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视野下西藏传统家具的历史嬗变

2019-11-13胡名芙

艺海 2019年9期

胡名芙

〔摘要〕西藏传统家具是我国民族家具大家庭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在漫长的历史演化中形成独具民族性、地域性的家具艺术特征。本文通过爬梳从史前至明清时期的西藏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史略，进而探析西藏传统家具中多元文化融合之特征形成的文化内因，以期达正本清源之目的。

〔关键词〕家具；西藏；文化

唯物辩证法揭示，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这种联系是客观的、普遍的。同理，西藏虽地处偏处，但并不是一个与世界各地完全隔绝的文化孤岛，而是多种文化的交汇地，这种面貌自旧石器时代便开始并一直持续至今。

从目前考古资料来看，西藏旧石器文化的总体面貌主要与东亚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传统更相接近，二者之间存在不少相近的文化因素。此外，西藏高原旧石器文化也呈现出一定的多样性和区域性特点，这些特点显示出西藏高原的旧石器文化内涵同时也同中国南方乃至南亚次大陆旧石器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交流与联系。

西藏新石器时代存在四大文化类型：藏东区域类型、西藏中部腹心地带区域类型、藏东南区域类型和藏北及藏西区域类型。从上述遗址可窥探青藏高原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流互动的情况。

卡若文化遗址位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区，澜沧江边，与川、滇接壤。卡若文化与黄河上游的马家窑、半山、马厂等诸文化的陶器类型具有相同的特征，在纹饰和图案上也有接近之处。卡若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农作物、陶器、石器、建筑等与甘青等地马家窑文化系统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对此参与发掘的童恩正先生解释认为：“卡若文化与马家窑、半山、马厂在时代上基本是平行的，他们在文化内涵的相似性，可能是因其有着共同的渊源，或者是互相影响的结果。同时也与长江上游整个川西高原、滇西北横断山脉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存在广泛的联系。”①

在卡若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利用石斧、石锛加工的木柱、椽木等，木制家具可能就肇始于这一时期或者稍晚的时期。虽就目前现有的考古资料，暂未发现在家具领域中存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新的考古发掘，或许能找到有关证据。

曲贡遗址位于拉萨北郊娘热山沟曲贡村，是迄今在西藏发现的海拔最高、年代最早、面积较大、文化层堆积较厚、文化内涵极其丰富的多种文化并存的遗址之一。曲贡遗址中出土了青铜箭镞和铁柄铜镜，对于后者的来源有三种说法：其一源于古印度说，它与南亚次大陆北部的印度古文化接近，极有可能通过吐蕃-泥婆罗通道与南亚文化有着一定关联；第二，源于中亚说，从中亚、新疆至西藏，然后东渐入横断山区的带柄铜镜的传播路线；其三，源于本地并受汉镜影响说，在西藏拉萨河谷发现的这几面带柄铜镜均“携带有汉式镜因素”，同时又具有滇文化的因素。此外，曲贡的石室墓或石棺墓分布在彼此临近的中国西部地区，相互间的交流和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出土的特色器物双肩石铲的形制、年代等均表明曲贡文化的晚期，西藏中部腹心地区与川西地区之间显然存在着密切的交往和联系。

时为南京师范大学的汤惠生教授通过斑块-廊道-基质的景观生态学语境，对卡若、曲贡遗址研究发现：“青藏高原新石器文化与东部和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以及南部澜沧江、岷江、河湟地区存在文化的互动、包裹的互递、因素的互渗，而且深刻。”②

从西藏细石器文化内涵和面貌看，藏北地区细石器与华北黄河流域地区存在直接的渊源关系，而藏南的细石器则与华南地区特别是长江上游地区的文化有明显亲缘关系。另外，在西藏山南昌果沟文化遗址中发现了栽培作物麦，研究表明，麦作植物很可能来自西喜马拉雅的克什米尔地区。

通过上述曲贡出土的金属器物和西藏其他地区所出土的金属器物分析，学者大致认为：第一，青铜时代的西藏同样受到周边地域外来文化，甚至中亚文化的影响。第二，西藏高原的先民已经掌握了较成熟的青铜器制造工艺，稍后又出现了铁器。至此，西藏文化进入以铜铁为标志的“早期金属时期”，延续至吐蕃王朝建立之前。青铜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更为先进的器物加工工具的出现，它对家具的影响大致如下：其一，受外来文化影响下的金属时代的到来，为当时西藏家具提供了制作工具和工艺之保障，从阿里地区札达县古墓中出土的木梳可见一斑，梳子造型精巧，齿尖细密，为金属工具加工而成；其二，金属器物的制作工艺、装饰图案或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为木制家具所借鉴。

将上述研究成果与西藏地区藏族族源的研究成果结合证实，由于地缘等方面的因素，不论地处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还是腹心地带，青藏高原文化或主动或被动地与外来文化存在一定的交流，且较为深入，呈现文化多元的特征。此后，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也一直存在并延续至吐蕃王朝及其后各历史时期，并成为西藏高原文化发展的主基调，也成为日后藏族传统家具文化的主旋律。

如果说石器时代、金属时代文化交流对西藏家具的影响是朦胧的，那么吐蕃王朝时期的建筑文化艺术等方面受外来文化影响迎来了明晰的、全方位的交流融合时期，其中也包括家具艺术。通过文字资料及依然流传在寺院的传说可以确定西藏的艺术起源于外国的影响和模式。我们还可以确定出尼泊尔、中国、中亚和印度这四个主要的来源。

家具不仅是建筑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虽然由于各种原因，吐蕃时期的家具实物早已不复存在，文化交流融合对西藏家具艺术的影响难知全貌，然而，通过各种历史文献，当时建筑的历史遗存及壁画、唐卡等可窥一二。

据《西藏的观世音》记载，泥婆罗赤尊公主入藏时携带三尊佛像、各类佛经，还有众多的工匠、仆从和七头大象满载的财货珍宝。

据史书记载，经过两年多的长途跋涉，文成公主于公元643年抵达吉雪卧塘（今拉萨），随行所带之物不计其量，涉及甚广，如医学、历算等书籍，还有大量佛经等等，通过随行地若干各门类匠人还将唐代先进的建筑技艺、纺织和刺绣技艺引入吐蕃。對此《西藏王统记》有详细记载：

…… 告身文书金玉制，

经史典籍三百六，还有种种金玉饰，

以此赏赐我娇女。诸种食物烹调法，

与及饮料配制方，玉片鞍翼黄金鞍，

以此赏赐我娇女。八狮子鸟织锦垫，

并绣枝叶宝篆文，赐女能使王惊奇。

汉地告则经三百，能示休咎命运镜，

以此赏赐我娇女。工巧技艺制造术，

高超能令人称羡，如此工艺六十法，

以此赏赐我娇女。四百又四医方药，

四方、五诊、四论医典，六医器械皆赐汝。

……

入藏后，文成公主积极参与大昭寺、小昭寺的策划、筹建等，在建造过程中，赤尊公主从泥婆罗（今尼泊尔）招来不少工匠、文成公主则从唐朝招来若干工匠参与建造。大昭寺建成后，松赞干布又从唐朝、天竺、泥婆罗等地请来一批工匠造佛画像。为了使室内陈设的家具能与建筑艺术相统一，以及表达对佛的虔诚之心，将各類建筑技艺、绘画技艺应用于家具并尽可能地装饰得尽善尽美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此外，在唐末期，吐蕃通过战争的方式从唐地虏获大量能工巧匠和身怀技艺之人，服务于当地的生产、生活。有记载“将劫京城士女工匠整队还蕃”；③戎酋诫其众曰：“吾要蜀川为东府，凡伎巧之工皆送逻娑（今拉萨），平岁赋一缣而已。”④这种不间断的联系，使唐蕃之间的设计交流持续不断，推动了吐蕃家具设计的发展。

将上述文献内容结合两寺庙吐蕃时期的历史遗迹和现存的藏族传统家具，经分析，这一时期的外来文化对藏族传统家具装饰艺术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其一，丰富了藏族传统家具装饰技艺手法，如雕刻、彩绘等；其二，拓展了藏族传统家具的装饰题材，如狮子。众所周知，古代中国根本没有狮子，狮子产于非洲和印度西北部，狮子的形象应是随佛教的传入而出现在大昭寺的建筑装饰。其三，促进藏族传统家具风格的形成。虽然目前尚无证据证明藏族传统家具的风格定型于吐蕃王朝时期，但不可否认的是存在模仿、借鉴的过程。吐蕃王朝占领敦煌时所绘制的莫高窟第158、159两窟壁画中的家具样式为唐代风格样式，另分治时期所建的托林寺中，壁画《供奉图》中的高足长桌与当今所见藏式家具也差别很大，当时的家具似乎尚未形成自身的风格样式。

吐蕃王朝时期虽说是一个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激烈碰撞、交流融合的时代，但其文化艺术审美向度尚未定格，因为吐蕃王朝时期佛教尚未完全占据西藏社会意识形态领域，至少在王室贵族艺术仍有自己的艺术传统。从宋代以后出现的佛教造像、壁画、唐卡等艺术门类的遗存来看，他们都呈现出几乎是全新的风格与元素，与之前的吐蕃王朝时期的同类遗存相比较，属于相当不同的风格类型。主导家具风格趋势的精美家具作为当时的“稀有资源”，其风格倾向也应该尚未定型，与今日所见藏族传统家具亦应存在一定差异。

正如G·杜齐在《西藏考古》所说：“在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以前，西藏人一直沿袭着久已传入的、与邻国关系甚密的艺术风格。西藏艺术所受的影响来自两个不同的方面。其一，留居西藏、从其他国家来的工匠们，其二，持续不断地到邻国的朝圣活动。”⑤

至两宋时期，随着与周边文化更为深入交流和佛教迎来后弘期，佛教的复兴为美术的繁荣发展创造了第一个契机，极大地刺激了当时西藏藏传佛教美术的振兴。作为实用器物的家具，也逐渐成为某种精神性产品，可承载浓厚的宗教文化。与其他美术一样，家具艺术具有明确的宗教性，并逐渐形成一定艺术范式。

自元代吐蕃纳入中国版图后，两地的文化艺术交流日益密切，主要通过进贡以及以供养、布施为名的中央朝廷的各种赏赐、贸易、人员来往等方式进行。

历代朝廷对西藏宗教持续不断的扶持，向西藏寺庙捐赠了大量的奢侈品，于是藏人开始将这些奢侈品与财富和品位联系起来。这与藏人对自己家具装饰的向往也有所联系，所以在这一时期将中国的装饰图案作为一种灵感来源也是自然而然的。据有关文献记载，朝廷资助大量蕃地的艺术家、匠人为朝廷制作器物，他们每年在京师度过一段强制时期，为朝廷制作器物，以作为一种税收；而有些人则是永久受雇。所有人都在他们自己的艺术领域技艺精湛，所作器物精美。因此，捐赠给西藏寺庙的物品中，许多在质量上都是出类拔萃的，包括精美的彩绘瓷器、丝绸挂件、地毯、印经、织丝唐卡、镀金雕像和漆器家具。

从元代至明清，逐渐结束了两宋以来蕃地的文化艺术风格转向的多元融合而趋于统一，并逐渐稳定。

总之，西藏传统家具文化是一种多元融合的文化形式，历久弥坚、历久弥新。从其发展轨迹不难看出，任何文化，不论是物质文化抑或是精神文化，不论是宗教文化抑或是民俗文化，若以开放的姿态与外来文化交流，则将始终保持顽强的生命力。立足于此，西藏传统家具这颗明珠必将更为璀璨。

（责任编辑：翁婷皓）

注释：

①西藏自治区文物管委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153

②汤惠生.再论卡若、曲贡等西藏史前遗址的相关问题[J].藏学学刊，2014.9：11

③苏晋仁等校正.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正[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174

④（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七·列传第六十七

⑤（意）G 杜齐著，向红笳译.西藏考古[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46

参考文献：

[1]（意）G 杜齐著，向红笳译.西藏考古[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65

[2] 张云，石硕.西藏通史[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