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翔　王目坤

摘要：19世纪60年代，俄国的报纸、杂志等新闻媒体影响力日益增加，为满足新闻出版业的发展，缓和日益紧张的社会局势，亚历山大二世废除了尼古拉一世时期以来所施行的严苛型书刊审查举措，给予报纸、杂志等出版物一定的言论自由，允许其为国家改革献言献策。在以“文字控制文字”的思想指导下，政府积极创办官方刊物，培养半官方刊物，开始有意引导社会舆论。书刊审查改革给俄国社会带来了活力，书籍、报纸、杂志等出版物数量增加，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者开始活跃在社会舞台中。但在俄国保守派和反改革势力一直都非常强大，各出版物经常会受到俄国书刊审查机构的行政和经济制裁，自由主义者也经常受到排挤。受其影响，政府也只是放松，但从未放弃过书刊审查制度。俄国的进步人士和各种刊物借助于自由主义相对浓厚的政治环境，利用一切机会传播自由民主思想，关注社会发展，点评政府改革举措，为民众发声。

关键词：书刊审查;改革;暂行章程

基金项目：吉林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19世纪—20世纪初俄国书刊审查制度研究”（101832018C099）

中图分类号：K5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9）10-0100-09

书刊审查制度是帝俄时期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管理着国家的特殊领域——监管社会舆论，或者更广泛的说，是国家信息传播的掌控者，控制着新闻的制作和传播，同时对非定期、定期刊物、印刷厂、图书交易、图书馆等进行监管。审查权的高度集中是俄国社会的主要特点。历任沙皇都会亲自裁决一些书刊审查问题，如尼古拉一世时期的“普希金特权”，亚历山大三世会亲口赞扬为书刊审查做出贡献的审查员等。

19世纪50年代的俄国，报纸、杂志等新闻媒体并未对社会形成大规模影响。社会民众因不堪忍受尼古拉一世专制政府的残酷政策而不断起来反抗，俄国国内局势动荡，危机重重，革命活动、农民暴动不断，革命民主思想不断在社会传播，极端保守主义和“恐怖”书刊审查制度并未真正达到政府的理想目标。到19世纪60年代，以报纸、杂志、宣传小册子等代表的新闻学开始以其全新的形式占据了俄国社会的主导，成为普通民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尤其是政府允许出版物刊登政治性新闻以及开放零售业务，这种情况更加明显。“围追堵截”式的书刊审查方式显然不再符合社会的政治环境，俄国需要另一种新式书刊审查来改变社会的舆论导向，于是“以文字控制文字”的方法呼之欲出。

在帝俄时期，历任沙皇掌握着最高审查权，而书刊审查机构官员和所招募的书刊审查员的受教育水平和个人素养则决定着书刊审查的质量。随着部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书刊审查法令逐渐健全，中央和地方两级制的书刊审查机构也逐步完善。书刊审查政策会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沙皇个人的喜好、性格特点等发生改变。但无论其如何变化，在帝俄时期，维系沙皇统治体制的根本目的和任务却从未改变。

一、改革前的社会与书刊审查政策

尼古拉一世是一位非常惧怕社会公共舆论的沙皇，为维护专制制度和贵族权益，他与当时的国民教育大臣乌瓦罗夫达成一致，决定用镇压的方式控制社会舆论。他们告诫一线书刊审查员，作品的文学和美学价值可以忽略，但必须时刻注意是否有对信仰、道德和沙皇本人不利的内容。一经审查过的手稿和作品，审查员对违反规定而需要修改的地方必须用红色墨水标记，之后指令作者或者出版商进行修改，直至符合要求后方可出版。对于需要删掉的地方，则用黑油墨涂掉，书刊审查部门将这样的内容称之为“Икра”（Икра，现在俄语指的是鱼子酱，旧俄时期，则指的是报刊、杂志等出版物上被检查机关删掉的词句，用黑油墨涂掉的地方）。

农民暴动、国内社会秩序混乱、国外民族解放和革命运动蓬勃发展是尼古拉一世继位后所面对的社会形势。因此尚武、严苛的书刊审查制度成为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尼古拉一世继承了历任沙皇对法国仇恨恐惧的传统，严禁西欧尤其是法国文学作品传入俄国，严禁法国人进入俄国。1848年欧洲革命的爆发，将俄国的书刊审查制度推向了高潮，出现了书刊审查史上的“白色恐怖”时期。他们将报纸和文学作品等看成危险思想的主要传播媒体，甚至文学社团的主张都认为是在宣传法国理论家的学说，尼古拉一世对国内文化掀起了大围剿。

1. 审查权高度集中

从重新修订书刊审查法，到成立书刊审查管理总局，再到之后出现的“4月2日”委员会，尼古拉一世都将书刊审查员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沙皇本人凡事必亲力亲为，最典型的是对普希金作品的审查上，他不允许别的书刊审查员染指和随意修改普希金的作品，只能交由沙皇本人审阅。“4月2日”委员会只听命于尼古拉一世本人，直接对沙皇负责，其所提出的建议只要沙皇本人点头认可，便获得了法律效力。曾任职国民教育大臣的П.А.希林斯基—希赫马多夫有句口头禅：“我没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意志，我只是贯彻皇上意志的盲目工具”。① 担任过对外书刊审查委员会主席10年之久的А·Ф·丘特切夫则认为，尼古拉一世是君主專制制度下唐吉诃德式的人物，对社会而言即可怕又有害，他拥有无限权力，他个人的意志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也可以剥夺这个时期的人权。由此可见，此时的国民教育部名义上负责书刊审查制度，实际上则完全听命于沙皇，无任何自主权。

2. 施行全面预审制

作家、翻译家、出版商或艺术家无论是通过石印，抑或是雕刻等方式发行的书籍、译著或者雕刻艺术品等，在问世之前必须将原稿、地图、相关插图和其它内容等清晰、完整的提交书刊审查委员会以等待审核，只有获得准许后方可出版发行。而对于报纸或者有固定发行日期的定刊来说，程序从简，出版者只需将稿件邮寄或者转交给所属的审查机构，只要在规定时间内未收到书刊审查机构的任何意见，则默认获准发行。

3. 具有审查职能的部门众多

让更多机构参与到书刊审查中也是“恐怖时代”的标志之一。除了国民教育部及其审查管理总局外，还有第三厅、最高秘密委员会、宗教事务部、军事部门、外交部、邮政部门等都有审查权。该规定最早可见于1826年的书刊审查章程：除国民教育部外，凡涉及到国家行政管理的手稿和作品等，皆由相关利益部门进行审查，出台的法律汇编或者文集必须得到第三厅的授权，医学实用指南将由内务部医学委员会审查;皇家宫廷部负责审查涉及沙皇及其皇室成员的作品，军事审查委员会则负责审查涉及军事话题的作品等。② 他还严禁从国外进口杂志和书籍，监管大学课堂，控制大学教师的授课内容。因不堪忍受书刊审查之苦，很多新闻出版组织和个人被迫移迁国外。

4. 书刊审查员个人素养低

书刊审查章程同其它法律一样，在实践中都会出现极端情况，最自由的书刊审查章程可以扼杀最善良的思想，最严格的章程同样会有漏洞，因此书刊审查员的地位非常重要。优秀的书刊审查员可以规避一定的风险，愚昧的书刊审查员可以添油加醋的将无伤大雅的文字和作者描述成十恶不赦的坏人，而尼古拉一世时期的大部分书刊审查员大都属于后者。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沙皇任人不惟学不惟德。如彼得堡的书刊审查官克拉索夫斯基，简直是作家的灾难。他为了迎合沙皇本人，认为将送审的作品修改的越多，越能显示自己的忠于职守，也愈能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比如他将原稿中的“你的嘴角露出天仙似的微笑”批注为“言之过甚，女人的微笑不配称之为天仙似的”;将“这个姑娘好像一朵花”修改为“这个女郎有如一朵艳丽的玫瑰”等等。③ 就是如此无知之人，却能深得沙皇的信任，竟担任外国书刊审查委员会主席长达25年之久。当然，鉴于书刊审查业务的实际需要，审查员也并非都是愚昧奸佞之徒，也有很多高素养的审查员，如尼基坚科，冈察洛夫，库托尔加等，但就是这样素养高的人更容易受到沙皇的处罚，在官场之中他们也更容易迷失自己，失去自由主义的信念，转而向政府靠拢。

5. 设立特殊委员会

由于对书刊审查机构工作非常不满，尼古拉一世成立了“1848年4月2日委员会”。委员会由帝俄公共图书馆馆长Д·П·布图尔林领导，也可称之为“布图尔林委员会”。该委员会不仅要监管帝俄境内所有的出版物，还要监管沙皇不满意的其它审查机构，监管书刊审查员。这实际上已经违反了1826年书刊审查章程的相关规定。委员会拥有广泛实权，不受法律制约，其主张和意见一经沙皇认可，便具有了法律效力。很多作家和书刊审查员都受到了4月2日委员会的迫害：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笔名为谢德林）因小说《一件错综复杂的事》而被流放到维亚特卡;出版小说《女算命先生》的达理被迫辞官;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算计自己的臣民》被禁止上演等。也有书刊审查员同样受到了委员会的责难和训诫：有着13年工龄的审查员库托尔加，只因为在1849年批准了莱丁的两卷德文诗出版，便受到了尼古拉一世的处罚，不仅被关了十天禁闭，还被撤销了审查官职务。

对“4月2日委员会”，生活在这一时代的人认为其带来了太多的消极影响：尼基坚科写到：“这个时代你所写的任何东西是不可能被出版的”。④ 就连委员会的成员科尔夫本人也发牢骚说：这是一件非常令人讨厌的事，委员会的一切行為都是“管理者的产物”。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则强调说，从1848年开始，国民教育部不再是书刊审查的主要领导者，因为他本身正受到其它机构的支配。⑤ 列姆克则认为“委员会充满神秘感且有无限精力”。⑥ 布吕姆则将委员会称之为“超级审查制度”。⑦ “4月2日”委员会存在期间（1848年4月2日至1856年1月1日），共审查了10214本书，5573期杂志，56112份报纸，9116份印刷笔记等，删除了大量讨论新闻的信息。⑧

尼古拉一世时期，正是俄国书刊审查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这既与其本人的经历有关：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对青年时期的尼古拉影响较深，也改变了他的世界观，他仇恨、敌视革命，对煽动革命者非常反感，更加仇视法国，以至于后来禁止法国人入境，禁止从法国进口任何书籍;也受到了国际革命活动高涨等外部环境的影响。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尼古拉一世时期的新闻出版业时刻处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政府用管理军队的方式管理俄国的文化生活，报纸和杂志上不得出现任何疑似揭露社会生活，撼动宗教信仰，谈论欧洲国家代议制体制，主张立宪、选举，表达人民意愿与士兵呼声，讲述工人阶级诉求，描绘学生暴动等内容的文章。在高压政策之下，相当多的报纸、杂志编辑部被取缔，大量书籍被销毁。

二、书刊审查改革新举措

克里木战争的失败，引起了俄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全面危机，同时也是推动俄国众多领域改革的导火索。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意识到俄国“到了必须要全面改革的时候了”。他本人对新闻和文学一直持怀疑态度，认为作家都是有“危险思想倾向的人”。亚历山大二世本人也并不非常肯定，当时俄国流行的批判、揭露性文学是否真正有利于俄国政府的发展，但是他非常不喜欢社会舆论公开品评国家机构建设，哪怕是使用“温和”型语言。沙皇本人也非常清醒的认知到，是时候放权给出版业了。俄国新闻出版业的力量远没有同时期西欧国家强大，在社会舆论的重压与戈洛夫宁等自由主义官僚的推动下，俄国开始改革书刊审查制度，准备实施新的书刊审查政策。正如俄国御前大臣、国家委员会司法部主席布卢多夫所说：受限制的思想总能找到传播和出现的方式，要么通过手写稿件，要么通过秘密印刷……而文章已经突破了政府的监督……不开明和知识渊博者极其渴望接触到这些思想……但大部分的受众群体都缺乏经验且无知，更容易相信这些谎言和诽谤。⑨ 布卢多夫还认为抵制敌对思想的唯一手段就是给予喜欢揭露社会现实的俄国出版业一些公开特权。俄国的书刊审查改革逐渐拉开了大幕。

1. 书刊审查改革原因

重新调整政府权益和新闻监管之间的关系是书刊审查改革的最根本原因。尼古拉一世统治末期施行的“白色恐怖”式的书刊审查制度并未达到其所想要的目的，暴力、各种命令并未给政府带来好的新闻舆论环境，也并未阻止“有害思想”的传播，含有革命思想的各种出版物仍在各地流传。而进入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国际和俄国国内形势的发展，报纸、杂志等出版物影响力增加，俄国专制政府当局敏锐地意识到，通过暴力方式压制新闻媒体和出版物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沙皇需要重新调整政府利益与社会舆论监管之间的关系，施行更加宽松且灵活多变的新闻出版政策。政府有必要从根本上加强国家的思想基础建设，要更加注重舆论引导，从“围追堵截”改变为“疏通引导”，需要借助舆论的力量将社会重新拉至政府一方，而非阻塞和打压舆论。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保守派力量，施行保守主义教育，将教育与东正教相结合，与社会团体合作，扩大官方刊物的影响力，发展半官方刊物等。作为控制社会舆论和抑制进步思想传播的书刊审查制度必须加以重用。以瓦卢耶夫为代表的俄国高层官僚认识到，书刊审查到了必须要改革的时期。

社会全面改革之风是书刊审查改革的催化剂。克里木战争失败标志着尼古拉一世所施行的警察管理制度的失败，俄国社会上下开始思考全面改革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农奴制问题。农奴制的形成过程极其漫长，也关系着俄国农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农奴在人身、土地、财产和法律等方面都依附于地主，农奴制改革受到了俄國贵族、封建地主的强烈反对。据托尔斯泰调查，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仍有十分之九的地主都反对取消农奴制。⑩ 正是面对这重重阻力，亚历山大二世毅然决然的推行改革。亚历山大二世继位之初，表现出了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他赦免部分政治犯，允许俄国人出国，取消对大学招生数量的限制，逐步放宽书刊审查制度，甚至还允许俄国出版物讨论国内的部分政治问题。在整个社会大“解冻”期，俄国的书刊审查改革也逐步拉开了大幕。

众多进步人士和高层官僚的推动，是书刊审查改革的动力源泉所在。早在1854年12月，国民教育部大臣诺罗夫就建议沙皇，将1848年4月2日委员会与书刊审查管理总局合并，同时招募“真正有价值、有用的人”来担任书刊审查员，书刊审查员要具备基本的科学和文学知识，要有责任感等。{11} 在1855年12月6日，亚历山大二世批准了科尔夫要求取消“4月2日”委员会的报告。

除此之外，沙皇政府还多次举行了关于改革书刊审查立法的会议。虽然大多数国务活动家仍旧拥护旧有的书刊审查制度，但他们也都非常明白，政府是时候做出让步了。历史学家波戈金在1855年向亚历山大二世提交的报告指出“监管社会舆论必须有一个合理谨慎的范围”{12}。莫斯科审查委员会主席纳济莫夫在1855年写给诺罗夫的信中提出，我们应该回归到1828年书刊审查章程的时代，必须废除在前几年内制定的所有决议，放宽书刊审查制度。{13} 该建议还得到了敖德萨书刊审查委员会主席皮罗戈夫的支持。文学家、评论家、曾担任书刊审查员的尼基坚科也向沙皇提出了“废除1848年以来发布的所有命令并且要给予书刊审查员制定详细的规则”的建议。{14} 1857年11月，曾担任对外书刊审查委员会主席的丘特切夫上书内务大臣戈尔恰科夫，分析了尼古拉一世时期的书刊审查政策，指出了放宽审查的好处，呼吁政府给予新闻出版业更多的自由，并将社会舆论引向政府所需要的轨道上来，这将非常有利于政府拟定和实施改革计划。到19世纪60年代，瓦卢耶夫力主推动书刊审查改革，他认为帝俄要想摆脱当前的社会危机，可行之路就是要放弃专门的压制政策，施行更加宽松且灵活多变的新闻出版政策，不能用暴力方式压制新闻媒体，而必须加以引导，要将责任具体到每一个报刊编辑部和印刷厂，创办政府性质的定期刊物，修改和完善审查法规。

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努力推动下，在社会改革之风之下，在瓦卢耶夫等高层官僚的推动下，在亚历山大二世的指导下，俄国逐步拉开了书刊审查改革的大幕。俄国私人出版物数量增加了，报纸、杂志上为改革发声的文章增多了，贵族阶层也开始讨论农奴制问题了，国内各阶层人民关于农奴制问题的见解和主张也可以递交到沙皇手中了，俄国民众真切感受到整个社会都在寻找走出困境的方法。直至1865年4月《书刊审查和出版临时章程》的出台。

2. 书刊审查改革的重要举措

1863年成立了奥博连斯基改革委员会，这是1865年《书刊审查暂行章程》颁布之前所做的最后准备。在“疏通引导”社会舆论新思想指导下，书刊审查改革委员会拟定了“以文字控制文字”的方法：建立官方新闻媒体和出版物，通过经济补贴和政策优惠等方式组织半官方刊物，鼓励创办保守性刊物，宣传政府的各项主张，让公众熟知政府计划。这些主张得到了亚历山大二世的高度赞扬并称“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15} 1865年4月6日，亚历山大二世签署颁布了《书刊审查与出版临时章程》，这是对书刊审查法的重新修订，也是一部暂时性法规，后根据社会形势的发展又进行多次修订，一直施行到1906年。在新书刊审查指导思想的引导下，俄国书刊审查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其一，整合书刊审查机构。改革之前，俄国的书刊审查机构非常混乱，虽明文规定由国民教育部执行书刊审查，但后期被临时成立的“4月2日”委员会和其它机构所分权，原有的书刊审查机构甚至还受到了监管，这导致秩序非常混乱。1858年，维亚泽姆斯基又提出了部门书刊审查制度，主张从宫廷部、陆军部、海军部、内务部、财政部、司法部、沙皇军事学校总参谋部、第三厅等部门各选派一名官员与圣彼得堡书刊审查委员会相互协作、配合。书刊审查员向派驻官员提交与自己部门有关的文章和手稿。相关利益部门将允许或禁止发表的决议和评语等返回给书刊审查员，作为书刊审查员对作品做出最终裁决的主要依据。这无形之中使得掌管书刊审查机构的国民教育部的地位非常尴尬。在经历了各种方案之后，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亚历山大二世最终在1863年成立了出版事务管理总局，取代了之前的书刊审查管理总局，新机构隶属内务部，俄国的书刊审查事宜将交由内务部及其出版事务管理总局负责，国民教育部等其它机构不再负责俄国书刊审查诸多事宜。至此，俄国书刊审查开启了由行政、警察和司法联合监管的时代。

其二，缓和型审查新规。相较于之前，改革后的书刊审查出台了多项新规定：首先，依据该法令，首都地区和其它省份的出版物将区别对待，还部分的取消预审制：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地区超过10印张的原创出版物和超过20印张的翻译出版物皆可免除预审制，但其它各省份的出版物仍然必须接受预审制;各省施行出版物零售许可证政策，售卖各种出版物的小商小贩必须持有警察局颁发的零售许可证，这也是确保他们不会出售违禁的刊物、杂志或手稿等的首要之举。其次，在后续的执行、修改过程中，内务部建立了一套相对较完整的“五位一体”式的书刊审查“追惩”体系：警告处罚、暂时禁刊、禁止零售、禁止刊载通告、永久禁刊;每累积三次警告处罚，将被处以最多不超过6个月的暂时禁刊处罚{16};出版物被禁刊以后，前期累积的警告处罚自动解除，如再触犯相关审查法规则可重新累计次数;如需彻底终止刊物出版，则必须向参议院第一厅申请。第三，投票裁决，在处罚非常有影响力，较为重要的刊物时，往往会通过举行会议投票的方式解决。第四，约谈，各地最高行政领导会定期约谈有影响力报刊、杂志等的编辑部，如1868年1月，莫斯科省省长В·А·多尔戈鲁科夫就约谈了《莫斯科新闻》、《莫斯科人》、《现代新闻》、《俄国人》、《俄罗斯新闻报》等报刊的编辑部，希望他们能够放弃对俄国政府在东方问题和斯拉夫土地政策的尖锐批判。第五，控制出版物总量、版面空间和设计，插手编辑部人员安排等。对提交到出版事务管理总局的刊物出版申请进行适当性否决，否决的理由也是各种各样：有的是以该省不需要增加新出版物为由，有的是以该省缺乏书刊审查员为由。对决定批准出版的新刊物，管理总局都要事先调查申请人的政治可靠性。总局还会查看出版物的板块设计，如1872年，П·И·克林德向出版事务管理总局提出在伊尔库茨克创办报刊《西伯利亚》的申请，管理总局虽批准了这一申请，但却否决了该报刊所设计的“幽默笑话”等专栏，因为官员担心这种所谓的“幽默笑话”最终都会变成讽刺性笑话。对在内务部备案的刊物，如果想要替换或者增加编辑人员，必须向内务部下属的相关部门提交申请，如有公开表露出自由思想或者有所谓“前科”的编辑，内务部可拒绝批准上岗要求，也可以要求刊物编辑部开除或者替换掉“问题编辑”。如1866—1867年间，出版事务管理总局以有“更可靠、更信任之人”为由，替换掉了《俄罗斯新闻报》的编辑之一Н·С·斯科沃尔佐夫。

其三，颁布辅助性实时法令。在帝俄时期，专制政府一直以来都是以法令治国。在战争、革命活动频发等特殊时期，内务部会时时颁布各种禁止出版物讨论某种特定类型话题的法令和通告。与尼古拉一世时期不同，这一时期的法令多是辅助性法令，并未严重破坏《暂行章程》的法律效力。到19世纪70年代，内务大臣有权无限期禁止新闻界讨论政府认为不合时宜的问题，如1877年，禁止新闻刊物讨论农民问题，1886年，禁止出版物提及废除农奴制25周年，禁止讨论和评述地方自治和城市公共管理机构的活动，禁止讨论工人、霍乱疫情等问题。{17}出版事务管理总局主要通过城市警察将通告及时传达到各个出版商手中，同时管理总局会从有影响力的刊物中挑选一批订阅者学习新通告，让他们尽快将手中违规违法的稿件隐藏、封闭起来，管理总局也希望借此达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生活在此时代的新闻工作者卡夫曼回忆说：我们的刊物经常送交审查，也经常收到禁止我们讨论各种无恶意话题的通告;我们将这些通告整编成册，老编辑们将其戏谑为“大肚皮书”，我清楚的记得，通告中有禁止我们讨论关于饥荒、捐款、霍乱和其它流行性疾病等问题，禁止讨论卫生保健、政治自杀、军事冲突等问题，我们必须仔细研究这些通告，尽力将其贯彻到实际工作当中。{18}

提高书刊审查员的素养也是一项重要举措。早在19世紀50年代末，当时任职国民教育大臣的诺罗夫曾向沙皇建议：要招募那些“真正有价值、有用的人”来担任书刊审查工作，书刊审查员不仅要具备科学和文学领域的知识，还要在作家和学者之中有权威性，以便使被审查对象相信书刊审查员是“有责任感、有法律依据、有专业知识”的人，并非随意而为之。{19} 为推行新改革措施，内务部开始提高对书刊审查员自身的要求：受过良好教育是最基本的要求，同时还需要审查员必须详细掌握自己所负责省份的每个出版物的特点，其编辑部成员组成及其背景，还需研究出版物的语调色彩，思想舆论主导方向，以备不时之需。当然，政府也相应提高了书刊审查员的薪资待遇。

其五，新增法律审判。将对部分反对沙皇正统统治、专制制度，反对宗教信仰、个人良好品德，鼓动民众不信任政府，煽动各阶层民众仇恨等的违禁作品提起法律诉讼，对于出版物而言，新增法律审判新举措代表了社会的极大进步。但法律审判之举在施行过程中逐渐被废弃，因为政府发现此举未能满足政府的利益诉求。法律审判讲究证据，法官也只有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才能宣判作者或出版者有罪，而文字表达往往有隐晦之意，这使法院很难做出判决，很多被提起诉讼的人最终只能无罪释放，这使得俄国很多官僚不满。新章程编写委员会成员之一的乌鲁索夫就指出：“自1864年公开施行诉讼审判以来，读者获取非法的思想和言论竟变得畅通无阻，而我们却束手无策”。{20} 瓦卢耶夫也认为，多数出版物已经熟知了法律审判的漏洞，他们会耍诡计或故意以隐晦的方式向读者传达违禁思想，因为法律不讲究猜测。{21}

鉴于法律审判的方式有诸多不足，因此内务部及其相关书刊审查部门往往刻意回避这一举措，他们不再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到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随着颁布的通告和法令越来越多，制定的规章和限制也越来越混乱，法令审判的弊端愈发明显，有些通告甚至出现了自相矛盾的地方，令一线的书刊审查员感到非常困惑。1872年之后，一些所谓的“有害出版物”不再送交法律审判，转而直接接受行政处罚。而“五位一体”式的行政和经济制裁举措却一直施行了下来，这也是对19世纪60—80年代俄国出版业影响最大的改革之举。

三、书刊审查改革的社会影响

19世纪60年代的书刊审查改革，改善了政府与出版业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使得俄国出版业迎来的一个短暂的发展春天。相比改革之前，书籍、报刊等不仅出版量增加，各个报刊的存续时间也变长了，直接活跃了社会舆论，这是给俄国社会政治发展带来的最大影响。而随着社会思想舆论活跃度增加，有关农民问题，各种改革提议等也都能递交到沙皇手中。

书刊审查改革下，俄国出版业的生存发展环境有所改观。政府摒弃了尼古拉一世时期违反一次书刊审查法规而被“一棍子打死”“直接取缔”的处置方式，开始施行“五位一体”式的行政和经济制裁。如影响力较大的报纸《言论》，它创刊于1863年，直到1884年才最终被政府取缔。在报纸存在的21年里，《言论》曾先后受到过20次警告处罚，6次被禁刊（时间总计长达570多天），19次被禁止零售（时间总计长达895天），2次被禁止刊发广告（时间总计长达3个多月，禁广告的处罚措施直到1879年才首次被提出，因出现较晚所以受到的处罚次数也较少）。{22} 再比如报纸《周报》，在1866—1901年存在期间，共受到16次警告处罚，4次被禁刊，2次被禁刊发广告。{23} 这在尼古拉一世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只要出现一次任何诋毁、暗讽专制制度和有关革命、自由民主思想的内容，就会被完全取缔、禁止发行。

图书出版量增加，而被查处的数量却在减少。据统计，19世纪60年代，俄国出版的图书就已经多达2058种，其中既有自然科学类书籍，也有文学和政论性作品，1864年全国印刷厂大约有300家左右{24}，相比之下，俄国书刊审查机构在1865—1905年间共没收和销毁图书218种{25}，平均每年才5种，相对于尼古拉一世时期和发行总量而言，可以说这一数字非常小了。

报纸、杂志等刊物的出版发行量增加。俄国历史上第一份报刊是《新闻报》，于1702年12月创办，并于1702年12月16日和17日进行了试发行，正式发行并且有明确日期记载的是1703年1月2日。其内容主要包括：宣传彼得一世的改革，指出国内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对北方战争的战局进行评论，介绍俄国的外交政策，弘扬民族文化，倡导开设学校，庆祝重大节日，宣传彼得一世的助手等等。报纸最初的发行量很不稳定：从几十份到4000份不等，有时甚至还免费发放。到18世纪下半叶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起，报纸和刊物开始影响社会舆论。19世纪50年代，也就是大改革之前，在有识之士的倡导下，沙皇政府授予俄国新闻媒体讨论国内外政治和社会事件的特权，报刊也因此成为了反映社会舆论的首要手段，报刊业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好时代，各种报纸、杂志等的发行数目也显著增加，据统计，在19世纪60年代，各种登记在册的报纸、杂志等刊物达到了230种。{26} 如我们上面提到的创刊于1863的报纸《言论》，1861年创刊于圣彼得堡的政治、经济和文学报——《证券交易新闻报》（1861—1879），1863年创刊于圣彼得堡的政治和文学报纸——《消息报》（1863—1870），1859年创刊于圣彼得堡的《火星》杂志（1859—1873），1864年创刊于基辅的报纸《基辅人》（1864—1918），1866年创刊于圣彼得堡的《周报》（1866—1901），1867年发行的《圣彼得堡报》（1867—1917）等等。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的最初7年时间里，俄国的刊物数量增加了8倍之多。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社会进步人士的努力，也得益于政府施行的宽松书刊审查政策。

针对“有害”图书及其作者、出版商等引入法律审判是书刊审查改革的一大亮点，这是司法改革与书刊审查改革相结合的成果。法律审判讲究证据，而在书刊审查过程中，有多数罪名都来自审查员的猜测，因为文字大都有很多隐晦之意，所以一些刊物和个人往往因为证据不足而被判无罪。法律审判方式的引入，不仅更加利于文字思想的表达，还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俄国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

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的书刊审查政策以“引导”社会舆论为主，通过创办官方刊物、支持保守派刊物等手段稳定社会思想，逐步部分的取消预审制，不仅方便了作者和出版商，更减轻了书刊审查员的工作量。针对“有害”图书开始增加法律审判的方式，这是极大的社会进步，当然因有刊物和个人因证据不足而被撤销的情况发生，因此该措施也经常受到保守派官僚的诟病。

四、书刊审查改革评价

1863年，书刊审查权由国民教育部过渡到了内务部，由审查管理总局过渡到了出版事务管理总局，这是一场由专制政府发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19世纪60年代，由专制政府自上而下发动改革是俄国一系列改革的共同点，书刊审查领域同样也是如此，这种改革注定摆脱不了专制制度的束缚。在整个帝俄时期，随着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政府时时调整着书刊审查政策，但无论其怎么变化，维护专制制度，维护沙皇、贵族利益的本质未变。

俄国审查机构针对国内出版物制定的“五位一体”式的混合型处罚机制严重制约了俄国新闻和出版业的发展。如报纸《言论》是幸运的，幸运的是在克拉耶夫斯基的智慧与周旋之下，《言论》虽受尽惩罚，但毕竟也存在了20多年的时间。《言论》又是悲哀的，每前进一步都步履维艰，只能在时代的夹缝中寻求生存之路，《言论》在存续期间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和民主思想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而诸如杂志《世界劳动》（1867—1872）、《消息报》（1863—1870）、《事业报》（1868—1872）等刊物都在很短的时间内消失了，有的是被书刊审查机构直接取缔，有的则是不堪审查机构的经济和行政制裁，经营不下去而被迫解散编辑部。但俄国仍有部分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报纸和杂志不惧帝俄专制政府的书刊审查，在这种社会政治环境之下尽可能的利用一切机会传播自由民主思想，关注社会发展，點评政府改革举措，为民众发声。而暂时禁刊与经济制裁方式是在变相性的取缔刊物发行。因为这两种方式都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了出版物的经济收入，审查机构有意让受处罚刊物主动退出。针对经济制裁，出版事务管理总局解释说：宣传革命、反专制制度思想，刊发社会负面新闻等容易引起公众共鸣的政治和文学类刊物最有市场，而零售会让这些异端思想和负面新闻传播的更快。{27} 禁零售与禁广告方式的经济制裁，会导致刊物经济收入锐减，严重者会使编辑部破产。而暂时禁刊的行政处罚，更会直接导致出版物停刊。如1882年10月27日，《萨马拉参考消息》被禁刊8个月，该报女出版商Е·Е·弗罗洛娃（是位孀妇）随后向内务部提交了缩减禁刊期限的申请，她如是说：经营报纸，是我维持家庭生活的根本，如果被禁刊，我将失去生活唯一的来源，我和我已故的丈夫都十分遵守书刊审查的规定，我自己也坚信，所提供给书刊审查员的材料都不至于招致这样的行政处罚，等等，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但出版事务管理总局最终并未批准她的申请。

改革时期书刊审查员的素养明显优于改革之前。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内务部招募了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员到出版事务管理总局以及各地的书刊审查分支机构任职，他们熟知人文学科知识，精通外语和俄国相关知识。为保证书刊审查工作的有序进行，俄国政府原则上不允许书刊审查员兼职，但无论是改革前，还是改革后，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往往达不到此要求。首先，书刊审查工作量非常大，也尤为复杂，如果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审查任务，内务部不得不从国民教育部借调部分成员;其次，有些城市缺乏书刊审查机构，但审查工作却不能缺失，因此地方官员不得不充当书刊审查员的角色，这些人往往受教育水平低下，贪污腐败、不作为现象严重，从而使地方出版刊物的生存环境更加糟糕;第三、国家对书刊审查的经费预算支持不足，经费短缺，导致不能够招募到足够的书刊审查员，少数负有多个职务的官员不能及时应对所面临的审查工作，从而也使书刊审查质量下降。

保守派与反改革势力严重干扰书刊审查改革的进行。俄国的保守派和反改革势力非常强大，第三厅的舒瓦洛夫，内务大臣季马舍夫，新闻出版界的卡特科夫等。保守派一直处心积虑的打压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与其展开了论战。当保守派占据主导时，书刊审查、警察制度会被无限放大，新闻出版业发展也会举步维艰，处处受到审查机构人员的刁难与打压。在战争时期，书刊审查制度也会变得非常严苛，如在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期间，出版事务管理总局频频对国内刊物开出行政和经济罚单，据统计，1877年，出版事务管理总局曾先后开出了16次行政警告罚单，4次禁刊罚单;1878年，15次行政警告罚单，1次禁刊罚单。{28} 在1866年发生了亚历山大二世被刺事件之后，沙皇及俄国社会开始重新认识和反思这场改革，亚历山大二世重新重用保守派官员，在书刊审查中所执行的法律审判方式也于1872年被放弃，对所谓“有害图书”又恢复了行政镇压的方法。由季马舍夫所提出的经济制裁方式令受处罚刊物损失惨重，比如1871年，《彼得堡小报》在被禁零售期间共计损失高达70151卢布40戈比{29};1888年，《公民》被禁零售，出版商梅谢尔斯基每天的损失都在100卢布左右。{30} 相对于行政制裁，出版事务管理总局往往不会公布经济制裁的原因，也没有期限。据统计，从1865至1905年间，出版事务管理总局共计发出229次禁售令，而只有15次公布了具体的原因;1878年，也就是在俄土战争时期，是出版事务管理总局下达禁售令最多的一年，共计18次。{31} 另外，法令并未对禁售与禁止通告的期限做出具体规定，也就意味着期限将由出版事务管理总局随意而定，少则一周，多则几年，如1871年《彼得堡小报》直接被禁售5年，1872年的《彼得堡报》被禁售2年零1个月。当然，法令也规定如果出版物编辑部对禁售不满，可以通过上诉的方式要求书刊管理总局撤销处罚令，但编辑部往往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如1871年12月，《新时代》报纸曾向出版事务管理总局上诉，而得到的回应是“只有贵刊的整改方案符合审查机构的要求后方可解禁”。{32} 这实际上是拒绝了编辑部的要求，类似这样的申请还有很多。

19世紀60年代的书刊审查改革给俄国的社会发展带来了积极信号，但种种迹象表明，在俄国的专制制度下，沙皇政府只是个别时期放松，却从未放弃过书刊审查制度，以书刊审查改革之名，行维护专制制度之实。

五、结语

19世纪中期，俄国仍然是少许对国内出版物实行预审制书刊审查的欧洲国家之一{33}，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也只是部分的取消预审制，而并非全部。1826年颁行的书刊审查章程奠定了俄国出版业的立法基础，据此也明确了基本的审查目标：不得放过任何主张推翻现有秩序、侮辱宗教和道德的作品;书刊审查要为忠于信念、忠于沙皇教育的成功保驾护航，要保护每个人的善良性格和荣誉。{34} 而制订者希什科夫在报告中明确写道：现在的书刊审查章程对传播危害国家安全的教育和民俗书刊等令人厌恶的敌人惩罚度力不够……我们要力图阻断危害国家安全、肆无忌惮、蛊惑人心、无知的、废话连篇的作品出版之路，还要防止他们破坏道德底线，增加迷惑性概念和认知，要保证教育的黑暗，实行愚民政策……当书刊审查新条例方案修改完之后，当书刊审查管理机构人员编制确定后，沙皇家族的幸福也就随之到来了。{35} 可见，制定书刊审查新章程，仅仅是为了沙皇的宝座，为了专制制度的延续。

科舍廖夫曾说：“出版业有多大权，政府就失去多少权”{36}，这正说出了俄国社会的现状，也指明了俄国专制政府的恐惧之处。掌握书刊审查机构的专制政权和主导社会舆论组织的出版业各自提出了言论自由的原则。对帝俄时期的出版业和新闻媒体而言，他们所要求的原则已经具备现代俄罗斯所要追求的伟大原则。俄国最优秀的作家、政论家、著名定期出版物的编辑、侨居国外的自由主义活动家和地下的秘密新闻媒体工作者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书刊审查，为出版业自由而战。尽管当中有很多人的思想意识形态不可调和（从赫尔岑到卡特科夫），在其他社会政治问题上也有着激烈争论，但是他们都有共同的认知：在自由主义改革道路上，唯一能够替代书刊审查制度的便是出版言论自由。

俄国亚历山大二世的大改革是农奴制向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时代转折点。作为大改革的一部分，围绕着书刊审查问题，政府和社会展开了最激烈的对抗。在这20年间（19世纪60—80年代初），是政府积极调节政权利益和报刊监管之间合理性的高峰期。在这20年间，多次重新修订了以前的书刊审查立法，成立专门的新书刊审查章程编写委员会进行书刊审查改革（制定了1865年4月6日法规），而政府所采取的多项立法措施，都严重歪曲了自由主义思想。

自上而下的书刊审查改革不能从根本上给予社会言论自由，各种改革举措也不能改变维护专制制度之实。到19世纪70年代，随着保守派势力增强，社会出现了反改革倾向，书刊审查改革经历反复。在1881年3月8日的部长大臣会议上，波别多诺斯采夫认为，俄国还没有准备好实行民主化制度，也没有做好立宪准备，更没有做好给以人们言论和图书出版的自由，他将新闻工作者称之为最危险的言论家。除此之外，С·Г·斯特罗加诺夫，早先推动书刊审查改革的П·А·瓦卢耶夫等也都继续限制新闻媒体的自由，后者甚至还提出了“图书出版言论中的舞弊行为可以给国家带来毁灭性的灾难”的观点。这些保守性思想深得亚历山大三世的支持，他执政后，书刊审查改革的成果被废除殆尽。

《书刊审查和出版临时章程》之后几经修改一直存续到1906年，“五位一体”式的惩戒方式也直到20世纪初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19世纪60—80年代俄国新闻出版业的发展并不顺利，《言论》虽于1884年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但早在1883年2月就已经逐渐淡出了民众的视野，而在这之前《现代人》、《祖国纪事》等杂志也已经被查封。政府在取缔激进、自由杂志和报刊的同时，也在逐步扩大官方和半官方刊物的数量，同时强化对人民的忠君和信仰教育。

注释：

①③ 蒋璐：《俄国文史采薇》，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197页。

②{34} Сборник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й и распоряжений по цензуре с 1720 по 1862 год： напечатан по распор-яжению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народного просвещения， СПб.， в Тип， Морског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1862， С.125， 125.

④{14} Никитенко А. В. Дневник. Том1（1826-1857）.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55. С. 312，С.457.

⑤ 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ий С.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народного просвещения， 1802—1902， СПб.，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типография， 1902， С.334.

⑥ Лемке М. К.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цен-зуры и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XIX столетия. СПб.， Трудъ， 1904， С.207.

⑦ Блюм А. В. Система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ой рег-ламентации круга народного чтения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 И.И.Фролова， Книжное дело в России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начале XX века： 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трудов， Вып， 1. Л.，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публи-ч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им， М.Е. Салтыкова-Щедрина， 1983， С.126.

⑧ Ерошкин Н. П. Крепостническое самодержавие и ег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нституты， М.， Мысль， 1981， С.198.

⑨{11}{13}{15}{19}{20} Патрушева Н.Г. Цензурное ведом-ство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истем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начале XX века， СПб.， С.-Петерб， гос. ун-т， 2014， С.122， C.76， C.76， C.122， C.76， C.18.

⑩ 赵士国：《历史的选择与选择的历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页。

{12} Погодин М. П. Историк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исьма и записки в продолжении Крымской войны（1853—1856）， М.， Книга по Требованию， 2011， С.313.

{16}{35} Есин Б. Н.， ЗасурскийЯ， Н. Русская журна-листик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история надзора， М.，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2003， С.178; C.116.

{17}{23}{27}{28}{29}{30}{31}{32} Патрушева Н. Г. Периодическая печать и цензур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в 1865—1905 гг. Система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ых взысканий： Справочное издание， СПб.， Нестор-История， 2011， С.46， C.46， C.41， C.296-297， C.44， C.43， C.43， C.43.

{18} Патрушева Н. Г.， Бенина М. А. Цензура в России в конце XIX—начале XX века： сборник，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СПб.， Дмитрий Буланин， 2003， С.162.

{21} Чернуха В. Г.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печати， 60-70-е годы XIX века， Л.， Наука.，1989， С.46.

{22} Розенберг В. А.， Якушкин В. Е. Русская печать и цензура в прошлом и настоящем， М.， Издание М. и. С. Сабашниковых， 1905， С.138—139.

{24}{26} 張严俊：《19世纪60年代俄国文学政治报刊与知识分子》，华东师范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1、12页。

{25} Блюм А. 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о цензуре и цен-зорах， от Радицева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1790—1990： Опыт комментированной антологии， СПб.， ООО《Полиг-раф》， 2011， С.84.

{33} Чернуха В. Г. Цензура в Европе и России // В.Р.Фирсов и тд. Цензура в России：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сб. науч. тр.СПб.， 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2001， Вып. 1.， С.8-14.

{36} Антонова Т. В. Цензура и общество в поре-фор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1861—1882 гг.）， М.， Моск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открытый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им. М.А. Шолохова， 2003， С.3.

作者简介：张广翔，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长春，130012;王目坤，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130012。

（责任编辑  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