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燕 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部 上海市 200444

关于洪秀全的研究大多是从政治、军事角度进行分析，较少研究人物性格所带来的作用。因而这些研究大多侧重纯史学研究，虽也能分析人物特征，但不能使人物变得立体。国内对洪秀全的人格研究相对较为突出仅有魏万磊和陈德鹏。魏万磊在《太平天国败亡的集体心理分析》一文中借助埃里克森的“同一性”危机理论对洪秀全政治人格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分析【1】。陈德鹏在《试试析洪秀全的心理状态--心态史学方法的尝试》中分析了他自卑感对人格的影响。

一、童年：自卑与竞争同在

洪秀全早期人格形成与家庭成长环境息息相关。洪秀全之父洪镜扬,共有三子两女,一个生活在大家庭中的孩子,要学会尊老爱幼、礼仪规范。洪秀全的家庭有着很强的道德氛围,无形中会造成“子肖父性”的道德压力,这对于人的本能起到了潜抑的作用,对人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秀全自幼好学,....人皆谓取青紫如拾芥,行见其显父母光宗族矣”，【2】他的父亲也以儿子为荣,这种偏爱甚至达到了反常的地步:“每闻人称赞秀全,辄眉飞色舞，凡有说及其幼子一句好话者,即足令此老邀请其人回家饮茶或食饭而继续细谈此老所爱谈之题目矣。”家人的怜爱、族人的垂青、老师的赏识都给洪秀全形成了外界压力。洪秀全家境贫寒,虽然其父掌管了相当于全族基金会的“公产”,但或许出于道德压力和其他原因,并没有让洪秀全在物质丰裕的条件下读书和生活,由此带来的焦虑感和剥夺感是农家子弟普遍的感受,口唇期的剥夺感对于后来的攫取欲产生了重要影响。加之洪秀全的母亲过早离世，这样的孩子将会发展出一种低度自尊和富有竞争性的人格。在后来太平天国鼎盛时期，他竞争性人格体现的淋漓尽致，表现最明显的就是除掉三王。

二、同一性混乱与反叛人格

1837年,洪秀全第三次考秀才失败后大病一场出现了奇异的梦境，学术界称之为“丁酉异梦”。【3】异梦反映了洪秀全的原欲遭到挫折进而转化为攻击的过程,其中还映射出他的依赖人格，折射了洪秀全要求冲破“超我”的束缚和监督、回归本我的心理状态,是他在潜意识中试图解决自我同一性危机的写照。

第四次科考失败后，他偶然接触到《劝世良言》,被其中反正统的文化价值所吸引,他终于可以证明现有的价值观念是错误的,妄图冲破世俗价值的羁绊，于是拜上帝教应运而生。【4】鸦片战争的失败，引起了洪秀全蔑视清廷权威的情绪,助长了革命的决心，外界的压力越来越大,容不得洪秀全再去体验冲撞带来的快感,随着客家人和当地人的冲突不断加剧,洪秀全以自信的道德优势在被人指责后,道德受虐狂成为社会受虐狂,只有成功才能实现报复带来的快感，耶稣就是社会受虐狂的典型,这一切都激起洪秀全的反叛人格。【5】

三、人格退化

大病之后，他的人格发生了退化, 他解决内心冲突的方式由向内寻求原因，退回到早年的向外寻求原因，改变自己的信仰则是对内化的社会传统的攻击。这就从成熟退回到幼稚，至此也没有形成一个独立而理智的自我，除了发挥一个宗教狂热者编造宗教神话的作用外, 他不能在没有别人的影响和帮助下独立完成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事情，比如读《劝世良言》也是在亲戚的建议下完成的，传教取得突破性进展是冯云山的贡献, 起义及其后的成功大多是杨秀清的功劳，而他似乎不能独立去做一件事。

洪秀全的人格退化使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策本身也具有两面性。第一, 它造成了经济上绝对平均主义与极力谋求个人私利的对立。洪秀全的信教是在尊重需要受挫后产生的补偿行动, 决定了他的“无我”在潜意识上是以他自己为中心展开的。所以, 他一当上教主就要求信徒“报恩”进贡,同时建立森严的等级制度而使其经济特权得到制度上的保障。绝对平均主义理想在给太平天国民众之间带来短暂经济平等的同时, 也在剥夺他们的财产, 而绝对平均主义就成了以洪秀全为核心的特权阶层谋求个人经济私利的工具。【6】在洪秀全人格退化的影响下, 太平天国的平等与不平等、反封建与接受封建特权都是畸形的、极端化的, 并非一般封建化的重复。

四、失控的权力人格

1856年太平军攻破清军向荣的“江南大营”，解天京三年之围后，东王杨秀清见当时太平天国形势大好，便另有图谋。后来，陈承瑢向天王告密，谓东王有弑君篡位之企图，天王密诏北王、翼王及燕王秦日纲铲除东王。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合朝推荐石达开主持朝政，但洪秀全却忌惮石达开的声望才能，不肯重用，局势稍见好转后，又对他产生谋害之意。为免再次爆发内讧，石达开出逃，天京事变使三王被杀，翼王远走，洪秀全为达到一人专权的目的，竟致天国命运于不顾。因其本身在封建礼教熏陶下成长，故无论他多么敌视和破坏传统，却无法逃脱当上统治者之后大行清廷的那套权力制度与政治体制。登上权力顶峰的洪秀全已经彻底沦为权力的奴隶，也最终因为想牢牢把大权置于掌中，反被权力无情的吞噬，洪秀全发展到后期的权力人格或许早就注定了天国的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