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执浩

人类对思想近乎病态的迷恋是人之为人的存在基石。对于任何人来讲，深邃的思想无疑都具有蛊惑性。吊诡的是，人类获取思想的路径往往多种多样，但传递思想的通道却显得单调而滞涩。我们很容易把思想堆放叠加在知识的记忆库中，任其没完没了地霉变、膨胀，自己也随之膨胀变形，变成了一个个面目浮肿之人，丧失了人之为人应有的对周遭世界、自然与生活的感受力。正是出于对这种结果的后怕，几年前，我公开承认：我没有思想，我至多有点想法。在我看来，如果思想不能化为我自身对生活的预判和感受力，那么，我们对思想的吸纳和领受就是有害无益的。再说，我所拥有的那点思想，不过是前人的牙慧，只不过是我换了一种方式在表述罢了。

一首好诗打动人心的力量究竟是根源于它深刻的思想，还是其恰如其分、独特讶异的语言感染力，这真是一个令人困惑，同时也让我们兴趣盎然的问题。我曾在一篇短文中这样推断过： 人类的第一句话一定是诗，因为唯有诗，才能传达出人类这个物种，初见这个奇异世界时的复杂而饱满的情感，那是一种哑口无言，欲言又止，终至喋喋不休的强烈的表达欲。问题却在于，这“第一句话”究竟是一句什么样的话？说出那句话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如果我们相信这个推断是合理的，那么，剩下来的工作原本应该非常简单，我们只需尽最大的努力把那句话尽量准确、忠实地“复述”出来即可。可文学史的事实却一再证明，这几乎不能算是工作，因为它是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因为谁也没有真正近距离地听见过那句话。因此，我们所有的“复述”，都不过是各种各样的幻听和幻觉，我们的每一次发声都有可能陷入自以为是的境地：你以为你听见了，其实那是幻听；你以为你复述出来了，其实那是你个人在一厢情愿的表述。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能够通过上溯的方式，找到些许推动诗歌这种艺术经久不衰的动力源。譬如，人类历久弥新的那些情感之源，以及传导这些情感的材料；譬如，那种有能力一下子撕开眼前的迷障，并能迅速唤醒和激活我们内心世界的语言。只有找到了这些东西，我们才能最终克服幻听和盲从，才能在面对最高诗歌的准则时不至于失语，或荒腔走板。

从诗歌的发生学来看，一首诗歌的诞生最有可能肇始于某个突如其来（也许是司空见惯）的场景，在作用于写作者的内心后引发的一系列心理活动。即一连串的声音——甚至还算不上是声音，只是一些感叹词——那是既有的词语在写作者内心里涌动、冲撞和组合的声音，最终形成了我们可见、可听、可感的语言织体。我倾向于把每一首好诗的出现视为写作者对自我生活的一次奖赏：因其日复一日的咀嚼和体味，他又一次获得了继续生活（与生活对视和对话）的动力。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这世上其实并不存在凭空而来的思想，而诗歌的深刻也全然取决于写作者面对生活时的取舍态度，即他对现存词语的再发现能力。这样的能力说到底，就是写作者身处悲凉的人世却依然有以身饲虎的勇气，以及在此过程所感受到的惊惧、疼痛、庆幸、慰藉等等，所谓的百感交集，只能从我们的肉身中生发出来，并通过与我们的肉身相匹配和对应的词语得以转换、传递。

而现在的问题是，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最终掌握了准确再现这种感受的能力，更多如我者，即便具备了这样的意识，也缺乏那种一击而中的功力。我们常常在自设的语言圈套中打转，绕来绕去，最终在言不由衷的结局里完成了又一次的“诗歌之旅”。言说的困境是一件普遍存在的事实，摆脱这种困境最简便的策略当然是培育自己求真的本领。对于写作者来讲，每一次趋向真实的努力都是对自我局限的挑战，并通过一次次的挑战拓展自我存在的空间。语言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对语境认知程度的深浅，也就是说，文学史上每一次言说方式的改变都是由语境的变化来决定的，同样的词语在不同的语境里所发挥的效力完全不同。从“关关雎鸠”到“天上的白云真白啊”，汉语诗歌表达方式的变化所呈现出来的各种异样景观，深刻地衬映着语言内部不断发生的秘密变革（甚至暴乱）。移步换景，欲辩忘言，诗歌正是在这样一种“唯彼穷途哭，知余行路难”的窘境中，产生出了意外的效果。

现代汉诗经过百年的摸索、成长，已经造就出了许多对现代汉语独具心得的诗人，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在于，能够用带有自己独特指纹的手掌重新擦亮汉字，并赋予这些古老的文字以“再活一次”的能量，这能量如长河里的朵朵浪花，象征着汉语前仆后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