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鹏

20世纪，人们对语言及意义的探究已经从利用分析方法求解语言内在意义转变到了语言的使用上来。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就是在西方哲学“语用学转向”的背景之下，借用奥斯丁及塞尔以言语行为理论为核心的语用分析方法，来重新确定及建构“理解”的普遍条件，即现实社会合理化的根本途径是言语行为，崇尚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和主体间性。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于一个行动者行为的判断，不光要“观其行”，还要“听其言”。这其中即有语用学根据。单纯看一个人的行动，看不出他的意图，除非我们是那个行动的参与者，但从一个人的言语中，我们却可以察觉到他的意图，即使言语内容是不真实的，或者他在言语中故意遮掩自己的意图，但不真实的言语也是有自己意图的，而故意遮掩自己意图也正是意图之一种。这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论述的言语行为与非言语行为的一个重要不同，非言语行为使“行为者进入世界，目的是要通过选择和使用恰当的手段来实现预定的目标”，而言语行为是言说者“用它来和其他人就世界中的事物达成共识的”，它“具有一种自我关涉的结构”①。通过语用学会话分析的方法，我们可以对言语行为的意图进行分析。由于言语行为往往是非言语行为的先导，它不只是一种对非言语行为的自我诠释，还起着引导、询唤、命名非言语行为，证明其合理性等诸多功效，因此对言语行为的分析，是帮助我们理解一个非言语行为的起因、发生机制、深层意图的重要方法，但透过《蜘蛛巢城》，黑泽明则向我们揭示出，实践才是人存在的基础，按照恩格斯的经典论述，即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言语行为仅仅具有的语言符号属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人的本质，还需将其放在一定的语境和社会实践之中。

罪恶的非言语行为往往借助于语言的力量为自己开路，这一特质在《蜘蛛巢城》中展露无遗。这部电影由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改编，主人公鹫津武时和副将三木平叛有功，回城途中在密林深处预见白发老妪，预言武时将得城主宝座，而三木之子却最终承继大统。于是两人将信将疑，最后在欲望的逼迫下武时在妻子浅茅撺掇之下利用预言弑主篡位，并展开一连串可怕的恶行。

一、女巫的预言：语词的召唤作用

恶行发生离不开言语行为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语用学的角度对这些言语行为进行分析，可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恶行发生的内在机制，以及语词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了解恶行怎样通过语词的命名，为自己披上合法性的外衣。

和《麦克白》一样，在《蜘蛛巢城》中，罪恶也是由女巫的神秘预言来启动的。因为预言，恶行带上了宿命论的假象，仿佛这一切都是被注定的。但事实上，预言只是在揣测人的心理，提前说出人内心深藏的欲望和野心。

鹫津武时：什么？我今天晚上就当北城的城主？

女巫：对，不久你就是蜘蛛巢城的主君。

鹫津武时(气势汹汹)：蜘蛛巢城的主君除了我们主君以外再没有第二个。

女巫：人是很可笑的呀，他害怕别人看透他的心。

她看透了他的心，所以她所说的正是他心中所想的。预言召唤出人内心的恶，这就是语词的召唤作用。它能起作用的前提是人内心有恶，正像发生在生活中的很常见的召唤与应答，前提是召唤者能够准确呼出对方的名，然后才会得到应答。预言之所以在麦克白和鹫津武时身上生效，也是因为它准确地呼出了他们内心那个欲望的“名”。

预言当然不会有什么科学性，但它一旦发出，却能起到对现实的干预作用，而这种干预作用恰恰成为预言的一部分，当人按照这种预言去行动，预言的干预作用即已达到，它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即把人按照预言行动的后果等同于预言的自动实现，以至于觉得预言果真预见了现实。

预言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迎合了作恶者内心的诉求，以语词的方式为恶行铺路，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目的。如果预言表达的内容与武时夫妇的利益不一致，他们便不会按照预言的要求去做。比如预言中讲三木的儿子会做城主，这就意味着武时夫妇的努力不过是为他人作嫁衣，这是他们无法接受的，浅茅说，“我并不是为了三木的儿子才弄得满手血污的”，所以武时违背了预言的指引，开始追杀三木父子。预言可用可弃，完全视乎它能否满足自己的需要。如果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预言不过是一句废话，可以任其被风吹走。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无疑也可以从语用学上得到解释。

人和预言存在着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预言利用人让自己成真，人则利用预言达到自己的目的。预言煽动起人内心的邪恶的同时，赋予恶行以一种“天命所归”的使命感，从而使恶行的实施者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掩体，觉得自己有预言代表的“神秘力量”保驾护航，将会无往不胜，所以武时在众叛亲离的困境中，仍然借助预言的力量为自己打气，认为自己不会失败，直到蛛网森林在人的搬运下开始“移动”，他才意识到自己被这个预言所捉弄，从而在内心彻底垮掉。他没有像麦克白那样悍不畏死地继续战斗，死在仇人的剑下，而是在慌乱失措中被自己手下的士兵射杀。至此，预言借助于人的手，终于达到了自我实现的目的。

二、野心变成“希望”：语词置换的游戏

“对行恶者来说，内疚是个内在的、持续的问题。作恶的人必须找到某个办法使自己不受内疚心理的羁绊，否则他们的感觉会很不好。最好的办法是提前来对付内疚心理。”②恶行的实施者为了避免内心的道德自我对不道德自我的攻击，在行动前需要有一个自我说服的过程。电影中武时的妻子浅茅在谋杀实施前有一段劝说丈夫行动的对话，这可以看做是武时内心善恶两股势力交战最终恶念占了上风的过程，是他自我说服的过程。浅茅可以看做是武时内心恶念的化身，是武时的“本我”，这个“本我”实现对武时的控制是通过一种别有用心的语词置换来完成的。

对于以忠诚自律的武士而言，要说服自己弃善就恶做出弑主的行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知道，自己那种想要成为城主的勃勃野心，已经被预言刺激得不断膨胀、蠢蠢欲动，这肯定是恶的，无法兼容于道德的，所以当务之急是通过语词置换策略将其纳入道德的轨道。浅茅深谙丈夫的心理，她巧妙地在语词上动了手脚，将想要成为城主的野心置换为想要成为城主的“希望”，然后将其普遍化：“您不要提这是什么越轨的希望，我想，凭弓矢征战的人，没有一个不存这种希望。”

她将野心用“希望”这个词替换，想要成为城主的“野心”和想要成为城主的“希望”，在语义上看似差别不大，但其语用上的效果差别却不可以道里计，“野心”带有贬斥的意味，想要成为城主的“野心”其心可诛，但想要成为城主的“希望”有什么错呢？“希望”一词，总给人很美好的感觉，这个语词置换是非常成功的，它洗去了附着于“野心”一词上的不道德感，极大地减轻了武时在筹划谋杀前的负罪感或心理压力。

在进行语词替换的同时，浅茅的这段话还有一个奥妙之处，就是将其丈夫的这种野心普遍化。“凭弓矢征战的人，没有一个不存这种希望”，一个没法证明正确性的假设，却被她以一个全称判断的形式，以绝对肯定的语气表述出来，显得言之凿凿，让人无法反驳。既然谁都有“这种希望”，不独武时一人，于是武时的野心便不过是人之常性常情，显得很合理，没有这种野心反而不正常了。随着想成为城主的野心被普遍化，“所有人都有的恶便不再是恶”，谋杀行为便被合理化。浅茅用看似无可辩驳的逻辑让她的丈夫无话可说，让我们看到了语词的强大力量，那种可以促人为善也可以促人为恶的力量。

当然浅茅的论证过程是完全不合逻辑的，先是将野心替换成“希望”，并将其普遍化，然后由这种“希望”直接抵达弑主的合理性，这种“三级跳”式的论证让作为观众的我们觉得很是荒谬，不光是观众，她的丈夫大概也清楚地知道，浅茅的论证其实充满着漏洞，但他不会在乎，他在乎的是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一套合理化的说辞。既然语用学上的效果已经达到，合不合逻辑便已经不重要了。

三、“不得不发生”的弑主行为：语词的虚构与遮蔽

黑泽明的这个电影和莎士比亚原剧的一个重大不同是，在原剧中，麦克白的作恶有更多的自由选择的意味，而在电影中，鹫津武时和妻子则借助于语词的力量，试图使自己的恶行带上被动的迫不得已的意味，成为不得不发生的恶行，没有选择的选择，从而获得正当性。事实上，任何恶行都能够找到理由证明自己的正当性。而一旦找到正当性，行恶者在实施罪恶时将不需承担道德压力。武时和妻子在谋杀发动前，也有过为自己的弑主行为寻找正当性从而将谋杀行动“合理化”的过程。这就使莎士比亚的麦克白被黑泽明改编成鹫津武时后，表现出了与原剧明显不同的性格特征。

在原剧中，麦克白总是直陈其恶，一遍遍诉说自己的“罪恶的梦境”。他从来不讳言自己的行为是罪恶的，他在作恶时没有自欺。但鹫津武时不同，在谋杀开始前，他和妻子试图通过语词对这一罪恶行为进行“除罪”，将其合理化，以逃避自我道德感的谴责，为此他需要自欺。

这个语词“除罪”过程首先是虚构一个两难情境。浅茅对自己丈夫这样说：“将军您的路只有两条，是无所作为地等待主君取你首级呢？还是杀掉主君自任蜘蛛巢城的主宰？”

这个两难处境是虚构的，因为武时并没有遇到这样一个极端的处境，主君屯兵城外，后来证明也不是如浅茅所说那样是针对武时的。但言语行为与非言语行为的不同之一就是言语行为可以虚构，浅茅正是利用了语词所具有的虚构能力，将自己的丈夫放入这样一个非此即彼的极端处境中让他选择。或者杀人，或者被杀，只有这样两条路，这样一来，弑主的逆行在言说中被解构，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人无奈求存的自保行为。明明是主动采取的恶行，在她这里却成了被动的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明明是恶行的策划者和实施者，在她的叙述中却成了不得不进行自卫和反抗的受害者，语词在这里展现出它扭曲真相颠倒黑白的可怕魔力，语词的操纵者仿佛具备一双翻云覆雨手，再可怕的罪恶，经过语词的拨弄转换，似乎就变得合理，变得情有可原。

语词可以虚构恶行的理由，也可以用来遮掩行动的罪恶本质。电影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在可怕的谋杀正在酝酿之时，突然传来一声凄厉的乌鸦叫，武时吓了一跳，浅茅却说：“您听那是什么声音？我听起来是在发问：有取天下的决心吗？胸怀大志，这才算男子汉大丈夫。”

语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神奇作用再次显现，同样的乌鸦叫，在打扫房屋的士兵那里被解释成不祥之灾的预兆，但在浅茅这里，却成了对丈夫“取天下”的雄心壮志的召唤，真是运用之妙，全凭一心。在浅茅的这段话中，即将发生的弑主恶行被一些语义含混的“胸怀大志”“男子汉大丈夫”之类的语词遮掩，变得不再那么阴暗，那么触目惊心，反而具有光明磊落的气息。

四、洗不掉的血：从言语行为意义到实践意义

哈贝马斯在其语用学理论中，总结了与语言表达的意义密切相关的三个方面，即语言表达的意图；语言表达的内容；语言在言语行为中的使用方式③，这也就意味着，理解了字面意义不等于理解了表达意义，脱离了言语行为中的使用语境而理解的字面意义更不等于表达意义。语言发挥功能离不开互动的语境，只有对话双方的这种语境相互重合时，理解才能发生。如果两个说话者在不同的语境中对话，或者听话者只关注言词本身的字面意义，而不考虑言词的语境和表达意义，则必然发生理解上的误差。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和《蜘蛛巢城》中的武时，由开始时的利用预言到后来的被预言所捉弄，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弑主之后的武时，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预感到末日将至的他，再次求助于巫婆的预言，试图给自己找到信心，找到可以依靠的力量。巫婆这样回答他：“请您放心，只要这个蛛脚森林不活动，不朝蜘蛛巢城那边一拥而上，您就不会战败。”这显然是个恶作剧似的语言陷阱，武时按照常理推断，森林是无法自己移动的，因此他是不会输的，但他不知道，巫婆的这个预言，恰恰不是那种可以常理推断的语境，而且她的这句话，其字面意义和表达意义完全是互相背离的，她的潜台词或者表达意义其实是，森林肯定会移动，而武时肯定会战败，这个移动不是森林自己移动而是指战场上的士兵携带着树枝移动。这个森林可以移动的语境完全具有非常态性，不是武时理解的常态语境，《麦克白》中还有一个被黑泽明在改编时弃用的预言，即“凡是妇人生的都不能打败他”，也和这个具有同样的性质，其字面意义都被表达意义颠覆，而这种表达意义指的也是一种特殊情况下发生的例外之事，其语境是非常态的。

语词对罪行的合理化只是表面上的合理化，只能在一定时候达到自欺欺人的效果，恶行的实施者自己内心清楚地知道，这种语词上的合理化是徒劳的，轻飘飘的语词无法遮掩血淋淋的事实。语用学上的效果只是暂时的，但恶行对施恶者灵魂的伤害却是持久的。为恶是对为恶者的最大惩罚，在外在的惩罚到来之前，他们的内心已对自己实施惩罚，这种惩罚从他们准备实施恶行之时已经开始，从那时候起，他们的灵魂就不曾安宁和平静过，浅茅因为这种惩罚而发疯，她一遍遍地洗着自己的手，并不停念叨：“就是洗不掉它，这讨厌的血。”

虽然谋杀的合理性在浅茅那里早已被论证，或者说早已被语词“除罪”，所有与谋逆弑主的恶行有关的内容早已被更具正当性的言词置换、覆盖、遮蔽，但并不代表罪行就会消失，谋杀者手上沾的血迹，再多的水都洗不掉，因为那血不只在手上，还在眼中，在心里。对于深藏内心的那种罪恶感，再多的语词也无法消除。因为语词可以欺骗耳朵，但骗不了自己的心；语词遮蔽的只是对罪行的描述，不是罪行的实践本身。罪行始终存在，而且穿透了言词设置的重重障碍，不断散发着血腥气息。

结语

电影中的语言是最接近生活世界的语言。本文通过对黑泽明电影中言语行为的语用学研究，显示出电影文本言语设置与角色内在思考的关系，及言语行为如何召唤、置换、虚构、遮蔽主人公的非言语行为来为其逃避行凶之后的道德谴责，美化实际的罪恶。虽然主人公对语用原则的运用是无意识的，但任何脱离语境的言语行为只不过是美丽矫饰的空中楼阁，禁不起实践的意义检验。黑泽明《蜘蛛巢城》这一经典电影文本使得我们看出言语行为的真正意义诞生在“语词+言语行为+实践”的模式之下。

【注释】

①[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M].曹卫东，付德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53-55.

②文中所引莎士比亚戏剧为朱生豪翻译的版本。

③[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M].曹卫东，付德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