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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传统制片风格造就的国家英雄时刻
——以长影经典作品为例

2019-11-15史晓峰山西传媒学院山西晋中030619

电影文学 2019年22期
关键词:暗堡长影战士

史晓峰(山西传媒学院,山西 晋中 030619)

当电影艺术将英雄风采扬播海内,使民族大义激荡寰宇的时候,电影本身就是英雄。串联起经典电影中的国家英雄时刻,就会同时呈现出中国电影的英雄史诗。在“重构电影史”的学术倡导中,虽然一些研究囿于称量意识形态在电影成长中的影响,抑或是执迷于西方理论在电影实践中的嵌套,甚至试图将电影历史与美学传统剥离,但煌煌历史之成就不可逆,曾经的“红色经典”究竟何以为经典?这一问题的答案也许正是当代电影发展的重要基石。探究这一答案,既不能在共时性因素的影响权重中避重就轻,也不能寄希望于西方理论能够对本土历史特征全面覆盖。在正视中国电影史的独特性前提下,将电影审美形态视作文化形态与历史形态的基础,注重考虑电影与所有“他者”之间的关系,并立足于电影文本本身来阐释电影审美活动的规律,以及主体如何通过审美的方式观照历史。唯有通过对经典作品的回溯,才能敦促人们重新审视业已形成的共识性成说,而过去常被忽略的细节与现象也重新获得了继续拓展的可能,新的中国影史认知体系才将最终成立。

一、英雄话语:时代的呐喊与作为

英雄是人类在遭受现实困境、灾难以及受到异己力量侵害时,内心中唤醒的永不妥协、积极抗争、勇于突破的生命意志。这种意志力在于人以及人所处的现实环境当中,推动着人类历史在挫折与创造交织的曲线中前行。当远古时期的人类陷于与自然环境的抗争以艰难求得生存时,英雄便从人的潜意识中走入现实,抗争困境,并以实体身份获得现实意义。从这一层面来说是时势推动着英雄的出现,在英雄改变了现实困境后,亦可以说是英雄造时势。英雄与时势互为原因和结果,是历史过程一体两面的辩证统一。但这一规律并未被原始文明时期的人类所发现,英雄的莫名出现与转瞬即逝似乎与自然逆境一样是偶然的,抑或是理所当然的。每逢社会发展重大变革阶段,或是文化层面的重大转型时期,就意味着某些英雄的隐退同时也会有新的英雄登场。处于新陈代谢的当下语境的人们,对英雄产生了更加清晰的认识,“这是一种破中有立、立在破中的反对”,英雄的价值就是在这样的消解中重建着。人们对部分之前英雄的否定,实际上并非否定英雄本身而否定的是英雄话语,是因为醒悟到既有英雄话语标举的英雄并非自己内心所向往的英雄。其本质,便是英雄话语在所处时代中已经失去了存在合理性,人们潜意识中存在着更加向往的英雄参照体系,并以其为标准来对照曾经英雄话语中的英雄。历史伤痕终于使人们深刻认识到:“英雄是一种原欲,一种永随生命的强力生命意志”“死了的是过了时的英雄,诞生的是时代的英雄”。这种认识又进一步使处于当下语境的人们呐喊:时代需要英雄!

这一呐喊在社会层面的解读是:构建兼具真实性和时代性的英雄话语,从而激发具有积极意义的行动力量,是历史书写者的责任和作为!1950年的中国基本实现了地域统一与和平,但是绝大部分地区仍处于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动摇当中。电影《钢铁战士》用串联起来的诸多英雄时刻,构建了历史语境下的英雄话语:黑云遮月下,生死绝境前,面对敌军的重兵包围和我军的弹尽粮绝,排长张志坚与众战士做出了超越人性的生死抉择,以坚定的革命意志死战到底、决不投敌!他决心赴死前那句誓言“叛变就不是穷人的儿子!”道出了革命战士生于人民而服务于人民的崇高信仰。这样的英雄时刻,深刻回答了“英雄到底是谁的英雄”这个在当时历史语境下一般性却又普遍性的问题,并向这个崭新的中国阐释了人民子弟兵的正义性和正当性。张志坚在被俘期间因保守军队重要物资埋藏点的秘密,身体多次遭受敌人的严刑拷打。在这样的困境下,每一个普通人都会深深地怀疑自己的意志力能否坚持下去。而张志坚则沉着坚毅,面对猖獗的敌人怒喝:“你想叫我叛变革命,那你是在做梦!”字字斩钉截铁、果决有力。这样的英雄时刻,不仅斩断了敌人的妄念,更斩断了银幕外观众心里的犹疑——人民子弟兵是值得信任的顶天立地的钢铁战士。张志坚没有钢铁的身躯,却有着钢铁的革命意志。这是革命者的生命原力,成为英雄的化身,感染着、激励着、团结着广大群众,打碎了时代的恐惧与疑问,树立着新时代的意识标杆。

《钢铁战士》是长影在20世纪50年代的经典作品。影片在社会层面实现的积极意义以及对后来中国电影制片风格产生的影响都是影史罕有的:首先,影片以英雄人物共情于天下,从而以艺术化的形式,实现了当时语境下高标人格的确立与弘扬,立足于群众情感而建立起了弥久的民族自信。其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动荡的时代背景下,影片以正剧叙事的形式向民众阐释了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之间本为一体、互为依靠的通俗逻辑,在稳定了因不确定社会秩序因素而导致的社会不安心理的同时,证明了人民子弟兵和人民革命的正义性。

对于电影领域而言,《钢铁战士》创造了新的“战争电影范式”,标注了“新英雄主义”。影片中诸多叙事构思以及拍摄手段启发了其他电影制片厂制片思维,可以说,在中国影史中发挥了开拓性的引领作用。虽然长影同一时期制作的《中华儿女》《赵一曼》等影片,同样反映革命者大义凛然和英勇壮烈的英雄气概,但《钢铁战士》的成功正式奠基了长影的制片风格——以崇高的民族气度构建新时代的国家修辞。

二、英雄叙事:集体记忆与个体人格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这是《英雄赞歌》的歌词,出自电影《英雄儿女》(1964)。这句自问自答的歌词道出了“美好”“胜利”“英雄”“牺牲”之间的关系,也阐释了集体记忆的构成逻辑以及国家认同的价值指向:没有伟大英雄的无畏牺牲,就没有和平的美好景象。而这一从真实的、血染的代价中获得的真理,如果不能以概念化的形式呈现于历史,如果这种概念不能以艺术化的形式触动人心,那么“集体记忆”就不能建构完整的国家认同,而缺陷的国家认同也势必导致个体人格塑造的粗劣。美好的生活源于什么?这样的美好又是属于谁的胜利?又是谁为了这样的胜利而牺牲生命?在《英雄儿女》中,被敌军团团围困的阵地上已经只剩下战士王成一人,王成身背步话机在枪林弹雨中反复穿插于阵地周围,向炮兵总部报告敌军位置:“50公尺……”“40公尺……”“30公尺……”“再近一点,别顾我!”此时王成向炮兵提供的不仅是敌军坐标,更是自己生命的临界点。王成在见到敌军已经完全冲入阵地时,向炮兵总部报告了消灭敌军的最精确位置:“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英雄赞歌》的另一句歌词,似乎唱出了每一个中华儿女心中关于和平命题的答案:“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电影通过提供“英雄主义”和“集体记忆”等材料,建构了文化层面的国家认同,帮助人们铸造自我身份、归属感、嵌入文化体系并最终形成民族自信。长影于1955年出品的《董存瑞》是中国影史中第一部成长叙事的英雄主义作品。影片以英雄人物董存瑞以莽撞少年逐渐成长为国家英雄的成长经历为故事线,通过英雄人物的成长经历来喻指中国革命的艰辛历程。故事在真实历史背景的变迁中、在逆境下的人物精神升华过程中,以及诸多伏笔的潜藏与揭晓中,将董存瑞的英雄形象艺术化演绎,进而揭示革命英雄由“人”升华成“神”的现实逻辑。影片的深刻寓意以及观众的民族主义情感在影片最后董存瑞壮烈牺牲的一刻得到最大化释放:随着大部队冲锋的时间将至,无数的战友将倒在敌人暗堡的枪口之下。而肩负爆破暗堡任务的董存瑞,却因地势和炸药结构的原因无法将炸药安置在合理的爆破位。冲锋的号角已经吹响,暗堡的火舌依然嚣张,冲在最前方的战士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决不能让敌人阻止正义革命事业的前进!”这既是董存瑞心中的精神原则,也是时代最深沉的呼唤。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董存瑞只手擎天,托起炸药包于敌人暗堡之下并拉开炸药包的导火索。“为了新中国,前进!”英雄最后的呼喊与炸药的巨响一同撼天震地……“为了新中国,前进!”“前进!”“前进!”无数的战友随即也呐喊着同样的口号向着敌人冲锋……“前进”的崇高意义,也是在这一刻震撼了无数的中国人,激励了无数的中国人,成为代表当时历史语境的关键词,也成为国家认同中重要的集体记忆。《平原游击队》同样是长影1955年的作品,但该片在当时却有着“超凡脱俗”的气质。故事背景同样是革命战争的残酷岁月,但制作风格侧重浪漫奇幻色彩,影片将主人公李向阳的英雄元素分列于叙事线中的诸多关键情节,并在艺术串联中描绘出一个具有独特、传奇、个人性格色彩的革命英雄形象。李向阳手执双枪飞马驰骋于日军封锁线的枪林弹雨,犹如赵子龙单枪匹马只身破曹军,威风凛凛,震慑人心。浪漫主义下的艺术夸张,使孤胆英雄的豪迈与无畏呼之欲出,使无数观众为之感染。在李向阳运用智谋英勇周旋于敌后的虎穴龙潭,屡次在生死之间与日军斗智斗勇之后,正义军队终于逆转强大日军,李向阳终以胜利者身份对准备畏罪自尽的日军松井喝道:“中国的地面上,决不能让你们横行霸道!”这不仅是李向阳对松井的台词,更是正义对恶行的审判!源于生活原型的战斗英雄,被新中国崇尚集体主义的氛围推举而出,是长影给予中国电影的某种突破。

三、英雄气度:崇高风格的重倡与张扬

电影以虚构的场面来表现曾经真实出现过的历史情境,两者之间虽然不能够达到视觉上的相同,但是成功的电影艺术正是最大限度地追求两者在精神气度上的高度统一。事实上很多时候,英雄主义电影所呈现出的精神内涵无法完全再现真实历史情境中的精神气度,尽管如此,电影的制作者仍将这样的努力作为一种历史责任。正是这样的一部部经典电影作品,在真实与虚构的艺术统一之间,书写了电影史卷轴中的璀璨与崇高。

上甘岭是朝鲜战争中攻击密度最高的一次战役,双方都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在仅为3.7平方公里的上甘岭阵地,“联合国军”先后调动六万兵力,在短短43天内倾泻炮弹近两百万发,上甘岭山头被削低两米,我军英勇击退敌军冲锋900余次,谱写了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1956年影片《上甘岭》用典型的长影制片风格,再现了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战士的革命意志和英雄气度:其一,“阵地上最后一个兵”。面对人类战争史上最密集的炮火轰击以及不间断的高密度空中轰炸,狭小的上甘岭阵地被掘地三尺、焦土一片……在真实的上甘岭战役中,时间的计量单位不再是小时、分钟,而是一个连队的存在时间。一个连队一百多人在一个阵地上的存活时间正好就是一天,上甘岭的一天过去了,志愿军的一个连队就打光了!影片中七连指导员双目缠着绷带,成为守住阵地的最后一个兵,在八连赶来支援的时候仍坚持不撤离阵地,深刻诠释了“人在阵地在”的大无畏军人精神。其二,“坑道里最后一口水”。坑道斗争阶段是真实上甘岭战役中最艰苦的阶段,坑道上24小时不间断的轰炸震耳欲聋,很多志愿军战士为避免耳朵被震伤而整天张着嘴。最艰难的是坑道中食物的严重短缺,尤其是水源,“渴”严重威胁着战士们的生命。影片中八连连长号召很久没有喝水的战士为保存战斗体力吃下压缩饼干:“难道吃下一口饼干比打掉一个碉堡还难吗?”说着便率先吃下饼干,可是饼干却极其难以下咽……影片中卫生员为激励被昏暗坑道压抑着的战士的战斗意志唱出这首经典歌曲《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有猎枪……”其三,“冲锋中的最后一滴血”。在向上甘岭阵地的反击中,取胜的关键在于坑道中的部队能否凭借距离优势先行拔掉敌人的暗堡,以掩护大部队的冲锋。影片叙事真实还原了获得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的黄继光的英雄事迹:虽身中数枪,仍手持爆破筒冲向敌军暗堡,将爆破筒扔进暗堡的机枪口,却又被敌人从机枪口扔了出来,千钧一发之际,将爆破筒再次扔进暗堡后,黄继光用胸口堵住机枪口,任子弹穿身而过……战斗后,战士找到的黄继光遗体,发现身上全是洞穿性伤口,却没有流血,原来是黄继光在冲向敌人暗堡的过程中中枪,已经几乎将血流干了。推动黄继光完成最后任务的,不是他身上的最后一滴血,而是黄继光精神中的崇高革命意志。

邱少云,卧火海丝毫不动,保障潜伏的成功;孙占元,子弹打光,拉响手榴弹冲向敌军;许家朋,双腿负伤与碉堡中的敌人同归于尽;伍先华,身绑十几公斤炸药滚进了对方的坑道;杨根思,抱着最后一个炸药包,冲向美军王牌部队陆军一师阵地。……影片由于时长所限不能将朝鲜战场上的英雄事迹逐一呈现,只能基于主体叙事着力展现志愿军战士的英雄气度。尽管如此,《上甘岭》仍然将这种崇高精神以英雄话语的形式弘扬四海并激励几代中国人的成长。从国家认同与集体记忆构建的层面讲,这样的优秀影片是中国影视中当之无愧的英雄。

四、余 论

《上甘岭》《英雄儿女》开创了以英雄气度驾驭故事文本的制片风格;《董存瑞》开创了成长主题英雄叙事先河;《钢铁战士》开创了英雄话语与国家修辞之间的统一范式,指明了在电影艺术塑形正确意识形态中的重要作用。除此之外长影的其他作品中也有诸多开拓性成就,《内蒙人民的胜利》开创了民族题材革命影片在处理复杂剧情上的范例;《白毛女》则收纳了关于革命命题中人性价值的讨论;《五朵金花》《刘三姐》中大胆采用了情感元素的投入,将时代政治目标与人情常态融合。不可否认,无论是于电影之“外”抑或是电影之“内”,长影经典作品对中国电影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长影是中国电影史中那苍劲的老英雄,而英雄暮年,少年壮志又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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