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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儿童法案》再看麦克尤恩的改编电影

2019-11-15黄一洁

电影新作 2019年3期
关键词:亚当麦克冲突

黄一洁

《儿童法案》是根据英国著名当代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2014年最新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于2017年多伦多国际电影节首映,2018年公映。在此之前,最为熟知的麦克尤恩小说改编电影是2007年由乔·赖特拍摄的《赎罪》。此片不仅获得了美国电影学院奖奥斯卡的七项提名,还获得了金球奖最佳剧情片奖和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影片。关于电影中的叙事手法和镜头运用都成为改编电影的标杆。而这部《儿童法案》,麦克尤恩作为编剧对自己的小说进行了改编,并将其呈现在大银幕上。可以说这部电影在对主旨的传达、情节的把控和对人物的塑造上都最大限度还原了作者的原意。

学界对改编自文学的电影作品,其中一个重要的讨论维度“忠诚度”,即对作品原貌、思想理念的还原程度。本文在分析《儿童法案》时将电影作为独立的媒介,从体裁独特性、改编的互文性和独立性,以及受众的多样性考量,从电影的主题、人物视角和视听语言三方面入手,多角度探究电影《儿童法案》的改编。

一、忠实于主题的影像再现

主题一向是麦克尤恩作品最受关注的焦点。在《伊恩·麦克尤恩》中,多米尼克·海德总结了麦克尤恩作品的主要动机,即“将偶然性对生命的重要影响戏剧化,探究人物经历不可预见事件之后所承受的考验”。而在戏剧化的冲突下,将他想展现的议题放大,包括性别关系、科学和理性的限制、爱和纯真以及一种伦理观的探索等①。而电影改编则需要对原著有所取舍,将作品的主题以戏剧性方式呈现。在电影《儿童法案》中,则将小说中在有关女性身份困境和信仰困境的两个主题作为重点来呈现。

其一是菲奥娜的两个身份之间的冲突。作为妻子的菲奥娜,无时无刻不专注于繁重的工作,即便在家这个私人领域里,也无暇以“妻子”的身份与丈夫进行情感层面的交流和维护。直到丈夫和菲奥娜“摊牌”,她才意识到自己作为“不在场的妻子”,已经让丈夫对这段“无性”婚姻失望,产生寻找婚外情的念头。而作为法官的菲奥娜,在面对案子的当事人亚当时,也面临着身份选择的困境:是继续以理性、专业的法官身份面对私下见面的亚当,无视他的求助和信仰依赖;还是以“母亲”的身份,帮助刚刚成年的亚当找到自己未来的人生方向?至此,电影营造的戏剧冲突成功地将小说中女性身份危机进行了“再现”,但并不止步于此,从电影对次要人物的改编和取舍上可以看出对这一问题的现实性意义有进一步探讨:例如,在小说中同在职场的男性白人律师在电影中被安排成为黑人女性。如此改编从“忠实度”上来说,打破了对小说文本百分之百的还原,却将女性身份的主题进行了放大和深入。

其二是关于宗教信仰与法律之间的冲突。这个具体体现在亚当的案件上。未满十八周岁的亚当只有需要输血治疗才不会因白血病死亡,而作为耶和华见证会教徒的亚当及其父母,认为输血是违背教会的教义,所以拒绝输血治疗。菲奥娜遵循她一贯的原则,即始终站在维护儿童福祉的立场,判定医院强制为亚当输血,挽救他的生命。电影在改编文本时,除了刻画情节冲突之外,更将故事背后的价值冲突体现在人物身上,即菲奥娜所代表的“法律”与亚当所代表的“宗教信仰”之间的冲突。为了突出价值观冲突的主题,电影着重刻画了菲奥娜在医院探望亚当的情形和他们直接的交谈。这场对话的背后,不仅仅是人物行动的角力,也是对菲奥娜所代表的“法律”与亚当所代表的“信仰”之间的辩论,其结果是“法律”保护了亚当免受宗教和他自己的侵害。事到如此应该已经圆满,但电影在医院探望这场戏中为菲奥娜和亚当两人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埋下了伏笔。在“法律”获胜的阶段结束之后,进一步深化对“信仰”的讨论,把菲奥娜当作“救世主”的亚当为了接近自己的信仰,收集信息、跟踪,甚至一路尾随菲奥娜到纽卡斯尔,看似举止疯狂不如说是亚当对菲奥娜纯粹的崇拜与爱,类似于孩子之于母亲,信徒之上帝,然而菲奥娜的选择——不作为,最终导致了亚当的悲剧。这使得“法律”与“信仰”在菲奥娜这个人物身上产生了二次冲突,使得观众连同菲奥娜重新思考个人身份的建构问题。这也是麦克尤恩惯用的文学手段,在他的小说《爱无可忍》中的乔、《时间中的孩子》里的史蒂芬,都在面对突发事件后对自己的人生和价值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在电影改编中,不再强调故事翻转带来的惊艳效果,而是成递进关系,分层次地探讨了“法律”与“信仰”冲突的主题。

二、叙事视角在改编中的作用

电影语言较之文学手段,二者各有优势和劣势。一方面,表现人物形象时,电影无法通过单纯的文字进行表达,而是通过人物行动将其进行视觉化的呈现,这就要求电影将需要显现人物性格的矛盾事件展现出来以表达人物内在世界的冲突。另一方面,在展现戏剧冲突时,镜头语言有着更为直观和灵活的表达优势。电影《儿童法案》呈现文学形象和推进戏剧冲突的改编过程中,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通过对不同视角的选取和转化。

视角选取首先是反映在主人公的人物形象塑造上。为了准确反映主人公菲奥娜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状态,电影大量选取了菲奥娜助理奈杰尔·鲍林的视角,观众从这个与主人公无比亲近的人物出发,对主人公细致入微的观察接近上帝视角,“观察着骄傲自满的英国法律”。②菲奥娜在面临婚姻危机时既想知道丈夫的消息又要专心工作,其实只表现她的情绪是无法准确传递给观众这一信息的,于是电影巧妙地安插了两个片段:她极力躲开只会讲无聊冷笑话的同事舍伍德时,不小心弄洒了手上的咖啡;在审理亚当的案子的间隙,虽然在全神贯注查看关于如何协助拒绝输血的病人的资料,但当她的丈夫打电话进来时,匆忙抓起电话而不慎打翻了助理送来的茶点。这两个突发事件将菲奥娜理性冷静的法官形象下焦虑不安的情绪精准地表现出来,凸显了她作为妻子在婚姻上的无能。而这一切,观众都通过奈杰尔的观察达成。

而在戏剧冲突激烈的场景,电影又大量引入主观视角,让观众从观察行为过渡到对主人公情感的体会:在菲奥娜和亚当的“不伦之吻”那场戏中,为了增强戏剧效果,奈杰尔成了目击者。同为目击者的观众可以感受到菲奥娜的负罪感,这样的设计增加了观众的“临场感”,同时也将主角的情感波动放大,使观众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在采取奈杰尔的主观视角时,将观众代入到人物的主观视觉中,除了具有沉浸感,还将人物的内心世界直接传递出来。在第二次亚当试图联系菲奥娜的时候,亚当跟踪菲奥娜从法院到家。这段主观镜头下,观众跟随着亚当的视角,在距离菲奥娜身后十米左右的位置,时而有路人的身影夹杂在其中。一段节奏快速的配乐和匆匆的脚步声配合紧凑的剪辑营造了紧张的氛围。带有断奏感的镜头切换将亚当对菲奥娜的痴狂、迷恋、不知所措诠释得十分到位。在麦克尤恩作品中,涉及大量人物内心世界描写,而这种文学性的方式,在电影中则转化为电影人物的主观视角,这样直观有效的手法是他电影改编作品的一大特点。

《儿童法案》的主观镜头十分克制,但通过一些剪辑手法电影用另一种方式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呈现在观众面前。当菲奥娜得知亚当病危却不得不继续自己的演出时,节奏急促波动强烈的配乐逐渐取代背景音,将菲奥娜内心的震惊、忏悔和哀痛这一系列复杂情绪糅合其中。与之相似的是在《时间中的孩子》开头,电影在“主观”的升格镜头和内心化的配乐与“客观”的围观群众视角和嘈杂的背景音之间切换,将斯蒂夫刚刚丢失女儿时震惊、自责、不知所措的情景以对比的方式呈现。这样的手法向观众展现了比人物所见更多的东西,而配音为视觉和情绪提供了一个切口。在麦克尤恩的改编作品中少见人物的旁白,而是借主观视角提升“临场感”。罗伯特·斯塔姆提到与小说相比,电影更直接地牵涉到身体的反应。他提出,“电影是动感的,既可以造成生理上的不适, 也可以造成精神上的不安。”③在麦克尤恩这样以戏剧冲突和出其不意的情节制胜的作品中,多视角镜头给身体所带来的直接反应正是其小说试图营造的氛围,而电影改编中,多视角的镜头语言则给戏剧冲突带来了胜于小说的助推力量。

三、综合艺术形式的渲染

电影作为一种综合的视听艺术,在表现形式上,有着超出文学的自由性和选择性。影片《儿童法案》除了有对主题的把控、人物的塑造,还通过电影的视听语言将观众的情绪调动,将故事的感染力和人物的内心波澜展现得淋漓尽致。其中对于音乐和摄影技术的使用,更是渲染了小说文字之外的情感体验,加强了故事的表现力。

戴锦华强调,“电影音乐作为一种创作形式成为强化或确定影片的感情基调乃至价值评判系统的强制性手段。”④包括《儿童法案》在内的改编作品都将配乐作为情感的视窗,为故事或人物奠定了基调。电影一开始,从远处亮着灯光的建筑里渐渐传来了巴赫的乐曲,随着镜头的切换,在家中的菲奥娜正一边整理判决书一边敷衍地和丈夫对话。巴赫的乐曲——赋格——正是小说中菲奥娜对自己过去几十年婚姻和事业的表述,“间或有刺耳走调之音浮现又淡去,而后总是在她的警戒多疑甚至惊惧惶恐中再次出现”。她的事业婚姻几十年如一日,期间或许有变调,但却理性而有序⑤。在菲奥娜的婚姻出现变故的第二日,当她步行至法院的途中,巴赫第二组曲缓缓响起伴随她穿街走巷,尽管就在前一晚,她的婚姻濒临破碎,但在白天,作为高等法院的大法官,她必须无可挑剔,这首巴赫为她筑起了一座城墙,把个人感情包裹进理性、严密、逻辑严谨的法官袍中,成为她强迫自己逃离私人情感的避难所。

除了音乐的引入,电影更是通过美轮美奂的摄影,将情感体验更加直接有效地传递给观众:在菲奥娜启程前往纽卡斯尔的火车上,镜头对准了车窗外的风景,从铁路旁的灌木开始,到火车逐渐驶离市中心经过路旁的居民区,再到遍布牛羊的农场,窗外的视野逐渐开阔起来。这样的风光摄影似乎并直接推动故事发展,然而从人物情感体验上分析,风景的变化正是菲奥娜思绪的注脚。

结语

电影《儿童法案》作为麦克尤恩小说的又一改编作品,通过这部影片,我们可以看出麦克尤恩改编作品的一些共性。首先在主题的表现上,电影不但抓住了主要戏剧冲突加以诠释,更是将其中的主题引申,在现实社会的背景下进行解构,为作品的现实意义提供了对话的场域。其次,通过加深戏剧冲突带动人物的行动从而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同时主观视角所带来的“临场感”将观众代入人物的自我冲突中,以小见大。最后,在视听语言上与人物情绪相贴合,通过配乐和风景镜头等凸显人物的情感起伏,主角的个人遭遇与观众形成多方位的共鸣,以此来展现作品中试图表达的暧昧复杂的人性主题。

【注释】

①黄姗姗.生存困境·人性反思·人性救赎——解析伊恩·麦克尤恩小说[D].南昌:南昌大学,2018.

②Peter Bradshaw.The Children Act review-Emma Thompson rules over hot-button legal drama[N].The Guardian,2017-9-10(culture).

③罗伯特·斯塔姆、刘宇清、李婕.电影改编:理论与实践[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5,02:38-48.

④戴锦华.电影批评[M].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2004:17.

⑤孙博.从《创意曲》到《赋格》,再到《赋格艺术》——巴赫复调作品之延承[J].音乐生活,2015(7):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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