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江涛

初唐时期，虽然也有“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陈子昂这样少数的革新者，但它仍属于“宫体诗”的时代。“宫体诗”既指一种描写宫廷生活的诗体，又指在宫廷所形成的一种诗风，辞藻冗滥，多是应制之作。

南北朝时期，诗歌代表的美学成就已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精英阶层的标志。然而，正是宫体诗为后来被称为“唐诗门户”的律诗这样一种新体式的最终确立，奠立了基础。律诗体式的确立，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唐诗兴盛最为核心的内因。

当然，这一体制的建构更为漫长，从建安时期写诗注重对句，到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发明“四声”，到后来的调平仄、三部式结构，律诗一直到8世纪初，才由唐中宗时期的宫廷诗人沈佺期、宋之问确立。

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在他的著作中，敏锐地发现了这种律诗写作的三部式结构——头两句介绍事件、中间写对句、结尾表达旨意——与宫体诗写作的内在联系：“在宫廷诗中，对偶句是诗体的兴趣中心。‘对属能是迅速作诗的首要必备条件，一旦掌握了这一技巧，朝臣们就能很快写出中间部分，把精力用来写出精巧的结尾。”

这种富有规则感的写作模式，听起来似乎是对想象力的侮辱。其实不然，正因为有了法度，诗歌写作变成可以快速习得的技能，随着写作群体的扩大，才能超拔者自然不再受到法度的限制。事实上，唐人正是这样学习写诗的。

尽管如此，在初唐这样一个门阀制度尚存的时代，诗歌依然带有浓厚的贵族文学的特点。如何让它与更广泛的人群发生关系，便需要新制度的支持。这便是隋代创立、至唐已发生变化的科举制度。

唐高宗永隆元年（公元680年），诗歌写作被引入了进士考试。在当时，做官最主要的途径依然是世袭，科举制度不过是面向寒门和大家族的远支开放了一条上升通道。据陆威仪在《哈佛中国史》唐代卷的统计，整个唐代，只有10%的官员通过科举选拔而出。尽管如此，张说、张九龄这两位玄宗朝的宰相，盛唐诗坛最主要的扶持者，正是科考出来的寒门子弟。

對旧诗歌秩序最后的致命打击，来自唐玄宗在公元722年发布的诏令。这条诏令禁止诸王招揽大量宾客，这无疑结束了宫廷诗的一个重要支持根源，也关闭了在京城获得诗歌声誉的旧途径。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