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丰

和野岛刚老师约在东京文京区的大冢车站见面，一起去附近的中国研究所。他将担任我演讲的翻译。

文京区是东京的核心区，很多文化机构都设在这里。和附近的东京大学比起来，中国研究所就显得太过寒酸了。那是一栋两层小楼，狭窄的楼道，演讲的地方是一间会议室，只有十几个座位。投影仪可能是十几年前的产品，主持人花了好大一会儿，才调整好角度。

在东京，高大上的中国研究基地有好几家。早稻田大学的现代中国研究所，以及东京大学的社科研究所，都是当今日本进行中国研究的主力。但是我到的这一家是最特别也是最古老的，研究所的老师骄傲地介绍：它成立于1946年，比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要早三年。

说是演讲，其实是小范围的交流。当天来了15个人，除了两位媒体人士，其他都是各个大学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教授。一位长者看上去已经80多岁，有些耳背，听的时候一只手始终放在左耳边，像一个“扩音器”，演讲结束后还非常认真地向我提问。

这次演讲，我还挣了2万日元。演讲完就领了现金，装在一个信封里。理事长杉山文彦带点歉意地说：“在日本，演讲费用通常比这个高，不过我们真是没钱啊。”后来我了解到研究所的经费来源，感到抱歉的就是我了，很想把钱还给他们。

所有的研究员都不从这里拿一分钱，并且还要缴纳不菲的会费。“最贵”的是“赞助会员”，每年10万日元;接下来是“所员”和“研究会员”，分别是24000日元和9600日元。福利是可以看研究所的藏书和资料，但还要从事编辑这种义务劳动：这个研究所每月出版一期50页左右的《中国研究月报》，每年出一本500多页的《中国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