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越

基金项目：吉林外国语大学2018年学生科研项目“中法女性主义比较研究——以张爱玲、西蒙娜·德·波伏娃为例”JW2018XK117。

摘  要：张爱玲与波伏娃同为中西方文坛上重要的女性作家，她们都塑造了很多血肉丰满的女性形象，作品中充满犀利的批判和精准的审视。本文对两位伟大的女性作家的作品进行分析解读，探讨二者作品中女性形象以及写作风格的异同，观察不同时代与文化背景下的女性主义思想。

关键词：张爱玲;波伏娃;女性主义;对比分析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7-0-03

1789年7月14日，旨在推翻波旁王朝君主专制的法国大革命在法国人民对民主自由的渴望呐喊中拉开序幕。这场伟大革命不仅对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开创了世界妇女运动的先河。这次法国历史上第一次妇女大规模行动标志着法国妇女运动的兴起和法国女性主义思想的萌芽。在一百多年后的大陆另一端，中国的女性意识也开始慢慢觉醒。随着五四运动的开展，妇女运动纲领与领导思想逐渐成熟，中国的女性主义不断茁壮成长并发展出了独特的中国特色。而在这历史的浪潮中，诞生了许多杰出的女性主义思想家，她们都为女性的权利、地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其中，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与中国现代女作家张爱玲都在她们的作品中对女性主义做出了独特的诠释。两位作家的创作巅峰都处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但由于时代背景、国家文化的不同，两位作家对女性意识的表达也有所不同。本文通过分析波伏娃与张爱玲文学作品中的经典女性形象，对两位作家传达的女性主义思想进行平行比较，深刻探讨女性主义对文学作品的影响。

一、张爱玲女性主义思想

张爱玲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传奇，她独特的语言特色与写作风格使其艺术作品成为传世经典。她的作品塑造了很多血肉丰满的具有中国特质的女性形象，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特征。通过深入描写女性的精神世界，她对女性自身的弱点进行思考，开拓出了女性批判的方向。

（一）“红玫瑰与朱砂痣”——王娇蕊女性形象

《红玫瑰与白玫瑰》是张爱玲经典之作，小说从男性视角出发，揭露了女性在男性统治的社会下的生存困境。王娇蕊作为文中唯一的一朵红玫瑰，无论在言谈举止还是处事风格上，都有别于传统中国女性温顺恭良、三从四德的形象。

在华侨家庭背景与伦敦丰富的交际经历的影响下，王娇蕊的思想已在西方先进思潮的影响下变得开放。出场时便先声夺人，身穿浴衣迎接客人，待人接物时也没有丝毫的拘束。她没有逃避掩饰自己与佟振保的爱情，并选择直接写信向她的丈夫坦白，而这样一个勇敢的选择，却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背景下显得辛酸与悲哀。尽管受过五四运动与西方思想的浸染，王娇蕊仍无法凭一己之力挣脱传统封建思想的禁锢。因为不得不依附于男性提供的物质条件，她的一切都掌握在男人的手中。在意识到佟振保不可能抛下世俗的偏见与她远走高飞时，她没有再进行徒劳的哀求与劝说，干脆果断的离开。王娇蕊的结局是重新成为一个传统的女性，仍以婚姻谋生。她明白了在爱情中除了男人之外总还有别的事情，例如伦理，世俗，规矩。女性的獨立意识最终还是被封建思想扼杀，她那热烈鲜明的性格只得在女子需三从四德的大环境下被抛弃。回归家庭，放弃自我是王娇蕊无法抵抗的命运。

（二）“月有阴晴圆缺”——曹七巧女性形象

女性角色悲剧的命运在中篇小说《金锁记》中愈加突显。原本活泼开朗的乡下姑娘曹七巧被卖入大户人家姜公馆，成为了 残废的姜二公子的正房。由于卑微的出身，她受尽姜公馆里每一个人的嘲讽与羞辱，加之与姜二公子名存实亡的婚姻，她的性格日益扭曲，甚至亲手葬送了一双儿女的幸福。读罢全文，只觉她的一生充满刺骨的悲凉。

腐朽的传统封建思想则是促成这场悲剧的主要推手。在那个封建思想残存的混乱年代，人们对金钱的追求超过了思想道德底线，吸鸦片，逛窑子都是生活常态。婚姻是用来牟利的工具，女性则是其中的牺牲品。社会对女性严苛的道德要求像沉重的镣铐，锁住了无数女性的自由与希望，如果做不到贤淑、孝顺、温婉，就活该遭受千夫所指。在感受到人情凉薄的现实后，曹七巧只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于“更牢靠”的金钱上，久而久之，由她亲手打造的黄金锁不仅永远困住了她，还葬送了周围人的生命。这是一个女性的悲凉结局，也是一整个社会的残酷写照。

从《红玫瑰与白玫瑰》和《金锁记》的主要两个女性形象中，我们可以看出张爱玲远离了四十年代战争的主流话题，将目光深入到男权社会下的女性生活。她不仅从外部批判了封建思想对女性的摧残，刻画了一系列女性殊途同归的悲惨命运，还从女性意识的原罪出发，揭示出女性自身的性格弱点与奴性意识，将作品主题上升至对人性、命运、历史的思考。

二、波伏娃女性主义思想

西蒙娜·德·波伏娃是法国极具影响力的女性存在主义作家，她的女性主义哲学思想影响了不同时期的女性。在哲学领域保持独立的思考外，波伏娃在文学创作上也获得过巨大成就。她的小说传达出了“现代女性应挣脱传统世俗的禁锢，独立思考，与时俱进”的思想。

（一）从“依附”到“独立”——弗朗索瓦丝女性形象

波伏娃的处女作《女宾》以弗朗索瓦丝单视角出发，她是一名独立自由的职业女性，一直自认为与皮埃尔保持着不受世俗、婚姻约束的理想感情关系，他们二人并归于一个独一无二的整体。而在第三者介入这段感情时，她发现自己只是依附于皮埃尔的存在。

在《第二性》中，波伏娃曾提出了“他者”的概念，认为女性受到“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不得不受制于男性的支配。在文中，作者对弗朗索瓦丝的心理活动有过这样的描述：“她所想的一切都是与他一同想和为他想的。”她为皮埃尔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甚至根本不会思考发自于自身、与皮埃尔无关的行为，很显然，弗朗索瓦丝已经在这段看似稳定、情投意合的关系中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丧失了主体意识。在“三人组”的关系中，弗朗索瓦丝发觉“皮埃尔总是只顾自己走路，甚至不回首望她，然后，他却确信她紧随着他。”毫无疑问，皮埃尔才是这段关系的主导者，另外两位女性被动接受了这一切。面对格扎维埃尔的闯入，弗朗索瓦丝并没有反抗，反而选择迁就与自己性格大相径庭的格扎维埃尔，讨好皮埃尔的想法，一味地容忍与退让。最终，佛朗索瓦丝选择反抗，争取自由，打开煤气与格扎维埃尔自尽，留下了一个悲壮、令人扼腕叹息的结局。

（二）理智中的胜利——安娜女性形象

《名士风流》是波伏娃创作巅峰时期的代表之作，描绘了战后法国知识分子处于迷茫彷徨的精神困境。安娜是一名经济独立且受教育水平高的知识女性，她对政治、哲学、人生都有着自己独立的见解。她和作家罗贝尔的婚姻始于爱情，双方在这一关系中都处于尊重、平等的地位。

这部作品对两性关系的描述不带有任何社会偏见与世俗歧视，把男女间对欲望的追求以一种直接纯粹的手法描绘了出来。其中，安娜在美国遇见令她一见倾心的美国作家刘易斯，疯狂投入到了这一段她极度渴望的爱情中，但她并不以此为耻，周围人亦是如此。可以看出，作者着重于挖掘女性在面对人生抉择时的精神世界与思想状态。尽管如此，社会中还是天然存在着对女性追寻自由的阻力。通过安娜心理活动的描写能感受到，在同时承担工作压力时，女性还需比男性肩负更多的家庭责任，例如安娜在决定是否去美国参加会议时，她不得不时时考慮女儿与丈夫的状况。在经历了与刘易斯有始无终的感情后，安娜不堪精神上的压迫与抑郁，险些自杀。然而最终理智战胜了一切，她意识到生者近在眼前，让别人经受自己的死亡是愚蠢且无意义的，既然心脏仍在跳动，那必须要让这生命充满活着的意义。安娜这一人物形象，不仅代表了当时法国上流社会独立坚强的女性知识分子形象，还体现了波伏娃对两性关系、女性追寻自身自由的独到见解。

作者通过这两位同为知识分子，但命运截然相反的女性形象，强调尽管经济事业等物质方面的独立能一定程度上帮助女性获得生活上的自由，但并不能从根源上打破思想上的枷锁。彻底铲除男尊女卑观念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波伏娃寄希望于塑造不同的女性角色，鼓励女性勇敢追寻出路，获得真正的独立与自由。

三、张爱玲与波伏娃女性主义的比较

（一）张爱玲与波伏娃女性主义比较的相似之处

首先，以男性为主导的父权制社会都是波伏娃和张爱玲作品中遏制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重要阻碍。不管是处于封建思想残余的中国近代还是平等思想已得到广泛认可的法国，女性的自由道路上仍是障碍重重。根深蒂固于大众内心的偏见不仅在时刻打压着女性，且让很多人自出生起就将这一思想根植于大脑，形成思维定式。张爱玲的作品中大多是成长于中国封建与新式思想交汇时期的女性，由于社会变革不彻底，她们从小接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育，之后便终生胆战心惊地活在纲常伦理的阴影下，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她们狭隘的目光阻碍她们发现自己身处的悲哀处境，将一切生活的不如意归咎于天命、世道，或转化为怨恨恼怒撒向旁人。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的理论也同样表达了她的观点：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传统的父权制度将女性限制在了家庭、婚姻中，使其别无选择，只能走向成为男性附属品的道路。

其次，婚姻生育也是禁锢女性思想的另一枷锁。女性承担着人类繁衍的责任，而这一点却被用做囚禁女性的铁栅栏。十月怀胎与家务琐事将女性牢牢地拴在屋内，迫使女性放弃投入到自己热爱的事业中去。在封建时期的中国，与有钱男子结婚是最好的出路。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婚姻成为人们谋利的工具。贫穷人家在盘算嫁一个女儿能赚多少钱，女性在谋划攀上一户好人家，男性则在时刻提防保护自己的家产。女性身上的有利条件被划分为筹码，赤裸裸地被摆在桌上，等待着有意之人来讨价还价。如此循环导致了女性地位的逐渐下降与女性特征被物化的结果。波伏娃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便选择与萨特始终保持自由的交往关系，她认为婚姻会使女性丧失自我，造成两性关系的不平衡，因此可以看出她对婚姻持否定的态度。

（二）张爱玲与波伏娃女性主义比较的不同之处

与波伏娃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非常不同的是，张爱玲创作的人物大多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无论是王娇蕊还是曹七巧，她们最终的命运都是屈服于残酷的现实。来自生活的重压是一切悲剧的源头，没有人能在这样一个大熔炉里幸存下来。作者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冷眼观看着一幕幕的惨剧，通过冷峻凝练的表达手法，揭露了人性的丑恶、贪婪、自私，意于瞄准当时社会封闭压抑的痛点，以此来唤醒女性心中的主体意识。由于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波伏娃笔下的女性形象相对来说更加“幸运”。她们都有独立稳定的工作，以爱情为基础与另一半建立了相互尊重理解的理性关系，她们的挣扎与彷徨更多来自于精神世界。社会上对于女性的偏见不露于表面，但也如影随形。女性在追寻自由时更容易被精神上的羁绊压垮，有的能像安娜理性自救，而有的如弗朗索瓦丝，付出死亡的代价。可以说，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挣扎于生存，而波伏娃创作的人物纠缠于生活。

此外，两位作家对女性意识的描写以及个人的女性主义观点的表达方式截然不同。波伏娃侧重于从内部探寻女性意识，对外部环境的描述是理智且客观的，通过大量的心理活动描写女性在不同阶段的变化与思考，用更为直观的方式叙述女性意识觉醒、迷茫、反抗的过程，鼓励女性自由地探寻自我意识。反之，张爱玲多从外部角度阐述女性问题，即父权体系的禁锢与封建思想的迫害对女性奴性意识的影响，她善于用比喻、意象等暗示女性的悲惨命运，例如《金锁记》中的月光，《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白月光与朱砂痣。通过大篇幅的环境、景物、动作描写，塑造出特定环境下的氛围，激发读者探寻作者写作目的的兴趣，间接传递出中心思想。

四、结语

通过比较这两位女性作家的作品，可以从中能观察到中法两国的思想文化差异，这对语言学者来说是一个宝贵的学习经历。而在女性问题的探索上，两位作家都用自己独特敏锐的目光洞察了女性的历史，向社会传递了自己的声音，并为着同一个目标——女性主义前行。她们笔下的人物，无论悲喜与否，命运是否坎坷，都为文学界留下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当她们审视千百年来困于男权社会压迫的女性时，新时代的女性主义正在翻开新的篇章。

参考文献：

[1][中]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2]张爱玲.《金锁记》[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3][法]西蒙娜·德·波伏娃.《女宾》[M].周以光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

[4]西蒙娜·娜·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

[5]西蒙娜·德·波伏娃.《名士风流》[M].许均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6]姜珊.伍尔芙与波伏娃女性主义比较研究[D].辽宁：辽宁大学，2013.

[7]宋虎.论萧红与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悲剧意识[J].大学教育，201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