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森垚

(西藏大学 旅游与外语学院，西藏 拉萨850000)

0 引言

旅游是游客离开日常所在地，追寻“他地方”本真性的体验活动[1]。现代社会语境下，个体厌倦了都市生活的同质化，藉由逃离到“原始社会”寻求文化的差异和自我认同的延续，MacCannell因此将游客称之为追寻他者本真的“巡礼者”[2]113，由此拉开了旅游学界对旅游本真性持续不断地思考。纵观旅游本真性的研究历程，其经历了从“冷”到“热”，从客观到主观，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视角移位。博物馆式的客观真实无法满足大众对文化差异化的需求，而逃离异化日常，体验本真地方，重塑自我认同则成为后现代游客旅游动机的真实写照[3]358。而被认知为“原始、落后、欠发达”的少数民族村寨恰恰为游客提供了体验自然、文化和自我的本真地方[4]68。

少数民族村寨旅游是结合少数民族文化旅游和乡村旅游为一体的旅游形态，是同时满足游客感知少数民族文化本真性、自然审美动机和乡愁的旅游模式[5]。以本文的案例地西藏林芝嘎拉村为例，其将藏族乡村文化特色和桃花盛景融为一体，藉以满足游客的地方本真体验需求。一方面，其藏族文化氛围和自然环境是游客体验文化他者的客观背景，是满足游客追求原始地方动机的主要能指。另一方面，嘎拉村的乡村背景为游客逃离异化自我，体验乡愁，重构自我概念提供了阈限空间。但是，当下有关游客感知本真性的研究并未置于后现代少数民族村寨语境下重新建构，而固有的旅游本真性研究也未能充分地体现社会发展现状。因此，本研究以林芝嘎拉村为案例地，深入剖析游客的感知本真性，以期为从满足游客本真体验角度发展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同时为研究社会发展背景下的旅游本真性概念进化提供基础探索。

1 旅游本真的相关研究进展

Boorstin将大众观光客视作被“不真实(inauthenticity)”地方所吸引的大众文化商品化的帮凶[6]。而MacCannell则认为，游客是主动追求文化本真性的“巡礼者”，只是大众旅游背景下的游客往往被旅游地方的“舞台化真实”(staged authenticity)所蒙蔽[2]113。文化的商品化以及社会的麦当劳化造成了现代社会的疏离感，游客无法在日常生活中体验文化的本真性，只能藉由逃离日常，进入陌生的阈限空间来寻找他者的真实。MacCannell认为，游客所追逐的本真性是绝对客观的，是相对于虚假的内在属性真实。地方文化和传统的可鉴性是考核游客所凝视对象是否真实的唯一标准。这种将游客所凝视他者符号的能指和其象征意义严格分离的客位视角被Selwyn定义为“冷的本真性”(cold authenticity)[7]495。

而Cohen[8]则认为游客的本真性认知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可协商的。游客感知本真性建立在对所凝视对象的事前期待以及刻板印象上[3]358，对对象符号的释义并不完全受其客观属性的影响，而是基于个体文化背景的象征性意义解读[9]。这种基于建构主义的本真性研究将旅游的本真性置于社会话语下重新考量，将社会文化叙事对符号意义的阐释强加给游客。社会所建构的符号想象为游客凝视提供了方向，旅游本真性不再单单是旅游舞台上的虚假表演，而是旅游企业、游客认知以及社会符号叙事权力博弈所共同形成的旅游现场[4]68。地方符号的本真性研究不再关注“什么是真实的”，而是“谁有权力决定地方是真实的”。

正如游客重构西湖符号本真性的过程被“欲把西湖比西子”的诗词记忆所深化一样，游客的凝视突破了对旅游符号能指的感官体验，其意义解读被既有的符号记忆沾染了浪漫主义色彩[10]157。符号记忆被符号叙事所“挟持”并强加给游客符号实践的背景，这种符号叙事所建构的旅游符号本真性突破了客观时间的概念，不断地在社会符号生产过程中进化。Jones 和 Smith[11]认为后现代新西兰的文化本真性从其基于民族性(national identity)的民族本真进化为创意本真(creative authenticity)，而提供本真创意的恰恰是作为创意文化叙事的“指环王”。游客不再关心“指环王”是否为虚假的符号释义导向，其追逐“指环王”的“媒体本真性”(mediated authenticity)[12]，并重新建构对新西兰的本真性认知。不论是来自诗词记忆的“高雅文化”，而或是来自大众媒体的“流行文化”，都是后现代主义视角下游客对客观事实的“反结构”凝视，是对“超现实”符号(人造物和仿真品)的认同和意义赋予。

而基于符号叙事(如诗词、影视、宣传册)所建构的符号记忆引导游客探寻地方的本真表征并通过肯定化的思考满足自我的认知一致，旅游企业则通过最大化社会记忆表征深化游客凝视，游客进而通过符号实践(如照片)将感知本真性与社会共享。符号叙事-游客凝视-旅游企业生产-游客符号实践形成了封闭式的“表征循环(circle of representation)”[13]8。尤其是在社会媒体多元化的今天，符号叙事引导游客形成事前地方感是深化其本真性预期的过程，而游客将本真体验媒体化以及社会化，是深化符号记忆以及形成潜在本真的过程[14-16]。

即便后现代本真性凸显了游客对“非本真”符号的认可和包容，但其仅仅是游客由建构主义本真性向脱离客观事实体验的“激进(radical)”凝视[3]354。客观主义本真性、建构主义本真性和后现代主义本真性思考均为客观符号指向的旅游本真性感知，Wang[3]358则突破了固有的人-物联系，提出了旅游本真性研究的存在主义视角。存在主义本真性是个体在他地方所感受到的自我实存感，是游客自我的沉浸(flow)状态。游客逃离异化的现代社会，进入阈限空间(liminal space)，体验到日常自我的解构和阈限身份的获得，并完成自我概念的更新以及对真实自我的反思[17]270。

Wang[3]358将旅游中的存在主义本真性区分为内心本真性(intra-personal authenticity)和互动本真性(interpersonal authenticity)。内心本真性是指游客通过自我的身体觉察和自我意义的重塑而感知到的不同于日常的超凡体验。现代社会的机械化和理性化使游客无法在日常经验中感受自我存在的意义，只能藉由寻找“原始的、神秘的”他者来重塑自我的存在，即所谓游客的“乡愁”(nostalgia)旅游动机[18]。游客藉由缅怀过去实现时间和空间上的阈限体验，反思现代性的不真实并实现自我认同的延续[19]480，Wilson[19]480将这种通过缅怀过去而发现内心本真性的乡愁定义为“反射式乡愁”(reflective nostalgia)，并提出乡愁体验是追寻存在本真性的个体创造地方意义的过程。游客在旅游地感受到乡愁，这种乡愁伴随着个体的自我反射与空间建立了关联，并产生地方认同感(place identity)。

而互动本真性则是游客通过与同伴或“局内人”(insider)间的社会交易而感知到的关系本真性，是其进入阈限空间，感知身份消融和社会平等的共睦态(communita)体验[3]358。王宁[20]20指出，游客的本真体验并不仅仅是单向的凝视，而是进入“社会场”中的游客与本地居民等“局内人”或其他游客之间双向互动的过程。尤其是代表本地传统的“主人”，游客在与其互动的过程中发现自我作为“局外人”的真实存在感并体验自我身份的阈限状态。

据此，旅游本真性的相关研究虽然根据研究者的视角不同经历了从客观到主观的变化，但是，完全摒弃主观或客观的思考进行旅游本真性研究是不合适的。客观主义本真性、建构主义本真性和存在主义本真性共同交织形成了游客的本真体验。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促使了旅游本真性研究的进化，无论是缅怀过去、寻找作为局外人的存在感，还是通过符号实践参与创造符号叙事的潜在行为，都无法用过往的旅游本真性研究结果一言以蔽之。因此，本研究以西藏林芝嘎拉村为研究案例地，结合其藏族文化旅游和乡村旅游相融合的特点，从少数民族村寨旅游的视角重塑旅游本真性。

2 研究背景及研究方法

2.1 林芝嘎拉村

嘎拉村①位于318国道沿线，西距林芝县城16 km，东距林芝镇6 km，平均海拔2 900 m。该村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2005年由真巴自然村和嘎拉自然村两村合并而成。全村共有32户，153人。其中，一般贫困户1户，低保户2户，劳动力68人。嘎拉村属于半农半牧村，其山野桃林是远近闻名的“桃花沟”，总面积约286亩②，有野桃树1 253棵，享有“桃花村”之美誉。该村作为“林芝桃花文化旅游节”举办地，自2002年开始已经成功举办过14届。“林芝桃花文化旅游节”的成功举办，促进了全村走向乡村旅游发展的快车道。目前全村16户办起了农家乐，2户办起了家庭旅馆。

此外，政府投资了860万元建设嘎拉小康示范村和投资150万元改造升级嘎拉“桃花园”工程，打造了嘎拉桃花村“四个功能”(“林芝市桃花旅游文化节举办地”“林芝市城市公园”“林芝市婚纱摄影基地”“大学师生实习写生地”)。为使援藏项目更好地惠及林芝人民，鼓励本地群众前往嘎拉桃花村休闲观光，2016年6月1日，嘎拉桃花村旅游公交线路正式运营。

2017年，在第十五届“林芝桃花文化旅游节”期间，共接待游客73 900多人次，旅游收入突破200万大关(共计226万元)，其中门票收入195万余元，游客接待中心，广告牌等租赁收入18.9万余元，家庭旅馆、农家乐及摊位等经营性收入12多万元，同比增长88%，相比2013年翻了38倍，是西藏自治区发展少数民族村寨旅游以实现旅游扶贫的经典案例。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中常用的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法。以林芝嘎拉村为田野，2017年3月25日到4月5日林芝桃花节期间，研究者分别以游客和导游的身份参与式观察游客行为，并结合自我民族志的反思手法进行深度访谈前的访谈清单(如：您是否感受到真正的藏族文化？您觉得本次桃花节最大的特色是什么？)梳理。期间共整理田野记录78条，照片资料32张。其后基于访谈清单对26名游客进行深度访谈。为保证所收集访谈资料的可靠性，研究者要求每名访谈参与游客提供印象最深的3-5张照片并提供相应说明。照片抽取与访谈资料、研究者的自我民族志反思日记进行三角互证。每名游客的访谈时间在30-50分钟左右并被全程录音及文字转录。

数据分析采用分析性归纳法(analytical induction)[21]。首先分别对访谈数据的文字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其次收敛其类似内容进行主题构建。研究者将最终分析结果提交给两名旅游管理专业教师进行背靠背检查，对不合理主题进行修正，并补充缺失主题。

3 嘎拉村游客感知旅游本真性

3.1 进化的客观本真性：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认识差异

客观本真性是游客对地方符号属性起源的绝对真实认识，是博物馆式的真实。嘎拉村是地处西藏林芝市的少数民族村寨，藏族传统文化在其传承过程中始终保持原始风貌。但是来自区外的游客作为藏族文化的局外人，其和区内藏族游客，同样继承藏族传统的局内人，对地方客观真实的认知存在差异。

作为局外人的区外游客，藏族文化的“原始、落后和神秘”是其判断文化客观真实的唯一标准，时间进化视角下的西藏生活氛围的变化被其指责为“文化的消逝”和不真实。

这样的村寨都是千篇一律。你能看到的都是他想让你看到的。唯一感觉不同的是沿着318朝圣路一路磕长头去拉萨的佛教徒，但是两边停满的车、穿着皮衣牛仔裤的藏族人来来去去，总让人感觉有种文化消逝的悲哀。(游客2)

后现代旅游的本真性凝视被认为是主流文化群体在少数文化群体环境下寻找“去现代性”的后殖民地解读[22]91。作为主流文化群体的局外人游客，其通过凝视文化氛围的“原始性”判断旅游符号的客观本真性。藏族文化的“现代性”进化被其定义为“虚假和伪真实”。但是作为局内人的藏族游客，其对地方符号客观本真性的判断则带有时间“进化”的色彩[7]509。

作为局内人的藏族游客视角，客观本真性脱离了客观符号的时间属性，而被注入了文化传统性的色彩。正如一名僧侣游客所述“外表终究会腐朽，真实的标准在于其是否保留了古老的传承”。局内人对客观本真性的认识是随时间进化的。对局内人来说，任何保留最传统藏族文化传承的符号都是客观真实的，其现代化的外观仅仅是适应新时代下文化传承的方式，并不是否认其客观本真性的标准。

3.2 建构和存在本真性视域下的表征循环

建构主义视角下，社会符号叙事是游客选择性凝视目的地符号的导向，游客对地方和文化符号的释义，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建构背景下“解读偏差”的结果[23]。尤其是后现代社会，多元媒体交互背景下，一方面游客的符号凝视受到媒体建构的“挟持”，一方面象征性符号的解读受到媒体宣传的“诱导”[24]。

这里是真正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花如冠盖。不知道你看过那个电视剧没有，最近火的不行。我们这张照片就是模仿里面赵又廷和杨幂拍的，有几分神韵吧。飘飘欲仙，三生三世，我和我老婆相约于此。(游客16)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场景被游客借代入地方，并赋予地方新的象征意义。游客凝视地方被媒体所引导，而媒体背景下的地方本真性建构，则被嵌入了符号想象的浪漫主义色彩[13]17。此外，游客通过照片的生产，将所建构的地方本真性再次媒体化，以获取本真记忆。

你看这张照片，有没有一种‘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的感觉？我特意找了5首关于桃花的诗，每首配一个照片，发在朋友圈里。(研究者：为什么一定要跟别人分享呢？)一方面为了留念和证明，证明我现在的心情。另一方面就是刷屏装逼了，让他们羡慕嫉妒恨去吧。哈哈。(游客21)

符号叙事促生游客的凝视导向，进一步，其引导了游客的符号实践[10]157。旅游本真性由基于社会符号叙事的符号记忆所建构，进而通过符号实践回归到符号叙事。游客通过朋友圈、微博等共享媒体软件建构“潜在本真性”，这种被分享的本真性再次成为潜在游客建构符号记忆的表征[3]365。此外，游客分享的动机也是其寻找本真性的过程，通过分享与地方间的互动，游客获取了地方建构本真性感知，通过与他人的社交媒体互动，游客体验了自我存在本真性。Van Nuenen将这种通过媒体分享所获取的本真体验定义为“自我品牌化”(self-branding)，即游客通过社会媒体上潜在他者的凝视所获取的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

宣传广告同样是游客建构本真体验的引导媒介。一方面，游客通过宣传广告寻找“所需”凝视的符号，另一方面，旅游从业者为了迎合游客的凝视偏好，有目的地深化宣传主题并在旅游地方实践[4]69。这样的循环过程中，游客陷入了地方的“舞台化”真实。

跟所有的景点一样，会有帮你拍照片的小贩。他们在旁边立着宣传片里的截图，租售藏装，然后帮你拍出几乎一模一样的纪念照。(研究者：那么你会花钱去拍吗？)为什么不呢？既然都来了肯定要留点纪念吧，就像你去泰山一定要托着太阳拍照一样，你来这里不穿着藏装站在桃树下拍照不等于没来？(游客9)

所有Sim(Kei，Kej)|∀i，j[1，2，…，n]构成一个模糊等价关系，也可表现为一个对称的相似度矩阵：

游客刻意寻找“伪真实”以完成自我和地方的互动，进而体验自我存在。而旅游从业者则为游客提供建构“伪角色”的道具。前者，包括游客通过“流行文化”和“高雅文化”建构的虚假“乡愁”[3]364，是游客基于对“超现实”仿真品的认同，是对“非真实”符号的认同和包容，即所谓后现代主义本真体验；而旅游生产商和社会符号传播载体，则是游客建构内心“虚像”(simulacra)的“帮凶”。 在旅游生产商、游客和社会符号叙事的共同作用下，旅游地方成为游客建构本真性的“舞台”，并帮助游客进入身份阈限(identity liminal)状态，体验自我实存感。

综上，符号叙事(电视剧、诗词、宣传广告)形成了游客认识地方本真性表征的引导物，而游客则通过符号实践(发微信、发微博、照照片)深化符号叙事的表征引导作用，在该过程中，游客感知到建构主义本真性，同时在媒体互动(微博/微信的即时交互；照片和宣传片的互为模仿)过程中，感知到自我真实的存在。

3.3 存在本真性视域下的乡愁体验

激进的城市化所带来的最直接影响之一即是个体自我认同的丧失。标准化的城市建设和外来人口的混杂以及规范的都市生活所造成的个体疏离感使居民无法进行有效的自我觉察[4]66。而乡愁体验则为游客重建自我认同，反思现代社会的异化提供了机会[25]。游客进入“原始”环境，通过感受“真实的”过去与自我过往的连接，体验自我的存在和时空的移位。

小时候我家里也养牛，所以一进入这片桃林，扑面而来的牛粪味和土腥味，就像回到老家一样，但是现在我的老家也都是大瓦房、柏油路……这时候才有感觉说，啊，我来到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这里没有雾霾、只有青草香；没有地铁、只有牛羊。(游客13)

Wilson[19]480认为乡愁体验视角下的味觉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个体赋予物理空间的意义载体，是将空间转化为地方的媒介。感官体验传达给游客最直接的乡愁感，这种乡愁体验下，游客主动地自我反思，并体验时空的转换，Chen[19]借用佛教里的冥思来形容这种状态，指出其是游客体验“完全自我”存在的“冥想的正念”(meditative mindfulness)态[26]。在这种时空的阈限下，游客感受自我意义的更新，并将自我置于未来场景下体验“乌托邦式的浪漫”。

这张照片是打水漂，你知道吧，我们80后小时候都玩过吧。波光粼粼，远处就是雪山，后面就是桃花。石头在水面上漂过，感觉整个人像被刷新了一样。感觉什么都不在乎了，人何必活的那么累。你看那藏族老百姓，高兴就唱两嗓子，感觉没什么忧虑。今后咱们也应该这样，累的时候拿出这张照片看看，放得下就是最大的幸福。(游客19)

乡愁体验的不止是游客对过去自我的反思和逝去自我的重拾，而且是对未来自我的期盼，是将过去和现在以及未来相连接，体验“认同的延续”(continuity of identity)[27]，最终突破时间流逝，感知自我存在本真性的过程。

3.4 存在本真性视域下的“主客”互动

游客感知自我的存在并不仅仅是被动的接收，而是主动地参与体验共建(experience co-creation)[20]20。游客通过与本地居民间的接触和互动凝视(mutual gaze)体验自我的实存感，即Wang所定义的互动本真性。

以前只是听说藏族人好客，现在才真正感受到。他们在桃树下“过林卡”，玩筛子。我站在旁边看一会儿，他们会主动告诉我怎么玩，还邀请我一起玩，大家围坐在一起，好玩得很。(游客1)

旅游是游客逃离日常生活，进入他地方的阈限活动[17]265。阈限状态下，个体的民族、社会身份溶解，并重新建构过渡身份，达成“共睦”态。作为局外人的区外游客和作为局内人的藏族在阈限状态下民族身份和主客身份溶解，达成了统一的“休闲者”身份。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游客主动地感受到自我和他者的区别，这种自我的真实存在在感知藏族居民的好“客”下得到深化[20]20。

单不说长相上的不同，高原红、肤色，你懂得。就说为人处世那种状态，就能看出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咱们的孩子从小就被教育不要跟陌生人说话，藏族小孩不但不怕生，还上来跟我说自己叫什么“央宗”，她家长就在不远处，还冲我点头微笑。所以我在想我们物质是富裕了，精神比他们落后太多。(游客24)

主客互动不止是游客通过自我和他者的区分所感知自我存在的方式，而且是游客主动进行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最终实现自我反思的过程。游客在共睦态下，摒弃了身份的差异，客观地思考自我价值，最终确证自我的存在和自我发展的潜能。

4 结论

在都市化的进程中，个体的文化认同被理性、机械化的现代生活所异化，其不得不通过逃离日常生活，进入他地方来寻找文化本真性。而少数民族乡村地区则为其提供了可供凝视的他者。林芝嘎拉村作为我国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缩影，本研究以访问嘎拉村的游客为对象，质性探索了个体感知旅游本真性框架。

其一，“主流文化”游客试图通过凝视藏族的“原始、落后的”生活状态来确证其文化的客观本真性。这种客观本真性是该类游客作为文化的局外人，在其无法完全解读藏族文化符号所指的情况下所携带的“内部东方主义”思考[22]91。相反，作为文化局内人的藏族游客，其能够客观评价文化符号所携带的意义，传统性的共有使其能够充分发掘文化的客观本真性。

其二，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和高雅文化(high culture)(如诗词)共同形成了游客选择性凝视地方符号的导向[28]。一方面，游客通过类似符号叙事建构了对地方符号象征性意义的解读方式，另一方面，游客通过符号实践来迎合符号叙事并建构潜在本真性以及寻找自我实存感。同时，地方旅游生产商通过迎合游客凝视偏好有目的地建构地方本真化舞台，三者共同作用下，形成了游客感知建构本真性的表征循环[13]8。该过程中，游客并非被动地被虚假的舞台表演所蒙蔽，而是主动参与到舞台表演中，即所谓“表演本真”(performing authenticity)[29]，通过表演，游客体验到自我的真实存在。

第三，少数民族村寨旅游是乡村旅游和少数民族旅游的结合，游客进入乡村语境，体验反射的乡愁。一方面，这种乡愁是游客通过感官体验所感受到时空阈限的最直接反馈，身体的移位使其意识到自我的实存感；另一方面，乡愁使游客反思现代性，将现代、过去和未来连接，体验认同的延续，该过程中，游客体验到自我的存在以及自我意义的重塑。

第四，互动本真是游客通过与他者的接触或互动凝视所体验到自我存在的过程。旅游场景下，游客与他者达成阈限下的“共睦态”，同时体验东道主的好“客”，该过程既是游客区分自我和他者的过程，又是其通过社会比较，反思自我的过程。

据此，客观本真、表征循环、乡愁和互动本真共同交织，形成林芝嘎拉村游客的格式塔式本真体验。

首先，有关旅游本真性的研究在社会发展背景下始终处于进化的过程，同时，旅游本真性的结构存在语境的差异，因此，探索旅游本真性必须置于不同的语境和社会发展阶段下解剖。其次，旅游本真性存在视角的差异，东道主、作为局外人的游客以及作为局内人的文化同源游客，其本真体验需要单独考量。第三，游客是社会符号叙事的受众，也是基于符号实践的地方本真性制造者。旅游开发商应该在游客的本真性生产角色方面加以引导并将游客视作文化再现的关键角色。第四，乡愁和互动本真性体验不止是游客体验存在本真的过程，而且是游客进入阈限状态，体验自我反射和反思，完成自我更新并重塑自我存在意义的过程。保留“过去的”传统和发展“好客”旅游，有助于游客逃离异化的现代性并保持自我的延续和体验“恢复(restoration)”[30]。

本研究以林芝嘎拉村为案例地，将少数民族村寨旅游作为研究游客感知旅游本真性的语境，但在语境的差异性(如都市旅游)方面未曾考量。另一方面，本研究过程中，对同源的藏族游客和作为局外人的区外游客感知本真性仅做了简单提及，作为局内人的藏族游客，本真体验是否有其特殊性并未做细致处理。今后的研究应在语境和标本差异方面进一步深化研究，以完善旅游本真性理论体系。

注释

①本研究有关林芝嘎拉村的资料均来自于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内部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