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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与历史的意向性关系

2019-11-20杜智芳

汉语言文学研究 2019年3期
关键词:意向性形式历史

摘  要:形式与历史是詹姆逊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核心,兩者可视为现象学的对偶概念“诺耶思—诺耶玛”。形式作为诺耶思,是体现主体情感理解、价值判断、审美创造的意向活动。历史作为诺耶玛,是被审美形式遏制的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的意向对象。20世纪60年代初,詹姆逊的萨特风格研究意味着“形式—历史”意向性关系的源起;20世纪70—80年代初,融汇形式美学与意识形态为一体的辩证批评,标志着“历史化意向性”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确立;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以来,在文化爆炸、拟像传媒泛滥、资本主义全球化语境下,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日益凸显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对话,两种理论的交融互补使得马克思主义批评不断应对变化的社会现实,但也带来资本主义作为历史客体的局限。

关键词:形式;历史;意向性;马克思主义阐释学

詹姆逊在一次接受中国学者的访谈中坦言,自己的学术研究可描述为“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也可用“历史”替代“马克思主义”,即形式与历史的关系始终是他的兴趣所在。{1}总体上看,他的批评理论是将形式美学的文本分析,与政治历史的意识形态阐释融为一炉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其中,语言、叙事、风格、结构、文类等归入形式美学层面,而形式的审美制造了掩蔽,但“审美作为现实的一个托架”{2},最终旨归在政治历史现实。或者说,形式可视为一种“元政治”③,历史构成批评的终极视域且与审美批评内在地一致。当从意向性考察形式与历史,“形式—历史”组成詹姆逊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一个对偶概念{4},恰如胡塞尔“诺耶思—诺耶玛”(noesis-noema){5}的意向性结构。

此处,形式作为诺耶思,包含各种文学与文化文本,体现主体的意向活动与审美创造,并以现象自身给予的方式显现。历史作为诺耶玛,代表主体审美形式所指涉、遮蔽、遏制的各种现实,也即审美活动指涉的意向对象。某种程度上,意向性提供了一把打开詹姆逊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钥匙。20世纪60年代初,詹姆逊的萨特风格研究意味着“形式—历史”意向性关系的源起;20世纪70—80年代初,文学与文化形式的意识形态辩证批评,逐步确立“历史化意向性”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爆炸、传媒拟像扩张、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等,詹姆逊的后现代批评日益将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推向深入,两种理论的融合互补,使得马克思主义批评能够应对急剧变化的现实语境,但也在寻找理论出路的时候受困于这种对话的限制。

一、“形式-历史”意向性关系的源起

“意向性”(Intentionalit?覿t,英译intentionality)是胡塞尔现象学的基本概念与核心范畴之一,其起源可追溯至中世纪经院哲学,指思维对象的心灵内在性。19世纪后期,布伦塔诺用意向性指称我们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建立起新的描述心理学。{1}胡塞尔继承发展布伦塔诺的学说,得出思维活动的指向性。他强调,“每个现实的我思的本质普遍在于,它是关于某物的意识”。{2}这种思维的指向特性架起连通主客体的桥梁,两者构成一种“意向性”关系。在早期《逻辑研究》中,胡塞尔的意向性停留于朝向性,指涉意向客体或意向对象的丰富性,而对意向性关系还未充分认识。如当观看红的因素,是在进行一种特别的朝向行为,即朝向“观念”、朝向一个“普遍之物”③。《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4}标志着结构性意向性的确立,即将意向活动与意向对象看成不可分割的“诺耶思—诺耶玛”整体。其中,意向对象的诺耶玛具有中介性,作为心物之间的无短路联结,实现了“在心与物两域的双栖身份的构想”,该二分的结构关系可类比索绪尔的能指—所指,两者都终止了客体“客观性”的“超越性”判断,“朝向更具实在性的现象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说”。{5}

事实上,胡塞尔的“诺耶思—诺耶玛”拆解了传统二元论,让意识和世界在主客体分裂之前达到相通。正如现象学家克劳斯·黑尔德所言:“胡塞尔借助于他对在真理的理解中的主体—客体分裂的非单方面化解而发现了这个中间,并因此而第一个为20世纪的哲学打开了通向整个新的思维可能性的大门。”⑥从审美问题看“诺耶思—诺耶玛”,可发展出一种意向性的现代新美学。首先,在审美对象上,诺耶思—诺耶玛破除实体思维,转向关系和具体思维。意向性视野中的审美对象,不再是物质的或精神的、主观的或客观的实体性、因果性存在,“而是一种意向性、关系性、价值性的存在”{7}。因此,任何审美形式(文学、文化、艺术等)都是体现精神、情感、价值的审美创造活动,也是现象学意义上的“诺耶思”意向活动。其次,在审美阐释上,审美创造的“诺耶思”必定存在与之对应的“诺耶玛”,无论具体存在还是想象性、虚构性的非实体存在,都和审美主体的情感认知、价值判断融汇在一起。尤其是,当从马克思主义透视这种审美意向性关系时,作为意向活动的“诺耶思”,就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审美创造活动;作为意向对象的“诺耶玛”,呈现出审美形式掩盖、遮蔽的社会历史现实。简言之,“诺耶思—诺耶玛”可视为“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之间作为反映、呈现、征象的基本范畴。

詹姆逊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核心范畴形式与历史,从早期萨特风格论的现象学阐释中发轫,从中可窥见“形式—历史”意向性关系的源起。20世纪60年代初,詹姆逊凭借《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在批评界崭露头角。身处新批评逐步衰落的时代,他的萨特研究基本从属文本批评学,但暗含潜在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体现出在现象学、文体批评学、马克思主义之间寻求结合的努力。{1}

首先,从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看,詹姆逊将萨特“想象意识现象学”进行了马克思主义转换,提出萨特将感知、回忆、想象等意识问题做了“事物化”(thingification)处理。意识不是事物也不可表达,它是一种虚无的存在,本身意味着“事物化”的禁止。悖论的是,如何让不可见、内在的意识呈现呢?在詹姆逊看来,萨特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意识的事物化。如《厌恶》中描写洛根丁闲逛时看到的老太婆:

那个老太婆蹒蹒跚珊地走远了,她停下来,她理了理从她的围巾里露出来的一绺灰白头发……我再也不知道我到底怎样了:我是在看她的动作,还是在预见她的动作?我再也分辨不出将来和现在,而时间正在继续进行,将来在一步一步地实现。{2}

显然,洛根丁对老太婆未来的预测属于意识活动,但只有通过一种可见的、事物化的描述才能传达和理解。无论事物需要借助人类进入自身存在的表达,还是人类需要凭借事物施展人性,两者都依赖对世界的想象,即需要把“事物化”看作存在与生存、客体与主体性之间的一种对立。③因此,“事物化”打开了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通道,让意识成为关于某物的意识。“以这种迂回的方式,意识返回事物但它本身不是事物,可没有这种事物,意识根本也不会存在;它是一种发射到实存事物上的光辉,如果事物不再支撑那种光辉,那它自己也会彻底消失不见。”{4}詹姆逊的表述,仿佛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中对意识、意向性陈述的回应。胡塞尔说过,“意识本身指向某种它为其意识的东西”,“我们把意向性理解作一种体验的特性,即理解作‘相对于某物的意识”。{5}

其次,从文体批评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看,詹姆逊将现代文体批评的语义范畴“风格、形式、语词、句子”等,进行具体化、现实化的解读,让人物意识和行为成为社会语境的呈现与征象,以此建立形式与历史的关联。在《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中,风格是打开詹姆逊诗学思想的钥匙。詹姆逊的风格研究深受导师奥尔巴赫和文体学家施皮泽的影响。奥尔巴赫(Auerbach,1892—1957)在《摹仿论》中选取荷马至普鲁斯特的西方文学片段,借用文体分析阐释社会史、文化史、精神史。德国文体学家施皮泽(Spitzer,1887—1960),运用“语文圈”(philological circle,又译语文学圆环)的方法,探究语言背后作家的心理因素,再返回作品进行印证和调整。

一方面,詹姆逊吸收借鉴两位老师的文体学方法;另一方面,又渴望在萨特的风格现象学研究中,找到异于新批评、老左派苏联式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新方法。詹姆逊用一种“马克思主义式的现象学”将施皮泽的文体学批评推向深入。相比而言,施皮泽比新批评理论家们懂得变通。施皮泽反对固守“文学本体论”,倡导作品的语言分析與作家生平经历、思想心理、社会背景、文化因素等结合起来。有趣的是,詹姆逊又再次转换了施皮泽的立场。语言分析不是目的,而是中介和手段!詹姆逊运用奇特的“萨特式马克思主义现象学”滤镜,发现了从现象显现到本质现实的关联。某种程度上,也即建立形式与历史的“意向性”关系。

在《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中,形式分析围绕“风格、词语、句子、标点”等展开,但并未封闭在语言内部,而是指向特定的社会现实。第一,“风格”是整体的形式且不排斥内容。风格代表形式与内容的整合,类似马尔库塞所说“形式的专制”,即“历史现实必须风格化”的处理。{1}詹姆逊认为,现代风格超越了自身的有限意义,超越了风格词句的确切含义,风格本身“仅仅是通向实际目标的手段,一种认知的工具”。{2}他将萨特风格研究视为形式对内容的反映与呈现,而风格形式只是抵达历史现实的手段。第二,词语、句子是构成风格总体的要素,在陈述中表达事件、构筑时空,营造文学风格与生活风格的混合,“把我们直接引向萨特的全部作品竭力在时间中所呈现的世界”。③如萨特小说《理智之年》对马跌故意打翻陶罐的描述:

马跌走近瓷坛,双手背在身后,一面观看着那坛子,一面忧心地扭动身体:面对着这个有三千年历史的无动于衷的瓷坛,在这个烤焦的世界上面,作为一个毫无价值的小肉体真是太可怕了。他又转过身去,面对镜子转动眼珠,皱鼻子,但他还是不能忘掉刚才那事。尔后他忽然又回到桌子前边,搬起那瓷坛,瓷坛好重哟,他一下子把坛子摔在地板上。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而且,马上,他感到自己身体轻轻的就像一根蛛丝一样。他看着那打碎的瓷坛,心花怒放。{4}

詹姆逊指出,这些句子让我们捕捉到一种人格化事件,而事件又可轻易转换成意义:马跌的粗暴无礼破坏了禁忌,成为对时代和传统的羞辱性行为。第三,标点符号在组织句子的同时,变成展开世界的手段。冒号具有“向心力”,围绕中心的描述会在某个时刻自动消失;逗号支配的形式相对开放、松散,小说就是“逗号连接起来的巨大的事物旋流”,{5}最终收缩成文本描绘的形式。上段引文中“冒号”形象地描述人物,逐步呈现马跌摔陶罐时的前后行为和心理变化:走近观看→思考历史→细心观看→突然暴怒→摔毁陶罐→如释重负→无比快乐。冒号的功能是对马跌摔陶罐事件的完整展示,而“完整形式的‘思想只是很久之后的一个整体,一种对直接现实的反映”。{1}也就是说,标点打开了时间,演变出人物存在的轨迹。

最终,风格的所有因素汇聚成形式力量,小说的形式效果在于和历史的“意向性”关系,“形式—历史”成为“诺耶思—诺耶玛”。简言之,审美形式即“诺耶思”的主观体验与审美创造,在叙事上既遏制历史又意指作为历史的“诺耶玛”。意识与真实之间存在某种综合的匮乏,但又依靠这种“形式—历史”的“诺耶思—诺耶玛”的联结而达到一种辩证效果。因为形式维度上发生的东西,会在语言的微观世界中反映和重复。形式—历史的意向性关系,塑造出萨特独特的“境遇”概念,詹姆逊正是借用该词,婉转指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实现了从萨特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愿望。{2}他说,“境遇观念的伟大之处几乎完全适用于回溯和历史解释的领域。它允许人们切断命定论和个人意志之间的无效对立……通过重构一种共同的社会和历史境遇来解释,因为同代人的姿态、行为和文本必定都是对这种境遇诸多(不同的)象征的反应”。③

二、历史化意向性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

“历史化”是詹姆逊学术思想演进的一条主线,它在或隐或显的理论语言中栖身,表明客体路线与主体路线的殊途同归。简要说来,詹姆逊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建立大致经历三个阶段:形式主义文论批判,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学形式的辩证研究,政治无意识的辩证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创立,也即从《语言的牢笼》到《马克思主义与形式》,{4}再到《政治无意识》。

《语言的牢笼》涉及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批判,以历时、现实的视野为形式主义文论祛魅,为批评走向马克思主义清理地基。从现象学看,审美形式的“意向性”意味着阐释不能封闭在语言内部,因为“全部符号系统、全部语言系统,与现实本身处于同等地位”,{5}审美形式的“诺耶思”必定呼唤与之对应的“诺耶玛”。其实,“诺耶思—诺耶玛”与“能指—所指”相似,都重在意识与现实、审美与客体的关联中把握整体。正如伊格尔顿所言,“诗的话语已经以某种方式在自身之内‘包括了现实”。⑥然而,形式主义的“诺耶玛”就是文学本体,“诺耶思—诺耶玛”本身就是自我指涉的封闭体。詹姆逊想说的是:必须冲破语言的牢笼,寻找历史真相!就像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可转入“感知本身的历史”,结构主义自身也包含“从形式到内容的滑动”。{7}但是,詹姆逊在《语言的牢笼》中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现象学训练。也许,他担忧现象学会误导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目标,唯有“意向性”的指向深深嵌入。只有把它引入历史,才能突破形式主义文论的自我幻觉,一种马克思主义式的语言才会渐渐浮出地表。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指明了“历史化意向性”的基本路线,即形式分析需要阿多诺“历史转义”式的理解。所谓历史转义(historical trope),就是文学艺术与社会现实作为两套异质、独立的符号体系,可运用一种文体修辞学阐释建立连接,将修辞学语言转换成历史现实。阿多诺认为,艺术以独特的语言在审美形式内部复制社会现实,这种复制不是照相,而是“艺术作品使自身成为一个单纯‘直观的对象,并封闭了一切裂隙——审美对象的直接现实性的意识可能从这些裂隙中溢出”。{1}阿多诺的同一性批判、否定辩证法,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等,这些启发詹姆逊寻找“审美形式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转换策略。其实,上层建筑内部已包含经济基础本身,艺术始终处于现实的格式塔场域中,它们的关系类似“诺耶思—诺耶玛”,即审美形式的“诺耶思”始终指向历史的“诺耶玛”客体,而“作品本身可被视为一种反映、一种征候,一种典型表现或一种简单的副产品,一种进入的意识或者想象,或者象征性的解决”。{2}本雅明、马尔库塞、席勒、布洛赫等人是马克思主义诠释学的变体,那些技术、美学、乌托邦的“诺耶思”,都可转义成政治、历史、意识形态的“诺耶玛”。另外,卢卡奇对小说、叙事的探讨,整体可归于“一种形式的方法”。③其实,叙事并非单纯叙述,它体现了主体的情感认知与价值判断。詹姆逊指出,叙事的意义和价值在于“我们不得不直觉这个外部的现实,不得不朝向这种事实本身(在胡塞尔的意义上),无论它是多么空洞和模糊;我们对于历史小说的阅读结构中包含著比较,包含着对存在的一种判断”。{4}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的末尾章节提出了融合形式审美与历史阐释的“辩证批评”,即一种黑格尔式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应从形式入手阐释内容,因为形式是内容本身深层逻辑的最终明晰表达,是内容在上层建筑内的实现,“因此那种形式的实现,与形式的缺陷一样,都可当做社会和历史的某种深层联系的标志,而探索它们正是批评的任务”。{5}总之,辩证批评要在主体与客体、表象与本质、部分与整体、形式与历史之间获得总体性的辩证思维。它在吸收黑格尔、胡塞尔现象学的同时,凭借马克思主义摆脱了现象学虚幻的主观意识,重新将主体与客体确定为一种关系功能,实现“从正常的客体思维取向到辩证的自我意识的转移”,⑥实现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辩证意识。詹姆逊指出,运用辩证思维获得的阐释“把我们越来越带近所有辩证思维的那个终极客体,也就是具体事物本身”,{7}此论断仿佛现象学“回到实事本身”的回应,但却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坚实基础。

20世纪80年代初,《政治无意识》标志詹姆逊辩证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正式确立,即围绕“文本形式与历史客体”的关系,展开“诺耶思—诺耶玛”的辩证阐释。永远历史化及政治视域的绝对性,是詹姆逊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总体目标和基本原则。对历史客体(诺耶玛)的探寻,是解读审美形式(诺耶思)的终极旨归,而“历史化意向性”就是审美主体获得真实客体的有效保障。由此,审美形式的“诺耶思”已不是原初的历史事件和感知记忆,而是通过叙事组织起来的语言、事件、风格、结构的文本形式的总体。它们把历史遏制成种种“政治无意识”,巧妙地将其封闭在审美形式中,又以独特的形式特性意指那些历史。恰如詹姆逊所说:“历史不是文本,也不是叙事,不管宏大还是其他,作为缺场的因素,只能以文本的形式接近我们,而我们对历史和现实本身的接触,必须通过历史的事先文本化,即它在政治无意识中的叙事化。”{1}所以,文本阐释宛如对历史真相的探秘,因为形式本身设置了诸多障碍与迷津。

詹姆逊给出的破解之法,是《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历史转义”的灵活应用。在《政治无意识》中,转义思维在理论与文本两个层面进行:其一,在理论层面上,转义思维即“符码转换”,是对德勒兹、瓜塔里、格雷马斯符码思想的组合重写。詹姆逊指出,所有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可统统视为特性符码,需转换成马克思主义来理解,此转换是对文本原符码的重写。学者陈永国指出,“符码转换的真正价值与其说是揭示新内容,毋宁说是对旧的合法化的认识方式加以解构”。{2}其二,在文本层面上,转义思维要利用好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挖掘封闭在语言、结构内部的意识形态信息。詹姆逊认为,符号矩阵的二元对立机制可视为社会矛盾的表征性投射,以此建立符号与现实的关系。通过符号矩阵的历史化利用,那些原本封闭的思想可进行辩证转换,成为“揭示那些逻辑和意识形态中心而不可缺少的工具,这些核心又恰是某种特定的历史文本无法实现的,或者反之所竭力要求遏制的”。③

然而,无论理论还是文本层面的阐释,涉及意识形态的部分都需历史客观化的表达,以证明意识与存在的一致性,实现“历史化意向性”的目标。在《政治无意识》中,历史客体作为意向对象没有固定意指,而是以文本形式为核心,以历史为半径的逐层拓展,最终形成由政治、阶级、生产方式建构而成的“三个同心圆”的历史场域。这种历史场域的建构遵循由表及里的结构。首先,在政治层,历史客体指按年代顺序的历史事件。如卡都维奥族的面饰艺术,是对男女不平等现实的表达与象征性解决。其次,在阶级层,历史客体指社会阶级的张力和斗争。如英国作家乔治·吉辛(George Gissing,1857-1903)“实验小说”中普遍存在的意识形态素(ideologemes)及“愤懑”(ressentiment),揭示了无产者对有产者的破坏性妒忌。最后,在生产方式层,历史客体指一系列生产方式的并存与共生。如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的小说《吉姆爷》,传奇叙事与现代主义风格的交织,折射出不同生产方式下社会空间与文化空间的并存。在《政治无意识》的结尾,“历史化意向性”汇入一种辩证的价值指向: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辩证法。詹姆逊指出“意识形态应被把握为乌托邦,乌托邦也就是一种意识形态”,{4}两者本质的同一性指明了意识形态阐释的价值,即意识对存在的呈现、遮蔽,以及想象性表达与解决,两者始终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恰如现象学的诺耶思—诺耶玛,只有在意向性的关系中才能获得合理解答。

三、走向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对话

20世纪60—80年代初是詹姆逊学术生涯的前半期,{5}现象学成为他突围新批评、建立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尤其是他从萨特那里学到的中介(médiation)思想,为马克思主义批评应对80年代末至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后现代文化、消费社会、影像传媒扩张等现实语境提供阐释的理论基石;同时,也意味着詹姆逊对“形式—历史”的意向性阐释进入新阶段,即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对话。

首先,从理论方法看,萨特的中介思想对詹姆逊的重要启示在于:破除马克思主义的自身幻觉,吸收借鉴20世纪以来西方各种批评理论与思想资源,以补充发展出适应时代需要的新马克思主义。的确,萨特的方法具有中介特质,《辩证理性批判》中的“方法问题”,阐发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家庭具有重要的中介作用。萨特指出,“儿童体验的不仅是他的家庭,他也体验——部分通过家庭,部分独自体验——他周围的集体背景;在这种特殊的经验中,向他揭示的还有他的阶级的普遍性”。{1}换言之,通过存在主义对家庭的中介分析,可实现个体精神气质向阶级普遍性的马克思主义转换。存在主义的中介作用,让詹姆逊看到马克思主义需要非马克思主义的中介调节,“辩证唯物主义不能再长期失去可以从中获益的中介,因为中介能使它从一般的和抽象的规定性转入某些特殊的和个别的特点”。{2}

应该说,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是多元调和的,并具有包容各种话语的能力,尤其是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对话,更是适应时代语境的必然选择。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出现文化膨胀、拟像泛滥、信息传媒迅猛发展,经济与文化交融互渗等问题,纷繁驳杂的后现代现象迫切需要一种“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强调:“现象是存在的真理,是比存在更丰富的范畴,因为现象包括自身反映和反映他物两方面在内,反之,存在或直接性只是片面的没有联系的,并且似乎只是单纯地依靠自身。”③詹姆逊也深信黑格尔在《小逻辑》中的论断,“本质一定看得见”,{4}揭開后现代社会纷杂表象的谜底,只有通过客观表象迷人的面纱、驱除它们撩人的错误之后才能获得,因为不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描述发生了变化,而是全球化资本主义世界的表象发生了变化。

因此,应以新的方式重回黑格尔。詹姆逊指出,后工业化马克思主义语境中,黑格尔哲学的重大主题:部分与整体、具体与抽象、总体性、表象与本质、主客体间的相互作用等,再次提上日程,“一种既想成为描述性的又想成为诊断性的文学批评,只有重新创造它们,才能对它们置之不顾”。{5}事实上,这种回归可理解为将黑格尔的范畴、胡塞尔本质直观的洞察、马克思对社会实存的揭示等,全部统一在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中。詹姆逊曾强调,“就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批判的而非系统的哲学而言,我们会期待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是首尾一贯的见解,而是对其他见解的纠正;是一种以辩证方式对某种预先存在的现象的矫正,而不是凭本身存在的实证主义多样化的学说”。⑥关注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对话的学者雪莉·派克认为,马克思没有克服经验和意识之间的对立性结构问题;胡塞尔的所有努力都保持在哲学的领域之内,而马克思则更为关注政治变革和经济结构。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的整合可以彼此启发、彼此调节,“从而产生根本性的新问题,开启富有创见性的新视野”。{7}

其次,从批评焦点看,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经济与文化交融互渗,需要重返马克思“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问题框架,阐明文化形式背后的社会现实,挖掘后现代现象的深层历史根源。詹姆逊指出“上层建筑或文化层面进行分析,第一个问题就是其经济背景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1}晚期资本主义所有文化现象的解释,最终会触及资本的新形态——金融资本,它正以全球化方式将世界逐步统一到看似崭新的空间内,以实现终极的解辖域化。反过来,“关于金融资本主义的任何综合性的新理论都需要深入到扩大了的文化生产领域去测绘其效应”。{2}然而,当人们身处这个被物质商品、影像符号、文化制品等充斥的全球化空间时,常常深感迷惑又无所适从,甚至被蒙蔽却浑然不知。对此,詹姆逊给出的方案是“认知绘图”:一种将凯文·林奇(Kevin Lynch,1918-1984)③与阿尔都塞融合在一起的美学政治学手段,即依靠城市地理学与意识形态想象建立缺场的总体空间意识,以对抗晚期资本主义金融资本的同一性控制。

如詹姆逊对洛杉矶鸿运大饭店(The Bonaventure Hotel)的文本分析。他将鸿运大楼看作都市的替身,把建筑物的踪迹看作叙述体或故事,通过入口、玻璃幕墙、升降机等语码阐释,借助认知测绘的方法获得整体认知,最终认清令人迷惑的后现代空间,以抵抗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对辩证思维的消解。詹姆逊说:“‘认知绘图正可提供这种具教育作用的政治文化,务使个体对其自身处于整个全球性世界系统中的位置有所了解,并加以警觉。”{4}但是,这种测绘本身带来的只是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整体把握,丝毫没有阶级实践和社会革命的倡导。英国左翼理论家佩里·安德森曾直言不讳地批评:20世纪70年代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了批评理论而放弃激进行动,他们在政治无为与无能的掌控下辛勤劳动。他说,有时候,这正是对詹姆逊的一种控告。{5}事实上,这种状况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也一直没有改变。或许,只有超越詹姆逊将资本主义作为历史客体,一种新的理论、一种解决后现代问题的方案才能真正露出曙光。

作者简介:杜智芳,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马克思主义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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