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一（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天津 300072）

张春彦（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天津 300072）

引言

古今文学作品中御道常以特殊皇家景观的形式出现，例如陈子昂“烟花飞御道，罗绮照昆明”①（唐）陈子昂 《于长史山池三日曲水宴》。就写出了御道华丽装饰效果下艳丽的色彩感受。现实生活中御道也是一种重要的景观和地理标识，《吴县啚图》（图1）与《钦定日下旧闻考》中御道成为郊野景观要素，南京、杭州、承德等历史文化名城均有以“御道”为名的街区道路，并成为当地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文化线路”“风景道”等遗产保护与旅游概念的兴起，御道也作为一种重要的线性景观元素成为诸多风景名胜区的人文景点和空间框架（图2、3）。目前对于清代御道景观的研究多为清帝出巡事宜，缺乏针对道路本身景观层面的研究。本文在对御道景观源流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通过相关文献和图档的挖掘，对清代御道景观的文化源流、选址特色、景观特征和文化艺术等进行研究。

一、清代御道与东陵御道

（一）清代御道景观源流

清代继承前朝之制，始于谒陵之礼，并因统治者巡幸、行围等活动形成了以京师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的御道体系。从清雍正《朝阳门至通州石道碑》载：“瞻周道之荡平正直，咸庆同轨之盛治”，可以看出清代道路多慕周、秦之景。《墨子·兼爱下》载：“王道平平，不党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砥）”应是御道滥觞之始。秦“书同文，车同轨”，始皇“为驰道于天下”是有记载最早的御道实体体系。“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1]，反映了秦代驰道三道并列，御道居中的分道形式和基本宽度以及道路封闭“列树以表道”的空间划分方式。汉继承秦的驰道体系，并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等级观念更加严格，《汉书》与《太平御览》中均有体现。隋炀帝“东引汴水入于泗，达於淮”[2]，修大运河“亦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之以柳”。唐时亦有因忌“妒女”为害，派狄仁杰“发万人别开御道”[3]的故事。隋唐之后城市繁荣，文献大多流墨于城市内御街的繁华，位处郊野的御道多以特殊交通形式一笔带过。

（二）东陵御道

东陵御道是清帝恭谒遵化清东陵的主要跸行道路，是清代御道的最佳代表。具体原因有三：其一，它是清代最早选择营建的御道线路；其二，它是清代使用最为频繁的御道线路，期间八位皇帝计一百二十九次经行该道；其三，该线路承担过包括谒陵、巡幸以及行围在内清帝出巡的全部功能。由于东陵御道的频繁使用和修垫，留下了大量的图档和文献资料，现存直隶布政司所编道光十九年（1839年）《东道纪略》和光绪十六年（1890年）《东道图说便览》都有记载“各道段土性、地势、兴工难易情形”[4]及“修垫之法”。特别是《东道图说便览》配以《东道全图》详细地描述了东陵御道的道路形制、沿途村庄地貌以及相关道路设施。此外，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东陵细路程》《东陵路程图式》《东陵路程抄本》（两卷）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同治帝后梓宫路程图》等清帝跸临御道前御览奏折和程站图，反映了谒陵、恭送皇帝梓宫入陵等具体事件中线路经行和相关道路设施筹备情况（图4）。综上，东陵御道的代表性和资料的完备性使其成为研究清代御道景观特色的最佳切入点。

二、“因时法宜通变”的御道选址特色

清代御道相较于之前御道最大的不同在于其随用随修，不论基址为石道、土道还是田野，皆用黄土于其上夯垫，用后不设专人维护保养。这使得清代御道选址具有极大的灵活性。而东陵御道发展历程亦如《东道图说便览》序言所讲“夫制贵因时法宜通变”，反映了清代御道的选址特色。

（一）邮驿制度下的线路雏形框架

《清实录》载“修垫御路，应由大道豫备”，清代御道一般沿主要道路修垫，但为不影响交通一般不与大道完全重合而“相去不过半里”。清代全国的道路按照重要性分为官马大道、通衢大道和州县道路三个等级，并在扼要处设立供给马匹“驿”与传递公文的“铺”。邮驿制度下连接“驿”“铺”的官马大道构成了清代御道的雏形框架。东陵御道途经大兴县、通州、三河县、蓟州、遵化州，该线一向繁忙，秦始皇东巡碣石、曹操北征乌桓均经此道，明代时更是京师通往辽东的必经之路。东陵营建伊始，其建筑材料多通过此条线路运送，《蓟县志》载：“万物殷繁，冠盖往来，肩磨毂击，宣阗无比”，可见当时官僚往来，车轿云集，沿途驿铺的供给必不可少，因此由京师至遵化州之间的五驿二十五铺基本可以确定东陵御道的线路雏形（图5）。

（二）谒陵、巡幸与行围活动影响下的御道时空序列发展

御道的修筑伴随着特定的出巡活动，以谒陵、巡幸与行围为主，不同的活动对御道提出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序列制定要求。东陵御道在不同时期几乎承载过所有出巡活动，因而东陵御道的发展变迁反映出不同出巡需求下整体清代御道时空序列营造过程中“因时法宜通变”的选址特色。

空间序列：清帝谒陵是东陵御道的开端。《春明梦录》载：“孝钦太后率宫眷赴东陵祭扫，仍名曰‘打围’”，可以看出谒陵与“打围”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联系。“打围”又称“行围”，指皇帝率众分翼入山林围猎野兽，兴盛于康熙年间。事实上康熙大部分的谒陵活动都是与行围共同进行的，受此影响该时期东陵御道在驿铺线路过石门抵达汤泉行宫（康熙年间谒陵行宫）后又向东延伸至三屯营，此后或沿洒河行围绕行返回汤泉行宫，或出喜峰口行围迂回至热河行宫（图6）。康熙之后，清代皇帝行围减少，且多于南苑和木兰围场，东陵恭谒后不再东行，此时汤泉行宫作为谒陵行宫显得过于偏远，雍正年间改驻跸淋河仍由石门入东陵，乾隆九年（1744年）敕修隆福寺于寺西设行宫，改由西峰口处入东陵（图7）。乾隆好游幸名山，东陵御道北侧燕山一脉连绵起伏，在其身为皇子扈谒东陵就已“盖蓄于目，且沃于心矣”[5]，在位期间于东陵御道沿线一带蓟州桃花山、盘山，分置桃花寺行宫、盘山行宫、蟠龙山行宫，再加上早先营建的丫髻山、汤山两处行宫作为其谒陵回銮游幸驻跸之所，使东陵御道成为一条游幸之用的“风景道”（图8）。乾隆之后游幸减少，东陵御道维持乾隆时期烟郊—白涧—隆福寺的谒陵主线再无变动。

时间序列：清帝出巡须分程设行营、行宫以供中伙、驻跸之用，不同的驻跸次序构成了御道的时间序列。康熙崇尚节俭不慕奢华，谒陵行围驻跸仅设大营行幄，只以为太皇太后疗养所建遵化州汤泉行宫作为谒陵中转之地。其间站程极少且时常变换：从京师至汤泉常设夏店、蓟州两程，快时仅驻跸蓟州一程，一路快马驰骋，展现出“骑射开基，武备不弛”的时代特征和康熙本人“肄武习劳”身体力行的性格特点。雍正七次恭谒东陵，虽同走一路但驻跸之处从未与康熙时相同，由此看来其后另建西陵亦不为怪。乾隆时期确立了此后百年的“烟郊行宫—白涧行宫—隆福寺行宫”的东陵御道站程模式，于蓟州与隆福寺之间桃花山上设立桃花寺行宫仅于回銮时驻跸，以保证傍晚之前能到达盘山之所，从而维持整个“桃花山—盘山—蟠龙山—汤山—畅春园”巡幸时间序列的完整。值得一提的是，乾隆时期巡幸皆一天一站，唯有盘山行宫驻跸少则三日多至七日，足见游幸兴趣之浓。

(三)民生矛盾下的御道式微

清代御道经行之处大部分为郊野乡村，御道作为跨阶级的空间媒介一直是统治阶级与农民阶级、皇权与民生矛盾的集中地。为满足统治阶级特权，御道需避开主道另行堪途填垫，填垫完毕之后由道工把守不准任何人经行踩踏。这些要求使御道的填垫使用过程中“扰民、践禾稼”之事常有发生，尽管清帝经行之时“著免跸路经行州县额赋十之三”，但频繁的修垫过程仍使吏民劳苦不堪。随着官僚腐败民生凋敝的加剧，从乾隆后期开始清代农民起义不断，特别是嘉庆十八年（1813年）天理教暴动时，嘉庆皇帝正在恭谒东陵的御道上，民生问题使清朝没有能力再按照以往的方式修建御道。到同治元年（1862年）奉移梓宫入山陵时已“毋庸另备御道”改由大道修垫御道，至宣统元年（1909年）恭送太后梓宫入陵已改为乘火车而不设御道。

三、君本思想下的清代御道景观形态特征

“建筑不是建筑材料的堆砌，而是建筑思想的物化，建筑思想决定建筑的空间形态”[6]。御道可以看作一种特殊的皇家建筑，我们在探索其景观形态的过程中，其背后所反映的主要思想——君本思想，即对君主形象的塑造，是我们深层次理解其形态特色的重点。

（一）弘道教化的宣传媒介

“道”在作为表征通达与轨迹的物化实体基础上，被升华为万物衍生的场所而具有“天道”“人道”“万物之道”等阐释万物变化的哲学含义。御道作为“王道”的客观存在，以“道”本身的象征意义和巨大的空间、阶级跨度而具备宣扬统治者为君治国之道的“弘道”教化的宣传作用。春秋时期单襄公就以陈国“道路若塞，野场若弃”断言“陈侯不有大咎，国必亡”[7]。尽管清代御道选址讲求“因时法宜通变”，但御道线形勘定首要任务是“取直”，即遵循周制“其直若矢”以示王道“不党不偏”，乾隆、嘉庆曾多次以御道纡折而惩罚办道官员；其次清代御道“以平取势”以期“若砥”，这也是清代御道皆以厚土夯垫的首要原因，一方面出于舒适度的考量，另一方面也是以“王道平平”对统治者治理有序进行宣扬；此外御道尽可能的求宽，在凸显异质性的同时塑造统治者宽怀宏量的形象。

（二）择中正位的分道形式

《管子》曰：“天子中而处”，各类皇室宫囿都体现了“择中”思想，御道亦不例外。根据《东道图说便览》所载《东道全图》以及其后图说中的东陵御道的具体形态可得知，清代御道总体分为“正道”和“便道”。“正道”即皇帝出巡经行的主要路线，“便道”有时亦称副道，为繁忙路段供民间车马通行之路，部分地段车马大道本身作便道（在恭送先帝梓宫入陵时，正道由梓宫经行，皇帝另修便道至站程）。正道三分为主道、副道和马道。主道为皇帝、皇室成员或皇帝梓宫、皇室玉牒及其卤簿御用之道，副道亦有称配道，为皇帝经行主道之前物资运输、人员行走保护正道之路，马道即传达御令通送文书便捷之道。三道并行主道居中且略高，马道、副道分列主道去路左右（东陵御道马道居北，副道居南），与河流相交处须为三道各搭一桥。明解缙《太平十策》所载“京城及天下官路，宜分为五级，广若干步。中为御道，高于地若干丈。其左，官员儒士行路，农商行路；其右，工人行路，妇人行路。使四民不收之人，无自出焉”体现了一种以御道“择中”[8]的方式为天下各级“正位”的最高理想，而清代御道“正道三分，主道居中”的形态是在此思想下以“择中”的手法为清帝皇室“正位”。

此外，清代御道无论道路基址是京师石道，还是郊野农田，均采用在原有基础之上用黄土填垫，因而民间有“黄土铺道，净水泼街”的说法。从《后汉书》所载“翻车、渴乌”等御道洒水设施可以看出“黄土铺道”为遵循旧制，自古有之。黄土为主的铺垫材料符合五行“中者土”“含万物”思想，亦是“择中正位”思想的另一种形态体现。

（三）皇权至上的空间异质营造

“君本”思想相较于儒家学派提倡的“民本”下的“尊君“思想的最大区别在于其对国君至高无上形象的塑造。御道作为一种能体现皇权君威的政治空间，其空间营造一方面要体现皇权，另一方面要烘托皇权。皇权作为皇帝个人的独断专权，其景观上的表现在于其异质性的表现上。清代御道皇权至上空间营造主要通过在尺度、竖向和材质三个层面上的异质性来实现（图9）。

尺度异质性主要体现在道路断面宽度上，清代御道以东陵御道为例，正道总宽达三丈六尺，主道宽约二丈一二尺随宜，副道与马道皆由主道展宽，宽度达六七尺不等。相较于清代普通郊外车马大道的两车为宽（约一丈至一丈五不等）而言，尺度差异明显。

清代之前御道常以筑墙或立杈等将御道隔离的方式体现御道空间上的异质性。康熙早年御道悉遵旧制，御道两侧接连悬挂绣龙帷帐并效仿土堠之制每隔五里立一尺高规整土墙标识里程。雍正之后取消帷帐土堠之制，改由以竖向逐级抬升来凸显使用者的地位。明清京畿地区多雨水，路线本身多选高阜地段，御道修筑以培高路基“厚铺秫稭（以隔水汽），层土层料，加工碾压”为主，遇低洼沟壑之地，还须“钉桩木用秫稭横栏”两旁用戗木数根，如筑堤坝法筑挡土墙，再填土其中，随填随夯，主道、副道、马道一同填垫。最终仅御道基础就往往高出原路基四五尺，而主道还须进一步夯垫至“中厚约七八寸，边厚约五六寸”。辽阔的山前平原之上，原有路基、正道路基、主道抬高的三重抬升再加上原本高亢的地势，皇帝玉辂旌旗映以远山群峦，天子皇权的至高无上深入人心。此外，乾隆后期清代御道不再特意植树，这也是从减少竖向景观元素干扰的层面进一步烘托清代御道皇权至上的形态特色。

清帝谒陵多为清明时节，郊外麦田葱茏之季，高出地面的明黄色御道笔直地穿行于深绿的麦田之中，由材质展示出的色彩和质感上的异质性是另一类皇权至上的彰显。为突出这一景观效果，御道填垫的材料选择尤为严格。“拉堪道段”的向导大臣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查验土质，一方面是查看道路本身的土色质地，另一方面是寻找适宜的地方取土挖沙。御道土质须色泽正黄无杂色，土性黏连不焦躁且土质醇厚无沙，而通州三河一带土性色黑松软，道面黄土须从数里外的土厂购买，而行宫近旁禁止取土亦须数里外驼运。为使路面呈现御用明黄色，御道夯压路面所用沙子唯箭杆河、邦均、淋河等特定几处河滩可用，其沙质均匀，色泽洁白，美其名曰“马牙净沙”。色彩纯正质地细腻的的黄土白沙，经多重夯硪，并以碌碡反复碾压，御道表面光洁明亮。引用英使马戈尔尼的话：“路面好像水泥一样坚硬，御道犹如欧洲的客厅地板一样”[9]，与乡野麦田的粗犷形成强烈对比。

四、游幸、悯农、思旧主题下的出巡文化

清帝久居深宫，出巡跸临东陵御道，北侧远处群峦叠嶂，南侧沃野千里，难免心生激荡，留下大量诗篇。这些御诗及其所反映游幸、悯农以及思旧的主旨意象从不同深度阐释了御道景观的文化内涵。其中游幸是最普遍的主题，康熙、乾隆二朝诗篇最多，康熙游幸御诗多为描述行围出行场景，“鸣鸾万骑出，执事百僚随”②（清）爱新觉罗·玄烨 《东巡二首 并序·其二》。“吹笳清辇道，大地杂旌旗”③（清）爱新觉罗·玄烨 《山中获野禽恭进太皇太后》。御道场面壮阔豪情激昂，而乾隆多爱郊野山川之境，有“树杪遥看塔影矗，移时堤外潞川横”④（清）爱新觉罗·弘历《过通州》。之句，经行之处黄道、绿垄、苍山、蓝天白云的高纯度色彩冲击罔若画中，亦留下大量诗篇。谒陵常于清明“田禾发生之候”，御道行营多践田禾，且国家以农为本，“悯农”思想不仅是“布种虑思期，望雨予心忙”⑤（清）爱新觉罗·弘历 《过顺义县见春耕者》。的触景生情，更是“虽无玩赏因偕乐，屡庆丰登共息肩”⑥（清）爱新觉罗·玄烨 《汤泉应候》。的政治需求，谒陵之时除令行禁止减免赋额外，皇帝常“警跸何须户尽闭，问农常为六骖停”⑦（清）爱新觉罗·弘历 《蓟州道中作》。亲行问农。谒陵一事皇帝从身为皇子时便历年躬行，来回往复山川不变，难免有物是人非思旧之感，或是“几年来往蓟州道，不觉髭须换少颜”⑧（清）爱新觉罗·颙琰 《过蓟州即事书怀》。感叹时光飞逝，或“回思己卯随銮辂，孤怆徒悲隐寸里”⑨（清）爱新觉罗·旻宁 《桃花寺行宫晚坐有感》。思念皇考，亦或“吉兆还祈符丙岁，捷音飞报靖幽峦”⑩（清）爱新觉罗·颙琰 《桃花寺行宫晚坐》。托愿于旧事。御道作为统治者与底层劳动者空间交汇的媒介，在留下大量御诗御文的同时，民间也产生并流传了各类与统治者相关的传说故事，并且时常与地方史迹名胜、特产小吃相结合，尽管历史真实性有待商榷，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文化的传播却已深深的直根于地缘文脉之中。

附表 当代东陵御道沿线景观文化资源对照表

结语

清代御道具有鲜明的景观特色和时代特征，线路的变化反映了清代不同时期统治者谒陵出巡的特点与偏好，其独特的景观类型与景观特征是清代“君本”思想的展示，丰富的景观文化在其景观的转变和相关文学艺术作品中均有体现。尽管以东陵御道为代表的京畿御道大多已湮没于时代发展与城市建设的浪潮中，行宫营盘所剩寥寥，但是对其线路特点、景观特征以及景观文化的深入发掘不仅是清代皇家景观体系研究的重要一环，更具有重要的应用发展作用。首先，御道景观特征对于当代主题景区、公园、多媒体的御道景观再创造具有最为直接的参考价值；其次，御道的历史线路与部分当代公路相重合，御道的历史性和文化性有助于整合沿线镇村的历史文脉的同时，塑造具有历史特征和文化意义的公路景观；最后，御道线路沿线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但分布较为分散，御道作为一种重要的实体媒介和事件载体，可以将这些分散的文化、自然资源以“有形”“无形”两条线索连接起来，成为具有整体价值的文化线路，促进沿线各村镇城市文化旅游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