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重阳文化之历史建构新论

2019-11-25张彦群

江汉论坛 2019年10期

摘要：九月九习俗、重阳节、重阳文化是不同的概念，从历史学角度考察，重阳文化起源于先秦时期的“秋祭”，而九月九民俗则兴盛于魏晋南北朝，重阳节诞生于唐代。重阳文化是集重阳丰庆文化、郊游文化、祭祀文化、菊文化、娱乐文化、辟邪文化、尊师文化、女性文化、诗词文化、饮食文化、敬老文化等于一体的中国传统优秀节日文化。九月九民俗、重阳节、重阳文化都有一个层垒地创造创新过程。

关键词：九月九民俗;重阳节;重阳文化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中国重阳文化及其现代价值研究”（2018-JCZD-024）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9）10-0109-05

截至2018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龄化人口已达到2.5亿，中国老龄化增速世界第一。近年来，社会上不时出现失德、失情、失孝现象，屡屡冲击国人道德底线。重阳节是中国唯一的敬老节，重塑重阳敬老孝老传统文化意义匪浅！然而，目前学术界关于重阳节起源、重阳节诞生、重阳节民俗诸多问题争议颇大，重阳文化理论体系也没有系统构建出来，不利于重阳节日文化的传承与复兴。

一、两汉及以前的“重阳故事”多为后人杜撰

史籍证明，我国先秦至东汉时期既无“九日节”更无“重阳节”。考察《礼记》等先秦经典与《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籍，均无“重阳节”或“九日节”的文字记载。仔细考察先秦典籍，“重阳”一词最早见于屈原《楚辞·远游》“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① 该句中“重阳”一词的真实含义是“九重天”，先秦时期，人们认为“天有九重、地有九州”。屈原《远游》中的“重阳”一词应理解为“天皇居住之九重霄”，因为该句中的“旬始”是远古神话中“天皇”的名称。重阳“九重天”原始内涵一直沿用至三国魏晋时期，《后汉书·马融传》“乘回辕，溯恢方，抚冯夷，策句芒，超荒忽，出重阳，厉云汉，横天潢”② 以及《晋书·皇普谧列传之附传挚虞传》“启行于重阳兮，奄税驾乎少仪”③，“重阳”依然为“九重天”之义。以此可知，先秦至汉代，“重阳”一词与后来重阳节之“重阳”基本无涉。

两汉“九月九重阳故事”多为后人杜撰。有学者认为重阳节始于西汉初年，根据是葛洪《西京杂记》卷3所载：“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段儒妻，说在宫内时……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④ 而且该段史料还用干宝《搜神记》所载“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妻……九月，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命”⑤ 作为佐证。实际上，该段史料为孤证。干宝与葛洪为同时代人，仔细比对《搜神记》与《西京杂记》相关文字记载不难发现：干宝抄袭葛洪之文。一则，两处文字内容基本雷同;二则，干宝是史学家，博览群书并看到同时代《西京杂记》是自然的;三则，《西京杂记》记载“贾佩兰事”要比《搜神记》丰富（多出54字）;四则，《搜神记》表述语是“九月”，与上下文“十月十五、七月七日”等文字表述不符。两汉正史及《风俗通义》均不载“九月九登高、赏菊、佩茱萸、食蓬饵、饮菊酒”等节日民俗，“贾佩兰所言九月九汉宫故事”纯系东晋时期民间传说且为孤证，不能作为“重阳节起源西汉初年”的证据。

对“重阳节起源”影响最为广泛的汉代故事当为吴均《续齐谐记》，该记云：“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之曰：九月九日，汝家当有时厄，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从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消。景如言，举家登山，夕还家，见鸡狗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代之矣。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⑥ 宋代学者据此以为“重阳节始于汉代”，如北宋高承《事物纪原》认为“九日登高，始于桓景”。⑦ 实际上，该段史料完全可以证伪，一则，吴均为南朝梁时志怪小说作者，不是汉代作者。二则，《后汉书》有费长房传，传记中没有该项内容。三则，《续齐谐记》“九月九”故事流传有多种版本，内容不尽一致，如敦煌文书载：“九月九日，昔费长房携酒将家口鸡犬，登高山避火灾，佩茱萸，饮菊花酒以禳厄也。至晚还家，屋宅悉被火烧尽也。”⑧ 在敦煌文书里，该志怪故事只有费长房一人而不见桓景踪影。四则，费长房与应劭、桓景既是东汉末期同时代人又是汝南（郡）乡党，应劭曾为司隶校尉，对汉庭礼仪及东汉风俗极为熟悉并以其《风俗通义》闻名后世，假如东汉末期有“九日重阳”重要民俗，应劭断然不会在《风俗通义》中对“九日”或“重九”只字未提。仅此一条，即可断定吴均所云“东汉费长房与桓景九月九故事”为伪。当然，吴均所载“九月九故事”并非空穴来风，笔者推断，一方面，吴均杜撰的“九月九费长房和桓景”志怪故事应是魏晋南北朝“九月九民俗”与两汉“谶纬神学”相结合的产物;另一方面，吴均可能发挥了东晋葛洪《西京杂记》中的桓景故事。桓景出自汉代汝南名门望族，当年在汝南蔡岗围攻孔子师徒者即该桓氏家族（即“孔子厄于陈蔡之间，愤而作《春秋》”史实），东汉时该族又有桓宽（即《盐铁论》作者）等著名人物;费长房是东汉末期著名方士，汝南又是东汉中后期天下“佳郡”。吴均把东汉时期的汝南郡、费长房、桓景与魏晋时期九月九民俗、《西京杂记》桓景故事雜糅在一起杜撰出一个生动而形象的“九月九”志怪故事。

九月九社会习俗的文化源头应追溯至先秦时期的“秋祭”民俗。甲骨卜辞即有“秋祭”记载：“戊，贞其告秋□于高祖夔”（合集33227）。⑨ 《礼记·月令》载：“孟秋之月……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⑩ 甲骨卜辞与《礼记》均明确了“秋祭”的价值取向——秋天丰庆祭祖。《诗经·周颂·丰年》云：“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孔颖达疏解该诗云：“《丰年》诗者，秋冬报之乐歌也。谓周公、成王之时，致太平而大丰熟，秋冬尝、烝，报祭宗庙。”{11} 联系《礼记·祭统》“秋祭曰尝，冬祭曰烝”，孔氏疏解符合史实。以秋收果实祭祀天子、神农、祖先并保佑五谷丰登、万民幸福当为先秦时期九月“秋祭”之宗旨。《吕氏春秋·季秋纪》载九月民俗：“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12} 从《礼记》到《吕氏春秋》，九月秋社祭祀民俗关键在一个“尝”字，即以新收五谷祭飨天帝、祖先。

两汉时期，汉宫九月民俗主要是先秦秋收丰庆祭祀遗俗及其演化而来的“乡射礼”，如《汉书》卷3载：“春秋乡射……习射御之事。”{13} “乡射礼”有春、秋两次，汉宫秋九月大射礼举办地多在辟雍之曲台。届时，皇帝带领公卿、诸侯会同太学博士、太学生举行盛大仪式，一是祭天祭祖;二是射箭比赛，标的是皮革所制之虎侯、熊侯、豹侯等;三是举行养老礼。汉宫之所以九月举行“乡射礼”，原因在于“古者天子以为诸侯不行礼义、不修法度、不附于德、不服于义，故以射礼选其德行。”{14} 以此可知，西汉、东汉九月宫廷“乡射”民俗主旨由先秦时期的“秋社祭祀”转变为“宣德布威”，与后来之“九月重阳主旨”无涉。至于佩茱萸、食蓬饵（糕）、登高、采菊等秋季民间活动，应是两汉时期九月民间自然而然形成的佩戴民俗、饮食民俗和娱乐民俗，与后世之特定重阳民俗亦无涉。从《汉书·艺文志》记载来看，秋季乡射礼既可在“立秋”之日举行，亦可在“九月”举行。九月乡射民俗时间虽然没有固定在九月九、九月十五、九月十九，但从我国一月一、三月三、七月七等节令民俗来看，两汉时期的“秋祭”民俗活动，大抵应在“九月九”前后举行。

二、“九月九民俗”兴于魏晋南北朝但无重阳节

对于重阳节的来历，《旧唐书》曾有精确的表述，即“汉崇上巳，晋纪重阳。”{15} 说明汉代人重视三月三（上巳）而晋代人才开始重视九月九（重阳），也说明唐代和五代时期史学家已经认识到“九月九民俗兴于两晋时期”。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社会大动荡、大战乱时代，长达300余年的战乱使人们饱尝兵燹之苦，体验人生之苦短;魏晋南北朝又是一个“玄学”大发展、大繁荣时期，崇尚老庄、玄远旷达蔚然成风，故而寓意“友情长久、寿命长久”的九月九民俗日益受到士人的青睞。曹丕《九日与钟繇书》“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倍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16}，说明九月九民俗已经在汉代“乡射”民俗基础上增加“登高、宴会、祝寿”等文化因子。魏晋时期，九月“乡射”持续不断，如《晋书》有“九月九日，马射”{17};《南齐书》有“九月九日马射……像汉立秋之礼。”{18} 魏晋南北朝时期，九月九“乡射”民俗更多向民间教化功能转变，九月九民俗更趋多样化，如东晋宁康三年（375）九月九日，“上（孝武帝司马昌明）讲《孝经》，谢安仕坐，陆纳、卞耽执读，谢石、袁宏执经，车胤、王混摘句”{19}，可见东晋君臣更加注重九月九“孝老”功能;再联系《西京杂记》“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之文，说明东晋时期九月九民俗已增广至佩茱萸、食糕、喝菊花酒、登高、聚会、祝寿等，九月九民俗主旨也由汉代的“宣德布威”再变为“祈求长久长寿”。东晋时期，对九月民风影响最大者莫过诗人陶渊明，他的《九月闲居》和《乙酉岁九日作》堪称东晋时期九月九诗词的代表作。陶渊明不但“余闲居，爱重九之名”，而且还为后人留下一段“白衣送酒”的佳话，据《陶渊明传》载：“尝九月九日出宅边菊从中坐，久之，满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归。”{20} 曹丕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谢安为东晋名士翘楚，葛洪为东晋著名道学家，干宝为东晋著名史学家，陶渊明为东晋著名诗人，魏晋皇帝、文人士大夫对九月九的偏爱与雅好，不仅丰富了九月九的民俗内容、抬高了九月九的民俗地位，而且推动了九月九民俗从宫廷走向民间。

南北朝时期，大将军桓温与名士孟嘉之间的“孟嘉落帽”佳话使九月九增添更多风流儒雅色彩。孟嘉曾“为征西桓温参军，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燕龙山，僚佐毕集。时佐吏并著戎服，有风至，吹嘉帽堕落，嘉不之觉。温使左右勿言，欲观其举止。嘉良久如厕，温令取还之，命孙盛作文嘲嘉，著嘉坐处。嘉还见，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叹！”{21} 南朝梁吴均著《续齐谐记》，书名即来自《庄子·逍遥游》“齐谐者，志怪者也”{22}，书中杜撰的“费长房九月九志怪故事”尽管是汉代谶纬神学与东晋玄学的结合物，但使九月九民俗具有了更为丰满、更为深厚的文化底蕴。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所载“九月九日，四民并籍野饮宴”{23}，则说明九月九登高、宴饮之俗当时已经在士、农、工、商即普通百姓中广泛流行。

南北朝末期，南北各地皇室始建“重阳阁”。北周武成二年（560）三月，“重阳阁成”{24}，宣帝宇文毓在重阳阁大会群臣及突厥使者。南朝“重阳阁”始建何时不得而知，由南朝太建十年（578）六月“大雨，震大皇寺刹、重阳阁东楼”{25}，可见南朝“重阳阁”始建时间应与北朝大抵同时代。

纵观史乘，魏晋南北朝时期，九月九民俗的流布与嬗变大抵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九月九”之名逐渐向“重阳”之名过渡。当时已存在“九月九”“九日”“重九”“重阳”之名，但尚无“重阳节”之称谓;二是九月九民俗更加丰富多彩;三是九月九新增民风民俗多为南朝所贡献。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尽管也有九月九，但主要还是沿袭传统的“九月乡射”并借助北方少数民族“赛马”民俗改“乡射”为“马射”，如《北史·裴叔业传》“九日马射，敕畿内太守皆赴京师”。{26}

三、重阳节诞生于唐代且时代愈后内容愈丰富

重阳节被国家正式定名为重大传统节日，主要受益于唐高宗李治和皇后武则天。高宗李治在位期间常年多病，对久久长寿、延年益寿的九月九民俗情有独钟，曾作《九月九日》御制诗“凤阙澄秋色，龙闱引夕凉”;高宗与武后夫妻二人每逢九月九，都要举行以“祝寿”为主题的宫廷活动。武则天对九月九更是钟爱有加，其生日是九月九，称帝登基日亦是九月九，也是唯一使用“长寿”作为年号的皇帝。由于高宗和武则天的大力提倡，每年九月九日在唐代宫廷中备受重视。景龙三年（709），唐中宗李显于九月九日临幸渭亭，登高，一时诗兴大发，便作诗命诸臣同赋。贞元四年（788），唐德宗李适于九月九日赐宴曲江亭，作重阳六韵诗“乾坤爽气满，台殿秋光清。朝野庆丰年，高会多欢声”，并要求群臣以“清”字作重阳应制诗。次日，得重阳应制诗30余首。李泌乃率群臣奏请德宗立九月九为重阳节，得准：“九月九日……宜任文武百僚择胜地追赏。每节宰相、常参官共赐钱五百贯文，翰林学士一百贯文，左右神威、神策等十军各赐五百贯，金吾、英武、威远及诸卫将军共赐二百贯，客省奏事共赐一百贯，委度支每节前五日支付，永为常式。”{27} 至此，重阳节作为一个国家法定节日被固化下来。

唐代诞生重阳节的原因是综合性的，其中发达的经济、包容的社会、道教的崇尚、繁荣的文化、开放的胸怀、豪放的情怀、皇室的提倡、诗人的互动、百姓的参与等，都是推动唐代重阳节产生和发达的因素。整个唐代，除除夕、元旦和四时八节外，中和节（二月一日，龙抬头）、上巳节（三月三，伏羲诞辰、黄帝诞辰、道教玄武大帝诞辰）和重阳节（九月九）被称为“唐代三令节”，每逢令节，内外官司，休假一日。上行而下效，李唐王室对“重阳”的偏爱直接导致唐代“重阳诗”的兴盛，《全唐詩》与节日（唐代有千秋节、降圣节等17个节日）有关的诗歌约略1600余首，而“重阳诗”多达367首，在所有“节日诗”中居首位，唐代著名诗人几乎都有重阳诗存世。从众多唐代重阳诗内容来看，整个唐代，重阳节已经在前代基础上形成了“登高赏秋、赏菊饮菊花酒、辟邪袪灾、佩戴茱萸、食重阳糕、籍野宴饮、祝寿敬老、思乡忆友”八大重阳核心民俗。

两宋是我国重阳文化大繁荣时期，不但继承了唐代登高赏菊等重阳民俗，而且丰富了重阳文化的内涵，如重阳民俗增加禅寺斋会“狮子会”{28}、称菊花为“延寿客”、称茱萸为“辟邪翁”、把重阳糕做成“五色彩旗狮蛮果糕”和“糖面蒸糕”等。{29} 在《全宋词》中，“节日词”约略1400首，而重阳词就有321首。与唐代重阳诗相比，宋代重阳词则增添了更多的“悲秋”色彩，这与宋、辽、夏、金对峙战乱频发、民众苦离多难有很大关系。

元明清至今，各地民众把重阳节与各地民俗相结合，创造出众多重阳节新民俗。在重阳祭祀文化方面，九月九各地有祭祀伏羲、神农、黄帝、元帝、太上老君、火神、土地神、月神、田神、山神、城隍神、财神、灶神、本家祖先等民俗，如广州南雄地区：“九月九日，凡新丧者，各备花纸服往坟墓焚化，名曰送寒衣。”{30} 在重阳饮食文化方面，九月九全国各地有吃重阳粽、重阳糍粑、重阳粥、重阳面、裸头、薯竽、毛豆、素食、栗子、煎饼、烙饼，喝菊花酒、茱萸酒、萝卜汤、重阳粥、金银花茶、缸面子酒等民俗，如陕北地区：“九月九为重阳节，俗谓‘九月九，家家有，是日，家家吃荞麦圪凸，或荞面烙饼，也有以煎饼、蒸馍过节者。”{31} 在重阳娱乐文化方面，九月九全国各地有放风筝、荡秋千、踢毽子、私塾放假、妇女休息、对山歌、太公分猪肉、赛马、斗牛、赛跑、赛龙舟、赛箭、赛摔跤、赛爬杆等民俗。

四、独具中国特色的重阳文化理论

时至今日，九月九重阳节经过漫长的历史文化积淀，已逐步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中国神韵、中国智慧的重阳文化理论体系。

其一，重阳文化的概念：重阳文化是反映中国九月九各种特色民风民俗的传统节日文化。重阳文化、重阳节、九月九不是同一个概念，重阳文化是重阳节、九月九民俗的总称，时间定位是九月九日，内涵定位是民风民俗，特色定位是节日文化。

其二，重阳文化的基础：道教思想。重阳文化在属性上应隶属道教文化，重阳之“阳”字是道家术语，《周易》把“九”定为阳数，九月九日既是太上老君诞辰日、斗姆女神诞辰日，也是轩辕黄帝乘龙升天日、张道陵升天成仙日。费长房为东汉方术士，葛洪、干宝为东晋玄学家，李唐王室自称李耳后人……从九月九民俗流布到重阳节诞生，处处体现出道家的文化烙印。

其三，重阳文化的逻辑：“吉日-恶日-吉日”螺旋式上升发展。有学者认为重阳节“自古是恶日”{32}，有失偏颇。重阳节自古就是“吉日”而非“恶日”，重阳文化的逻辑起点是“秋社丰庆”，重阳文化的逻辑演绎是“辟邪袪灾”，重阳文化的逻辑发展是“登高赏秋”，重阳文化的逻辑归宿是“尊老敬老”。

其四，重阳文化的本质：尊老敬老。随着时代的推移，重阳民俗多之又多，但自古及今一以贯之的重阳本真在于“尊老敬老”。“久久长寿”只是九月九主旨的价值追求，“尊老敬老”才是九月九主旨的现实需求。

其五，重阳文化的内容：多元性文化共同体。重阳文化由多元性的“亚文化”组成，主要包括与九月九民俗密切相关的秋天丰庆文化、重阳乡射文化、重阳祭祀文化、重阳辟邪文化、重阳尊师文化、重阳娱乐文化、重阳菊文化、重阳酒文化、重阳诗词文化、重阳农谣文化、重阳敬老文化等。

其六，重阳文化的核心：孝老。“孝老”是重阳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主线和红线，是重阳文化的风骨和底色。“仲秋九月”与“人生晚年”相对应，故古人举办“养老礼”多在九月。秦汉秋季“乡射”包含“养老礼”，南北朝九月九日讲《孝经》，唐代“每逢佳节倍思亲”，宋代称菊花为“迎寿客”，清代皇室举办“千寿宴”……其意均在尊老孝老。1989年，我国把重阳节定为“老人节”，应是重阳文化在当今最好的注脚。

其七，重阳文化的特点：功能的尊老性与民俗的多样性。重阳文化除具有我国其他传统节日文化民族性、宗教性、悠久性、民俗性等特性以外，还具有功能的尊老性和民俗的多样性。从秦汉时期“养老礼”到唐宋宫廷“老人宴”到清代宫廷“千寿宴”再到当今的“老人节”，尊老敬老成为重阳文化鲜明的特色;各地重阳节民俗呈现地域差异性和多元化，以重阳祭祀文化为例，各地祭祀主体不尽一致，内地重阳祭祀主体多元性自不待言，东南沿海九月九祭祀妈祖（九月九为妈祖升天成仙日），东南亚国家华人社团九月九祭祀九皇爷（九月九为九皇爷诞辰日）。甚至最简单的重阳“登高”民俗各地也迥然相异，有山登山，无山则登岗、丘、岭、亭、阁、楼、祠、庙、观、墩、岩、城墙、高台、古寺、古塔等，浙江沿海渔民因地制宜，于九月九盛行“爬船杆”比赛，如浙江温岭，“重阳，石塘渔民则以攀爬桅杆为娱”。{33}

其八，重阳文化的发展规律：“层垒地”创造创新发展过程。九月九民俗有一个层垒地创造创新过程，九月九主旨有一个层垒地创造创新过程，重阳节亦有一个层垒地创造创新过程。时代愈后，重阳民俗愈为丰富;时代愈后，重阳文化愈为厚重。正是九月九重阳文化层垒地叠加，使重阳节“称谓”也由原来的九月九、秋祭、九日、重九增广为登高节、菊花节、茱萸节、重九节、秋节、私塾节（南方）、敬老节等等。江苏、浙江、河南、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地古代均有九月九“私塾放假”民俗，如《昭平县志》载：“重阳节，旧时私塾届日散学，故有‘九月九，先生不走学生走之说。”{34} 因此九月九可称之为古代的教师节。

文化的基本功能在于“以文化俗”，重阳文化的基本功能在于“培植尊老敬老民风民俗”，古代社会需要重阳文化，当今社会同样需要重阳文化。新时代，应通过政府立法在重阳节放假一天，以弘扬中国传统孝文化;同时应结合当今社会发展和时代特点，创造创新重阳文化的形式和内容，使传统的中国重阳文化重新展现持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注释：

①《楚辞》，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

②《后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327页。

③{17}{21} 《晋书》，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419、679、2581页。

④ 葛洪撰、周天游校注：《西京杂记》，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页。

⑤ 干宝：《搜神记》，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4页。

⑥ 吴均：《续齐谐記》，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4页。

⑦ 高承：《事物纪原》，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38页。

⑧《大唐新定吉凶书仪一部并序》（S.6537V14），见李并成：《敦煌遗书中的重阳节》，《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0月18日。

⑨ 吴浩坤、潘悠：《中国甲骨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页。

⑩《礼记》，见《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页。

{11} 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