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健 赵洋 赵迪

全球价值链分工见证了各国家或地区通过发挥比较优势，在产品层面共享精细化跨国分工所创造的价值。这样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共享过程呈现两方面的结构特点：一方面，创造高附加值的是体现在生产过程中的品牌运营、研发设计和市场营销等服务功能环节，制造活动越来越成为“微利”环节；另一方面，掌控“微笑曲线”高附加值服务环节的基本是发达国家，他们仍是价值共享过程的主要受益者，发展中国家的“获得感”依然有限（徐康宁和郑义，2011）。当然，相比产业间或产业内分工，价值链分工还是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更多参与国际分工的机会。并且，正是源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本质，全球贸易得以在半个多世纪内实现快速增长。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某些生产环节形成高度专业化能力是其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基石”。然而作为入链的“筹码”，各国家或地区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牺牲”自身曾拥有绝对话语权的国内生产链，以此“妥协”来匹配全球价值链分工循环。这一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从一开始所“让渡”的内部经济发展自主权和所承受的“扭曲”便是不对等的。发达国家是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主导者，顺应自身发展阶段要求并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其可以在更大决策空间下有序推进国内生产链条的跨国转移，尤其大量低附加值制造环节的剥离。对发达国家而言，构建全球价值链几乎不存在“牺牲”国内价值链或者“扭曲”发展问题。甚至借助生产活动的全球空间再布局，发达国家得以更好利用发展中国家低廉要素禀赋与新兴市场，进而保持乃至增强价值链控制能力（刘志彪，2011）。与此相反，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发达国家主导全球价值链分工过程中，时刻面临“承接”与“匹配”方面的挑战。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解决途径就是“扭曲”主要依据国内需求和国内生产体系配置的资源和产业结构——这最终会影响到其对外贸易发展的规模与结构。

综上，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价值链”的不断延展与可分解性增强，创造了全球贸易高速增长新契机。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内在结构特点进一步决定全球贸易增长不仅局限于有形商品，同时体现在服务贸易领域。特别是最近一轮全球性金融危机后，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仍较大、货物贸易增长乏力背景下，服务贸易已经成为贸易新的增长点。另一方面，鉴于更多国家是在打破原有封闭经济增长模式、以扭曲国内分工循环为代价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这一变化又会如何影响服务贸易发展，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文献评述

将服务部门纳入经典国际贸易理论框架，相关学者或者从多边开放角度（Francois et al.，2007）、或者从外向关联度等方面（Coviello and Munro，1997；Andersen and Buvik，2002）出发，证实了开放环境对服务贸易发展的影响。价值链分工作为当今一国或地区对外开放并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形式，已有大量研究关注于此并证实其贸易增长效应。而伴随全球服务贸易持续多年的快速增长，这一典型化事实引发人们逐渐将注意力转向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服务贸易发展问题研究。从已有文献来看，大多数给出较为肯定的观点，即全球价值链分工同样促进服务贸易增长。相关论证主要沿两个方向展开。一类重点关注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服务贸易发展的具体表现形式。戴翔（2013）认为，相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服务贸易增长具有典型的粗放型特征，主要表现为“数量”扩张，价格和种类变化的边际贡献较小。聚焦贸易中的服务含量，程大中和程卓（2015）研究证实，发展中国家贸易增长的服务含量在提升，但亦呈现“外进内退”特点。第二类侧重全球价值链分工下服务贸易的收益分配和增值能力研究。以Koopmanet al.（2012、2014）为代表，该类研究主要借助跨国投入—产出框架，测度贸易中的增加值来源或者部门上（下）游位置所体现的价值增值能力。

囿于其组织结构的复杂，全球价值链分工至今仍存在“序贯”生产统一性要求同贸易规模、价值增值分配不均衡问题，以及结构扭曲等“痼疾”。例如，从空间异质性角度出发，全球价值链“黑箱”可以划分为国内价值链和国际价值链。但两者在资源配置、比较优势发挥、生产功能环节定位等方面会存在差异，甚至冲突，这最终均外在表现为影响一国的贸易规模、贸易结构和贸易发展质量等。相关实证研究中，Bazan and Alemán（2004）发现，尽管巴西制鞋业已融入全球价值链，但真正带动该行业实现功能升级的则是依托国内市场和参与国家价值链构建的企业。通过区分本土与国际价值链，刘志彪（2011）从理论上阐明了国家价值链构建对中国转型升级的重大意义。针对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下普遍存在的链内“锁定”风险，还有学者从本土市场效应角度剖析了其在改善贸易条件（徐康宁和郑义，2011）和提升贸易质量方面（戴翔，2015）的重要性，甚至认为其是发展中国家在现有全球价值链体系下实现链内升级的关键（刘志彪和张杰，2009）。具体到服务贸易发展的本土市场效应，相关研究认为服务业所面临更为严重的市场条块分割，导致其发展的本土市场规模效应并不理想。毛艳华和李敬子（2015）研究就发现，虽然提高服务贸易质量的关键点在于本地市场效应的发挥，但中国庞大的本地市场效应一直没能释放。

综上，关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贸易增长效应，依然是该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较之既有研究，本文研究深入全球价值链分工所构建网络“黑箱”，从空间异质角度将其划分为国内价值链和国际价值链，并在考察两者“竞合”关系演变的基础上，揭示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服务贸易发展的内在特点和内在机制。

全球价值链分工测度与解构

借鉴倪红福等（2016）思路，本研究首先从全球生产分割（Global Production Stage Length，简记为GPSL）所体现价值链分工联系的复杂度视角出发，通过将其解构为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割，揭示不同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下的分工特点。考察期内，各国平均全球生产分割阶段数总体呈缓慢上升趋势，表明全球总价值链条仍在不断延长。再由解构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割的演变情况可见，各国国内价值链分工构成其全球价值链分工联系的主体。国内价值链条的拓展特点也最为明显，尤其在2004—2014年间。比较而言，国际价值链条的拓展仅在2002—2006年间有较明显上升。再将考察期划分为三个阶段，并选取代表性发达国家和“金砖”四国作对比分析。从发达国家和“金砖”四国大类均值比较可见，发达国家拓展全球价值链分工联系的水平要高于“金砖”四国，这主要源于其相对较高的国际生产分割水平。具体国别构成情况中，美国全球生产分割及其解构两部分所体现价值链分工联系的复杂度明显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其国内生产分割阶段数更是在样本期内“一枝独秀”式地上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在第二向第三阶段演变过程中，美国国际生产分割阶段数则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明显下降的。这与美国在第三阶段所推行“逆全球化”和本土“再工业”发展战略存在直接联系。

借助散点图分析，本文还揭示了全球生产分割及其解构两部分与服务贸易之间的相关关系。其中，全球生产分割与服务贸易呈正相关，这说明一国全球价值链条越长、生产复杂度越高，可能越有利于该国服务贸易增长。进一步解构情况表明，国内生产分割与服务贸易之间的相关关系特点略为正，但并不是很明显。对比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的国内生产分割水平分列前两位，但美国服务贸易绝对规模却远超其他国家，处于“领头羊”位置；中国服务贸易额虽不低，仍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由散点图的比较可见，国际生产分割水平与服务贸易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明显，但国际生产分割水平排位前五的分别是马耳他、卢森堡、爱沙尼亚、匈牙利和比利时。这些国家具有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国土面积很小，这决定了他们国内价值链分工体系的构建会“先天不足”，因而必须依托国际分工联系的拓展来弥补。

计量模型、变量与实证结果

为了再从实证角度验证全球价值链分工及其解构两个部分影响服务贸易发展的特点，这里参考Conti et al.（2013）类似研究，构建回归方程并进一步验证。首先关注全球价值链分工联系对服务贸易发展的总体影响效果。无论何种模型设定，变量GPSL均至少在10%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且为正。基准回归基础上，研究再结合双向固定效应做了一系列分类稳健估计。考虑美国和中国分别在服务贸易绝对规模、全球价值链分工水平上显著高于其他国家，分析首先分别剔除这两国影响。比较可见，核心变量GPSL依然显著为正。再通过关注OECD国家和“金砖+东欧”国家两个子样本，分析还比较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差异。结果中，变量GPSL在“金砖+东欧”国家样本中反而显著为负，这表明全球价值链分工拓展总体还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增长。事实上，在“金砖+东欧”国家中，除印度外，其他更主要基于制造环节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这可能在较大程度上对其服务功能环节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形成“挤出”效应，进而外在表现为不利于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发展。进一步实证考察了金融危机前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不同影响。比较可见，变量GPSL边际作用在危机后进一步增强。再将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Antras等（2012）提出的价值链分工上游度指数，在方程整体拟合度仍较高且控制变量估计与基准回归较为一致前提下，变量PUPS却在1%水平显著为负。直观理解，一个国家所处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位置越前，意味着其越靠近原材料市场，即距离最终市场需求反而越远，这显然越不利于更接近终端市场需求的服务贸易的发展。考虑到价值链分工水平与服务贸易之间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本文还采用工具变量估计处理内生性问题，选取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结果显示变量GPSL作用仍然显著为正。进一步研究从全球价值链分工解构角度剖析其影响服务贸易的内在机理。比较分析一方面表明，拓展国内价值链边际作用不显著，拓展国际价值链分工联系则在1%水平表现为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拓展服务环节全球价值链分工联系的影响在1%水平显著为正，制造环节全球价值链分工链条拓展作用则不显著。正是因为服务和制造环节国际价值链分工边际作用均显著为正，这才使得国际价值链分工边际作用显著为正。再就两者促进服务贸易增长的边际作用效果来看，前者显著大于后者。

就国内价值链分工链条拓展而言，其主要体现的是一国内部价值链分工联系的增强和分工复杂度提升，而服务贸易则体现为对外双边经贸联系。这意味着，相比国际价值链分工链条拓展的更直接促进作用，国内价值链分工链条拓展的影响会依赖一些中间因素。有鉴于此，研究又构建了一系列交乘项，以此揭示国内价值链分工影响服务贸易的内在机制。重点关注贸易开放度与国内生产分割交乘项作用，结果表明只有通过对外开放，才能够有效释放国内价值链分工细化对服务贸易发展的促进作用。类似方式，再依次构建各类型国内生产分割阶段数与国际生产分割阶段数交乘项。拟合情况表明，国内或国际价值链条拓展的影响并非彼此“替代”，而是可以互补的。再具体就边际影响作用来看，结果表明拓展服务环节国际价值链分工联系，能够更好释放国内价值链分工联系的促进作用。拓展制造环节国际价值链分工联系虽然也有助于释放国内价值链分工联系作用，但其效果有限、甚至不明显。

结论与启示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WIOD2016）分析框架，本文研究从国别角度出发，通过将各国全球价值链分工联系解构为国内价值链和国际价值链，同时在区分价值链分工制造与服务功能环节基础上，探讨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服务贸易的内在机理。定量考察揭示了国内生产分割所体现国内价值链分工联系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主体构成特点，但实证研究则证实，拓展国际价值链分工联系才是能够直接带动服务贸易增长的关键部分；这其中，就拓展服务功能环节而言，国际价值链分工联系的贸易增长效应尤为突出。比较而言，国内价值链拓展的作用效果会在较大程度受制于一国对外开放水平和参与国际价值链分工的程度。

围绕相关结论，本文得出三点启示：

其一，发达国家主导并推进了全球价值链分工，服务贸易不过是其这一分工模式拓展在现阶段的重要影响之一。特别是相比传统产业间、产业内分工，服务贸易扩张会更加依赖全球价值链分工，尤其生产性服务贸易。如果说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增长不过是其推行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副产品”，那么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要促进其服务贸易增长，首先必须重视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特别是在服务领域积极嵌入国际价值链分工循环。为此，一方面应尝试建立与更多国家间的“多边”国际价值链分工联系；另一方面，更要重视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服务环节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重要影响，拓展与他们建立价值链分工联系的机会，并提升协作水平。

其二，本土市场规模有限的小国可以高度依赖国际价值链分工发展服务贸易，甚至专业性很强的“单一”类型服务贸易。但“大国”绝对不能、也不可能在较大程度上依赖国际价值链分工。尤其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激发国内价值链拓展的服务贸易增长效应，会在较长期内都具有很强的发展意义。当然，作为不容忽视的事实，中国仍主要是在制造环节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这在促进中国强大本土制造能力形成的同时，也导致其国内价值链分工存在一定“固化”风险。实证结果即可见，制造环节国内价值链分工联系拓展的服务贸易效应仍不显著。举措而言方面，关键是利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契机，增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

其三，拓展国际价值链分工的作用是明显的，甚至能发挥更加重要的直接影响作用。但是，对于服务贸易价值增值能力乃至服务贸易的内涵式发展而言，国内价值链的重要性可能更加突出。为“匹配”发达国家主导国际价值链分工，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非市场化手段，在较短时间内“扭曲”国内资源配置和产业体系，以此实现包括服务贸易在内整体贸易规模的数量式增长。与此不同，拓展国内价值链分工联系体现的是以“我”为主，注重的是合理资源配置和产业体系非扭曲下的全面与可持续发展。因此，这一途径必然能够带来更高质量的增长，尽管该过程可能会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