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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关乎国运

2019-11-17石勇

山东人大工作 2019年1期
关键词:国运选择权活力

我们可以展开一个简单的心理想象:

有一个人,他要显得活力十足,有自信风范,大气,强大,拥有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该如何做?

他显然不能只是宅在家里;不能使劲压抑心中活跃的能量;不能重复手机上的虚拟战争游戏跟自己较劲;不能对和外部世界的交流无动于衷。

他应该倾听自己的心跳;应该激发自我成长的动力;应该学会有所思考、行动、担当,给予自己一个想要达到的目标;应该积极参与和别人的互动。

一个人只有在积极与世界的互动中担当,才能不断生长。

这是一个小小的隐喻。

解除压抑、引导能量、组织能量、激发能量,40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社会焕发巨大活力,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国运。未来,成功的故事还将继续。

改变命运的四个版本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周晓虹曾经有一个访谈,说到了40年改革开放对他那一代人命运改变的巨大影响。

他1957年生人,1978年时21岁,做过知青,赶上了第一波恢复高考。在他眼中,“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我们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参与者、受益者和拥护者,甚至改革开放的话语体系都是这一代人建构起来的。”

我想把周晓虹教授及同时代人所经历的命运的改变,称为改革开放对中国人命运改变的“解除压抑”版本。其特征是恢复了高考制度,使很多人进入大学,进入体制,通过体制的资源配置获得阶层和命运上的跃升。一直到今天,虽然高考制度已寻常化,是一个国家的正常阶层流动方式,且更多人通过获得大学文凭进入的是市场而不是体制,但仍然可以视为属于这个版本的发展延续。

到今天,对压抑的解除仍然具有很大的潜力空间,这也是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应有之义。

第二个版本,可以叫作能量引导。

最典型的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引导农民“离土不离乡”,剩余劳动力投入到商品经济和乡镇企业中,导出的能量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比如“万元户”和一些乡镇企业主。能量一旦被引导到改变自身的命运,它就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进一步变革。

仅仅解除压抑和引导能量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制度、政策等组织投入到特定的领域和方向。这构成了改革开放对中国人命运改变的第三个版本——组织能量。

比如20世纪80年代成立经济特区,给出各种政策;90年代后全面开放;比如地方政府竞争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大动力;比如积极给出优惠政策扶持各类高科技企业;比如1998年后到今天的房地产。对能量的组织,引发了巨大的财富规模效应,在相应的利益结构上使处于这个利益结构各种位置里的人受益,也实现了阶层的攀升。

一个有机体的高速发展,还需要激发出它巨大的潜力。这就是改变命运的第四个版本。

这方面的例子,莫过于互联网、高科技等领域的创新创业。在改革开放对中国这个有机体巨大潜能的激发中,很多改变社会生活方式的商业模式、商品、服务被创造出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做大了蛋糕。能够吃到这些蛋糕的人,实现了命运的巨大改变。

解除压抑、引导能量、组织能量、激发能量,使中国这个有机体焕发巨大活力。这正是中国人改变命运的方式,每个人都在和改革开放一起成长。

国 运

从这个视角看,改革开放还有非常巨大的潜力,其潜在能量尚需继续解除压抑释放出来,尚需继续引导,尚需继续组织,更等着继续用更好的方式激发。

4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只是更加成熟,而并没有呈现出衰老之势,仍是勃勃生机。切不可被能量释放时的一些负效应,或压抑时的负面后果所误导。中国的自我革新,仍在充满希望的路上。

而且,40年后的今天,按照中国改革开放的既定逻辑,是“摸着石头过河”,容易做的事,浅层一些的事先做,它只是意味着,接下来要继续做的事情会更加困难,会受到更多的阻碍,担子更重,更需要勇气、担当、魄力、智慧。但它释放出来的活力,会更为惊人。

当改革开放表述为“全面”,意味着高层拥有这种意识和决心。

中国继续改革开放对于中华民族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是通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改革关乎国运,也因为改革开放,我们拥有着良好的国运。

我们来分析一下。我们需要去除“国运”这个概念的神秘主义色彩,用现代语言进行澄清梳理。

第一含义,无非是从社会演化趋势上,社会总财富是增加还是减少,总体是变好还是变坏。

前面的分析已经显示出,改革开放是对“中国”这个有机体的能量进行解除压抑、引导、组织、激发的过程,且远未结束。社会演化趋势,毫无疑问是变得更好的。

第二个含义,是社会经济的演化是否符合社会进步的逻辑。

这一点更是非常直观。改革开放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它的进步体现在从政治到经济,从社会到文化,从科技到伦理等领域中。逻辑上,社会是可能进步的,但改革开放把这一逻辑确定下来并放大了。

第三个含义,政治—社会—经济—人心系统在演化中形成的势,所释放出的是创造性还是破坏性的能量。

挂断电话,林露白想打给魏舟又没打,领证的事不了了之,他们之间的联系一天比一天少,最后,是林露白说的分手,魏舟没有说什么。

这个只要拿数据来就够了:1978年,中国的GDP是0.3645万亿元,2017年,已达到82.7万亿元,年均增长约9.5%,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从1.8%提高到15%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81元增长到59660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第四个含义,社会运作的成本和收益相比如何。

任何一个社会的运作都需要支付成本,能量运用来创造时也需要消耗,消耗的过程中还会产生负效应等成本。

中国社会的运作,成本很高,但改革开放以来,收益远高于成本—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它在很长时间里实现了帕累托改善,在这些年总体上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生活水平和发展前景总体提升。

第五个含义,是突发的、意外的、难以控制的事件对整个社会的冲击,是带来福音还是灾难。

中国经历过1998年洪水、2008年汶川地震等冲击,但都能够有效地组织,把灾难降到最低,并进行修复,继续前进。虽然金融风险等因素仍在,但都在进行控制、降低。

国运继续上升。

扩大个体选择权

马克思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改革开放是在创造这样的条件。

从上面的分析来说,“自由”是活力的标志,它意味着人要拥有、扩大个体选择权。一个人要成长就必须走出“孤立的自我”,一个社会要生长,一个国家要富强,就必须自我变革,打破封闭。能量必须充分地流动,才可能有最有效率地引导、组织和激发。

改革开放前,很多人的身份都具有某种“先赋性”,要改变较难。社会结构在封闭性中没多少活力。

到20世纪80年代“离土不离乡”的时候,社会结构也还是相对封闭的,流动性不大,社会选择权相对有限。

但在此后,留学潮,下海潮,打工潮,大学毕业生不包分配后的“双向选择”,创业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大规模出现,中国社会的流动性急剧扩大,社会经济在这种高流动性中出现了奇迹。

能量最有效率和对个体最有利的方向,代表着人们的选择,改革开放尊重和扩大了这种个体选择权。当人们能够自由地选择居住地、职业、工作机构、生活方式,社会创新活力就充分释放出来。

个体选择权包括多方面。比如,在选择商品上,人们可以选择不同的商品,或选择同一种商品中的不同品牌,或同一品牌中的不同价位。这在改革开放前是有难度的,但在改革开放后可以想象了,现在则可以展开大胆的想象。

它意味着必须增加市场主体来满足这种个体选择权,让市场充分竞争,民营企业活跃。而这,恰恰会带来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富裕、就业的扩大和人们命运的改变。

到2017年底的时候,中国的民营企业数量已达2726.3万家,个体工商户6579.3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民营经济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占比超过50%;GDP、固定资产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均超过60%;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占比超过70%;吸纳城镇就业超过了80%;对新增就业贡献的占比超过90%。数字说明了一切。

对个体选择权的尊重和扩大,还体现在治理中,比如基层民主的推行,社会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

所有这一切,将激发出全社会更多的能量,推动这个国家加速前进。对此,我们有理由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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