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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桐欣有凤来仪

2019-11-14茵陈

莫愁 2019年4期
关键词:钱穆书院香港

文/茵陈

乱世初见

1949年4月,钱穆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校长王淑陶之邀前往教学。自15岁读了梁启超的《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钱穆就立志深入了解中国历史,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己任。不久,华侨大学迁往香港。

战乱中,流落香港的青年很多,他们流离失所、无处问学。钱穆决心办学,他联合几个内地学者创办了新亚书院,自任校长。

书院资金困难,流亡青年缴不出学费,教授领不到薪水。虽步履维艰,但理想与热情越来越炽盛。

那一年流落香港的,还有胡美琦。父亲胡家风曾任江西省政府主席。1949年,在厦门大学教育系读书的她,随家人来到香港。一次聚会上,胡家风结识了钱穆,遂让胡美琦到新亚书院继续读书。

在中国文化史课上,胡美琦见到了钱穆,个头不高,温文尔雅,看似瘦弱,一口洪亮的无锡话却非常有震撼力,讲起历史、文化,眼睛炯炯有神。从他的身上,她感受到了巨大的能量。

课余,钱穆经常和学生一起散步、爬山,在途中也不忘教诲学生:“我们读书人,立志总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的学者!”他的积极乐观和蓬勃的生命力深深感染了胡美琦。由敬畏到仰慕,一颗种子就此埋进胡美琦的心里。

一年后,胡美琦随父亲去了台湾省,在台中师范学校图书馆工读。

困境陪伴

1951年,新亚书院进入最困难的时期,经济来源断绝,钱穆到台湾筹募捐助。受邀在一所学院演讲时,新建的礼堂顶部突然坍塌,他的头部被砸中,当场昏迷。

得知钱穆在台中养伤,胡美琦赶来探望,并对他悉心照顾。朝夕相处,她由仰慕转向爱慕,他则感受到了久违的亲情温暖。她朝气蓬勃,有学识,有教养,对历史、文化心怀执著,也让他无比欣赏。

短短四个月,情愫像花木一样在彼此心中生长,生命变得坚韧、充盈。钱穆返港后,受他影响,胡美琦决心走教育之路,进入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教育系就读。1954年毕业后,她飞赴香港,不顾世俗羁绊,选择照顾他、陪伴他。

像一束光,照亮了万千个黯淡时刻。焦头烂额的事奇迹般地迎刃而解,先是新亚书院得到当时的港英政府承认,再是钱穆的教育理想获得社会的认同与赞助。后来,新亚书院又在一家基金会的捐建下,有了新的校舍。多年心愿终于实现,与此同时,内地沧桑巨变,钱穆知道,原先的家再也回不去了。

1956年,钱穆决定与胡美琦结婚。他心怀感激,亲自撰联:“劲草不为风偃去,枯桐欣有凤来仪。”在给学生余时英的信中,他说:“穆之婚事,实非得已。以垂老之年,而饮食居处,迄少安顿,精力有限,甚何能久。惟美琦以盛年作此牺牲,私心甚望其能继续治学,勿专为家庭琐务毁耳。”

事实上,她不只是贤内助,也是他的同道和知己,非但没有让家庭琐事绊住对传统文化的热爱,相反,在他的引导下,她的学问也日趋精进。

生活步入正轨,钱穆精神振作,办学成就随之而来。1963年,在港英政府的主导下,新亚书院与其他两家书院合并,成立了香港中文大学。

1967年,政治飓风刮来,香港变得动荡不安。一心只想著书立说的钱穆决定移居台湾。选址后,胡美琦亲自绘图设计,钱穆为新居所命名为“素书楼”。岂料,蒋经国为表诚意,已安排了兴建一事,钱穆无从推辞。

学术传承

定居台湾后,钱穆受邀担任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胡美琦也在中国文化大学教授中国教育史课程。

素书楼成为青年学生的问学圣地,“一园花树,满目山川,无得无失,只此自然”。楼前楼后,胡美琦精心栽种了红枫树、黄金竹,庭园里是钱穆最喜欢的茶花。清幽的花香中,他全力讲学、著书。她默默操持家务,为他做他最爱穿的唐装。他不爱去医院,她就找医生配制药丸。为了接送他出行,她特意去学了开车。

82岁时,钱穆大病一场,眼疾也日益严重,几近失明。医生禁止他长时间看书,亲戚朋友也劝胡美琦限制他写作,但胡美琦深知,离开学问和教育,才是最令他痛苦的。为了支持钱穆,她辞掉教职,帮他读稿、改稿。1986年,91岁高龄的钱穆在胡美琦搀扶下,结束了最后一课,他给学生的临别赠言是:“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告别杏坛,却没有告别教育,他忧心于青年对中国文化了解程度的日渐低落,她为他创办了素书楼文教基金会,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在楼廊上,他们谈学问、聊人生,所有的谈话,她都精心做了整理。她要把他的智慧与学识,留给青年一代,这便是后来出版的《楼廊闲话》。

1989年,她陪他去香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40周年庆典。一同散步时,他突然握紧她的手,兴奋地说:“我今天发现了中国古人‘天人合一’观的伟大,回家后,我要写篇大文章了!”回台后,他口述,她执笔,完成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的初稿。

当时,钱穆已陷入“素书楼风波”——台湾“立法委员”陈水扁指责他侵占公共财产,要求收回素书楼,逼他们迁出。

“学术自有公论,人格不容污蔑”,为了尊严,胡美琦毅然提出“宁愿迁出素书楼,而不愿住下去徒遭羞辱”。钱穆称赞她所说是“得道之言”。然而,搬家后仅仅三个月,钱穆就离开了世界。

三十多年的共同生活,她深知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心胸抱负。依钱穆遗愿,胡美琦将他安葬回大陆故土,太湖西山湖滨山坡的景色,正和他们在香港家中时远眺的一样。

2002年,素书楼恢复旧貌,定名为“钱穆故居”,台北市市长马英九主持典礼时亲自向胡美琦道歉,还钱穆以清白。此后,她全身心投入整理他的全集。连续几年,她每天都工作到凌晨三四点,2010年,2000万字的《钱宾四先生全集》(钱穆,字宾四)在大陆出版,依照他的心愿,“一字不改,繁体直排”。

“尘世无常,性命终将老去;天道好还,人文幸得绵延。”钱穆的学术思想,被称“博大精深,举世无能出其右者”,而没有胡美琦,便没有他辉煌的晚年。

钱穆生前所托已悉数完成,2012年3月,胡美琦病逝,香港中文大学的讣闻是:“胡美琦为照顾钱先生,遂辞教职,为钱先生于教育及著述上创下不朽的丰功伟业,厥功至伟。”

因为钟情与执著,彰显他的学术思想成为她一生的意义。爱还在延续,那些不朽著作就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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