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曦泽

五百年来，西方崛起，非西方皆遭挑战。近二百年来，为什么儒家文化圈即东亚大体实现了现代转型，而毗邻西方更近的伊斯兰世界却总体未实现现代转型？因为现代转型有两个必要条件：思想解放运动和卓越的政治领导人。儒家文化圈具备前者，而伊斯兰世界则不具备。在这个背景下，可以重估五四新文化运动。如何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尽管意见分歧，但纵比鸦片战争到今天的历史变迁，再横比西方与伊斯兰世界，并不难找到评估标准，并作出具体评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但不是一般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在观念和理论上实现了中国人的终极合法性建构从神性到人性的转向，是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初期的世俗化思想解放运动，也是思想准备运动。广而言之，如果缺失同类的思想解放运动，任何传统社会都不可能实现现代转型。对于中国，如果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改革开放。

以神为中心的传统社会和以人为中心的现代社会

（一）神性社会的判断标准

西方现代转型之前，几乎所有传统社会都是以神为中心的神性社会，神是终极合法性。比较而言，中华文明的神性特征较弱。或许有人质疑中国传统社会是神性社会。其实，判断一个社会是不是神性社会的唯一标准就是：一个社会的主流观念是否认为神是世界的最终创造者和决定者？若是，则是神性社会；若非，则否。在神性社会，神不但是政权的终极合法性，也是人们生活的全部意义。在古代中国，天/神决定了一切社会关系，其他三大文明更是如此。

（二）合法性是社会建构的最基本维度

现代社会最根本的特征，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终极合法性，即人性社会。人性社会，一切服务于人，而不是服务于神。

为什么说合法性是衡量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维度？因为不论什么时代和社会的人，都需要建构生活意义。生活意义的来源有很多层次，最终来源就是终极合法性。终极合法性既非实物和行为，也非具体的制度，而是行为和制度的终极根据。它是一种理论，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它就是一套以获得人们认可为目标的说辞。合法性这套说辞一旦被人们相信，就具有约束力；反之，一旦被怀疑，约束力就降低；一旦被否定，约束力就丧失。终极合法性不是确定不变的，而人类已建构出的终极合法性只有两种：神和人。现代转型的本质就是终极合法性从以神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即从神性到人性。所以，以终极合法性来区分传统与现代，最为彻底和合理，其他区分都由此派生。

率先开启现代转型的，是基督教文明。韦伯认为，现代转型的基本特征就是祛魅。现代转型的成功后，西方日益强大，对非西方世界构成挑战，其他文明被迫或主动转型。目前，中华文明（圈）和印度文明都已大体实现现代转型，或在转型途中。

传统社会的观念制约与物理制约

在现代转型中，思想解放运动为什么非常重要？因为没有思想解放运动，就无法摆脱神性社会对人的观念制约和相应的物理制约。观念制约是指对人的思想的不可用时间和空间来度量的制约；物理制约是指对人的行为的可以用时间或空间来度量的制约。例如，圣人的话绝对正确，必须服从；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些是观念制约。每天早上必须对圣像跪拜，读经半小时；父母去世，必须守孝三年；棺材不得小于某个尺寸，这些是物理制约。

（一）观念制约

观念是价值判断，即通常所言的价值观，这是观念非唯一但主要的含义。价值观是二阶知识，即它不是关于具体事件的具体知识，而是对某类行为的价值导向。换言之，价值观是一个群体（小至家庭，大至国家、人类）的多数成员对某类行为的态度，即一个群体鼓励什么、反对什么和默许什么。默许就是中立。一个群体的价值观集合及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就是观念环境，也是人文环境的主要构成（人文环境的外延更大）。任何时代、任何群体都必须有价值观并形成观念制约，以区分对错，并构成行为的价值边界，即什么可做（鼓励和默许），什么不可做（反对）。可以说，价值观和人文环境是包括科技进步在内的社会改革与进步的土壤即生存环境，且有优劣之分。良性的价值观和人文环境推动社会进步；反之，则阻碍社会进步。例如，崇尚/贬抑科学不是科学本身，而是科学能否顺利发展的文化土壤。并且，由于社会目标和任务不断变化，所以，价值观和人文环境不应一成不变，而应不断改革、更新。那种主张价值观和人文环境不能改变的观念就是守旧主义。

一切神性文化必然要预设一个绝对命题：神掌握绝对真理。这是神性文化的基础性价值观，一切其他观念都不得与此观念违背，并且其他许多观念都由此观念派生。凡是认为某种具体思想、理论是颠扑不破的绝对真理的知识观念，都是反科学、反知识进步和反知识创新的。同时，凡是认为存在圣人、上帝观念的知识观念，也都是反科学、反知识进步和反知识创新的——概言之，反智主义。

在这个意义上，儒家跟基督教是同质的，一切神性文化都是同质的。在神性社会对人的诸多观念制约中，对知识进步的制约是最基础和最重要的，因为知识生产是人类最基础、最重要的活动，其他活动都受知识生产的决定，以致于知识进步是冲破神性束缚的必要条件。知识突破有诸多方式，最重要的方式是科学（特指自然科学）。

根据观念/价值观的含义可知，所谓思想解放，就是摒弃劣性观念/价值观，倡导良性观念/价值观，且思想解放是永恒的进程。至于良性与劣性的具体标准则因时代、环境之不同而不同。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都符合这一定义，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也符合这一定义。

（二）物理制约

任何神性文化为了让信众表达对神的忠诚信仰，都有一套仪规要求信众必须遵守，从而在观念制约的基础上对信众构成物理制约。仪规是各种礼仪规范的统称。现代社会也有很多规范，因而也有物理制约，但差别在于：传统社会的许多规范是非生产性的，即几乎只有投入没有产出，而现代社会的规范是生产性的，非生产性规范很少。即便有，通常也不要求强制执行。

中国有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史上最久远的规范、强大和繁琐的仪规体系，它全方面规范中国人的生活，包括政治仪规、日常生活仪规等方面，从西周初年延续到晚清，一直持续了接近3000年而未中断，构成对中国人强大的物理制约。

每个神性文化都有许多仪规对成员构成物理制约，但程度不同。儒家已经够繁琐了，但相比于伊斯兰教的仪规，则又是小巫见大巫。伊斯兰教仪规之复杂、繁琐、细密，让人瞠目结舌。如果不打破这种物理制约，伊斯兰世界根本不可能实现现代转型。而要打破这种物理制约，又必须首先打破伊斯兰教义的观念制约。

虽然儒家仪规很复杂，但有两点使其僵化尚不绝对。第一，孔子承认，仪规是可以改革的，此即“礼有损益”说。第二，在儒家独尊以前，儒家仪规曾遭到严厉的批评，如墨家对儒家的批评。对儒家最精辟的批评是司马谈所言的“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即低效。这两点尤其是第一点，为儒家文明的现代转型留了一点余地，还不至于绝对僵化。对于那些自认为仪规一旦确立就不可更改的神性文化，转型更加困难。

（三）两种效率：神性效率与世俗效率

司马谈对儒家的批评蕴含了一种观念——效率。效率可分两种：神性效率和世俗效率。神性效率是以神为中心，服务于神的效率；世俗效率是以人为中心，服务于人的效率。传统神性社会也讲效率，但这种效率是神性效率。在基督教中，人们的劳作就是为了表达对神的忠诚，神也要求信众努力获得社会成就。同样，在儒家看来，取得社会成就是为了光宗耀祖，这可让自己的祖先以及自己死后更可能升天，与神灵在一起。现代社会对效率的追求，使它必须从观念到物理全方位冲破传统神性文化。在这一转型进程中，西方启蒙思想家在观念突破上发挥了巨大作用。

由以上讨论可以引申出理解和反思传统文化及一切文化的基本坐标：以效率为基础标准，以观念制约和物理制约为派生标准。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本质及其与中国现代转型

要理解一个事件，理论犹如坐标，极为重要。如果不能建立合理的坐标，事件就无法被有效定位。尽管很难说哪种理论正确，但理论坐标并非随意选择的，而是可以讨论、比较并区分优劣的。上文就是为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本质建立坐标。从终极合法性转向角度，可以获得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理解。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定性问题

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比作启蒙运动，是合理的。不过，无论怎么类比，都不是对事件本质的理论解释，即关键不在于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比作什么，而在于如何用更基础、合理的理论来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类比对象，甚至对启蒙运动都还需要作更基础的理解。如果没有理解启蒙运动的本质，而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比作启蒙运动，就是用一个尚未被理解的事物来理解另一个尚未被理解的事物，因而不可能理解后者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此问题，学界缺乏从终极合法性转向视角来理解，也缺乏从观念制约、物理制约和效率来理解。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思想的祛魅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朝仍然昏昏欲睡，直至1861年才开启洋务运动。但是，保守派尤其是其中那些所谓的“清流”坚决抵制改革。在1867年的同文馆之争中，恭亲王提议在同文馆中开设天文算学馆，招收科举考试出身的低级别官员入馆学习。此举不仅是吸收精英学习科学，更重要的是让国人承认科学技术在国家知识体系中的合法性，使之成为“大道”的合法构成，但因倭仁等保守派的反对而搁浅。稍后，洋务派要架设电报线、修建铁路，均被保守派阻碍。这是大大阻碍效率的。其实，晚清以来的富国强兵举措包括制度变革，都是要提高效率。但是，保守派为了维护旧有社会秩序，便以纲常名教、祖宗法制的名义来抵制。这套纲常名教就相当于其他宗教的教义，它在被颠覆之前，具有天然的政治合法性和道德合法性，是统治者藉以统治的理论根据，比统治者还强大，因而它可以转化为攻击改革派的政治武器和道德武器。由于保守派的抵制，发展良机被耽误，以致于甲午战败。于是，中国的改革才进入了制度层面。但是，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依旧不彻底，传统体制仍旧顽固，于是有了辛亥革命。

进入民国，国势未见好转，倒是政治复辟和思想复古的危险越来越大，从而酝酿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根本任务，就是要用现代人性文化反对传统儒家的神性文化，就是要从观念上颠覆这套神性文化的合法性，因而，其本质就是世俗化思想解放运动。这种思想批判，便是祛魅。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儒家全面复辟的思想根基便没有了。儒家必须形成一些基本观念，才表明它已世俗化。人们可以否认天/神的存在；人们可以否认圣人的存在；孔子不是圣人；孔子的话和儒家的经典都没有包括全部真理；我们（今人）可能并有能力超越孔子和儒家经典的知识体系；在现代社会，当传统经典与法律相冲突时，必须服从法律而不是服从经典；等等。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的确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只是表述各异。其他宗教的世俗化也必须形成类似的观念，才算真正的世俗化。基督教世俗化最先形成这样的观念，但伊斯兰教至今未形成这样的观念，而这正是伊斯兰社会至今无法走上现代转型的最重要原因。悖谬在于：一方面，越是保守的神性文化，越需要从根基上批判、摧毁其神圣性和合法性；越不批判、摧毁之，这样的社会就越不能改变和进步。但另一方面，越是保守的神性文化，越不能批判。伊斯兰世界现代转型的最大障碍就是宗教思想，它需要一场广泛、深入的思想启蒙运动。

（三）效率标准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经验功能和历史影响

虽然本文很宏观地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世俗化思想解放运动本质，但实际上，这一世俗化进程的表现是非常经验和微观的。如果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经济、法治等建设的成本将非常高，甚至无法展开，因而无法现代化。以经济建设而论，在其他条件如成文制度条件（包括产权保护）相当的情况下，观念越保守，效率越低。如果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父母死了，就要离职回家守孝三年。若此，还有效率吗？工业化还能推进吗？面对强大的外部世界，如何可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即便进行了世俗化、现代化改革，未必能立于不败之地，更何况不进行改革。因而，完全可以说，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没有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既是世俗化的，也是现代化的。它以人为中心，以效率为标准。改革开放之初，深圳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在当时就引起很大争论，有不少人反对。倘若在古代，这样的口号可谓离经叛道，提出者很可能被定罪甚至杀头。所以，如果仍然遵循儒家传统，改革开放根本进行不下去。幸好，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根本上颠覆儒家文化的神圣性和合法性，使之走上了不可逆的世俗化道路。今天，人们对不遵守儒家仪规，已经能坦然接受了。不过，本文并非认为效率越高越好。现代社会也有其严重弊端，但这是另一话题。

推而广之，仍处于神性文化的社会要进行现代转型，必须进行思想解放运动。这样的神性社会，在国外仍然存在，如伊斯兰世界；在中国也还局部存在。因此，在这些地区进行类似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世俗化思想解放运动，不但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也有利于中国的和平与繁荣。

结语

根据前文关于观念/价值观与思想解放的讨论，可以说，我国的思想解放远未完成。因此，面对传统和现代，我们每个人都应注意三方面的思想反省工作，对自己和自己所在的群体进行永无止境的文化改造与思想升级。

第一，对于个体而言，“我”要反省“我”自己的思想和观念，不断革新。

第二，对于个体而言，“我”要反省“我”所在的各个层次的文化，包括整个国家的文化、自己民族的文化、家庭的文化等，并主动参与革新和改造。

第三，对于群体而言，“我们”要一起讨论、反思和批判“我们”共享的各个层次的文化，包括整个国家的文化、自己民族的文化、家庭的文化等，并主动参与革新和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