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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巴赫与矛盾的现实主义

2019-11-20雅克·朗西埃

汉语言文学研究 2019年3期
关键词:现实主义

[法]雅克·朗西埃

摘  要:奥尔巴赫是20世纪德国著名的罗曼语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在1935年至1946年由于受到纳粹政权迫害而前往伊斯坦布尔国立大学任教,并在此期间创作出《摹仿论》,旨在为现代的现实主义寻找一条新的出路。但是在《摹仿论》中,却存在着不能回避却又被奥尔巴赫搁置在一边的有关于现实主义的矛盾。这个矛盾源于《荷马史诗》以及《圣经》,并在现代小说的背景中被加以放大。整体与细节的矛盾构成了《摹仿论》中奥尔巴赫在阐述现实主义时产生的难以解决的矛盾。而雅克·朗西埃的目的则是将奥尔巴赫试图掩藏起来的矛盾挖掘出来,并用《摹仿论》的视角来解读这样的矛盾从何而来、向何处去。

关键词:现实主义;摹仿论;奥尔巴赫

为了解决《摹仿论》中的现实主义问题,笔者将会采用一些奥尔巴赫在解决“西方文学中的现实表现”时所使用的方式。{1}奥尔巴赫并没有给出任何关于现实或表现的基本定义。他从“事情本身”入手:从《奥德赛》以及《圣经》这两部在西方文学史中长期扮演着原创角色的作品中引用了两个故事。{2}所以,笔者不会着重阐释现实主义有何意义,而从关注故事本身着手:奥尔巴赫对于《摹仿论》第一章所引故事的解释,集中说明他选择的两个故事所揭示的内涵。在笔者所选、奥尔巴赫所选的事件中,笔者希望通过有理有据的分析表明,从“事情本身”出发,以及从“物自身”构建解释范畴,这本身就是一种具有一定哲学和政治意义的方法。

第一章的争论是非常出名的。在《奥德赛》中,那个十分扣人心弦的戏剧性时刻,也就是当欧律克勒阿刚刚认出这是她主人尤利西斯的伤痕时,荷马却长篇大论地以倒叙方式描述了伤疤的来历。他给我们描述了年轻的奥德修斯去拜访他的外祖父一事,并用一系列华丽的辞藻描述他外祖父家的房子、盛宴、半醉半醒的人们、狩猎、与野猪搏斗以及那个伤疤。然而荷马实际上并没有将这些场景描述成和奥德修斯记忆中的场景一样,他描述这些东西就像介绍欧律克勒阿给他洗脚的方式相同。所有这些项目都在同一层面和关注领域之内;所有这些角色的感觉都是十分清楚的;故事中所有的元素都使其充分具体化,并变得可感且可见,不会有任何模糊的背景;所有关于各部分之间的叙述连接与句子句法全都和谐有序,完美关联。另一个旅行叙事作为一个完全相反的脚本而被研究:一场上帝让亚伯拉罕去寻找一个必须献祭他儿子以撒的地方的旅行。我们并不知道,场景中的主角位于何处,为什么神给亚伯拉罕下达了这个指令,以及亚伯拉罕对神的指令有怎样的感受。我们没有对这场旅行描述的资料,哪怕是哪位仆人跟随着父子两个,或献祭是在哪里进行的。总之,没有任何相关的描述流传下来。这只是用基本语法表示出事件的抽象序列。几乎所有事都被留在背景中,不被告知,不被表达,不被解释。然而,这种关注与存在感的缺失恰恰给予了角色们和情景所不能达到的深度,那就是完全分别详述的角色,以及《奥德赛》中不可能达到的客观情景。这里提到了他们的纵向方面和历史性方面,这和在《荷马史诗》中的横向联系正好相反。正如简单故事梗概所示,这样倒能有助于我们梳理出奥尔巴赫的两种方法的特殊之处。第一个处理了《奥德赛》与《圣经》的独特结构问题。这种结构遵循了传统,这个传统开启了启蒙时代,并在浪漫主义以及德国理想主义的土壤上发展。这个传统创造了一种史诗的对称性,比如民族生活之书、圣经、希伯来古代诗歌。但是,奥尔巴赫打破了民族生活中使宗教文本和史诗共同表达的令人愉悦的协调。他指出在两个文本之间的一个根本差异。这一点并不关乎宗教或是民族,而是叙述本身。荷马和《圣经》向我们再现了愤怒的叙事。正是由于这种不一致,我们就不得不重新思考文学和人之间的可能关联。

第二点要处理的便是这种不协调本身。最开始的关于奥德修斯伤疤的和缓描述和以撒献祭的戏剧叙述之间的对立,让我们想起一个几年前由另一位研究现实主义及其政治意义的文学理论家提出的反对意见。卢卡奇在1936年所作的引起争论的文本《叙述,还是描述?》中,③一开始就比较两部小说的两个平行情节:左拉《娜娜》和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各自描写的赛马情节。左拉用十分生动客观的细节描述了這个场景:这不仅是一个从旁观者视角所得到画面,同时也可以在不损坏故事的前提下被省略掉。相反,托尔斯泰的赛马被戏剧化地表现为主人公沃伦斯基在情人安娜的注视中落马受伤,而与此同时安娜正在自己的丈夫卡列宁的警觉监视之中。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方法,他把一切细节都包含在一个行动的整体内部。这个行动是由积极的生命在追求他们的命运时的相互联系所决定的,这种相互联系同样使读者意识到整个社会更广泛的相互联系。另一方面,左拉的描述方式是自然主义的,他把事物、人物和情景表现为细节的集合。这样所谓的客观形式主义的自然主义为主观现实主义在20世纪小说中的解体铺平了道路。

奥尔巴赫将奥德修斯受伤的悠闲描述与激烈的亚伯拉罕历史戏剧的对比,似乎呼应了卢卡奇。但事实很快证明,他完全颠覆了自己的逻辑。把相互联系的整体的正确方法与细节的错误方法区分开来是不可能的。

这其中有两种整体观。一种是荷马式的在细节之中增添细节从而建构一个好的整体观:现实主义被确定为一个事实,即这个“现实”是否真实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上,这种现实是自给自足的。另一方面,献祭的戏剧性叙事毫无目的,孤立绝缘。正是缺乏水平方向的联系,使得它成为历史整体的一部分,一个文本无法构建的整体,它必须以真理为前提。因此,对立是两个整体之间的对立,同时也包含若干次要对立和矛盾。一方面《荷马史诗》逼真的描述使读者对整个事件尽收眼底,相比于难以捉摸的圣经式的叙述几乎将一切时间都留在了未知领域,它的可感度更低;另一方面,叙事的有形与历史剧的无形之间的鸿沟为历史剧的感官力量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是这个空间的空虚需要通过解释来填补,解释的抽象和寓言会损害这种具体的力量,等等。两种叙事方式的对立是两种整体观的对立。但每种结论都有缺陷。第一种缺乏深度,第二个并不清晰。卢卡奇的解释模型被推翻了。但是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卢卡奇的和奥尔巴赫的解释背景中的模型;我的意思是黑格尔的对立古典艺术和象征艺术之间对立也是两种群体之间的对立。在奥尔巴赫的解释中,没有古典主义,没有艺术形式,通过它的自给自足,来表达一个群体的物质生活。在它们的不足之处——荷马的缺乏深度或圣经的缺乏明确性——每种叙述方式都与一个民族的生活有关。从一开始,奥尔巴赫就把现实变成了一个问题并将现实主义置于一个多重的岔路口,这个岔路口有许多不同的或相反的标准:描述的生动性;它所覆盖的世界的规模;它所描述的情况的平凡性:在看得见的事物背后召唤看不见的事物的能力;事件关联的合理性:被传达的情感的力量;一种表现方式和它的客体之间的一致性,作家的愿景和赋予作家地位的社会之间的一致性;等等。例如,一位评论家在书中发现了现实主义这个词的21种不同含义。

但关键不在于现实主义,也不在于它在书中被提及和使用的频率,而在于现实感,以及它与其他现实感持久冲突的方式。以埃米恩·马尔策林所叙述的事件之间建立的神奇关系为例,这种关系让他第一次将感官元素引入到高级风格中。图尔甚至认为在曲折变化的历史中,这样的关系是无意义的。但西西尔和克拉门西德仍然设法解释图尔所说的“无意义”的意义:“这是一个已经失去解释人类行为及其修辞形式能力的社会。”这样一来,现实主义所再现的历史,与任何政治导向的目的论都相去甚远,是一场在各种矛盾的现实感觉之间的旅行。在这种感觉中,总有一些因失去的东西而得到补偿,也有一些因得到的东西而失去补偿。然而,这段混乱的旅程,是通过前两章精心构建的清晰的对立网格来阅读的。第一章将现实的表现问题设定为两个轴之间的张力:一个是水平轴,所有的情况、事件、人物、思想和情感都在这个轴上显现,从而构建一个自主的、自给自足的现实;另一个是垂直轴,是叙事的间隙、阴影和断开的部分作为背景来赋予事件意义和人物一致性。两轴之间对立的建立方式使得现实的表现在两种情形之间振荡:一种情形是不可化约的扩张,另一种情形是收敛的,这种振荡调整着两个轴,从而定义了一个整齐匀质(homogeneous)的坐标系。这样的优柔寡断在第二章中进一步加剧,因为这一章提出了卢卡奇没有考虑到的一对新的对立面:高与低之间的对立。关键不只是要知道事件是在横组合轴上连接的还是在纵聚合轴上连接,还要知道谁可以被它表示,以什么方式在这个或那个轴上。卢卡奇在反对好的现实主义和坏的自然主义时,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这种遗忘绝不是偶然的;当他反对叙述而不是描写时,仍然遵循着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等级制度。在《诗学》第九卷中,亚里士多德反对诗学,即根据必然性或真实性来安排行为的诗学,反对编年史,后者仅仅是讲述事情一个接一个发生的过程。这两种形式之间的层次连接显然取决于两种人类之间的层次结构:生活在高尚行动范围之内的人和那些待在平常日常生活领域的人。奥尔巴赫没有评论亚里士多德的区别观,但从一开始他就把现实主义问题和一种主体以及一种特定的叙述方式之间的联系连接起来。对他来说,最完美的横向联系,是大量的绰号和《荷马史诗》所展示的自给自足的现实,是一种固定的社会等级的表达。现实主义的征服需要破坏这种自给自足的现实,这种清晰的联系被一种叫作历史的隐蔽运动的力量所破坏。此外,这意味着深入深处的旅行包括那些生活在社会深处的人,生活在一个隐蔽的世界,在那里,事情以亚里士多德确定的非诗意的方式发生,一个接一个,日复一日。如果小说中的上层人物配得上悲剧、史诗和高雅语言风格(sermo sublimis)的高尚,而普通人注定要使用平淡的简单类型的喜剧、讽刺和低等语言风格(sermo humilis),那么这会导致等级制度的瓦解。

在这种情况下,网格系统必须是复杂的:同一水平方向的连接与传统社会等级制度的垂直维度紧密相连;平等主义对这种垂直等级制度的颠覆,与另一种垂直性联系在一起,这种垂直性将日常生活投入到隐藏的力量之中,这种力量之间的联系构建了历史的运动。这是从旧约到新约时所出现的事情。上帝的命令所召唤的人的不确定的性格,变成了卑微的加利利渔夫通过“血肉之躯”这个生动的预言而从渔网中获取的确定的社会性格。而彼得罗尼乌斯只能以散文体的讽刺来代表解放奴隶的新历史特征,塔西坨则用严肃的修辞形式来说明一个士兵反叛的原因,他自己认为没有任何好的理由来解释,但这位神圣的作家却置身于日常生活平淡无奇的装饰中,甚至这就打破了日常生活编年史和高尚行为诗意安排之间的界限:在低等人群的深处产生了强烈的精神运动,一个发生在那些不应该有头脑去经历这种风暴的人大脑中的风暴见证了这一诞生。彼得所塑造的人物将成为文学革命的中心人物,他是属于社会底层的随机个体,他接受了历史中有问题和悲惨的经历。让我们称他为悲剧通俗性。{1}

现实主义的文学征服似乎是由表面和深度两个动作相连接的结合:包括历史进程事件中表面可见的运动,以及使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的所有人,都能平等地看到表面的运动。现实主义的文学征服似乎是两个动作连接的结合表面和深度:运动,包括可见的表面事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和运动带来了所有的人,不管他们的社会高度,呈现同等表面的可见性。从一开始,这两个运动的结合就被证明是有问题的。在《词语的肉身》(The Flesh of Words)中,我强调了奥尔巴赫对彼得否认的解读所暗含的悖论:要把彼得的头脑风暴作为文学革命的起点,奥尔巴赫必须否定马克叙述中的任何“文学”意图。②他必须清楚地记录证人所看到的一切,这意味着他必须抛开那些给予事件和书写其历史维度的东西。彼得否认的这一事实是由基督宣布的,并且是作为撒迦利亚预言证实而宣布的:我要打击牧羊人,同时牛也会被驱散。渔夫具有与史诗或悲剧中高尚的英雄同等的内在性的过程,前提是他属于历史启示运动的真理。这两个维度——整个历史过程的展开和任何卑微工人对悲剧英雄内心痛苦的揭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意味着证明旧约预言的真实性,也意味着证明新约预言的真实性。然而,奥尔巴赫为了强调随机个体在普遍历史舞台上成为一个悲剧的或有问题的大众人物的特异景象的简单物理证据而将这一部分的论证放在一边。就这样,真理实现的历史过程的深度,与被严格要求联系起来有问题的大众性深度,从一开始就彼此分离了。历史启示和大众启示的结合必须集中体现的故事是一个否定的故事,这并非巧合。奥尔巴赫在他早期关于阿利吉埃里的文章中,把彼得的否认解释为“支配耶稣故事的矛盾性格”的证据,事实上,这是一个“可悲的失败”的故事,对未来上帝的精神王国的愿景是一种补偿。①《摹仿论》改变了焦点,强调了精神启示的积极性,其力量在于其否定作用上。但这样做的代价是把《圣经》的历史抛在一边。

可以说,彼得所否认的历史进程只是宗教信仰的问题,当历史运动摆脱宗教目的论的束缚,成为经济和社会力量的科学联系时,这个否认就会发生变化。在这点上,似乎全球历史进程的合理性,即阶级斗争的合理性,以及悲剧通俗特质的兴起与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出现是一致的,这个特质被定位在全球历史相互联系的中心。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模仿论》的最后几章让连词都变得很成问题。我想通过两章来说明这一点,一章侧重于现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出现,另一章则侧重于最后的成就。“德拉莫尔府(In the H?觝tel de la Mole)”一章强调了司汤达《红与黑》(The Red and the black)中激进的转向。在献给席勒和歌德的前一章,奥尔巴赫阐述了阻碍现代现实主义发展的诸多矛盾之一:18世纪的德国奠定了“现代现实主义的美学基础”②。 这些基础是新历史主义对世界的解释所建立的,这种解释把每个时代都看作是生命的一个整体,在“大众日常生活的熟悉環境中”以及在较高层的社会领域中都可以辨认出来。③以这样的方式,每一种存在都可以作为全球历史进程的一部分,由深层次的社会力量推动。但是,在席勒的戏剧和歌德的小说背景下,固定社会结构的迟滞性使得这种智力领先失去了效果。

我不知道奥尔巴赫如何熟知卡尔·马克思的作品。但是,德国知识分子的进步与德国社会的滞后之间的这种关系,不可避免地唤起了青年马克思在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阐述的困境。正如马克思在书中所写的那样,解决德国人头脑困境的方法是由法国人的心灵活动提供的。奥尔巴赫说,19世纪法国在“现代现实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其主要特征有两个:“首先,对日常现实的严肃对待;其二,更广泛的、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类群体的兴起,并对主题的地位进行了有问题的存在主义表征”,然后“在当代历史的总进程中嵌入随机的人和事件”④。于连·索黑尔是一位木匠的儿子,他在法国大革命后颠覆了整个社会等级体系,开始爬上社会阶梯的顶端,这似乎完全适合开创法国文学世纪的任务,将平民的崛起与小说中“有问题的”“主题的”尊严与产生新社会的变革的描述联系起来:“只要现代严肃的现实主义不能代表人,除非是嵌入的。在一个全面的现实中,政治、社会和经济都是具体的,不断发展……司汤达就是这个创始人。”⑤

我们已经被论证的逻辑说服了,当我们看到奥尔巴赫为了证明完美的契合而选择的例子时,我们不禁感到困惑。这是一个相当无关紧要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中,于连表达了他在与德拉莫尔侯爵共进晚餐时感到的无聊。更令人不安的是他选择这一段的原因。他说,如果对1815年至1830年法国君主复辟时期的政治局势、社会分层和经济环境没有最准确和详细的了解,这完全是不可思议的。⑥这是一个奇怪的论点。我们希望奥尔巴赫提出相反的论点:小说使我们了解历史。但他没有。更奇怪的是,必须理解的历史事实只是“无聊”。⑦奥尔巴赫告诉我们,于连感到的无聊是一种特定的历史决定的无聊,在复辟时期贵族沙龙的无聊,在那里没有任何有趣的主题——政治或意识形态——可以讨论,因为任何这样的主题都会召唤出最近革命的幽灵和下一次革命的威胁。在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不断发展背景下,现实主义小说应该让我们真切感受到非现实的世界。全球历史进化是一个缺失的原因,这解释了为什么这种进化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在莫尔侯爵的沙龙中占有一席之地。年轻的平民,他们的事业应该揭示组成一个社会的力量的作用,揭示这个社会只有一件事。这太无聊了。奥尔巴赫认为,这种无聊感源自司汤达本人,一个“旧政权大资产阶级之子”,在之前经历过革命后的社会及其“物质”利益的卑劣后,更喜欢18世纪精英的贵族风度和开明精神的人。①简而言之,他提出了另一个法国与德国悖论的案例,另一个社会运动和思想运动之间的矛盾。我认为有一种更有趣的方式来思考无聊,那就是关注司汤达的角色和小说,而不是他们的创造者的心理。这个无聊的问题笼罩着法国人发明现代现实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并非偶然。奥尔巴赫也是通过日常生活中无聊的场景来描述福楼拜的现实主义。然而,对包法利宅中令人厌烦的午餐时间的描述,似乎不太适合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小说的特点——“在当代历史的一般进程中随机穿插人物和事件”。 或者更确切地说,有一种方法可以让无聊成为这种“嵌入”的核心问题,并使其具有社会意义。这只需要稍微转移一下重点:具有社会意义的,与其说是社会生活在没落贵族的沙龙里或在小资产阶级的省级小城镇里是无聊的,不如说是木匠的儿子或农民的女儿会感到无聊。无聊是工人的儿子和农民的女儿通常负担不起的奢侈品。顺便说一下,至少有一个作家认为让工人的孩子们接触到无聊的经验是有问题的,这个作家在奥尔巴赫写《摹仿论》的时候就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他就是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在他看来,正是这种经验促使他们要求一种自己的文化,一种庸俗的文化。这可能是这部新小说所带来的下层阶级子女“悲剧”或“问题”经验的核心。它们被提升到有问题的存在主义的再现主体位置,这意味着两个时间性之间的融合:根据必然性或逼真性安排行为的诗意时间性和编年史的时间性,以及接二连三的事件的时间性。悲剧性的大众角色是一个经历了两种时间性冲突的角色,这种冲突从最古老的时代就开始了两种生活形式的冲突:一种是积极的男性和女性的生活形式,他们可以构思伟大的计划,并试图实现它们,或者以休闲的空闲时间为目的;另一方面,消极存在的生命形式,他们的活动被困在每天的时间里,他们的不活动只能采取两种努力之间的休息形式。爱玛·包法利觉得自己陷入了日常生活的无聊之中。于连已经开始进入行动的世界,在他希望施展行动能力的地方,他发现了新的无聊之处。他将在小说的最后一部分找到解决时间性冲突的方法。于连在全力以赴地了解社会关系以达到一个更高的地位后,在监狱里发现了幸福的秘密,那就是放弃行动的意愿,献身于幻想的享受。无所事事的享受是一种闲暇的特权。在休闲领域中才存在着真正的成功,工人的孩子们徒劳地试图在社会行动的计算中获得真正的平等。随机个体的兴起与全球社会的知识之间的冲突导致了分离。这种分离也打破了小说的逻辑。小说行动的正常时间是一个事件的继承和一个因果逻辑的展开之间的巧合的时间,通过这个因果逻辑,人物经历他们的决定和他们的行动的结果和挫折。但是,在德拉莫尔侯爵沙龙的无聊时光和于连在监狱里享受的闲暇、幻想和热恋之间,有一段休息时间。于连向德瑞那夫人开枪是对她的告发所引起的局势的最荒谬的解决办法,而“凶手”和受害者之间重新燃起的激情是这一荒谬举动最荒谬的结果。但这加倍的荒谬是必要的,它打开了两种现实感和两种时间性之间的彻底突破:社会情境中的人物追求的目的与休闲的目的之间的冲突所决定的时间性,与任何目的和手段的社会情节无关的感性情感的纯粹享受所决定的时间性。时间和因果关系之间的正常调整定义了虚构行为的逻辑,而另一个时间问题则打破了这一事件的社会核心:主动的人的时间和被动的人的时间之间的等级制度的断裂。叙事的社会内容破坏了叙事的逻辑。于是司汤达必须牺牲叙事行动的逻辑,让他的平民角色享受破例的时光,即贵族的闲暇时光。他把他困在社会阴谋的宇宙中,以编织小说的新的时间性:在这种时间性中,行动和幻想,正常的时间和例外的时间,不再分离。在日常生活中的无聊时刻和两个灵魂体验到高度平等的特殊時刻之外,他创造了一个平等的时间、写作的时间、他所称的伟大无聊的诗意时间,作家和读者在角色扮演时可以享受句子显著的平等性。这个角色注定生活在平淡无奇的无聊时代与食谱中,以逃避通奸和债务的罪名。

显然,奥尔巴赫不愿意通过极端地解释现实主义的历史来推动补偿的作用。现实主义应许之地是不会允许将最卑微的人群思想提升到与全球历史进程水平相近的层面。但显然,结局的接近让他意识到一些在书的发展和各种现实感的冲突中还没有明确的东西。整个故事的关键问题可能是时间,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时间给了每个人一种体验的可能性,这种体验消除了生命形式的等级分布。这就是《摹仿论》奇怪结尾的原因。事实上,这本书似乎是在距离这个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最远的地方结束的,对于奥尔巴赫来说,这是现代现实主义的最后一次征服。在赞扬了左拉小说的“伟大历史悲剧”之后,奥尔巴赫结束了这本书,这部小说涵盖了整个社会,同时明确废除了风格的等级制度。书的结尾是一个微观的场景,发生在一个显然与任何全球社会现实脱节的社会和家庭背景之中:在伍尔芙《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中拉姆齐一家度假别墅中的沙龙。{1}

在这个场景中,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正试图用她最小的儿子的腿来测量她为灯塔看守人的儿子做的袜子的尺寸。伍尔芙小说中大量无关紧要的物质事件和难以捉摸的精神事件似乎在最大程度上说明了卢卡奇在1936年所描绘的形式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倒退。与此相反,以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Ulysses)为代表的这种倒退,卢卡奇赞扬了马克西姆·高尔基、罗曼·罗兰和托马斯·曼的伟大古典小说的人文主义美德。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的种族灭绝之后不久,流亡的犹太学者奥尔巴赫将把征服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最后一步定位在一个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小圈子里,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然而,这一狭隘的圈子似乎是现代文学最后一次征服的完美场所——一次既有美学意义又有政治意义的征服:扩大任何狭隘的家庭圈子并使之趋于无限大的可能性。在伍尔芙的散文中,文学已经征服了奥尔巴赫所说的“随机时刻”。我个人更愿意把它翻译成“随时随地”。在日常生活中的任何时刻,任何社会阶层的任何人物似乎都具有无限的扩张力量。征服文学现实主义的最后一步是废除最根植于文学和政治传统的等级制度:时代的等级制度和时间性。这是一种平等的时间体验。围绕着一双长统袜编织的时间和思想圈的无限扩展,带来了一种政治承诺,这种政治承诺可能比基于社会关系的知识而做出的承诺更为激进;无论是任何时刻的经历,都是一个人生活中能遇到的最好的经历,这是属于每个人最平常不过的事情。

奥尔巴赫选择编织的故事可能是因为这种平凡的活动也为平等社会的共同结构提供了一个恰当的隐喻。但是我们可以在伍尔芙的另一部小说中找到一个更好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最个体化和最普遍化的群体之间的关系。我想到《达洛维夫人》和早晨走在伦敦的克拉丽莎,当一位上流社会妇女听到爆炸声或仰望飞机上写在烟雾中的文字时,她的感觉就会从她身边消失,并画出一条波状的线,通过这条线,来自各种社会出身、在街道上经过的各种人,都会感受到一种内在的感觉,从而使他们成为共同生活的参与者。在同一部小说中,克拉丽莎之前的追求者彼得·沃尔什的另一次街头漫步给了小说家强调时间新体验的机会,新的能力是享受无所作为并编织了一个新的社会,摆脱了旧社会金字塔秩序的旧时代等级制度。对卢卡奇来说,外在经验的碎片化及其对精神生活的吸收意味着文学的回归,远离政治理解和政治行动的舞台。对奥尔巴赫来说,它们意味着经验领域的扩展,以及在这个领域中个人和共同事物相互渗透。在任何时刻落在任何思想上的时间是一个共存的时间,它废除了那些生活在因果行为时间的人和那些生活在编年史时间的人之间的分离。这就是为什么,它比因果的历史联系知识能更好地承载着一个新共同世界的承诺:“人类在地球上的共同生活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目标已开始可见。它现在最具体可见的是,对不同人生活中(任何时刻)的无偏见、精确、内在和外在的表现。”{1}

今天,读者可能会笑着讨论这种具有战后时期、“人类家庭”时期和《世界人权宣言》(1948)特点的人道主义信念的陈述。然而,我感兴趣的点则不同:对从任何时刻到未来共同生活道路的信念的发现,可能在那个非常平常的时刻埋下了一颗分裂的种子。这种划分可以非常精确地进行定位。它存在于任何有资格享受这一刻的事物和任何能体验这一品质的人之间的关系之中。他的分裂正是《到灯塔去》第二部分中所上演的。奥尔巴赫在第一部分中选择了一章,其中拉姆齐夫人是这个家庭的核心,多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但在第二部分,这种多个人的生活被分成两个部分:一方面,有一些非个人的事件是由废弃的房子里的微风或海滩上水池里的灯光反射引起的;另一方面,也有发生在远方家庭的个人事件,各处都是,有两到三行用方括号隔开。拉姆齐夫人就是这样被抹杀在方括号里的,因为她是这所房子里多人生活的中心人物。但还有比个人与非个人之间的分离更激进的东西:当一个人感到他或她与非个人的统一如此之多,以至于他或她从多个人的生活中迷失时,他们就会疯狂地融合在一起。《海浪》(The Waves)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罗达就是一个例子:他幻想,我们可以“吹出一个巨大的泡泡,让太阳在其中起落,我们可以利用中午的蓝色和下午的黑色,摆脱这里,逃离现在”。{2}在《达洛维夫人》中,塞普蒂默斯的疯狂就是这样,他在感官事件的多重顿悟中发现了一个普世爱的新宗教,而他就是先知。罗达和塞普蒂默斯注定要死——就像拉姆齐太太、于连和爱玛一样——仿佛任何人都不能征服感官上的平等。他们被驱逐出这片应许之地,在这片土地上,他们体验着随机时刻的平等主义,体验着它的无限丰富。此外,他们应该为自己被驱逐而受到责备:事实证明,他们无法享受这一非个人化的随机时刻。相反,他们把它变成了一个个人故事。从空中呼吸的旋风,在涟漪的水面上的倒影,或是瞳孔周围的金光中,包法利编织了一个导致她走向死亡的爱情故事。在颤抖的树叶、耀眼的太阳或麻雀的起落中,塞普蒂默斯读到了上帝给他私人的信息,最终导致他自杀。在他们错误的根源上,有同样的原因:他们已经摆脱了自己的处境。伍尔芙通过对塞普蒂默斯个人历史的论述,强调了他与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中主人公的亲缘关系。她说,他是“那些受教育程度不高、自学成才的人之一,他们的教育都是从公共图书馆借来的书中学来的,在白天工作后的晚上阅读,听取知名作家来信的建议”。③为什么要在塞普蒂默斯的临床照片上加上这个细节?战争的创伤足以解释他的疯狂。然而,这个毫无用处的补充说明了问题的核心:随机的个体与随机时刻的知识宝藏疏远了,这些知识的宝藏只属于讲述他们故事的作家。我们可以说,彼得否认的故事以另一个否认结束。但随机的人不再是背叛的人,而是被背叛的人。文学为自己窃取了权力。奥尔巴赫不愿意考虑这种逆转。但与此同时,他的一个同胞,另一个被流放的犹太人赫尔曼·布洛赫,却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文学的背叛或吝啬的问题,他在《维吉尔之死》(Death of Virgil)中宣称的结论是文学无法帮助人类。

西方文学史本应将这两种深度联系起来:真理实现的历史进程深度以及被严格要求的大众深度,在这个过程中,所有奇异事件都是相互联系的,以及任何一个人问题经验的深度。但相反,这似乎导致了双重分离:奥尔巴赫在最后一章中,离开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相互联系的重要阶段,专注于微观事件中所蕴含的扩张力量,这种力量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时刻体验到,无论它在日常现实中是什么。但他只能欢呼这片乐土,在这片乐土上,任何人都可以分享任何事物的无限丰富性,代价是忘记任何人之间新的分离以及现代民主小说的核心。当然,这种遗忘不是心不在焉的问题。相反,它见证了翻译者的方法和他目标之间的联系。在伍尔芙那一章中,奥尔巴赫解释了他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是如何使用自己的方法的,这种方式是对文学本身的最后一次征服:在片段的微观世界中展示整体的方法。这个方法只提出一个问题:它是无限膨胀的原理。旧小说是建立在古代诗学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坚实基础上的:小说必须有开始、中间和结束。相反,新小说从中间开始,它的发展在于无限期地扩大它。多人式的生活并没有尽头。但是一本书,无论是小说还是小说理论,都必须有一个结局。这就是塞普蒂默斯必须死的原因,他极端的疯狂与无限的生命扩张相对立,这是一个导致小说走向尽头的相悖行为。这也是为什么奥尔巴赫必须忽略这种反运动的原因:他必须无视塞普蒂默斯的死,从而使他自己的书能够完结,并将随机时刻所包含的“地球上人类的共同生活”的承诺推迟到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就我而言,我只是想打开他关闭的那扇门,让他在这段矛盾中保持沉默以实现文学现实主义的两个承诺,并推迟这个未来的到来。

作者簡介: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法国哲学家,巴黎第八大学哲学荣誉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存在学、知识论、伦理学、美学、艺术哲学、政治哲学等。

译者简介:张泽恒,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中外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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