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巴金的读者意识在出版方面的表现

2019-11-22王怡凡

神州·下旬刊 2019年10期

摘要：巴金经常以作家的身份被人们熟知，但是更重要的是他还作为一名出色的编辑家和出版家为文学的传播和发展做了很大的贡献。巴金身兼作家、出版家和编辑家的多重身份，他对出版和写作之间的关系会与更深刻的认识。他自己作品的出版经历也直接影响了他的出版观和编辑观。在不同的时期，面对不同的刊物和作家，他都有自己的坚持，正是因为这份坚持，他成全了一大批作家和读者。

关键词：巴金;出版编辑意识;读者意识;作家意识

一、巴金出版、编辑意识的形成

巴金的第一本小说是叶圣陶先生推荐给读者的，叶圣陶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曾经找过巴金约稿，在1913年向索菲要过他的稿子，是为了他主编的《妇女杂志》组稿。（1）巴金曾经在他的《谈<灭亡>》中说：“每一个作家走向文学，都有他自己的道路。在发表《灭亡》之前，我做梦都不会想到我会成为作家”（2）叶圣陶和郑振铎先生把他的《灭亡》介绍到了《小说月报》上，并发表了它。巴金曾说：“《灭亡》的发表似乎并没有增加大哥对我的了解，可是替我选定了一种职业，我的文学生活从此就开始了。”正是因为前辈对巴金创作的支持和鼓励，才有了巴金以后的文学生涯。巴金是叶圣陶先生发现并促其走上文学道路的，“我感激叶老，因为他给我指出了一条宽广的路，他始终是一位不声不响的向导”。“他不单是我的第一本小说的责任编辑，他是我一生的责任编辑”。（3）他希望自己能像叶圣陶那样进自己所有的能力，让更多的好作家，好作品得以面世。巴金在《我的责任编辑》中曾经说到：“特别是对叶圣陶，我渐渐地领会到他我送进文坛之后，虽很少跟我接触，很少同我交谈，却一直在暗中注视着我……我的朋友我不只有一位，但叶圣陶还是我的老师。这样的老师我也不只一位，而叶圣陶还是我第一本小说的责任编辑。我还说过它是我一生的责任编辑，我的意思是——写作和做人都在内。”（4）在巴金今后的写作、编辑和出版的工作中，叶圣陶带给了他“出书，我需要责任编辑;生活，我也同样需要责任编辑。”（5）这样特殊的感情。他越来越明白一个领路人對于人生的重要意义，后来他自己就成为了一个伟大的领路人。

巴金与开明书店有着不可分割的情感，巴金在开明书店有过很多“第一次”的尝试。巴金的第一本小说就在开明完成出版，第二本也由开明刊行。叶圣陶就是在开明见到他从法国寄回来的原稿，拿去看了以后决定发表的。在他的作品将要出版的时候，他对稿费多少是为所谓的，他曾在《我与开明》中提到：“我对稿费多少本无所谓，只要书印得干干净净，装得整整齐齐，我就十分满意。”（6）

二、巴金的版权意识和读者意识

巴金非常在乎他的读者从作品中获取到的东西。他的所有的文章被排版印刷出来后他都会自己亲自看一遍，然后给出版社提出意见。在给余思牧的信里就多次提到排版时出现的问题，比如，他不希望用开明书店的纸型重印作品，因为出现了很多问题，他认为这样对谁都不好;（7）还有在后面的一封信里说到竟成书局翻印的旧作很糟糕，完全在用自己的名字欺骗读者。（8）在这里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他出版图书更多的是为了将自己的思想传播出来，让读者看到他的所思所想，所以他写作的动机直接指向读者。他出版图书更是为了读者考虑，他在他的信里多次申明他可以不要版权，允许出版社印刷他的作品，但他抵制翻版书。巴金之所以抵制翻版书，并不是他追求图书形式的完美。在他看来作品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版不重要，重要的是翻版书本的内容很可能出现错误或者疏漏的地方。这些地方的小小的疏漏都有可能让他的思想产生很大的偏差，给读者带来很大的困扰。在他的所有的回信里谈到他对出版的作品的校稿都会进行详细的阅读，有歧义的地方全部会写在信里加以申明。巴金之所以将他的出版的文章都亲自看一遍的重要原因在于，他害怕出版社在改稿的时候曲解了文章的本意，这不利于读者了解他真实的意图。

巴金总是站在读者的立场上为广大的读者考虑，影响读者看书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价钱。他充分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他非常关注图书的价格。在1961年12月11日的信里就在末尾提到如果用秀珍本来印《激流三部曲》的话价格会低一些。（9）巴金希望他的书可以在人民大众之间更加广泛地传播开来，这样，他的思想可以被人们所了解。他的作品就是面向人民大众的，而不是少数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的上层人士。尤其在1962 年3月9日给余思牧的信里就谈到：“我可以免酬编选我的集子，只是为了对读者负责。请不要付版税或者稿费，将来送我几本书就行了。我现在有的钱自己已经花不了，钱对我毫无意义，我只希望把工作做好。”（10）在本人看来，巴金在版税稿费的问题上这样大度，是因为他考虑到如果增加了这些额外的费用，图书的价格就会上涨，这样的话会加重读者的负担。

巴金始终重视图书的质量，所以他关注图书出版的各个方面，一直涉及到书的内容排版格式，书内的插图，书的封面的设计等细节。巴金曾经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中讲到：“我还记得为了改正《草原故事》（高尔基原著）中的错别字，我到华文印刷所去找排字工人求他当场改好。那个年轻工人因为下班以后同女朋友有约会，显得很不耐烦，但是我缠住他不放，有讲了不少好话，终于达到了目的。”（11）从这些地方来看，巴金在作为一个出版家的时候，他更多关注的是图书的思想能否被合理阐释，并能否顺利地传播到群众的心里面去。所以所有一切和读者有关的事情他都会关注，不管这些事情到底应不应该由他负责，在他心里，所有和他的作品出版有关的事情都是他自己的事。

三、巴金对作家的尊重

巴金作为一个出色的作家的同时又是一个出色的出版家，作为一个出版家，可谓是为了读者的利益煞费苦心。在他看来作为一个编辑他的使命就是要给读者提供一个完美的刊物，让大众都有接触到图书的机会。作为一个出色的编辑家，他尽最大的能力做好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桥梁。巴金曾说：“我常有这样的情况：做编辑工作的时候，我总是从编辑的观点看问题，投稿的时候我总是站在作家的立场上对编辑提出过多的要求……回头细想才恍然大悟：作家和编辑应当成为诚意合作、互相了解的好朋友。”（12）出版商就是出版商，不是出版官。作家将自己的稿子投给了出版社，编辑就应该尽快审阅，不要让作家有了“稿子石沉大海”的感觉。（13）

编辑是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桥梁，作家需要依靠编辑把自己的作品推向读者。巴金自己就是一名作家他深刻地了解到作品就是作家智慧和心血的结晶，巴金说过：“我不忍辜负作者远道寄稿的盛意，又不愿将他的一点心血埋没。”（14）他会认真地看每一篇投稿，他认为应当重视作者和他们的作品就像珍视自己的作品那样。这样可以让每一篇好的文章出现在读者的眼前，也可以避免一些粗制滥造的文章浑水摸鱼。

作品是刊物的生命，编辑要是不能像伯乐一样发现新的作家、团结老作家、把好的作品带给读者，刊物就不能再办下去。因此，编辑需要树立起很强的作家意识，因为这涉及到大众阅读的“源头”问题。如果没有联系好作家，就没有了稿源，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巴金曾经说到;“得罪了作家我拿不到稿子”。（15）他这样就一语道破作家对于编辑的重要性。好的編辑会发现好的作家，好的作家同样也会拥护好的编辑。巴金认为只要是一个刊物连续发了机场好的文章以后，好的作家作品就会如同潮水一样涌过来。好的编辑对于作家的意义就像伯乐对于千里马的重要性，当作家的好作品得到编辑的赏识的时候，作家对于编辑的感激可能会是永远的。就像巴金自己，他的《灭亡》被叶圣陶、郑振铎赏识并发表在《小说月报》这件事奠定了巴金未来的文学路。巴金自己深有体会，所以他大力扶持所有优秀的新老作家。

巴金认为编辑的价值不在于发表名人的作品，在于发现新的作家，推荐新的创作。巴金在《创作自由》一篇中特别强调：“应当把希望放在作家身上，特别是中青年作家身上——我一直是这样想的。”巴金对于曹禺的发现可谓是对中国文学界的巨大的贡献，当时曹禺还是在校的大学生，他在编辑《文学季刊》的时候，用他敏锐的眼光把曹禺推向文坛，是这颗文学新星在之后大放光彩。1938年，青年女作家罗淑因病不幸去世，留下一堆残稿。为了能让“罗淑的作品活下去”，巴金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冒着生命危险，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为其编出了《生人妻》，还怀着悲痛的心情把遗稿修整编辑，分别以《鱼儿坳》、《地上的一角》等为题，收入“文学丛刊”出版，并写了感情真挚的后记给予介绍。还有如牺牲在浦东塘口战役中的宋樾、早逝于贫寒与磨难中的郑定文等人的遗稿，巴金都是以这种方式收入了“文学丛刊”。（16）

在这个侧面其实是可以看出他对作家的负责程度，还有他坚持出版图书对人们的激励是很大的，因为有了大量的图书读者才有机会接触到不同人在某一个具体的时间段对实事的看法。巴金这样大力推荐新的作家作品，在很大的程度上开阔了读者的眼界，让读者在接触名家大家的思想的同时还有机会接触到新的与众不同的思想。后起之秀的想法或许与老作家的思想有所出入，但是通过这样激烈的思想碰撞，才能起到优胜略汰的作用，让符和时代的心声有机会得以表达，让陈旧的思想得以与时俱进。读者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之余，有了更多的独立思考的空间，想想自己对于时代的想法是什么。读者有了思考的欲望，书刊才有了价值，编辑的意义才得以彰显。

巴金虽然认为编辑应该尽自己所有的能力挖掘新的，好的作家作品，但是巴金还以一位作家的角度提醒作家们，在创作的时候应该多从自身找原因。自己的作品是否能被录用还在于作品本身，所以他提出了“文责自负”的看法，作为作者应该负更多的责任。编辑和作家之间应该有相互的理解和尊重，他们之间有来有往，刊物才能长久发行，读者才有可靠的知识来源。巴金作为一名出色的编辑家，他对作者的尊重源于他将心比心的道德感。他自己就不喜欢别人随意改动他的作品，当编辑要改动他的作品的时候他们都会告知巴金，征得他的同意以后再出版。巴金对于他的作品的校稿都会仔细地研读，有出错的地方或者曲解他的思想的地方他都会及时订正。巴金更希望读者看到自己修改过的新版本。巴金的思想在每个时段都会有些变化，他的思想在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改观，这些都体现在他的作品上，对生活的感受是无止境的，所以对作品的追求也是无止境的，他说：“我只是愿意让读者靠这些文字更准确地理解我的思想感情。”（17）因此，当他在编辑别人的作品的时候，他尊重作家的意见，他提出：“我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我仍然主张著作的版权归作者所有，他有权改动自己的作品，也有权决定自己作品的重印或停版。”（18）

四、紧跟时代脚步的编辑、出版家

巴金的读者意识还体现在他想方设法地创办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时代特色有紧密关系的刊物。他认为书刊就是为了反映生活，反映不同时期人们的心声的东西。要是书刊中的思内容一成不变的话，书籍就成了一潭死水，人们的思想也就会倒退，时代也会倒退。

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社会环境动荡，文艺书销路很差，翻译小说更少人看，一本书的印数很少。但是的局势又很动荡，加之没有什么好的出版社出版好的图书，当时的“书荒”现象非常严重。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加上十多年的编辑经验和在文学创作上已经取得的一些成就，巴金和吴郎西、伍禅等人在上海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自此揭开了巴金人生中长达十四年、浓墨重彩的编辑生涯。

在三、四十年代，正值国家最动荡、最危难的一个时间段。中国当时的很多作家都投身与抗战的洪流中去，作家们的投笔从戎让中国的文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在这这样危难的社会环境中，刚刚走上创作道路的新作家，由于缺乏经验和前辈的指导，他们正处在一个很迷茫的时期。而且由于战火纷飞，很多出版社都被迫关门，但是巴金在战火中依然坚持自己的出版事业。巴金在《文学丛刊》中收录了很多年轻作家的作品，有的作家已经去世，但是他们的作品依然被巴金保留了下来。如1938年出版的罗淑的《生人妻》，罗淑译的《何为》;1940年初版、1948年再版的宋樾的《鱼讯》，1948年初版的郑定文的《大姊》;等等。（19）在40年代创办的刊物里，《现代长篇小说丛书》对40年代新文学的发展影响最大。收入该丛书的作品，有不少都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杰作，如老舍的《骆驼祥子》，沙汀的《淘金记》、《还乡记》，巴金的《憩园》等。50 年代的中国，解放战争刚刚结束，同时考虑到许多老作家虽然都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可供大家发表的刊物却很有限，因此，尽快创办一家比较大的、权威的出版社是呼之欲出的。综合这些背景，《收获》这样的一个大型出版载体就应运而生了。（20）

巴金认为他们的工作就是为了社会为了国家做一点文化积累的事情，他曾说过：“这不是自我吹嘘，十几年中间经过我的手送到印刷局去的几百本书稿中，至少有一部分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我国人民的生活。”（21）巴金在晚年明确提出创立“中国现代文学馆”，他希望把更多的文学财富留给后代。1985 年，由他提出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开馆，新的文学馆在对待读者的问题上真正地做到了为读者服务，其中单巴金收录的书刊，报纸，书稿，照片就有六千多件，巴金明确提出他的作品要完全开放给读者，而不是保留起来当做藏书。（22）图书就是为了留给读者看的书刊存在的目的就是给读者一个品评，考察的对象。图书有了读者的考察和评判才有了价值和意义，要是把它们放在博物馆里，图书的真正价值就得不到彰显。

每一个时代的刊物就是为了记录当时社会的点点滴滴，当时的读者在看到这样的作品的时候会产生共鸣，他们会想到自己的所处的时代，自身所处的境遇，他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社会环境，并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未来的读者在看到书刊里记录的真实的生活，有利于他们了解当时的社会并在研究时作进一步的考察。

结语：

巴金的读者意识体现在他的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作为一名伟大的文学家，他懂的文学不是一个人的文学，文学的价值在于传承创新。只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文学的世界，文学才能深入人心。奖掖后进、推荐新人，甚至为了图书的出版放弃个人的利益。巴金在作为出版家和编辑家，他奖掖的后生，有很大一批人成为了中国文坛上的中流砥柱，在文坛上大放异彩。他编辑出版的刊物为后人们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充实的资料。

注释：

摘自《巴金·无题集》第106页巴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年版

摘自《巴金选集·第十卷》第111页李定周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摘自《文学生活五十年》巴金著《巴金写作生涯》巴金著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版

摘自《巴金·无题集》第106页巴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摘自《巴金·无题集》第110页巴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摘自《巴金·无题集》第101页巴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摘自《巴金全集·第二十四卷》第8页巴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摘自《巴金全集·第二十四卷》第9页巴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摘自《巴金全集·第二十四卷》第12页巴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摘自《巴金·真话集》第135页巴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摘自《巴金·真话集》第52页巴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