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毛睿

明朝公主和亲马六甲的事迹未见于中国的任何一本史籍，它却在马来西亚家喻户晓。故事讲述的是明朝的汉丽宝公主带着五百名中国官家小姐前往马六甲和亲。汉丽宝公主嫁给马六甲苏丹芒速沙（Sultan Mansur Shah）为妻，五百名官家小姐也和当地土著通婚，他们的后代都成了马六甲子民。苏丹芒速沙为汉丽宝公主在中国山（Bukit Cina）修筑了辉煌的宫殿，并愉快地生活在一起。据马来语学者孔远志的记载，南洋地区甚至还有郑和护送汉丽宝公主远嫁马六甲国王的说法。因为这个和亲故事本身具有中马两国亲善、马来西亚华巫两族亲善的意义，所以汉丽宝和亲故事时常会出现在马来西亚各种官方和民间的叙述中，以汉丽宝故事为核心的艺术作品数量相当可观。

汉丽宝的故事在南洋地区的影响巨大，可与之相关的学术研究却始终驻足不前。20世纪40年代，南洋历史学者张礼千就对汉丽宝故事的历史真实性提出怀疑。他认为汉丽宝的故事史料不足征，不过是道听途说而已。东南亚史学者基本上认同张礼千的观点。除了历史研究，也有一部分学者尝试从民间文学的角度来诠释汉丽宝故事：中国学者大都认为故事表达了马来西亚华人对华巫两族亲善的期望。东南亚本土的学者则认为这个故事反映了马来西亚土生华人对于自我身份的想象。可是，前人的研究都忽略了一个客观事实：汉丽宝故事并不仅是一个文本。对于马来西亚华人而言，它是一段累积形成的文化记忆。汉丽宝故事早已超越了历史、文学的层面，它是能够增强集体身份认同的文化记忆，是加强族际沟通的文化符号。本文将以汉丽宝故事为个案，梳理汉丽宝故事由民间传说上升到文化记忆的过程，并探究这个过程背后马来西亚华人是如何去构建本族群文化和集体身份认同的。

从民间故事到文化记忆

关于汉丽宝故事的起源，大多数学者都会将其追溯到成书于1621年的《马来纪年》。这种先入为主的观点，直接影响了学者对汉丽宝故事的深入研究。实际上，《马来纪年》中的汉丽宝故事并不可能直接对华人产生影响。在华人族群中，汉丽宝故事的流传有另外一种传统：它经历了从民间故事到文学文本，再由文学文本上升到文化记忆的过程。

马来学者研究发现，在《马来纪年》的成书过程中采录了大量的民间传说。因此在《马来纪年》之前，汉丽宝故事很可能早就以民间传说的形态在流传了。此书自1621年由爪夷文（Jawi）写就后，一直到19世纪前期，它都是以手钞本的形态藏于马来皇宫之内。1820年莱顿（John Leyden）将其翻译成英文并在英国出版。20世纪50年代，许云樵根据莱顿的英译本将《马来纪年》转译成中文。可以说，在许云樵的译本出现之前，由于语言文化的隔阂，华人基本上不可能接触到《马来纪年》一书。汉丽宝的故事在华人社会主要以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形态存在。

据歌剧《汉丽宝》作者白垚的回忆：1958年他前往马六甲出差，在游览古城时，同行给自己讲了汉丽宝公主的故事。这是白垚第一次知道汉丽宝的传说。之后，他根据华人社会中流传的汉丽宝故事，以及《马来纪年》的记载，创作歌剧《汉丽宝》。剧本于1969年发表在马来西亚最重要的华文文艺刊物《蕉风》上。1971年11月20日，歌剧《汉丽宝》在吉隆坡首演，首演9天。此后，该剧多次在马来西亚及台湾巡回演出。

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三保山事件”，又让汉丽宝故事从一个华人社会家喻户的文学文本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记忆。根据扬·阿斯曼的理论，文化记忆与普通的神话传说、历史书写或者文学文本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文化记忆拥有者强大的产生和巩固集体认同的潜力，它的内容及意义是能够对某一个族群的心理产生直接的影响。汉丽宝故事在“三保山事件”这次政治事件中就表现出了强大的集体凝聚力。

“三保山事件”起于1983年底，持续发酵了2年左右的时间。这是马来西亚建国后影响范围极大的一次政治事件。事件起因于1983年10月5日马六甲州首席部长致函青云亭机构表示有意铲平三保山，并将三保山作为商业用地进行开发。三保山是华人在马来西亚历史最悠久的坟山，该地由青云亭机构管理。马六甲州政府想要进行商业化开发，这本来是政府与青云亭机构之间的矛盾。出人意料的是，这件土地开发预案很快就演变成全国性的族群矛盾。在马来西亚华人看来，对三保山的开发就是主体族群想要消灭华人在大马的历史根基。

从1983年至1985年，为了抵制甲州政府对三保山的开发，华人社会不断地通过传媒为三保山赋意。汉丽宝故事象征了华巫友好，三保山成为汉丽宝故事的实体象征，如果政府意图铲平三保山，那就是在消灭华巫友好的证据。此时的汉丽宝故事成为凝聚华人力量的旗帜，它有效地激起马来西亚华人对自己祖先光辉历史的遐想，激发华人对破坏两族友谊之行径的同仇敌忾。

仔细分析汉丽宝故事由民间传说生成为文化记忆的过程，可以发现其中有三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文学文本的创作、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的需求、马来西亚华人精英的宣扬。

歌剧《汉丽宝》与汉丽宝记忆

歌剧《汉丽宝》为“汉丽宝记忆”创造了一个宏大的意义世界。它让汉丽宝从一个遥远的传说，变成真实可感的昨日之事，从而激发了马来西亚华人对本族群历史的无限遐想和自我身份的体认。

1.真实历史时空的构建

神话传说在中华文化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它很早就被历史传记所取代。长久的史传传统让炎黄子孙养成了用历史理性来审视世界的习惯。因此，即使像《马来纪年》这种被马来民族奉为历史经典的文本，在华人眼中亦是满纸荒唐言。作为一种记忆，它可能与现实存在出入，但在当事人认知中却必须是绝对的真实。歌剧《汉丽宝》就为汉丽宝故事构建了一套真实的历史时空。

歌剧让汉丽宝和亲故事完全融入中国的历史叙事之中，为汉丽宝在中国清晰的历史序列中找到一个明确的坐标。剧中汉丽宝被设置成化帝的妹妹。时间、地点和人物身份这些叙事要素的历史真实化，让汉丽宝公主褪去了传奇的色彩。大量华人熟知的历史细节在剧作中不停地出现。这些都使得汉丽宝故事有着巨大的历史真实感。这是汉丽宝故事能够成为记忆的第一重可能性。

2.丰满可感的人物塑造

歌剧《汉丽宝》塑造了一个具有马来西亚华人属性的汉丽宝公主。《马来纪年》中的汉丽宝公主不过是苏丹芒速沙众多妻子中的一个。对于华人而言，这样的汉丽宝是他者。经过白垚的创作加工，汉丽宝公主这个人物脱胎换骨：她的身份不再只是中国公主或者苏丹王妃，她是一个下南洋的华人，是无数下南洋谋生的马来西亚华人的缩影。正是汉丽宝公主身上的这种马来西亚华人属性，让其与每个华人的个体记忆产生联结，甚至对个体记忆进行替换。这是歌剧文本为汉丽宝记忆的形成提供的第二重可能性。

3.强情节的设置

由汉丽宝故事改编的文学作品在马来西亚数量并不少，但这些文本都是以汉丽宝和苏丹结为夫妇繁衍后代为结局。只有歌剧《汉丽宝》创造性地改变了故事的结尾。作者在歌剧最后一幕加入汉丽宝为芒速沙而死的情节。歌剧在情感最高潮处戛然而止，这也使剧情能够在观剧结束之后更长久地停留在受众的脑海中。汉丽宝之死又体现了她对中华文化中忠义贞节的坚守。汉丽宝公主的死亡在华人受众的心目中完成了情感和道德的双重伟岸。这样的结尾有着强大的象征意义和感染力，客观上延长了受众对剧本的记忆。

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的迫切性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马来西亚华人迫切的族群身份认同需求，也是汉丽宝故事能够成为文化记忆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如马来西亚学者何国忠所说：“华人虽然和中国断绝了政治关系，但是他们知道华人的身份是靠文化的传承才可以维持的。”20世纪60年代后期，马来西亚主体族群从国家层面对少数族群实施了一系列文化同化政策，其目的是消灭包括华人在内的少数族群的文化属性。对此，包括华人在内的少数族群，他们要么构建本族群文化认同去对抗主体族群的文化同化，要么将自己融入到主体族群的文化之中，丧失自身的族群身份。

1957年，马来亚联邦宣布独立以后，华巫两族在经历了短暂的蜜月期。不久，两族在文化方面的冲突凸显出来。比如官方层面上，主题族群提议用舞虎取代舞狮，招牌上马来语与中文字体大小比例有着明确的要求，将吉隆坡的开埠者叶亚来从官方历史教科书中去除，尤其是关闭英校强迫华校改制等。这种文化同化的政策在1971年的“国家文化大会”达到顶峰。“国家文化大会”提出了文化“三大原则”，即：（1）国家文化必须以本地区原有文化为基础；（2）其他适当和恰当的文化元素可以成为国家文化之元素；（3）回教是塑造国家文化的重要元素。同时强调，唯有在第一及第三原则被接受之后才考虑接受第二原则。

这次会议的成果代表了马来西亚政府之后的文化政策走向。从三大原则的内容来看，作为华人族群属性的中华文化将被边缘化，并且是在发展伊斯兰文化的过程中可以被牺牲掉的。

华人面对主体族群的文化政策，反应相当复杂。一方面，他们拒绝文化同化，坚持本族群文化的态度是十分清晰的；但另一方面，他们对本族群文化的认知并不清晰。这直接导致华人在构建本族文化时往往事倍功半，甚至无功而返。

早在马来亚建国之前，生活在马来亚的华人对本族群的独立性就有着高度的认同。不过马来亚建国后，华人在国家认同层面上普遍接受了自己是马来亚的公民这一身份。可是早期中国流亡南洋的革命党人带去的民族主义思潮又让他们拒绝融入主体族群，始终强调自己的华人身份。于是，中华文化成了他们紧抓不放的区别他族的身份属性。然而，华人在建构本族群的核心文化、增强族群内部的文化向心力上的努力又是盲目的。华人在这方面做过诸多尝试，不过收效甚微。往往是一小部分华人在“狂欢”，而大部分人“视而不见”。其根本原因是大多数华人并不了解本族群的文化土壤。事实上，马来西亚华人假想出了一个所谓的“中华文化”的容器，于是所有来自中国的东西，都被放入这个容器之中：多如牛毛的民间信仰，来自华南地区的民风民俗，宗族文化推崇的忠贞、礼义、孝悌，等等。马来西亚华人基本上是由华南沿海几个省的移民构成。伴随着大规模移民，他们对外输出的文化核心是民间信仰、血源性及地缘性的宗亲乡团相融合的文化。直到现在，马来西亚华人活动的策划者和组织者还是各种民间宗教团体、商会、宗亲乡团组织，文化活动也不外乎此。于是形形色色的团体各自搬演，你方唱罢我登场，各自为政。这才是马来西亚华人文化活动多半事倍功半，甚至无功而返的根本性原因。

面对主体族群以伊斯兰信仰为核心的文化同化，华人需要形成的是明确、强有力的文化认同。各自为政的文化生态，显然是以卵击石。要形成文化认同，就需要构建强有力的文化记忆。这种文化记忆必须是在整个华人族群中取到最大公约数的记忆。毫无疑问，最符合这个条件的莫过于华人在南洋的记忆了。南洋记忆对整个马来西亚华人族群而言是具有超越性的。它打破了民间信仰、血缘、地缘等文化隔阂，和每个华人的个体记忆相呼应。汉丽宝的故事经历过艺术加工之后，正好具备了提供这样一种记忆的能力。

马来西亚华人政治精英的文化选择

歌剧创作使得汉丽宝故事成为了一个丰富的意义系统。马来西亚华人为了对抗主体族群的文化同化，迫切需要通过文化记忆来构建文化认同。此二者都只是必要条件，使得汉丽宝故事能够成为文化记忆的充分条件是马来西亚华人精英的主动选择。具体来说，能够被塑造成为文化记忆的素材众多：口述、文字、图片、建筑物等。其中的文字媒介又有着多种符号系统，例如编年史、法律文本、宗教文字、神话故事等。马来西亚华人精英主动选择了汉丽宝这个素材。

在“三保山事件”顺利解决之后，华人精英凭借在族群中拥有的话语权，仍然在进一步强化汉丽宝记忆。1991年将歌剧《汉丽宝》改编成舞剧，这个事件反映出了华人精英的良苦用心。这一次由歌剧改编成舞剧的文化创作，由马来西亚影响力最大的三个全国性华团（中华大会堂、董总、教总）主持，由全国华团文化咨询委员会具体落实。舞剧在马来西亚全国巡回演出时，又受到了全国15个华团的鼎力支持。就在舞剧《汉丽宝》上演期间，马来西亚著名历史学者李业霖也在报刊上发声：汉丽宝是明英宗或宪宗时人，本姓朱，只是不见于正史记载。舞剧《汉丽宝》的改编背后是华人精英的野心：他们企图将汉丽宝故事历史化，使其能够在华人的文化记忆中停留的时间更久，其影响力和凝聚力变得更强。除此之外，华文报刊、书籍频繁地刊载这个故事；华人精英在公开场合反复言说汉丽宝故事背后华巫亲善的大义；这些都是在反复强化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汉丽宝记忆。

而华人精英之所以会选择将汉丽宝的故事变成文化记忆，是因为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书写存在着极大的缺陷。首先，在东南亚的自然环境中的史料、文物较难保存，想要书写历史，但史料不足征。其次，据实书写的近代史，往往是缺乏传奇性和典型性的。以“三保山事件”为例，汉丽宝故事比之真实的三保山历史更加符号化、抽象化，同时也更具有文化意义和族群凝聚力的。

余论

纵观汉丽宝故事由传说到记忆的过程，有两个问题值得深思：

其一，文学文本与文化记忆、文化认同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研究集体文本的书写方式、传播路径以及接受情况，是了解一个族群集体记忆、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很好的路径。

其二，以马来西亚华人的汉丽宝记忆为出发点，可以帮助思考海外华人构建文化认同、维护族群身份。海外华人在面对族群身份问题时，往往都会假想一种中华记忆，以此来区分自我和他者。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华人很难在中华文化这个空洞概念之下形成强有力的文化认同。过分强调中华文化的身份属性，反而更多地会造成了华人和本土族群之间的隔阂。因此，海外华人在构建本族群的集体记忆、身份认同时，既应该坚持中华属性，但也不可忽略华人在当地的生存状态、文化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