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守治

北宋年间大量宫廷音乐、舞蹈由中国流传至朝鲜半岛的高丽国。相关资料记载于1451年成书的《高丽史》“乐志”之中，主要有“雅乐”“唐乐”两部分。①本文中《高丽史》相关内容均引自郑麟趾等撰《高丽史》（明景泰二年刊本），原为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本。笔者所获见者为该本的PDF版本，下载自“新浪微盘”。“唐乐”部分属宋教坊燕乐，有乐器说明、乐舞（台本）、曲破（曲辞）和词乐（曲辞）等，见《高丽史》卷71（“志”卷25）之《乐二·唐乐》。乐舞台本有《献仙桃》《寿延长》《五羊仙》《抛毬乐》《莲花台》五种。这五种乐舞最早由魏尧西认定为“队舞”②魏尧西编校《宋代队舞》，载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编印《舞蹈学习资料》第10辑，1956年版，第54—120页。，王小盾等也认为五种皆为队舞。③王小盾、刘玉珺《从〈高丽史·乐志〉“唐乐”看宋代音乐》，《中国音乐学》2005年第1期。但部分学者并不认为五种全为队舞。如吴熊和认为《抛毬乐》是“队舞大曲”，《献仙桃》《五羊仙》为“歌舞曲”，《莲花台》是“大曲”。④吴熊和《〈高丽史·乐志〉中宋人词曲的传入时间与两国的文化交流》，载沈善洪主编《韩国研究》第一辑，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黎国韬认为《五羊仙》是“大曲队舞”，也是七套“大曲”之一。⑤黎国韬《〈五羊仙〉大曲队舞释论》，《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谢桃坊等也把五种视为“大曲”。⑥谢桃坊《〈高丽史·乐志〉所存宋词考辨》，《文学遗产》1993年第2期。罗忼烈认为五种是“歌舞剧曲”。⑦罗忼烈《高丽、朝鲜词说略》，《文学评论》1991年第3期。而张师勋等韩国学者将五种称为“唐乐呈才”。⑧〔韩〕张师勋《韩国音乐史（增补）》朴春妮译，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127页。“呈才”专指宫廷乐舞。⑨〔韩〕田耕旭《韩国的传统戏剧》，〔韩〕文盛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110页。韩国李杜铉等则把五种视为“歌舞戏”。⑩〔韩〕李杜铉《韩国演剧史》，紫荆、韩英姬译，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

除了《高丽史》“乐志”，《高丽史》之“世家”卷18、“列传”卷31也有唐乐及唐乐队舞的零星记载。成书于1493年的《乐学轨范》卷3载《高丽史乐志唐乐呈才》，依原样移录了《高丽史》“乐志”的五种队舞台本，仅删去乐器说明部分。⑪《乐学轨范》相关内容均引自成伣等撰《乐学轨范》（影印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版。五种队舞的改编本则载于《乐学轨范》卷4的《时用唐乐呈才图仪》（目录另作《时用唐乐呈才图说》）。较之“乐志”，改编本的乐曲等有所增删，但对表演、乐曲的说明更为详尽，并配舞蹈队形图。其中部分内容可校补“乐志”之错漏。五种改编本之后有《金尺》至《曲破》九种乐舞台本，为唐乐队舞的仿制之作。九种乐舞均由“竹竿子”念诵致语，并袭用了唐乐队舞的“引子”。另《乐学轨范》卷7、8载唐乐队舞的乐器、仪仗、道具、服饰图形及说明等。此外，朝鲜王朝时期的部分文献也记载了唐乐队舞的台本、乐曲、舞图等，有《时用乡乐谱》《经国大典·唐乐工取才曲》《大乐前谱》《增补文献备考》《朝鲜王朝实录》《进爵仪轨》《进馔仪轨》《进宴仪轨》《呈才舞图笏记》等。成书于1478年的《东文选》104卷载队舞《抛毬乐》《莲花队》《献仙桃》致语。⑫徐居正等编《东文选》第5辑，朝鲜古书刊行会1914年版，第292—309页。这些文献的部分内容已为诸家著述所引述、转载。

唐乐诸乐曲早在康熙年间已由《钦定词谱》各卷引作例词。⑬（清）王奕清等编撰《钦定词谱》，中国书店2010年版。唐乐乐曲、队舞的相关问题，已由内藤虎次郎、车柱环、宋芳松、吴秀卿、张师勋、李杜铉、田耕旭、权五圣、李明久、沈淑庆、朴恩玉、魏尧西、彭松、朴永光、王克芬、董锡玖、罗忼烈、王小盾、吴熊和、谢桃坊、朱君梅、陈玉秀、杨帆、黎国韬、李飞跃、李宝龙、田玉琪、徐利华、王琳夫、唐海龙等中韩日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⑭较早的唐乐研究专文为日本内藤虎次郎《宋乐与朝鲜乐之关系》，林大椿译，载《小说月报》1931年第22卷第九号。部分研究综述见王小盾《韩国学者的“唐乐”研究》，载《音乐研究》2008年第5期。笔者因查阅“八仙”相关文献，注意到唐乐队舞的“【会八仙】引子”乐曲。队舞中标“引子”的还有四支乐曲：“【千年万岁】引子”“【五云开瑞朝】引子”“【宴太清】引子”“【众仙会】引子”。另《经国大典》《大乐前谱》《乐学轨范》等有唐乐“【圣寿无疆】引子”“前引子”“后引子”⑮同注⑧，第134、135页。。这些曲调未见于宋代及前代的其他文献。关于队舞“引子”的来源、性质等，诸家论著中也有所涉及，但仍存在较多误解。笔者通过查考相关文献，仔细比勘、考析唐乐队舞诸台本，重新辨析、确认“引子”及相关诸曲的曲体，阐释了“引子”的功能、用法，并对唐乐曲调及相关音乐名词进行释证。张师勋已将唐乐队舞的场次分为“开场、中场、收场”。⑯同注④，第128页。笔者将唐乐队舞的场次进一步细分为“候场、开场、中场、收场”。又对队舞曲调名及曲辞等进行梳理、校勘，按呈现次序摘录、排列，并制成表格（见附录），以便于描述、分析。

一、唐乐队舞诸乐曲及“引子”的曲体

今先以《献仙桃》为例，考察队舞“引子”的使用情况，并辨析其曲体。队舞《献仙桃》表现“王母”等舞蹈、歌唱、进奉蟠桃，乐官合奏器乐曲与之配合，以此向君王祝寿。其中还有“舞队”（仪仗队）行进、列队，及“竹竿子”念致语（勾队、遣队）等表演。《献仙桃》候场无乐曲，中场用各体乐曲，开场、收场用“引子”。“【会八仙】引子”共用三次，“【千年万岁】引子”用一次。开场部分“【会八仙】引子”用两次：

乐官奏【会八仙】引子，奉竹竿子二人先舞蹈而入，左右分立，乐止，口号致语曰：“邈在龟台，来朝凤阙，奉千年之美实，呈万福之休祥，敢冒宸颜，谨进口号。”讫，左右对立。乐官又奏【会八仙】引子，奉威仪十八人如前舞蹈而进，左右分立。王母三人、奉盖三人舞蹈而进，立定，乐止。

乐官首次奏“【会八仙】引子”之前为演员候场部分。《献仙桃》收场部分用两支“引子”：

乐官奏【千年万岁】引子，奉威仪十八人回旋而舞三匝，退，复位，乐止。奉竹竿子少进致语曰：“敛霞裾而少退，指云路以言旋，再拜阶前，相将好去。”讫，乐官奏【会八仙】引子，竹竿子舞蹈而退，奉盖王母各三人亦从舞蹈而退，奉威仪十八人亦如之。

从直观上看，“【会八仙】引子”“【千年万岁】引子”是伴奏器乐曲，“引子”是同类曲调的标识。《寿延长》《五羊仙》《莲花台》使用的“引子”曲调有“【五云开瑞朝】引子”“【宴太清】引子”“【众仙会】引子”。其名称均为“曲调名”+“引子”形式（大字号）。《乐学轨范》中“【会八仙】引子”“【千年万岁】引子”“【五云开瑞朝】引子”“【众仙会】引子”的“引子”另标作小字。标大、小字目的在于区分调名、调类（曲调类型）。⑰《乐学轨范•莲花台》开场的“前引子”和收场的“后引子”均标大字。而《乐学轨范•献仙桃》有小字注：“凡再奏【会八仙】则奏尾以下，后仿此”。可见【会八仙】是一支独立曲调，可不必缀以“引子”。【千年万岁】等“引子”也应是独立曲调。“【会八仙】引子”“【千年万岁】引子”“【宴太清】引子”“【五云开瑞朝】引子”“【众仙会】引子”即是曲调【会八仙】【千年万岁】【宴太清】【五云开瑞朝】【众仙会】。队舞中伴奏舞蹈的器乐曲有时也配辞歌唱，如《寿延长》的【破字令】、《抛毬乐》的【小抛毬乐令】。⑱这些用于“唱”的曲调多在“乐止”后清唱，即不用管弦伴奏。只有《五羊仙》中同时“奏【中腔令】”“歌【中腔令】”。而《寿延长》的【中腔令】及《五羊仙》的【中腔令】既用于中场歌唱，也借用为“引子”器乐曲。【会八仙】虽是“专职”的“引子”器乐曲，也应是可配辞歌唱的曲调（词调）。

唐乐队舞曲调名多缀以“令”“慢”“嗺子”“中腔”“三台”等曲体标识。“令”“三台”作大字（常规字号），“慢”“嗺子”“中腔”作小字。【会八仙】等“引子”诸曲无曲辞，未标曲体，未能直说为何种曲体。而【步虚子令】【折花令】【小抛毬乐令】等令曲的调名连同“令”字同为大字。【贺圣朝】宋词为令体；【白鹤子】元曲为小令，宋词也应是小令。此二曲均未标“令”。所以，无论有无标“令”字，令曲调名均为大字，不作小字。“【会八仙】引子”等的调名连同“引子”均作大字，也应是令体。

燕南芝庵《唱论》云：“歌声变件，有：慢、滚、序、引、三台、破子、遍子、落、实催、全篇。”⑲同注⑥。谢桃坊据“歌声变件”等推论，唐乐曲调中小字标注的“令”“慢”“嗺子”等术语，表示“歌词声调变化的方式”（即“特殊歌法”）。⑳同注⑥。此说不确，小字标注非特指“歌法”（歌唱方法）。队舞中不少标小字的曲调也作器乐曲，如【献天寿慢】【步虚子令中腔】。而据周贻白论断，“变件”指“歌曲声调”中“变化的各项体式”，即“变体”“变格”。㉑周贻白辑释《戏曲演唱论著辑释》，中国戏剧出版社1962年版，第37页。于歌唱的曲调而言，“变件”即“曲调变体”。故唐乐中“慢”“三台”“破字（子）”等属曲调“变件”（变体）。㉒“破字”实为“破子”。“乐志”《抛毬乐》有“舞‘破子’”。“乐志”《献仙桃》“唱【破字令】”，《乐学轨范》对应作“唱‘破子’”。“令”不属“变件”。曲调名仅作“某某+令”者，必是曲调正体而非变体。万树《词律》云：“或谓凡小调，俱可加‘令’字，非因另一体而加‘令’字也。”㉓（清）万树编著《词律》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75页。故令曲调名的“令”字可增、可省。【贺圣朝】【白鹤子】【班贺舞】三支调名作大字，且没有曲体标识，必是正体令曲，非“另一体”。若曲调名作“曲体+令”者必是变体，如【嗺子令】【中腔令】【破字令】【三台令】。而“【会八仙】引子”即是曲调【会八仙】，曲名未缀以小字曲体标识，必为令体、正体，非“变体曲调”。其他四支“引子”也应是“正体令曲”，即【千年万岁】【五云开瑞朝】【宴太清】【众仙会】的令体、正体。又《寿延长》的【中腔令】、《五羊仙》的【中腔令】及【抛毬乐】的【折花令】【抛毬乐令】，是从中场乐曲借用而来的，实际也用作“引子”（详论见下文）。这四支借用的“引子”均为令曲，足见作“引子”者必为令曲。

另外，【折花令三台】的曲体标识“令”“三台”均作大字。“三台”字号不合标注体例，可能是板刻之误。而《莲花台》中【献天寿】有变体【三台令】，【折花令三台】也可标为【三台令】（【折花令】变体）。“三台”本非曲名，与“嗺子”“中腔”等为同类变体标识，本应作小字。【折花令三台】在《乐学轨范•抛毬乐》对应作【折花三台】，“三台”作小字。㉔《乐学轨范》各队舞中“引子”作小字，曲体标识“令”“慢”“三台”作小字，“嗺子”作大字。

据刘崇德的论断，唐宋词调的令曲基本篇幅为每片四拍（四句），慢曲每片以八拍（八句）为主体，“近”“引”曲每片六拍（六句）为主体。㉕刘崇德《燕乐新说》，黄山书社2011年版，第215、216页。“令”“慢”主要体现在曲调的句拍篇幅上。一首乐曲的句拍多，其所配曲辞的句数、字数一般就多。“乐志”所载【忆吹箫慢】至【解佩令】共41种词调及曲辞，㉖“【万年欢慢】”以下四首属【万年欢】大曲“摘遍”歌词，不属词乐。见田玉琪《〈高丽史·乐志〉“唐乐”中的曲调与词调》，载《厦大中文学报》第3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2页。多标以小字“慢”或“令”，“慢”（19处）、“令”（13处）不相混杂。除了少数有疑问者之外，慢词大体90字以上，令词大体90字以下，字句篇幅区分明显。《献仙桃》的【献天寿慢】等三支慢曲的“慢”标小字，与词调【忆吹箫慢】等一致。但《五羊仙》有【万叶炽瑶图令慢】，《莲花台》有【献天寿令慢】。一曲同时标“令”“慢”必不合体例。而《莲花台》中场借用了《献仙桃》的【献天寿】各体曲调，只是增加了【三台令】（相当于【献天寿三台】）。《献仙桃》的“‘日暖风和’词”是每片四句（四拍）的令体，即是《莲花台》的“【献天寿令】‘日暖风和’词”。《献仙桃》《莲花台》的【献天寿令】之前应该都是【献天寿慢】。即《莲花台》的【献天寿令慢】实为【献天寿慢】。依此类推，《五羊仙》的【万叶炽瑶图令慢】应是【万叶炽瑶图慢】。此曲《乐学轨范·五羊仙》作【万叶炽瑶图慢】，可证。另《抛毬乐》【水龙吟令】（“洞天景色”词）为二片二十二句101字，实际应是【水龙吟慢】。唐乐词调有二片十六句101字【水龙吟慢】，属另一体。

唐乐曲调的“嗺子”“中腔”“破字”“三台”“踏歌”之体，主要体现在曲调节奏方面，与“令”“慢”不在同一层面上。故【金盏子令嗺子】可同时标“令”与“嗺子”，表示此曲是“嗺子”节奏的令曲，“令”“嗺子”不对立。标两种曲体者还有【瑞鹧鸪慢嗺子】【步虚子令中腔】及词乐【太平年慢中腔唱】【金殿乐慢踏歌唱】等。㉗【太平年慢中腔唱】存上片八句。【金殿乐慢踏歌唱】含二支词调，后一支“清夜无尘”实为苏轼的 【行香子】。而【嗺子令】【中腔令】【破字令】【三台令】等调名为大字“曲体+令”形式，也含两种曲体标识。这些曲调本有调名。如《献仙桃》的【嗺子令】实为【献天寿令嗺子】，《五羊仙》第一支【中腔令】实为【万叶炽瑶图令中腔】（【万叶炽瑶图中腔】），第二、三支【中腔令】实为【步虚子令中腔】。㉘第三支【中腔令】（“彤云暎彩色”词）也用于《寿延长》。此曲实为【步虚子令中腔】，非【寿延长中腔令】。

总之，唐乐曲调中“令”“慢”对立，【会八仙】等“引子”类乐曲既属正体令曲，则非慢曲，也区别于“嗺子”“中腔”“破字”“三台”等曲调变体。变体令曲借用为“引子”者，只有《寿延长》收场的【中腔令】。而“引子”为“引”“近”体的可能性也很小，唐宋词乐中“近”“引”曲数量较少，唐乐的词调也未见“近”“引”之标识。刘崇德指出，“近”“引”曲亦入“令”体。㉙同注㉕，第215页。唐乐的少量近、引曲可能已被归入令曲一类。

王灼《碧鸡漫志》卷3云：“后世就大曲制词者，类从简省”，又谓“凡大曲就本宫调制引、序、慢、近、令，盖度曲者常态。”㉚王灼著，岳珍校正《碧鸡漫志校正》（修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2、69页。则依大曲曲调制词者，有“引、序、慢、近、令”等曲体、词体。而沈括《梦溪笔谈》卷5云：

所谓大遍者，有序、引、歌、㽂、嗺、哨、催、攧、衮、破、行、中腔、踏歌之类。凡数十解，每解有数叠者。裁截用之，则谓之摘遍。㉛沈括撰，胡道静校注《新校正梦溪笔谈》，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9页

“序”至“踏歌”各类目都是大曲的“解”，每一“解”之名即是曲体之谓。学者据王、沈所举类目，多认为唐乐的“令”“慢”“嗺子”“中腔”“三台”“破字（子）”“踏歌”等原是大曲曲调的曲体之名。如王小盾等认为，唐乐曲调“大多是大曲的摘遍曲”。㉜同注③。田玉琪也指，唐乐队舞的曲词大部分是大曲摘“解”曲词，“嗺子”“中腔”“令”“慢”等和大曲的“解”有密切关联。㉝参见注㉖，第100页。唐乐队舞“类从简省”地裁截、摘取若干大曲的“解”（各体曲调），组合“用之”，便形成“摘遍”套曲。如《献仙桃》用“【献天寿】套”“【金盏子】套”“【瑞鹧鸪】套”。㉞【金盏子】套“‘丽日舒长’词”调名为【金盏子慢】，“‘东风报暖’词”为【金盏子嗺子】，【瑞鹧鸪】套“‘海东今日’词”为【瑞鹧鸪慢】，“‘北暴东顽’词”为【瑞鹧鸪嗺子】，调名均可据《乐学轨范·献仙桃》校补。《五羊仙》用“【步虚子】套”，《莲花台》用“【献天寿】套”。每一小套以同一曲调的正体、变体连缀组合。其排序规则大体是：慢（慢→嗺子）→令（令→嗺子→三台→中腔→破字）。各套中曲调可增、可减，也可叠用，但先后次序不变。这些套曲由原大曲的各体曲调组合而成，可称为“各体套曲”。而开场、收场的“引子”在中场主体乐曲之外，不与各体曲调联套。诸家多认为“引子”即大曲的曲体“引”。队舞“引子”不在各体曲调之列，实与“引”无关。

《抛毬乐》的“引子”借用自中场的【折花令】【小抛毬乐令】。《抛毬乐》中场主体乐曲是由【小抛毬乐令】叠用组成的联章曲，曲辞铺排呈现对称结构。【小抛毬乐令】也作【小抛毬】，为齐言体“七言四句”。左队全队所唱【小抛毬乐令】“两行花窍”四句为一首，右队“全队唱【小抛毬】词”仍为“两行花窍”四句一首。“满庭箫鼓”至“恐将脂粉”十二句实含三首，俱属【小抛毬乐令】。故以上【小抛毬乐令】组词实由四首作品组成。㉟相关论述见任德魁《词文献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4、315页。《抛毬乐》也用【折花令三台】【水龙吟令】【清平令】等单曲，用法大体为一奏一唱形式。王小盾指出，唐乐队舞曲调以“引曲、慢曲、急曲……引曲”相间连缀的方式呈现。㊱王小盾《〈高丽史·乐志〉“唐乐”的文化性格及其唐代渊源》，载《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1辑，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3、34页。实际上，唐乐队舞中“引子”与主体乐曲的组合形式是：“引子+各体套曲+引子”，“引子+联章曲+引子”。

二、唐乐队舞“引子”的功能和用法

“引子”为古典文艺习见的乐曲名目，给人的刻板印象往往是“首曲”“序曲”。如黎国韬认为，《五羊仙》中“【五云开瑞朝】引子”的“五云开瑞朝”是调名，“引子”是队舞开始表演时演奏的第一首乐曲。㊲同注⑤。但《献仙桃》《莲花台》末尾收场也用“引子”。《莲花台》第二曲用“【众仙会】引子”。故“引子”不一定是“第一首乐曲”（“首曲”）。李飞跃指出：“引子”作为组曲的调首曲、调尾曲使用，其作用主要是引导歌舞演员及“竹竿子”的出场、退场或复位。㊳李飞跃《“引”体考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引子”不在队舞中场“组曲”之内，与“组曲”的首、尾位置无关。但“引导”一说甚为准确，可谓得其要旨。从表面上看，“引子”在“竹竿子”、仪仗队、歌舞演员“进”（“入”）“退”时演奏。“进”“退”即进入、退出表演区（或表演中心区），可称为“进场”“退场”。如首次奏“【会八仙】引子”时，“奉竹竿子二人先舞蹈而入，左右分立，乐止，口号致语曰……”。“引子”不仅伴奏进场动作（“舞蹈而入”“左右分立”），更重要的是把两名“竹竿子”从候场区引导至表演中心区。仍是在“【会八仙】引子”的引导下，仪仗队（“奉威仪十八人”“奉盖三人”）和歌舞演员（“王母三人”）由候场区有序地步入表演区，并在特定位置停步、列队（“左右分立”）。“舞蹈而入”的“舞蹈”犹言“手舞足蹈”，但并非开始舞蹈表演。队舞又有“舞蹈而退”“足蹈而进”“足蹈而退”。而《乐学轨范·献仙桃》“足蹈”下有小字注：“并先举内足。凡呈才足蹈、舞蹈仿此。”故“舞蹈”与“足蹈”指行步的方式，并非真正的舞蹈程式。

另《献仙桃》收场一段有：“乐官奏【千年万岁】引子，奉威仪十八人回旋而舞三匝，退，复位，乐止。奉竹竿子少进，致语……讫。”这里“【千年万岁】引子”似乎仅伴奏十八人的舞蹈动作，而“竹竿子”“少进”时不用“引子”。而其他队舞的收场中，“竹竿子”每次进、退都用“引子”。可见此处“乐志”有错漏。《乐学轨范·献仙桃》对应的一段作：“乐奏【千年万岁】引子，击拍，奉竹竿子二人足蹈小进而立，乐止，口号……”。据此，正确的记录应是：“乐官奏【千年万岁】引子，奉竹竿子少进致语……讫。”“【千年万岁】引子”伴奏、引导“竹竿子”的行进动作（即再次进入表演中心区），而非十八人的“回旋而舞”（其伴奏乐曲阙如）。最后，“竹竿子”念致语完毕，众人在“【会八仙】引子”的引导下分批、有序地退出表演区。“竹竿子”先从表演中心区“舞蹈而退”。接着“奉盖、王母各三人亦从舞蹈而退，奉威仪十八人亦如之”。即众人依照“竹竿子”的行进路线（“亦从”），经表演中心区退出表演区。

《寿延长》《五羊仙》《莲花台》开场、收场所用“引子”的位置、功能也与“【会八仙】引子”一致。“引子”引导、伴奏演员的“进场”“退场”动作，并不伴奏舞蹈程式或舞蹈中的“复位”动作。而《抛毬乐》开场用【折花令】，《寿延长》《五羊仙》《抛毬乐》收场各用【中腔令】【中腔令】【小抛毬乐令】。这些乐曲实质上也是“引子”，其位置、功能与【会八仙】等“引子”一致。如《抛毬乐》开场：“奏【折花令】，妓二人奉竹竿子立于前，乐止”。又如《寿延长》收场：“乐官又奏【中腔令】，如前仪足蹈而退，各队四人亦从舞蹈而退。”而《莲花台》中“乐官奏‘【众仙会】引子’，童女入，舞讫，退，复位，奏【白鹤子】讫。”从表面上看，“童女”的退场、舞蹈似乎都由“引子”伴奏，器乐曲【白鹤子】不作伴奏。队舞器乐曲均伴奏动作、舞蹈，【白鹤子】也不例外。实际上，应是“【众仙会】引子”连奏【白鹤子】，女童连续完成进场、舞蹈动作。【白鹤子】伴奏舞蹈，至女童“舞讫，退，复位”时【白鹤子】才结束。类似的，史浩队舞《柘枝舞》也连奏“引子”、【柘枝令】，伴奏进场动作连舞蹈（详论见下文）。

五人对厅一直立。竹竿子勾念……念了，后行吹“引子”半段，入场，连吹【柘枝令】，分作五方舞。㊶郑孟津（西村）认为此处【引子】为“前奏”（【序曲】），见郑西村《昆曲音乐与填词（甲稿·音乐分析）》，学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329页。

这支“引子”曲调名不明。《大曲》中的乐舞台本经辗转传抄、改编，部分内容已有所缺失。其中部分乐曲失调名，只笼统地标“引子”或“曲子”。如《太清舞》开场有“道引曲子”：“后行吹‘道引’曲子，迎五人上，对厅一直立。乐住，‘竹竿子’勾念……”史浩队舞中调名明确者并不标“曲子”，可见“引子”和“道引”是调类，非调名。“‘引子’半段”“道引曲子”由乐队（“后行”）吹奏，用于引导演员上场（“入场”“迎五人上”）。“道”与“导（導）”互为通假。道教养生术中的“道引”或作“导引”，宋词曲调【法驾导引】也作【法驾道引】。因此“道引”即是“导引”，“道引曲子”可作“导引曲子”，“曲子”指小曲（词调）。“引子”作为调类即是“道引曲”“导引曲”，都用于引导演员的进场、退场。史浩队舞中“竹竿子”也念致语（“勾念”“念遣队”），以勾队、遣队。但“竹竿子”的进、退动作未见标示，未用导引曲。《渔父舞》开场也未用导引曲。另曲破舞《剑舞》由二人对舞，并非队舞，未用导引曲。

史浩队舞的【双头莲令】【柘枝令】【步虚子】【三台】【折花三台】【渔家傲】既作舞曲，也用于引导演员的进、退动作（如“舞上”“上”“出场”“出队”“引退”等）。这五支虽无“引子”“道引”之名，实际也兼作导引曲。如《采莲舞》开场一段：“勾念了，后行吹【双头莲令】，舞上，分作五方。”收场一段：“念了，后行吹【双头莲令】。五人舞转作一行，对厅杖鼓出场。”吴秀卿指出，《采莲舞》开头、末尾的【双头莲令】与“【会八仙】引子”有同样的意义。㊷吴秀卿《关于曲破的两樁重要资料——〈高丽史·乐志〉和〈乐学轨范〉》，载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主编《第二届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1989年版，第146页。“同样的意义”不仅体现在首、尾位置上，更在于它们的引导功能。总之，史浩队舞都用导引曲（“引子”），其功能、用法与唐乐队舞“引子”一致。

史浩队舞的《柘枝舞》中场主要由各体曲调连缀成套，曲名大多标大曲曲体（如“令”“遍”“歌头”“三台”等）。而《采莲舞》《太清舞》《花舞》《渔父舞》不用各体套曲，除了少量单曲，其中场主要由各曲调叠用组成联章曲。如《花舞》中场多次循环“唱【蝶恋花】吹【三台】”。总之，唐乐队舞、史浩队舞诸曲的基本组合形式都是：“引子+各体套曲+引子”，“引子+联章曲+引子”。这也是宋代队舞音乐体制的定式。宋队舞可因之分为“套曲队舞”和“联章队舞”两种。另南宋末王义山《稼村乐府·乐语》节录了队舞《柘枝舞》《群仙舞》《花舞》的致语、诗、曲辞等内容。㊸王义山《稼村乐府》，载朱孝臧辑校《彊村丛书》第三册，广陵书社2005年版，第1422—1428页。三种队舞题名原阙如，最早由魏尧西定名。见注②，第111—120页。这三种也属典型的联章队舞，其曲辞组合均为联章体。

“引子”一词是队舞导引曲的标识。乐曲“引子”的功能在于伴奏、引导队舞演员进场、退场的行步动作。当“引子”乐声开始响起，演员随之步行进场；当演员停步、立定于特定区位时，同时乐声也停止。当演员退场时，也随着“引子”乐声的起、止而行步、停步。因此，引子主导、指挥演员的行步动作，对队舞的进场、退场的程序起引导作用，从而使演员队伍进退有序、整齐协调。队舞是集体舞，必须以“竹竿子”（竹竿拂子）“致语”“引人仗”“引子”（导引曲）等对众演员进行指挥、引导。“引子”乐曲由乐队（乐官、后行）合奏，其引导动作的实施者是乐工（乐器演奏者）。表面上是音乐（“引子”）在起引导作用，实质上是人在作引导。从表面上看，“引子”有伴奏动作、烘托气氛的作用，然其主旨在于“导引”而非“伴奏”。演员进、退时，须在一次“引子”演奏的时间段内到达特定位置。这个过程中“引子”制约着演员的动作，其步履的缓急必合于“引子”的节奏。而演员的进场、退场是过渡性质的，持续时间相对较短，区别于队舞中场的主要歌舞程式。伴奏演员进、退的“引子”则相当于过场音乐，必然也是简短的。故“引子”必是简短令曲，不能用长篇慢曲。甚至可将“引子”裁截使用，如史浩的《柘枝舞》用“‘引子’半段”。《乐学轨范•献仙桃》也规定“凡再奏【会八仙】则奏尾以下，后仿此”。

三、结语

总之，唐乐队舞的“引子”类乐曲与大曲、词乐的曲体“引”无关，它在曲体上则为正体令曲。“引子”一词是调类（曲调类型）、功能的标识，非曲体标识。“引子”与队舞主体乐曲的两种组合定式是：“引子+各体套曲+引子”，“引子+联章曲+引子”。队舞“引子”一般用于队舞演出的开场、收场，并非首曲、序曲意义的“引子”。“引子”为队舞的伴奏器乐曲，其功能在于引导、伴奏舞蹈程式之外的进场、退场动作。“引子”在引导、协调演员的进退动作、队列秩序等方面有重要作用。故“引子”不但是队舞艺术的构成成分，也是完成舞台调度的媒介，体现了和谐、均衡的儒家礼乐理念。史浩队舞的“道引”“引子”与唐乐队舞“引子”的功能、用法一致，实质上都是“导引曲”。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地把古典音乐的“引子”等同于首曲。本文或许可以改变这种对“引子”的刻板印象。

附录：《高丽史·乐志》唐乐队舞乐曲的呈现次序

续表

说明：①曲调名、曲体标识依《高丽史》“乐志”原文大、小字号标为大、小字号，双引号（“”）内为乐曲起首曲文。②各曲调名、曲体标识、乐曲起首曲文及“奏”“唱”“歌”等均录自“乐志”原文，字体为楷体。乐曲分段序号为笔者所加。③《抛毬乐》中场各括号内为乐曲起首曲文，是各曲调、唱段的区分标识。④《献仙桃》中场的“唱【嗺子令】‘阆苑人间’词”（划横线处）原阙，据《莲花台》中场的“唱【嗺子令】‘阆苑人间’词”校补。⑤《寿延长》“【宴太清】引子”（划横线处）的“太”字“乐志”原作“大”，误。《寿延长》有“大平时节好风光”，“大”也为“太”之讹，可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