级对法律的要求。

内心装满仇恨的冉阿让经米里哀主教感化之后，一直在默默行善：改造器料工业，创办企业解决就业，救济穷人，铲除邪恶。当一个无辜的铁匠被法院误认为是他之时，他只需保持沉默，就可以永远躲过沙威的追捕。可他还是选择站到法庭上说出真相。之后，为解救在德纳尼剥削下过着非人生活的小珂赛特，他成功越狱，并带走珂赛特。两人在躲过沙威一次次凶猛的追捕后，终于在巴黎一个偏僻的修女院中安顿下来。珂赛特和马吕斯恋爱后，冉阿让不顾自己的安危，冒死救下了革命战斗中奄奄一息的马吕斯。雨果借用这个人物形象，来讴歌一种隐忍、坚强又纯洁无私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在作家心中，社会之所以可以不断发展进步，离不开这种最高境界的人道主义精神。

与冉阿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纳尼，他一生作恶无数而不知悔改。滑铁卢战役中，为了得到马吕斯父亲手上的金表，无意中从死人堆中救了彭迈西男爵；后来一边欺骗着芳汀辛苦赚来的钱，一边残忍地剥削着珂赛特；客栈破产后，去巴黎后，他不仅勾结匪帮，更是实施各种奸诈的手段来行骗；越狱成功后，趁革命爆发之机，又在革命军后方趁火打劫；最后，为得到去美国从事贩奴交易的路费，他向马吕斯诬告冉阿让。这个形象，代表了现实社会中自私、贪婪、狭隘和阴险的中下层阶级人物。雨果借此来揭露社会中丑陋的一面:正是为所欲为、为虎作伥的恶人的猖獗，才使社会鱼目混杂、动荡不安、充满苦难。

如果说沙威代表了法律的最低层次，那么米里哀主教则代表了法律的最高境界。小说一开头，作家就用了大量篇章来描述主教的善行义举和超出常人的胆略。主教和沙威之所以会形成如此鲜明的对比，是因为：他是主张用仁慈和美德来维护这个社会的安定和平的。在警察面前，不仅帮助冉阿让圆谎，更是把他偷走的两个银烛台赠给他，并要求冉阿让永远做一个诚实善良的人。塑造这个人物形象，也许雨果是寄托自己的一种渴望和信仰：虽然只靠宗教和善的力量，无法维持社会稳定，但正因为社会上有这超出常人的善，才让正义和美德有发扬光大的空间。

芳汀代表了社会最底层的贫困百姓，他们组成了真正的悲惨世界。字里行间雨果都流露出对她的同情。被富家子弟抛弃之后，不得不艰苦谋生以养活幼小的女儿，后来在人们的偏见歧视和生活压力下，被迫出卖肉体。她为女儿幸福做出的种种牺牲，让人忍不住潸然泪下。这是一个纯洁的、无私的母亲，一个被社会倾轧却在苦苦挣扎的凄惨女性。她的女儿珂赛特，小心年纪就失去父爱和母爱，在小客栈老板德纳尼的残酷剥削下，艰难地生存着。如果不是冉阿让的解救，她的一生必然是另外一个悲剧。雨果在《悲惨世界》的序言中曾这样说：“值此文明的鼎盛时期，如果由法律、习俗构成的社会迫害依然存在，人为的变人间为地狱，并让人类天赋幸福蒙受无妄之灾；如果本世纪末的三大难题---使男人昏庸的贫穷、使妇女堕落的饥饿，使儿童孱弱的黑暗---尚未解决；如果社会毒害在一些地方仍会发生，换言之，同时也就是更广泛的意义而言，如果仍有蒙昧、贫苦存在于这个世界，则与本书性质相同的著述，都不会是没有益处的。”（张淑琴，2001）

2.主线隐喻因素

“隐喻并非单纯的修辞手法，还可将其作为思维方式，体现人类的思维活动，认识与行为主要基于隐喻产生。”（华广道，2017）整部小说的一条明显的主线是：冉阿让的心灵救赎。在他从沙威处得知：一个无辜的人被当做冉阿让被抓住了，他内心深处就开始不安起来。他犹豫要不要站在法庭上，大胆说出自己才是真正的苦刑犯时，这时的内心充满强烈的思想斗争。在第一部分的Book7的Chapter3中，整章都在描写他矛盾的自我。他认为:这是上天的安排，只要他保持沉默就可以继续当市长来为人民做善事；可以从此永远躲开沙威的怀疑，得到一生的平安。可是，主教的那两盏银烛台又落入眼帘，他想把它们扔进火中，因为他认为：整个的冉阿让还在那里面。就在此时，他忽然听到一个声音在呼喊他，这声音在提醒他：让一个无辜的人代他承受一切痛苦，是可耻的。于是，冉阿让在经历了无数次的良心拷问后，终于决定：要去远方的法庭上，表明自己的真实身份，挽救那个假的冉阿让。在这关键时刻，他不仅成功战胜自私的自我，更是在善念的指引下，开始救助无数穷人，救下芳汀、珂赛特、沙威和马吕斯等人。这种心灵救赎观，是情节进展必不可少的主线。

这两盏银烛台，伴随了冉阿让一生，一直到他临终之时，他也不忘嘱托珂赛特和马吕斯替他保存好烛台。烛台，蕴含着主教深沉的人性力量，是正义和纯洁的化身。正是这力量和化身，让冉阿让成为一个伟人。烛台也是心灵救赎的隐喻因素，用此主线，雨果在讴歌一种强大的精神信仰，告诉读者们：这世上，存在邪恶和欺诈、残忍和不公，但也同样有正义和勇敢、坚韧和刚强，邪不胜正，光明终将战胜黑暗。

3.文字隐喻因素

书中，雨果有章节不仅专门提及隐喻这个修辞手法，并以现实事例来解释这个概念。为了更好表达个人观点，在涉及社会等级和阶层分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作者是借此修辞来组织文字的。例如，将匪帮四个人比作“毒蛇”，将他们设的局比作“蜘蛛网”，将击败他们的力量比作“光亮”，将坏人比作“蝙蝠”。同时，他也分析了人贪婪残暴的原因所在：他们有两位“继母”，一位是“愚昧”，另一位是“凄惨”。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们就变得贪得无厌，最后把自己变成了“恶龙”和“魔鬼”。另外在谈到社会结构时，雨果使用“mine”这个词：社会由“宗教矿场”、“哲学矿场”、“经济矿场”和“革命矿场”等组成。有的要用思想去凿；有的要靠愤怒去挖，人类的所有交流，都是在“地下墓地”里进行的。乌托邦主义者们，在“地下管道”里来回行走着。达到一定深度时，人类文明的精髓，也无法渗入这“墓地”，这时罪恶便产生。

三.结语

通过《悲惨世界》这部鸿篇巨制，我们不难看出社会上的丑恶一面，但同时也发现了人道主义的光芒。正是因为人类有爱、有奉献、有自我救赎和自我牺牲的光芒，所以社会才会不断发展。雨果，这位伟大的作家，为世界文学史贡献了一部最经典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