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楠

“花园”是西方文学经典中常用的隐喻，意蕴深远，很多时候用以刻画人物的价值理想或人生态度，并呈现丰富复杂的社会和人类境况。比如在伏尔泰著名的短篇讽刺小说《老实人》中，天真纯朴的主人公“老实人”甘迪德起初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并笃信家庭教师邦葛罗斯所宣扬的莱布尼茨式乐观主义哲学。然而，甘迪德因为爱上出身更加高贵的表妹被逐出家门后，不得不四处漂泊，遭遇了众多天灾与人祸，经历了无数痛苦和磨难，最终领悟到“我们必须耕种自己的花园”这一哲理，而故事也以甘迪德及其同伴在自己的花园中一心一意地耕作劳动结尾。小说中的花园既是具体的劳作空间和耕耘对象，也象征着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一种联结关系。立足于花园的耕作，脚踏实地，艰辛充实，抛开了对理想世界的盲目幻想，却提供了创造美好、改善现实的重要土壤。

十九世纪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名著《一位女士的画像》，同样借用多种“花园”意象来描绘中心人物伊莎贝尔·阿切尔的处境和性格特征，并以此烘托年轻个体的心灵成长这一重要主题。小说中的一个关键处所，也是展现并促进伊莎贝尔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成长的核心空间，即名为“花园山庄”。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在詹姆斯的描述中，伊莎贝尔的天性里有“一种花园般的气质，依稀散发着芬芳，隐约传出树枝的喃喃细语声，还有背阴的凉亭和绵延的远景，这让她觉得内省终究是一种露天活动，而且对心灵深处的审视毫无害处，如果审视者怀抱玫瑰而归的话”。同时，伊莎贝尔也清醒地意识到，“世界上除了她非凡的灵魂所在的花园之外，还有其他花园，而且有许多地方根本就不是花园—它们只是大片大片漆黑险恶、长满丑陋和苦难的土地”。伊莎贝尔的切身经历和深刻反思，也让她进一步明白，有些外表美丽雅致的花园，内里却充满腐朽与堕落。

对于英国现代主义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而言，花园是贯穿她的创作和生活的一条重要线索，是她感知和思考的一个灵感源泉，也是通往她的精神世界的一条清幽之径。二十世纪初，伍尔夫是伦敦的知名作家，她和丈夫伦纳德·伍尔夫在伦敦文化中心区域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的居所，是伦敦智识精英经常出入聚谈的一处重要空间，他们也是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团体的核心成员。布鲁姆斯伯里区域以其众多的广场和花园闻名，广场绿意盎然、花园安静别致，与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伦敦形成鲜明对比。伦敦是伍尔夫热爱的家园，在她著名的小说《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中，伍尔夫以其细腻的笔触和深邃的文字，生动地再现了伦敦街头巷尾形形色色的人物与景致，堪比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对都柏林的经典刻画。两位同年出生、同年离世的现代主义作家，也将城市日常生活中人的心理意识与外在世界千絲万缕的关联表现得淋漓尽致。

相比伦敦布鲁姆斯伯里的公共花园，伍尔夫在乡间房子的花园，为她提供了更私密的空间和更丰富的素材。房子位于东萨塞克斯郡罗德梅尔村，是一栋建于十六世纪的村舍，名为“蒙克屋”（Monks House，直译为“僧侣屋”）。一九一九年七月一日，伍尔夫夫妇买下这栋房子，从此这里成了他们远离尘嚣的一处田园居所。伍尔夫曾在日记中写道：“在罗德梅尔度过了一个惬意的周末—不用谈话应酬，可以心无旁骛地读书，完全沉浸其中：然后睡下：一切清澈透明;窗外的山楂树好似浪花在舞动：还有花园里所有绿色的小径，绿色的土堆：然后醒来，进入炎热的静谧之日，不用见任何人，没有任何纷扰：这是我们自己的空间，悠长的时光。”（作者译）

蒙克屋本身并不起眼，室内的画作，还有壁炉、书架、桌椅和台灯等物品上的装饰，色彩亮丽而风格简约，多为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团体的艺术家伍尔夫的姐姐瓦妮莎和好友邓肯·格兰特所作。房子旁边紧邻一座十二世纪兴建的圣彼得小教堂，教堂的尖顶与房子的花园景观相映成趣。教堂后面的墓地，则为蒙克屋平添了几分凄清与肃穆。然而，蒙克屋的花园，却让这一处朴素的住所焕发出勃勃生机，显出别有洞天的意境和情趣，也是伍尔夫夫妇当年决定买下这栋设施简陋的房子的重要原因。伦纳德·伍尔夫的侄子塞西尔·伍尔夫曾是花园的常客，他对花园的郁郁葱葱和五彩斑斓始终记忆犹新：“五颜六色的瓜叶菊，巨大的白色的和燃烧的橙色的百合花，大丽花，康乃馨，红通通的火炬花，与蔬菜、醋栗灌木、梨树、苹果树和无花果树融为一体。草坪上散落着几处金鱼塘。除了花园和果园，还有蜂箱和温室，伦纳德在那里收集了大量的仙人掌和多肉植物。”（作者译）

图文并茂的《伍尔夫的花园》（Virginia Woolfs Garden）一书，更是从细致入微的直观视角，展现了蒙克屋和花园的独特景致与历史变迁。蒙克屋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开始由负责保护英国历史遗迹和自然景观的国家托管协会（National Trust）管理。《伍尔夫的花园》一书的作者卡罗琳·佐布（Caroline Zoob）和她的丈夫曾作为租客在蒙克屋居住十年之久，而耕作蒙克屋的花园是他们最重要的责任，也是他们最热爱的活动。在卡罗琳笔下，开阔的大花园的每一处组成，意大利花园、后草地花园、无花果树花园、金鱼池花园、果园和蔬菜园等，无不生趣盎然，引人入胜。过往的岁月与当下的体验交织在每一棵枝繁叶茂的树木，每一朵尽情绽放的鲜花，还有每一颗成熟饱满的果实之中。从春夏到秋冬，伍尔夫的脚步声回荡在每一条小园香径，伦纳德耕种和采摘的身影闪动在花园的各个角落。卡罗琳不仅带领读者徜徉在伍尔夫美妙的花园，也通过自己在这里的生活感悟，描绘出花园的独特气韵和精神。

果园一隅，距离教堂咫尺之遥的一间小屋，是伍尔夫的写作室。室内除了伍尔夫写作的桌椅，几乎别无其他;书桌对面的窗外，草木葱茏的田野和绵延起伏的丘陵一望无际。这间伍尔夫夫妇自己搭建的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既是伍尔夫在花园中的独立写作空间，也是心灵感知和创造世界的一处栖息地。对伍尔夫而言，独处并非与世隔绝，而是走近、审视并呈现更加辽阔幽深的天地的一种存在方式。与在瓦尔登湖离群索居的梭罗不同，伍尔夫的世界不仅有志同道合的伦纳德朝夕相伴，也始终有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友人的深情厚谊。在二十世纪初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两种极端倾向的包围下，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团体对个体之间真挚情谊的坚守，不是派系纷争情境下的抱团取暖，而是出于始终不渝的价值理念。诚如团体的一位核心成员，作家E. M. 福斯特所言：“如果我不得不在背叛我的国家和背叛我的朋友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我希望我有勇气背叛我的国家。”伍尔夫写作室门外的小露台，书香缭绕，树影婆娑，视野开阔，是她和伦敦来访的友人促膝倾谈的一个好位置。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团体的另一位核心成员，经济学家凯恩斯曾在文章《我早年的信仰》中概括过团体成员共同的理想信念：“值得为之激烈思考和交流的对象包括所爱之人、美和真理，而生活的首要目标是爱、创造、对审美体验的享受，和对知识的追求。”蒙克屋的花园，正是充满热烈的智识讨论和坚定的价值追求的布鲁姆斯伯里的延伸。

当然，伍尔夫作品中诸多灵动的意象，得益于她对罗德梅尔乡村生活的切身体验和审美洞察，比如散文《飞蛾之死》中一幅幅生动鲜活的画面：“这是一个令人神清气爽的早晨。时届九月中旬，气温舒适宜人，而吹过来的风已比夏季清冽。窗户对面，犁耕已经开始。铧片过处，泥土被压得平整，显得湿漉漉又乌油油。从田野以及更远处的丘陵，一股勃勃生机扑面而来，使双眼难以完全专注于书本。还有那些白嘴鸦，像是正在欢庆某一次年会，绕着树梢盘旋，远远望去仿佛有一张缀有万千黑点的大网撒开在空中。过了一会，大网慢慢降下，直到林中的每一处枝头落满黑点。随后，大网突然再次撒向天空，这一回，划出的圆弧更大，同时伴以不绝于耳的呱呱鸦噪，似乎一会儿急急腾空而去，一会儿徐徐栖落枝头，乃是极富刺激性的活动……”（陆谷孙译）伍尔夫仿佛就坐在自己花园写作室的书桌前，将敏锐的感官知觉转化为精妙的文字描述。伍尔夫写景总是伴随着含蓄的抒情，她的感性完全不同于怠惰的感伤，而是基于对环境、万物和人生的洞察与深思。她笔下的诗情画意，既轻灵又厚重，既让人沉醉，又发人深省。正如大自然的勃勃生机与飞蛾生命的微不足道，是伍尔夫对生死的一幕生动演绎。

如今，蒙克屋寫作室的主人早已远去，而她留下的花园，不只是可供游人参观欣赏的有形存在，更重要的还有她所创造和耕耘的心灵的花园。如果教师依然被视为“辛勤的园丁”的话，那么伍尔夫堪称创作界的园丁，因为她毕生关注对“一个平常日子的普通心灵”的陶冶，并致力于塑造普通读者的审美情趣和鉴别能力。伍尔夫认为普通读者“较少受到文学偏见和学术教条的左右，他们更乐于从自身的阅读体验中感受生活，而他们的直观感受力也赋予艺术创造丰富的价值和深远的意义”。与此同时，伍尔夫也强调普通读者需要培养敏感的意识和活跃的心智。在《如何读书》一文中她指出：“读书要有合适的方式，这需要想象力、洞察力和判断力等难得的品质……作为读者，我们负有责任，甚至非常重要。我们提出的标准和我们做出的判断，都会潜入空气中，成为作家们创作氛围的一部分。这会对作家产生一种影响，即便在出版的作品中没有直接体现。而这种影响，如果富有教益，充满活力，具有个性，而且诚恳真挚的话，也会弥足珍贵。”

无论是布鲁姆斯伯里区塔维斯多克广场的花园里，还是罗德梅尔蒙克屋花园的围墙上，伍尔夫的头像前终年有鲜花相伴，而时刻在洞察万物和人心的伍尔夫，总能捕捉到美丽的花儿所蕴含的人生真谛。就像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她漫步街头，眼前的世界亦幻亦真：“当然这只是一种幻象—紫丁香在花园的围墙上方摇曳着它的花朵，硫磺蝶四处飞掠，花粉的微尘悬浮在空中。不知从哪里吹来一阵风，掀开长出一半的叶子，顿时闪现出一丝银灰色。正是在黄昏时分，色彩变得越发强烈，紫色和金色在玻璃窗上燃烧，仿佛一颗激动的心在跳动;这时世界的美突然显露在眼前，只是它转瞬即逝（在这里，我推门进入花园，因为有人大意没锁门，而且看似没有教区执事），如此倏忽的美有如双面利刃，一面是欢笑，一面是痛苦，把心割裂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