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8年我国的短篇小说创作，显示出更加积极的价值诉求。短篇小说创作减弱了对世俗生活的欣赏，于平淡中见真知的叙述方式得到强化。具体表现在：故事日益贴近真实生活，反映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生活困境乃至于精神困惑;就短篇小说作家而言，他们对生活的抱怨少了，理解生活艰难的程度明显加深。综观年度创作，我们认为，文学创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理论，并未失去它的现实魅力。

关键词：2018年;短篇小说;创作论;生活困境;精神困惑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9）10-0094-06

2018年的中国文坛，在长篇小说的持续创作热潮中，短篇小说表现抢眼。一个突出的变化是，老作家重返这一领域，年轻作家身姿活跃，艺术手法日臻成熟。短篇小说的复兴，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历史过程。新时期初期登场亮相的短篇小说，曾一度冲在所有文类作品的前面，如汪曾祺、方之、陆文夫、王蒙和刘心武的作品。随着社会转型，伤痕反思叙事为日常生活叙事所取代，对精神世界的探寻，逊位于感官世界的窥测。历史上销声匿迹的中产阶级文学趣味，大有卷土重来之势。文学作品扎堆冲击人性恶的底线，这种状况令人堪忧。然而近一两年，尤其是2018年我国的短篇小说创作，更加积极的价值诉求在作家创作实践中显现。 过去一年的短篇减弱对世俗生活的欣赏，平淡中见真知的叙述得到强化。它的集中表现是，故事日益贴近真实生活，反映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生活困境乃至于精神困惑;就作者而言，对生活的抱怨少了，理解艰难时世的程度加深，看来文学创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理论，并未失去它的现实魅力。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描画乡村民众的生活

新时期以来，作家普遍重视社会中上层人物的历史悲欢，以反思名义清理过去旧账。这种潮流自然在观念层面呼应了改革开放的总体诉求，对促进社会转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某种程度上，没有伤痕反思文学的涌现，后来的寻根先锋文学探索，以及文学持续的繁荣几无可能。但这样也造成文学对社会转型过程中乡村基层民众生活处境的某种盲视，读者很难看到，过去旧账不仅酿成了精英阶层命运的震荡，其实也为基层民众的艰难埋下了伏笔。

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造成的持续高热中冷静后退，重回作家角色，是一个令人鼓舞的现象。与过去他拿乡村人物做先锋小说的艺术道具不同，作者在返乡中重品村里人物的生活况味，终于写出了不同凡响的小说《等待摩西》。李学辉的《羊皮月光》和《奶粮》、次仁罗布的《红尘慈悲》、董夏青青的《费丽尔》和王妹英的《爱云》等，也从各自角度细腻写出了农村普通人的所思所想和忧乐参半的生活。《等待摩西》的主人公柳摩西来自高密乡下的基督教家庭，其貌不扬，家境一般，生活比较拮据。改革开放后，脑子活络的他逐渐发家致富，成了东北乡的首富。不幸没过几年，因为欠下巨额债务，柳卫东，也就是这个柳摩西，忽然从人间蒸发了。这一失踪就是30年，村民们传说他早已被县城的四大公子合谋害死。他的妻子马秀美带着两个女儿艰难度日。信仰了基督教的马秀美坚贞不二，一直坚信柳摩西会在某一天归来。虔诚的宗教信仰成了这个女人的精神支柱，支撑她度过最艰辛的时日，好在两个女儿颇为争气，过上了好日子。终于，柳摩西回来了，虽然两个女儿不认他。马秀美苦尽甘来，夫妻团圆。此篇小说中，莫言的笔触改变了以往代表作中带有先锋文学色彩的叙述方式，用平淡的语气讲出了一个忠诚的基督教信徒以精神力量度过生命中黑暗日子的故事，具有感人至深的教诲力量。李学辉的《羊皮月光》和《奶粮》，前一篇充满着丰富逼真的生活细节，写的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甘肃武威，一支护送抗日群众募捐粮财的本地驼队，在沙漠中几天的行进。后一篇叙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甘肃农村最为贫困饥饿时期，一家三兄弟终日难以饱腹，只能喝母亲喂养小弟之后留下的奶水果腹。为了寻找食物，他们掘地三尺，这样的艰辛生活直到两兄弟参军和去城里当工人才结束。次仁罗布的《红尘慈悲》望名即知，描写的是西藏偏远地区一家人麻木又无望的艰难生计，男主人公流浪到拉萨，拜师学藏画，终于成了一名自食其力，收入不俗的画师。他回望家乡亲人与往日生活，思绪中充斥着不舍与忧伤。董夏青青的《费丽尔》，以狗名为题，淡然含蓄地写下了新疆基层地区部队官兵和他们家人单调又坚韧的生活。王妹英的《爱云》则更有打动人心的温情味道。女主人公爱云命运不幸，在日复一日的辛劳生活中依然不断去发现大自然的美好，和人世间情感的慰藉。她乐观开朗，勇敢面对生活中的打击与艰难。

纵观以上过去一年这类题材的代表性作品，均脱离了延续多年的底层叙事风格对普通人苦难的不断渲染和力度过强的放大，乃至角度奇异的赏玩。一字一句都是含蓄贴切地写出了乡村普通老百姓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努力奋斗，在美好的憧憬中坦然面对生活中总会遇到的不平顺的坎坷。毕竟，真实生活中的人们不会总是处于自怨自艾的悲观情绪中，时间才是最好的治愈手段。小说准确地再现了平凡生活中芸芸众生们的喜怒哀乐。用最朴素的方式讲故事，使故事真切可信，具有感染力，可以說是写作最为原始的动力。而小说虽然是虚构作品，但是作者的情感是无法虚构的。如李学辉的《奶粮》运用间接视角，将自己的审美经验圆熟融化在三兄弟的不幸经历中。以他人的故事带出自我对于时代、乡村生活的认识和评价。他仿佛是隐身其后，以炽热的目光观察人间喜乐愁苦，却克制心绪的世间高手。这一系列小说表征了作者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小写大的深沉笔触，从细小的观摩角度切入，讲述中国乡土社会中平凡百姓的生存样态与精神状况，自然而然地带出了作家自己的时代观，也即他们对于这个时代的认知。

二、探寻精神生活的隐秘

2018年的短篇小说创作不止热衷民众生活方面，它同样关注人的精神生活。

小说作者对于深刻人性的探寻，向来被认为是文学创作的精华所在，它是80年代文学讨论的热点之一。80年代中期后，因文学重心由思想探索转到形式探索，这个话题不再被人提起，但也因此影响到它更深入的建设。近年来，它经常被认为是中青年作家的短板，须知罪魁祸首依然与文学转型相关，而并不一定要后代作者负责。更何况近20年来，由于图书出版商业化，及读者欣赏趣味的狭窄化所助长的思想贫困，促使书写生活故事创作的爆发式发展，思想性作家普遍受到冷落，这也是造成这种短板的原因之一。

与前两年相比，不少中青年作家在克服发表障碍，频频亮相文坛之后，他们不再满足日常生活的叙事，而把精力更多投放到分析人物精神生活的方面上来。举例来说，2018年度的短篇精品中，孙频的《在阳台上》， 双雪涛的《女儿》， 弋舟的《如在水底 如在空中》， 斯继东的《禁指》， 哲贵的《骄傲的人总是孤独的》， 阿成的《清明是个出游的好日子》均在这个领域有了不小的突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创意写作研究生班的孙频，更有解说的空间。表面上看，《在阳台上》酷似讲述了宛如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一般性故事。镜头平面直铺，也像一架记录生活的摄像机。然而仔细品读，却觉大有文章在。一个早年离婚的老男人经常经过前妻家的阳台，他透过一层薄纱，默默窥视依然深爱的前妻的一举一动，直到这位年轻时因误会分手的前妻离世。主人公在生活面前的无动于衷，因为这种客观记录效果，反而更加波澜兴起，令人心动。整篇小说以第一人称自述展开，不断推进的窥视细节里饱含着老人的深深爱意和追悔不舍，也是不错的看点。孙频这篇作品的好处，在于她不满足于故事叙事，而在探寻主人公的精神世界，或是说它吸引读者的更在后者。双雪涛的《女儿》，宛如现在称之为“作者电影”的那类光影作品。男主人公是个作家，与他邮件来往交流创作心得的少年，也是一个作家。在这个戏中戏故事中，伴随着男主人公创作生涯的情感纠葛，一个杀手的命运徐徐展开。由于作品思想性的牵引，你会感觉这两层故事是一种对话，也是一种精神的碰撞，从而令读者从凡俗故事中品读到更深邃的内容。在《如在水底 如在空中》中，两个已到不惑之年的男主人公一起上路，追寻高中毕业之际女性好友寄给未来的信。作品告诉人们，惘然回首过去的自己，是为了与逝去的岁月和解，是更积极地面对未来。某种程度上，文学的思想性不光表现在社会历史维度上，也表现在对美的建设上，弋舟似乎在这方面有他的追求。《禁指》从上海退休回乡养老的琵琶大师曾老师与保姆的日常交往对话中，带出了一个出身书香门第的音乐家一生的经历遭遇，伴随着中国古典音乐知识与典故，阅读者被不自觉地带入中华传统文化的氛围之中，在心灵上得到净化升华。《骄傲的人总是孤独的》这篇故事有某种奇幻色彩。梅巴丹与父亲两代人潜心钻研木雕艺术，颇有与世隔绝，孤高自赏的意味。父亲逝去后，丧失了生活信心的她，被作品设置了恍如驾鹤西去的结局，暗指的是她的自决，也似乎指向别处。这个凄凉优美的结局，包含着中国读者经年历久的传统审美趋向。在这里，对美的建构和向往，不啻象征着对人们内心生活的探寻。《清明是个出游的好日子》也是一篇别出心裁之作。独居山间小屋数十年，有着伤心往事的老妇人，与出狱探亲的年轻交通肇事犯偶然相逢，互诉衷肠。作品有欧美古典主义小说的精致文风，也可以说是中国笔记小说美学的复归。

毋庸置疑，当前社会已与80年代奋发昂扬的历史语境迥然不同。经济高速发展在提升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准的同时，也在造成新的精神异化。这曾是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中所着力抨击的现象。然而物极必反，经过汶川地震、08奥运和经济放缓的几番轮回，尤其是当很多人迈入富足殷实生活阶段之后，对现代社会人类精神状况关注的命题，被重新提出。如何定义精神生活，也在历史的多次轮换中出现了不断的移动，其突出表现是，抵御现代人的孤独，也被纳入这一范畴。众所周知，生而为人，必然会遭遇孤独，学会与自己独处，探索自己的内心与精神世界，是最好的抵御孤独的方法。笔者所列上述作品，不约而同触及茫茫人世中的孤独个体如何寻找自己精神慰藉的问题。这些作家笔下的角色，就在这一情景中鲜活如初：有的一辈子沉浸在窥视眼光中，透过一个阳台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有的通过笔尖下的文字释放自己情绪，以及借助与笔友的交流与外部世界建立某种脆弱的联系;有的个体富有探险精神，相约发小前往18年前的旅游地，寻找一封永远也不会收到的信，因为那封信负载着他们的青春梦想和对未来的期许;有的人物性格固然清高孤傲，但也知道投身音乐和雕刻艺术，在幻想世界里重建灵魂的栖息之地。最不幸的小说人物，则是选择逃避现实。他们自闭于繁华人世，数十年如一日栖居在荒无人烟的乡间，对内心的伤痛束手无策。以上作品揭示的心灵世界光怪陆离，不失玄奇色彩，但也都是现代社会人生百态的真实映照。对历史巨变所催生的小人物对精神世界的奋力坚守，老黑格尔做过极其精辟的分析，他举赫拉克利特的例子说：这位哲学家“进一步规定了实在过程的抽象环节，他把这过程区别出两方面来，‘向上的路和向下的路，——一条是分裂的路，一条是合一的路。它们必须这样本质地来理解;分裂是实现，是对立面的建立;另一方面是：统一自身的反映，是这个现存对立的扬弃”，“在这两方面中，敌对、斗争是差别发生的原理，——但导向燃烧的是统一及和平”①。意思是，向上必须克服向下的趋势，这里面充满人生的辩证法，他用精辟的分析揭示了人們在心灵与现实之间富有张力的矛盾。

三、如何直面困境

向上与向下的内在矛盾，一定程度是在指向现代社会人们的生存困境。

“困境”的命题并非出现在今天，它在80年代中期已被作家提出，例如张洁反映女性婚姻困境的著名中篇《方舟》，以及更早的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然而，不惟是女性文学，80年代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思考早就有难得的思想深度，比如，兴起于知识界的“萨特热”。萨特“他人即地狱”的哲学命题，虽然当时还停留在纯粹观念层面，作为它的现实纵深延伸，终于在今天物质生活达到很大水准之后，对人类进行了最严厉的惩罚。在我看来，2018年短篇小说，是对当年观念层面在现实生活方面的落实，其意义已不言自明。

先看知识精英的困境。都市的成年人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生活困境，在事业、家庭和感情上，知识精英的痛感尤剧。这是因为，他们基本解决了生活问题，敏感的神经，使其更容易在心理和精神层面发生倾斜。张悦然的《法力》，张惠雯的《沉默的母亲》，李敬泽的《夜奔》，肖克凡的《组合风景》，付秀莹的《春暮》，邓一光的《香蜜湖漏了》和邵丽的《春暖花开》等，对这个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张悦然将主人公设定为遭遇婚姻七年之痒的男作家，与双雪涛的《女儿》在风格上有相似之处，作家的创作心路与现实生活情境不断交叉，构成了戏中戏的电影氛围。在故事中，一方面男作家“我”与妻子渐行渐远;与此同时，他与情人在感情上也纠缠不清，加上好友邓菲菲扮演麦克白夫人难以出戏的焦灼情绪，这都使他濒临崩溃边缘。小说探讨抑郁症对精神健康的巨大伤害，由此彰显出剖析心灵问题的深度。《沉默的母亲》由三段故事组成，分别讲述了作为母亲的女性承担家庭责任的艰辛。第一位母亲从广西嫁到美国，生了三个孩子。照顾幼儿本是件不易的事情，兼之与美国丈夫因文化差异而导致沟通困难，让她惶惶不可终日。第二位母亲也是一个中国人，虽然美国社会强调男女平等，丈夫的大男子主义却使他们在育儿的分工上经常产生矛盾。第三位母亲是个追求艺术自由性的画家，做妈妈后无法在工作与生活找到平衡，不幸患上抑郁症，最后在回国时投河自杀。

李敬泽是出身于批评家的小说家，《夜奔》是个包含颇多隐喻的故事。一位文学评论家在出差途中碰见盗塔高人，出租车上的女乘客情绪异样。作品的重点不在细节刻画，而在人的虚幻感觉，这就把人物的各自不顺充分放大。你读小说，感觉这里面有一双作者的眼睛，游走于真实和幻觉之间。这种写法，折射出的是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社会的无力与精神失落感。《组合风景》写出了婚姻的某些现实感。主人公发现，车祸去世的摄影师好友电脑里有妻子的旅游留影，顿生疑窦，于是开始前往贵州侦查，最后却无收获，致使读者的认知摇摆于真实和误会之间。付秀莹本来擅长描写她的无极乡村故事，有孙犁小说传人之名。这回她掉转方向，在都市男女情爱上做起文章。《春暮》里女主人公几段感情不顺，不过依然期待新感情的到来。但她好像总不能一步达到目标，几次见面之后，也便陷入逢场作戏的游戏之中。作品暗示都市人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揭示了知识女性感情生活的某种危机。《香蜜湖漏了》以轻松笔触，讲出了数十年在深圳打拼的成功人士的青春回忆和苦乐参半的心路历程，念兹在兹，为此徒生伤感。《春暖花开》中退休的刘老师去看望当年颇得自己照顾关怀、已经成为县长的老学生，却不想昔日学生对于恩师的感情已淡，接待自己亦只是公事公办。

迈入20世纪之后的人类社会，消耗的资源量已达数千年来的一半左右。这种巨大自然资源耗费的背后，是科学技术的极速发展与生活质量的飞跃式提升，为此催生了人与人之间通讯联系手段的丰富便捷。但吊诡在于，过于便利的通信工具，反而造成人们心灵沟通上越加困难。失信哲学蔓延到每一个心灵深处，熟人仿佛都是陌生人，因为没人敢把自己的心灵完全交给对方，也包括亲近的朋友，这都使个体灵魂的孤独感日益加深。可以说，这些反映城市人精神困局的小说，是现今中国社会人们生存状态的真实反映，也是人们自传统社会迈入现代社会后一个根本性的难题。这种情景中，小说不啻是沟通心灵的另一种手段。它以虚构的形式，反映着真实的社会。它以非现实的话语方式，试图重建真实可靠的心灵慰藉。短篇小说，尤其在冷淡的社会扮演着沟通天使的角色。这些作者一方面痛感人的困境的无法超越;另一方面又在积极超越这种困境，用文学的力量让孤独的个体重拾信心。这正如夏志清在评论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时所分析的那样：“天磊在美国教中文糊口，志气相当消沉，但同时他有丰富的情感生活，像华兹华斯一样，在片断的回忆中找到了安慰，找到了生活的意义。”② 实际上不光中国小说，西方小说在这方面也有不错的表现，例如库切的《耻》。因对女学生不轨被学校除名的五十多岁的卢里教授，想到女儿在南非黑人社区的农场生活，从中找到了安慰。不想女儿因父母离异并不原谅他，也不愿意与他沟通。正当他在农场和开普敦之间彷徨不决时，精神上再遭重创，女儿被三个黑人青年轮奸怀孕，但坚持要把这非法的孩子生下来。可以说，卢里真的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然而，小说最后几章，精神上无家可归的他，却与自己未完成的戏剧《拜伦在意大利》的残篇相伴。自己困守农场，酷似拜伦在最后的岁月困守意大利，来去失据，循环往复，像不断缠绕的戏矩，也像萦绕不断的动人音乐，把现代人的真实处境刻画得深切感人。这是一部终于走出困境的小说，像前面几篇2018年的短篇一样，“走出”构成了它们共同的主题。

再看普通民众的困境。普通民众是与知识精英略有不同的社会群体，社会的分层使他们直面的困境稍有差异。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经济规模有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普遍富裕的小康社会已经到来。不过，即使在大好形势下，依然会有城市中的普通市民因为病痛，意外灾祸而使生活陷入困境。2018年描写普通市民生存困境的短篇小说有鲁敏的《球与枪》，  姚鄂梅的《旧姑娘》，郑执的《仙症》，王占黑的《麻将的故事》，张楚的《中年妇女恋爱史》，须一瓜的《会有一条叫王新大的鱼》， 班宇的《逍遥游》， 范小青的《角色》，盛可以的《偶发艺术》，杨少衡的《真相大白》，徐则臣的《兄弟》，马拉的《凋碧桐图》等。

《球与枪》构思奇巧，运笔细腻，不动声色地展开生活的离奇一面。它讲述的是一个小城市中三十几岁的平凡职员偶遇跟自己长得很像，但却完全不同，放浪形骸的男人。两人几次会面像是双胞胎见面，内里隐含两人对彼此生活轨迹的羡慕。一个渴求安稳，一个向往自由。在《旧姑娘》里，一位始终保持少女心的单亲妈妈带着女儿坚强生活，始终乐观向上，却被乳腺癌夺去了生命，留下女儿一人面对未知的人世。《仙症》以第一人称展开小说，带出“我”的姨夫患有精神障碍，在生活中做出的诸多奇情怪事。《麻将的故事》有着金宇澄《繁花》般的老辣文风与世故的方言文体。两个一生碌碌无为、沉迷于麻将的上海中年男人，最终遭遇了早逝的命运。虽写平庸人生，小人物的悲欢，作者在故事中仍然浸入了对凡俗人生的深刻理解。《中年妇女恋爱史》里的茉莉，有几分姿色，一生在县城度过，结了三次婚，经历了几个男人。作者以编年史的方式，借女主角的人生轨迹，勾勒出一个基层小城近30年的时代变迁。

作者们显然知道，普通民众的生活困境乃在天灾人祸。他们受制于个人自然条件，早早失去应有的竞争力，所以偶有不测，便会承受不起。但作家们不愿粉饰生活，更愿直面困境，让读者在阅读时主动思考。《会有一条叫王新大的鱼》里的男主角，遭遇意外，妻子双目失明，自己也被动地触犯了法律，在拘留所被管教了一段时日。几段故事，几个家庭，写出的是命运的难测与不幸。《逍遥游》以后工业时代的沈阳的一家废弃的工厂区为背景，谈及几个青年男女不甘平凡，但因自身局限，浑浑噩噩过着庸常日子的故事。《角色》是个含义颇深的小说名字。主人公专职在火车站搭讪中年大妈，以行骗为生，最终因乘客们的关怀，自觉放弃操持这种龌龊营生。与这个故事形成对话性的，是一个人间自有真情在的温暖结尾。《偶发艺术》的结构更有特色，以戏剧打破第四堵墙的间离手法构造全篇。台上演着一个中年男人家庭事业不顺，又患上癌症的悲剧故事;台下的观众不断评价台上表演和情节的合理性。夹杂着演员对自己角色的分析性自述，形式着实新颖。《真相大白》算是一篇官场小说，讽刺一个贪腐官员对自己所拥有权力的过分自信。《兄弟》是徐则臣一贯的高品质作品。一个小镇少年来北京寻找想象中的同胞兄弟。作品用這个人物做引子，带出居住在北京城乡结合部群租房的各色人等挣扎不幸的生活，对底层民众的悲悯之心跃然纸上。《凋碧桐图》应该属于小镇年轻人的生活画卷。两男一女的情感纠葛算是个伏笔，叙述他们的生活变故，则为了从侧面刻画小镇生活的平淡。

从上面作品中可以看到，作家在经营各种各样的社会困境时，不忘潜下身去关注民众的危困。他们貌似冷静客观，笔端却处处露出温情，甚至露出某种诗意。他们不避微妙题材，愿意藏身民间，在普通人的人间戏剧中重温生活的真谛，并把这温情这真谛带给读者。描写困境并非消费消极，相反它诉诸积极的力量，叫人在世事艰难中不忘对未来的奋力争取。2018年的短篇小说，确实在这方面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四、对困境的借喻、转移和超越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描绘现代人的艰难不是目的，而是把它当作一种借喻手段，实现对困境的转移和超越。除上面已经提到的精神超越外，我认为作者也可以借用其它替代物，比如，人与动物的相处来实现。

我们发现，在当今社会，无论城市乡村，人与动物相伴的景象，几乎已经成为一道新的历史风景。这在过去不好理解，但放在现代社会的大语境当中，则可看到文学创作对人的困境的超越，正在通过这些现代伴侣，开启了另一个转移和超越的历程。这也是当今文学杂志上频繁出现小动物书写的原因所在。

马晓丽的《陈志国的今生》，黄咏梅的《给猫留门》，林那北的《美弟》，是2018年涌现的一批以描写人物与宠物的相处生活，借喻人生的喜乐悲欢的优秀作品。《陈志国的今生》的主人公陈志国，是一条长相非常漂亮，但是性格乖戾的宠物狗。按女主人的话说，除了长得好看没第二条优点。它不仅嫉妒心强，还与主人的女儿争宠，在家处处惹是生非，挑起祸端，让主人又爱又恨。可是它又有着通人性的一面，对主人不欢迎的客人大吼大叫;还会双爪作揖，向主人道歉。有趣的是，在经历了一系列变故以后，这个陈志国性格大变，开始谨小慎微，胆怯起来。到了暮年，它孤独寂寞地伴随着主人，而主人一家早已把它当亲人一样看待。这只宠物狗去世后， 主人一家对它的缅怀常在心中。因为毕竟是他们一位相伴多年的朋友。《给猫留门》的故事引子是一只叫豆包的流浪猫，被老沈一家收养，而小孙女最喜欢和她玩耍。由此牵引出少年时的沈小安和父亲老沈的多年积怨。父子的多年疏远，令他们的感情愈加陌生。《美弟》也是一篇构思巧妙的佳作。女主人公与丈夫离异，但没有完全决裂。有一日， 前夫带来一只现任妻子的宠物狗寄养在女主角这里。慢慢地，女主角与前夫的妻子有了接触，两人相互印象不错。最终，牵扯出前夫因为受贿而失踪的谜团，留下了一个开放性的故事结局。

读这几篇动物小说，给人的感觉是，作家正在把动物人间化。与过去宗璞《鲁鲁》借动物折射人物现实不幸的写法不同，动物不再是文学作品的某种替身，反而一跃而为作品主角，与生活中的人无异。它们虽没有语言能力，但参与到了这些家庭成员的生活之中，而且还与主人频频冲突，治气。但它们故去，主人会把它们当做亲人故旧一样看待，并未将之看做非人间的存在。

由此引出了一个文学话题，即现代社会人们异常的孤独感。他们虽有家庭，亲人，但有时候，因各自忙碌，或较难沟通，这个家庭仿佛并不存在。这种情况下，无语却有情的狗狗猫猫们，就成为亲人的化身，与他们朝夕相伴，久而久之，人类与动物在新的情景中高度同构和同质。这种同构，某种程度弥补了真实人们的缺席感，弥补了亲情的缺席感，使家庭圆满感的幻觉，一瞬间犹如最真实的存在。在这种意义上，人对困境的转移和超越，在现实效果上是有效的，能够成立的。在文学形式的多样性上，这种人与动物混居一室的短篇小说，是对当代小说丰富性的一种补充和扩充，这是毫无疑义的。

另外还有武侠和军人题材。军人题材彰显凛然正气，武侠题材颂扬侠客气质，它們虽属不同类型，精神内涵差异明显，不过，都有使人暂时忘却生活不快，实现自我超越净化的叙事功能。石钟山的《机关兵》，邱华栋的《剑笈》， 类似这些年流行的武侠和军队大院青春题材的影视剧风格。《机关兵》延续了热播剧《幸福像花儿一样》的军队青春风格，但这部热播剧更偏向纯粹精神审美的男女感情描写。两对阴差阳错的青年士兵，夹杂着一场战争，留下的是数十年后的痛心追忆。电视剧带着教化功能，审美上却指向中西美学各自不同的愉悦气韵，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分别取舍而已。《剑笈》的主人公是一介书生，偶然娶到武艺高强的千金小姐，从此被迫地裹挟进武林江湖的腥风血雨中，夹带着与爱徒关于剑法秘笈的恩怨，多年后一切了结，才知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物是人非，只剩惘然回首的一声叹息。邱华栋的《剑笈》中始终有一个复仇的母题，安排了一个悲剧性的结尾。复仇这种叙事主题在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中都由来已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雷雨》是吸收古希腊悲剧主题最成功的集大成之作。民间文学中也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叙事传统。邱华栋暗中汲取艺术营养，并做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故事跌宕起伏，玄奇好看，只是虽复仇成功，但心爱之人故去，也留下不尽的遗憾。中国读者向来有“大团圆”的叙事诉求和接受心理，尽管才子佳人难成眷属的缺憾之美，也能赚得他们的同情之泪。以上隶属通俗题材类型，在生活压力山大的现代社会，它们不失为一个纾解发泄的艺术管道，起到移情转化的效果，当然教化作用也不可小觑。

2018年的短篇小说创作对以往的小说有重复，也有创新，它积极超越世俗生活叙事羁绊，寻找温暖感人结局的努力，恰是一个看点。更重要的是作者的身姿开始下沉，触摸普通民众的悲欢，诉说他们的坚持。对知识精英的哀乐叙事，也不尽是简单维护，而注入了难得的反省成分。这都可以看出，在一个大时代中作家不满足已有成果，而继续探索奋进的身影。我们有理由相信，文学创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理论，并未失去它的现实魅力。

注释：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06页。

② 夏志清：《文学的前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27页。

作者简介：程旸，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北京，100732。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