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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新乐府诗的内容与文学特征

2019-11-14

长江丛刊 2019年2期
关键词:乐府诗同情白居易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乐府”一词始于汉武帝时期,本来是官署名称,以采集诗歌被以管弦入乐为职责,后世逐渐以乐官府署采集的诗歌为乐府,其作品多“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具备批判精神。后人写作乐府诗,常以古题袭古义,内容多在古乐府的题材范围。唐代元结创作《系乐府十二首》,写当时的民生疾苦,认为诗歌具有“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的功能,是元、白新乐府诗创作的先声。至杜甫诗歌“即事名篇,无复倚旁”,创作的《哀江头》《丽人行》最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受元稹、李公垂、王建、张籍写作新题乐府的影响,白居易创作了大量的新乐府诗,发展出完整的诗歌理论,对乐府的诗歌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都作了很大的补充丰富。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唐代著名文学家。既擅长诗文创作,又长于应试的策、赋判等文体。贞元十六年,白居易进士及第,贞元十八年中书判拔萃科,元和元年又应制举及第,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在士子中声名显赫,创作的赋判策成为应试典范。白居易又创造大量讽谕诗,以诗为政,指陈时弊,令权贵豪近闻之色变。白居易曾创作过大量新乐府诗,后来整理了五十篇编入文集,在序文中自称“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都是当时典型突出的各种社会问题,概括而言,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颂美祖德明君贤臣,规劝君主王臣修政的篇章。《新乐府》第一篇《七德舞》,歌颂太宗功业,遍举收遗骸、赎人子女、放宫女、释死囚等善政,太宗与魏征、张公谨、李绩、李思摩等贤臣明君的故事,夸耀圣文神武。《法曲》赞永徽时的《一戎大定》和开元时的《霓裳羽衣曲》,同时也哀叹玄宗天宝末年杂以胡乐,以致胡尘犯阙。《太行路》感叹君臣相处之艰难。《捕蝗》由官吏捕蝗的方法联想到太宗吞蝗事和古代良吏以政驱蝗事。《昆明春水满》愿君主推恩施惠天下王民,莫要有远近之别。《道州民》歌颂道州刺史阳城,上疏废除进贡侏儒为奴的旧制。《骊宫高》写君王出游伤财伤力,不来骊宫是为万民着想。《百链镜》言君王当以人为镜鉴古鉴今,将四海安危放在心中。《青石》代石言志,愿做颜氏段氏碑,刻写忠烈事迹。

第二,讥刺华声不隆、雅乐不兴、佛寺浸多、边疆不固等时事弊病。《立部伎》描写当时太常寺选择乐人时,最优秀的乐人入坐部伎,其次为立部伎,最差的入雅乐部,可见雅声的式微。《华原磬》写天宝时废泗滨磬,用华原石代替,清浊不分,由是导致时政紊乱。《胡旋女》写当时流行的胡旋舞出于康居,自其来到中原便丧乱不断。《两朱阁》讥刺唐代佛寺吞并大量土地的现象。《西凉伎》讽刺凉州陷没,本来千古断肠事,令天子痛惜将军羞惭,如今却取以为戏取笑资欢。《蛮子朝》写南蛮六诏慕华风来朝觐,受到皇上的特殊规格招待。《骠国乐》讽刺朝廷以夷人献乐为国家太平的标志,称来自大海西南角的骠国乐无关紧要,民生疾苦才是治国理政的关键。

第三,戒谕求仙、边功、奇物、艳色、佚游、嬖惑等荒唐行径。《海漫漫》写道教长生不死药之荒诞,秦皇汉武相信服之可以羽化升仙,年年派方士于茫茫烟水中寻蓬莱仙山采药,岂不知道家鼻祖老子道德经并无服药升仙的记载。《驯犀》写来自万里之外的犀牛,因气候不适应死于中原。《李夫人》以李夫人虽逝仍令君王感念不已,写人不如不遇美色。《古冢狐》劝人戒美色,为狐媚害深,能丧人家覆人国。《草茫茫》劝人莫要厚葬。《杏为梁》告诫人们莫以穷奢极丽为荣,世事无常,当忠俭度日。《黑潭龙》写人祭龙神之荒唐。

第四,鞭挞奸佞贪吏、诈人贪虏、宫规宫市、始乱终弃,怜悯寒俊、女工、农夫、宫女、弃妇等下层百姓。《卖炭翁》描写宫市制度的霸道,同情卖炭的老翁。《杜陵叟》揭露横征暴敛给农民带来的苦难。《红线毯》揭露宫廷使用红线毯的糜费。《涧底松》《上阳白发人》同情唐代的离宫制度造成的不得见君王的离宫宫人。《新丰折臂翁》指斥边防默武,同情因躲避兵役而自折臂骨的老翁。《缚戎人》同情一位没入蕃中四十的凉原子民,在虏邦受尽苦楚,常怀思乡之念,终于冒死奔逃,历尽千辛万苦回到中原,却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劫为蕃虏驱逐至吴越。《母别子》同情喜新弃旧导致的与子生别离的母亲。《陵园妾》同情守陵宫人。《井底引银瓶》同情年少与人私奔的痴小女子。

白居易的新乐府诗歌取材于社会现实,篇章形式灵活,既不拘泥于诗词格律,又不被古题乐府的诗题内容约束,以新题写时事,不被音声,完全以内容决定形式。白居易乐府诗语言平易,力求市井百姓能解,描绘人物生动形象,并且具有深切的同情,批判讽刺含蓄切当,文学艺术特点鲜明。分析其文学特征,恰如其《新乐府序》所言:“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结合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一一分述其文学特征。

其一,“其辞质而径”。质,指语言朴实质素,不华丽,不修饰。径,指直接了当,不拐弯抹脚。其辞质而径,指诗歌语言质朴,浅显易懂,表达得直接了当,让人一看就懂,容易理解。比如白居易戒谕人们求仙的《海漫漫》,“何况玄元圣祖五千言,不言药,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直接了当地说道家鼻祖的老子《道德经》没有服药升仙的记载。再如《上阳白发人》揭露这种离宫制度造成的女子的悲惨命运,“上阳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没有任何修饰,径直述其悲苦。再如《骊宫高》:“吾君修己人不知,不自逸兮不自嬉。吾君爱人人不识,不伤财兮不伤力。骊宫高兮高入云,君之来兮为一身,君之不来兮为万人。”直述君主修己爱民,不入骊宫是不伤财力。正因这种表达方式,白居易的新乐府才明白如话,得到广泛传播。据其《与元九书》,白诗“往往在人口中”,“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这和他追求诗歌语言“辞质而径”的特点,以便于达到“老妪能解”的程度有关。但白居易的语辞质径,也并非不加思索的随地取用,而是选取典型语言,加以择取提炼而成,既追求其通俗易懂,又有其艺术之美。所以袁枚《随园诗话》卷六称引周元公语云:“白香山诗似平易,间观所存遗稿,涂改甚多,竟有终篇不留一字者。”

其二,“其言直而切”。直而切,指语言应当直接而贴切,直抒胸臆,坦荡质朴,不能欲言又止,为君、为尊、为贵而有所讳饰。这与传统的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不同,反对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主文谲谏的含蓄诗风,认为他不能深刻地批评现实。为了达到劝谕君主、王臣的目的,令闻之者警戒,所以要“意激而言质”,不避直露地激切表达其不满、愤懑、憎恶和同情。如《八骏图》,作者反对君主爱奇物佚游无度,直接说:“八骏图,君莫爱。”因为“由来尤物不在大,能荡君心则为害[”,迷惑圣心,无心于政事则有害于国家,历史上穆王如此就得到了严重后果:“穆王得之不为戒,八骏驹来周室坏。”再如《涧底松》,同情寒门俊士,出身贫寒的人虽有才未必得用,所以他说:“高者未必贤,下者未必愚。”又如《杜陵叟》,揭露横征暴敛的可习可恨,“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更是激切地说这些剥削人的长吏,“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将他们比作豺狼,对农夫进行无底限的盘剥。白居易这种以笔为剑的做法,遭来了执政的扼腕和权贵的切齿,他在《与元九书》中说:“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白居易这种诗歌观,以质直之语,表达激切,爱憎分明,以达到“闻之者深诫”的目的。

其三,“其事核而实”。指白居易新乐府诗所涉及的人、事、现象、问题力求翔实正确,择取现实中切实存在的事实,不编造,不作伪,以此增加诗歌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让人们更易于采信。有些属于当时的做法,如《立部伎》,当时太常寺选择乐人的时候,将专业技能最差的人选入雅乐部,白居易由感而发,感叹雅乐衰落是自然而然的事。再如《上阳白发人》,唐代有离宫名上阳,被置于上阳宫的女子一入宫门深似海,不仅不得见父母亲人,也不得见君王,一生光阴就如此虚度,将当年如花似玉的姑娘熬成如今宫中最老的人。再如《胡旋女》,康居国在天宝末进贡。《新丰折臂翁》为了躲避兵役,自折右臂,如此具体的小人物虽无法考证是否真实存在,但云南有万人冢,是鲜于仲通当年全军覆灭的地方却是事实。由此有人征兵云南而畏惧,以至于深夜用大石锤折胳臂以求避役身存也是可信的。白居易为了达到诗歌察时补阙、泄导人情的作用,发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功能,最终达到上下交和、内外胥悦的政治目的,特别强调美刺与规劝,为了令人相信,增强诗歌的说服力,他非常重视作品内容和题材的真实。唯其真实客观,才能令执政者通过诗歌了解下情,才能作出相应政治调整,从而达到政通人和的目的。他在《策林》中也说:“若行于时,则诬善恶而感当代;若传于后,则混真伪而疑将来。”指出“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因此他在新乐府诗中采用的题材都尽量真实。不过也需要知道的是,这种真实是指历史的真实,即诗歌所述事件、问题、矛盾、现象是真实存在的,而其中的细节却不乏艺术的虚构,这样才能更具有典型性和感染力。

其四,其体顺而肆,就是力求诗歌流畅通达,文从字顺,希望能配乐歌唱,以求易入人耳,增强感染力量。白居易的诗歌,不追求平仄与格律,“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新乐府序》)也不限定字数句数,而是根据内容和主题的需要自由发挥。一句有三个字的,如“歌七德,舞七德”(《七德歌》),“二王后,彼何人?”(《二王后》)“立部伎,鼓笛諠。舞双剑,跳七丸。袅巨索,掉长竿。”(《立部伎》)也有五个字的,如“借问何人家?贞元双帝子。”(《两朱阁》)“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杜陵叟》),也有同一句内不一样字数的,“君之来兮为一身,君之不来兮为万人”(《骊宫高》)“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卖炭翁》)。行文自由,只要能够顺畅地表达文意,不拘于形式的统一。

综上所述,白居易提出诗歌应当“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具有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因此要从现实生活中汲取文学创作的源泉,采取真实可信的事实为题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直接了当地表达意见与观点,以达到劝谕规讽的目的。白居易创作大量的新乐府诗,并形成系统的诗歌理论,掀起一波以新题写时事的诗歌创作高潮,拓宽乐府诗的内容形式,对后世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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