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网亮剑，阻遏“小吏巨贪”

文/陈文广 刘良恒

鼠洞毁屋，蚁穴溃堤。从系列“小吏巨贪”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小微权力”运行相对集中、资金相对密集，监管却相对薄弱，以至被一些居心叵测的“小吏”上下其手，大肆揩油。

扬州化学工业园区管委会财政局原科员吴刚，通过收支不记账、变更预算拨款凭证收款人信息、虚列预算、截留缴款凭证、编造退款事由等，侵吞、窃取国有资金9000 余万元；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处罚教育科交通违法处罚系统原操作员肖刚，利用处理车辆非现场交通违法记录免罚款、免记分权限及错误执法数据修改、撤销等职务便利，收受财物4000 余万元……

近来，一些“小吏巨贪”案件刺激了公众的敏感神经，也刷新了人们对“小微权力”的惯常认知。“没想到这些平时看起来不起眼的岗位，居然能出现如此惊人的腐败问题！”这是很多人面对此类案件的第一反应。

鼠洞毁屋，蚁穴溃堤。从系列“小吏巨贪”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小微权力”运行相对集中、资金相对密集，监管却相对薄弱，以至被一些居心叵测的“小吏”上下其手，大肆揩油，进而形成惊悚世人的“巨贪巨腐”。

近些年，通过持续不断地正风肃纪和各种形式的专项治理，各地各部门政治生态逐步好转。但我们也注意到，对一些处于神经末梢的“小微权力”和关键岗位来说，全面从严治党、治吏的压力和责任还未得到有效传导。在这些地方，“潜规则”依然盛行，“小气候”依然成风，作风和腐败问题依然频发。如果不重视这些问题，必然会侵害群众的利益，损害百姓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从已披露的消息来看，上述两位贪腐“小吏”均已受到党纪国法严惩。从最大的善意出发，我们愿意相信，涉事的相关责任部门在案发后已采取相应补救措施，堵塞漏洞，避免类案再发。但细究不少“小吏巨贪”案件详情，我们仍然应该追问：为何他们贪腐时间如此之长，却未被及时发现？类似存在高腐败风险的“小微权力”究竟还有多少？少数身处关键岗位的“小吏”是否仍有贪腐机会？有关方面将采取何种措施来消腐败存量，遏腐败增量？

勿让“小微权力”产出大腐败，首先，要筛选排查出一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封闭运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并对其权力运行链条进行全流程检视。要找出容易产生腐败问题的关键环节，有针对性地完善权力运行、资金管理、内部监督等机制，织密“制度之网”并狠抓落实。

其次，要找出那些处于关键岗位、掌握关键权力的人员，对其行权历史和特定关系人等逐一过筛，以确保其德才能配位。对于已出现问题苗头甚至人岗不适的，要采取断然措施，或给予警示或予以调整。对一些长期“把持”关键岗位的人员，要实行定期轮岗。

最后，对那些已出现严重问题的单位，则要“亮剑”“出招”。严肃查处之后，要在干部职工中开展“以案说法”警示教育，推动问题整改到位；对那些有案不查、瞒案不报甚至袒护包庇致使问题长期存在的，要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

让“打牌子”收手止步

文/江琳

一方面，扎紧制度笼子；一方面，强化领导干部对身边人的教育约束，对“打牌子”行为全面封堵。如此一套组合拳打出来，“打牌子”的空间必定越来越小，那些拉大旗作虎皮者终将没有市场。

“我是某某领导的朋友”“某某领导让我找你办点事”……现实中，一些人打领导旗号揽工程、要项目，借领导名义插手干部人事工作等，这类“傍”领导、谋私利的行为影响恶劣，群众深恶痛绝。此前，湖南衡阳市委原书记李亿龙因受贿罪、贪污罪等获刑，不仅妻儿牵涉其中，连其保姆也因与领导“说得上话”，帮人调动工作，捞取好处。前不久，湖南印发《关于坚决抵制和严肃查处利用领导干部名义“打牌子”办事的规定》，对狐假虎威、牟取私利现象出重拳、进行整治。

“打牌子”是湖南方言，意指打着领导旗号办事。仔细分析，“牌子”在一些地方管用，源于有的领导干部疏于对身边人的教育管理，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他们打着自己名号办事、谋求特权等。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现实中，有的干部为了“搭天线”“攀高枝”，对“打牌子”行为不仅不抵制，反而主动迎合、献媚讨好。领导干部一旦默许、纵容“打牌子”，到头来砸的是自己的“牌子”。

“打牌子”不仅害了“小家”，更危害一方政治生态。大量事实证明，对公权力“私用”得越严重，“潜规则”就越容易大行其道，造成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竞相攀附、互相倚重，最终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污染一方政治生态。由此可见，封堵“打牌子”之路，既是对领导干部的约束，也是一种保护，更是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必然要求。

对领导干部而言，在自身按规矩办事的同时，还应切实管教好身边人，决不能纵容亲属“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方面，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作出了表率。周恩来曾专门召集家庭会议，定下“十条家规”，其中包括“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陈毅的妹妹想上大学，请求哥哥写个条子或打个招呼，陈毅坚决不同意：“这样的条子我不能写，这种招呼我也不能打，我是共产党的上海市长嘛！你有本事自己去考，考不取就回四川”……党的历史上，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他们守住了为官底线，划清了公私边界，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典范。

面对“打牌子”行为，领导干部挺纪在前、坚决抵制是应有的立场与态度，而制定硬性制度规定则不啻为一把“尚方宝剑”。湖南这次出台规定明确，对“打牌子”办事的，一律“不信、不见、不理、不办”，并登记在案；违规办事的，严肃追究责任；主动创造条件、提供机会的，从严处理……类似这样的硬性规定，既为抵制“打牌子”提供了制度依据和底气，也郑重警告了那些意图借机“攀高枝”者收手止步。

一方面，扎紧制度笼子；一方面，强化领导干部对身边人的教育约束，对“打牌子”行为全面封堵。如此一套组合拳打出来，“打牌子”的空间必定越来越小，那些拉大旗作虎皮者终将没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