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高满堂、高书堂和梁淑香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后窗》和《粔粔》也像他们的主人一样，看起来有点青涩和单纯。不过仔细揣摩和品味，这些单纯的表象下蕴藏着值得深挖的独特与不俗。40年后再来解读这两部作品，无疑是一次有意义的“重返”。

先谈《后窗》。

这篇小说中，高满堂、高书堂用了第一人称，又是儿童的视角进行叙事。第一人称叙事的视角是有局限的，不能全知全能，儿童又不能全知晓大人的事情，这决定了这篇小说在叙事的丰富性全面性方面会有许多漏洞和短板。实际是怎样的？小说是虚构的，但在期望的效果上读者觉得应该是真的。儿童“我”讲得很“儿童”，未装，读者就真信了，这是成功的一步。大人的事情孩子有时看不到，也看不明白。爸爸为什么成了“走资派”“反革命”？妈妈为什么成了“牛鬼蛇神”？他们在牛棚里怎样生活？他们遭遇了怎样的迫害？母亲又是因何而死？如果孩子“我”全部知道了这些并一一讲出来，那不和那年头的“伤痕文学”一样了吗？“伤痕文学”不是不好，太多了可能就不好了。一点不讲也不行，那样，故事的性质和意义就不一样了。显然，从生活逻辑看，孩子能知道的就是他能看到的，知道的和看到的只能是父母悲剧的末端——妈妈在骨灰盒里、“我”和爸爸下乡、爸爸不停地喝酒……但是，经验能帮助读者看明白这些。叙述内容的严重故意“缩水”，却让小说免俗了，变得特别了，避免了和同时代其他作品的雷同。叙述的短板还有——爸爸把后窗挡上了，“我”闻不到那诱人的瓜香了，看不到惠婶那亲切的身影了，惠婶的眼睛是发呆的……这些原因是什么？但是这些要真写出来了，似乎就看低了读者的智商。两个小高写得还是聪明的。作品有限的“伤痕”叙事似乎故意要减轻历史的伤痕之痛。这和作者的创作旨意有关。很明显，作者此篇作品重在发现和表现美，不是揭示“伤痕”。 经历“文革”的人满脑子是痛苦的记忆，人们在伤痛之余最需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关爱温暖。在回望艰难岁月中去追溯和讲述有爱的故事，去发现和描绘质朴善良的人，去表现最珍贵的人性之美，这样的写作意义就有了特殊的价值了。于是“后窗”出现了。“我”爸爸遇到了关爱，我们体悟了惠婶人性之美。

从叙事学看，叙述者无论是否被称为“我”，都会或多或少对故事有介入性，也间接实现性格化的效果。“我”在这里作为一个“人物叙述者”，发挥了重要的推动故事的作用。正是“我”看到了后窗外的新天地，看到满园的瓜果，闻到了瓜果香。“我”虽看到知道的故事很有限，而这有限的故事格外重要。写集市上爸爸的表现，让读者知道了“走资派”“反革命”的真面目，让惠婶知道了爸爸的为人。否则，惠婶对“我们”的关爱就仅仅是同情了，作品的内涵得不到升华了。孩子从葫芦架下的“偷听”，透出了父亲和惠婶的真正关系和他们真正的人品，也回应了村里的“飞短流长”。所有重要而有限的细节都是“我”来发现和讲述的，许多重要的情绪表达都是由“我”完成的。这样作品情感的真挚性就充分传递了出来。

从故事模式看，《后窗》有和“才子落难，佳人相助”的传统触碰的危险，这也是八十年代一些“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常受诟病的一处。但作者以有限制的第一人称和儿童叙事视角，“落掉”了许多人们阅读中习惯性期待的故事情节，从而避免落入“才子佳人”的套子，《后窗》的写作就有了某种现代性的意义。

“后窗”是有一定预言维度和象征意义的。特殊的年代和特殊的身份，“我”和爸爸到了乡下，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失去了和世界的联系。“我”和爸爸是被抛弃的人，孤独的人，是在黑暗中煎熬的人。我们需要与他人的交流，渴望连接外面的世界。在作品描绘的特殊场域下，前窗的属性是政治的，官方的，公开的。后窗可以是民间的，非官方的，隐秘的。“前窗”在我们眼前已经彻底关闭了，只有“后窗”有可能接纳我们。后窗外是片瓜园，有满园的生气。一户人家，青砖瓦房，柴草院门。一个年轻媳妇舞动着双臂，把辘轳摇成了一朵花。清凉的井水正撤着欢在瓜垄沟里淌。那媳妇往后窗这儿瞅着，“对我笑了”。 于是“我”的“惊颤的心灵得到了安慰”。于是，“后窗”给我们带来了生活的变化，慰藉了我们的灵魂和情感。后窗是人性的，《后窗》是诗学的。

再看《粔粔》。

据编辑部朋友介绍，《粔粔》一开始投寄给《人民文学》，一度引起了《人民文学》的重视，编辑部还就小说修改完善和作者进行了联系，后来不知何故没能刊发。联系作品的内涵，其中的缘由耐人寻味。1980年的《海燕》刊发了《粔粔》，无疑是对这位来自普兰店的农村姑娘的巨大激励和关怀。《海燕》当年的眼光和情怀令人钦佩。

《后窗》侧重写过去的故事，《粔粔》则主要写眼下现实。新时期一开始，写“文革”和“十七年”故事的作品比较多，写现实题材的反而很少，一度引起评论界的不满。《粔粔》呈现的是真实的农村现实，它所具有的特质和意蕴，至今来看，仍很值得我们尊重。无疑，小说触及了当时农村一些干部的不正之风问题，这是小说的一种批评力量和价值所在。借面蒸粔粔过程中，张老太太的频繁奔波与农村干部陈三的不动声色形成了对比。在老太太的一次次盼望、一次次不甘、一次次争取中，读者的心一次次在纠结着、难过着。队里答应的春节一人分四斤面，变成三斤，最后一人一斤半。而在这背后，干部们一人却能分二三十斤面。老太太到陈三家打听白面消息的场面是漫画性的，讽刺性的，陈家桌上摆的大米稀粥和烙白面饼。陈队长咬一口烙饼，冷冷地教育着老太太：“你们光知道吃面，蒸‘粔粔’，就不理解国家困难”。陈队长这种人的面目，读者并不陌生，小说在这一层面显示的题旨彰显了现实意义。

但这篇作品的真正成功在于，我认为是它以朴素的民间立场和普通人的目光注视着人间现实，在一种淡淡的无奈和无怨中，蕴含了一种坚韧的精神和力量，它用鲜明的民间风格和形式进行叙事，显示了民间元素的特殊魅力。

民间立场并不一定和官方立场相悖的。按照民俗，姥姥要为外孙蒸粔粔，粔粔上要拴两颗大葱，祝愿外孙多福多寿，聪明有本事。蒸粔粔的民间习俗反映了人们最朴素的愿望。蒸粔粔，这在张老太太看来是一种传统、一种责任、一种尊严。这和“四化”本无抵触。但在实现蒸粔粔民俗愿望过程中，张老太太遇到了来自官方话语的阻挡。队长口中的“四化”话语系统， 让老太太感到蒸粔粔的微小，她检讨着自己的无知和对国家的不体谅，她红了脸，说话讷讷。但她以普通百姓的立场感知她没有错，还是要执着地给外孙蒸粔粔，一遍遍地为面粉奔波。张老太太可以卑微，可以忍受不平，可以面对困难，但不能放弃当姥姥的权利。张老太太的柔弱的执着，让小小的粔粔轻轻地解构了队长口中“四化”的巨大话语系统。百姓与国家的宏大理想之间的距离就这样被陈三等少数人疏离了。

作者以民俗构建故事的情节结构，以民间立场表达着普通人的思想，也以方言为自己的作品描绘色彩。文中的一些辽南方言显示出了独特的韵味。张老太太怕亲家母笑她“狗食”，张二嫂的“真是死蟹子，你不好去借点吗”“我告诉你个茬，上陈三家借”，徐三婶说的“人家见天吃馒头都吃起了”……这些农村妇女的对话中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同时，正是通过这几个妇女的民间话语，揭示了事情的真相，颠覆了陈队长架构的话语体系。作者没有让张老太太更多参与这样的议论，只是讲述她的着急、无奈、奔波，凸显普通百姓遭遇困难时的常态心理，也实现了作者传递道德判断时的隐晦策略。

忽然想到一个相关问题，这两篇小说的篇幅在八十年代是很常见的，现如今，这种体量的小说除了见于极少的专门刊物，很难能寻觅到了。两篇青涩和单纯的小说，使我们有了一种“重返八十年代”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