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晓彤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一、更新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

2016年12月俄罗斯发布的新《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以下简称《构想》）依然延续了务实、平等、合作等俄外交政策的中心内涵，但部分具体细则在2013版《构想》的基础上有所变更。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俄罗斯所处的地缘战略环境发生了变化，这是俄罗斯应国际安全形势变化、基于国家利益在外交活动导向上所做的最新修订。

（一）新《构想》的几处显著的变更：

1、2013年版《构想》中，乌克兰是俄罗斯外交的“优先伙伴”，而在2016版文件里俄方仅表示愿同乌克兰在互相尊重和互利的基础上“建设伙伴关系”，这意味着目前乌克兰在俄外交中的地位已经大大下降。

2、新版《构想》首次提及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及其造成的威胁，认为建立广泛的国际反恐联盟、合作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务。

3、叙利亚问题也首次在《构想》中出现，俄表示支持以政治方式解决叙利亚问题，反对以颠覆政权为目的干涉别国内政。

（二）推动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变更的文化因素

1、价值观冲突。乌克兰国内对“亲俄罗斯”还是“亲欧美”的争论是造成乌克兰危机文化上的原因。由于两大冲突派别的形成于历史上民族文化的分化存在必然的联系，各自所维护的政治利益也因此矛盾重重。亲俄派与亲欧派的争端实际上是西方与俄罗斯在政治价值观上的冲突，各自所代表的对民主与自由的认识差异实际上是各自文化背景下的社会治理方式的冲突。作为分隔西方与俄罗斯的屏障之一的乌克兰，稍微在价值观上倚重西方便让俄罗斯有西方价值观向东渗透的忧虑。因此尽管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属于斯拉夫民族为主的国家，但政治文化上的冲突也会令血缘上的紧密联系大打折扣，使俄罗斯不得不调整对乌克兰的外交态度。

2、安全共识的形成。俄罗斯所处的国际环境在安全观念和安全战略上存在许多矛盾和冲突，主要表现为俄罗斯与乌克兰等东欧国家对战略安全范围的划分的矛盾。东欧国家面对经济复苏的迫切需要和俄罗斯崛起的威胁，对加入欧盟和北约表现积极，而这对俄罗斯而言意味着北约东扩，意味着俄罗斯传统的势力范围受到西方的挤压，因此俄罗斯在对外政策上始终坚持把与独联体国家关系放在首要地位，把与欧盟关系作为重中之重，对吸引东欧国家加入北约的美国则态度越见严厉，都与俄罗斯与邻国在安全共识上的矛盾有强烈的关联。而在反恐问题上，俄罗斯与西方的共识反而日渐增强，除了因为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日益猖獗对国际安全构成巨大威胁，还因为俄美之间在反恐合作上取得明显成效，对提升俄罗斯国际形象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在安全相互依赖的时代，国际社会必须逐步确立以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为导向的共同价值、规范与原则，以应对各种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因此俄罗斯会明确提议建立广泛的国际反恐联盟、合作打击国际恐怖主义。

3、新意识形态博弈。叙利亚问题中的美俄对立，从文化上看可以说是俄美在新时期的意识形态搏斗的缩影。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新世纪多个地区的新兴国家的迅速兴起正在挑战美国的传统优势地位，而俄罗斯经济社会的迅速恢复更是助力了国际社会所倡导的多极化。在经历了社会动荡又目睹了西方在东欧势如破竹的颜色革命之后，俄罗斯对西方价值渗透又提高了警惕。尽管独立后的俄罗斯已经选择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尚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俄罗斯目前并不能适应全盘西化带来的变革，这在俄罗斯精英心里是十分清楚的。而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频频插手内政对俄罗斯而言是一个不良信号。作为一贯坚持本国独有的政治文化的俄罗斯，尽管在人权和民主上仍频受西方诟病，但在反对别国干涉内政、维护周边环境稳定、为本国社会转型争取更多时间上，俄罗斯不会作出实质性的让步。

二、文化与国际安全

从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的变更中可看出文化因素对国际安全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文化上的一致对国际关系而言更多是增强友好关系的有利条件。相较于经济、军事上的迅速、有力压制，文化上的冲突和渗透对国际安全的影响是潜移默化而难以消除的，文化冲突所造成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对加速政治上的冲突。

（一）文化一致性与和平大道

1、具有政治潜力的世界共同体是一个道德标准和政治行动的共同体。

每一个能影响国际秩序的共同体都是在具有一定的道德标准和政治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的。欧盟相对于其他国际共同体更成功，与欧盟在经济、政治、安全等多个领域的达成更多共识是有必然联系的。俄罗斯一开始青睐后又忌惮的北约也具有强大的引导成员国共同行动的纲领，这样的法律效力能够得以持续并在冷战后迟迟不得解体，与成员国对组织所承载的共同标准的高度认同和依赖息息相关。对领导独联体国家参与国际行动偶有力不从心表现的俄罗斯而言，尚有苏联遗风的欧亚经济联盟则相对没有欧盟、北约这些国际组织的影响力深厚。俄罗斯屡次调整对外政策侧重方向却始终视独联体地区为首要外交重点，这是俄罗斯维持在该地区政治影响力的表现，也是保障俄罗斯在亚欧大陆安全的必要举措。

2、共同的宗教经验能创造某种类型的国际共同体，但这种共同体的凝聚程度还不足以造就一个世界国家。

国际恐怖组织大都具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在接受原教旨主义的刺激和别有用心的恐怖分子的煽动后，恐怖组织的恐怖行动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但由于宗教作为一种特殊文化仍不具备单一的解读，在不同理解中产生的冲突同样阻碍着以宗教为名义的独立运动，相反，制造民族分裂的同时也滋生着教派的分裂，因而在基础文化上尚不能有效产生共识的宗教行为体，是很难形成一个国家的。俄罗斯本身作为一个多宗教、多民族的国家，几百年来深谙民族分裂的痛苦，因而在对外政策中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呼声甚高，这与车臣战争、与国内恐怖袭击、与俄罗斯民粹主义的日渐泛滥不无关系。

3、所有历史时期中，文化一致性都是和战争并存的，这些文化并没有创造出一个可以遏制分裂、引导和平的共同体。

以苏联为例，为反法西斯战争而成立，为意识形态斗争而强盛，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极推高度集中制直至沙文主义，原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却因此为冷战所利用，这对俄罗斯来说是极大的教训。因此在推进社会转型的同时，普京十分重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主流文化的健康发展，维持国内稳定的同时才能制定相应的对外政策。

（二）文化差异性与国际安全

1、每个人有多种认同，但一个方面的认同可能与另一个方面的认同发生冲突，人们根据文化界限来区分自己，意味着文化集团之间的冲突越来越重要，而文明又是最广泛的文化实体，因此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就成了全球政治的中心。俄罗斯既不属于纯粹的欧洲文明，又不属于纯粹的亚洲文明，而是兼备欧亚文明特征又明显具备俄罗斯特性的独特文明，因此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俄罗斯都容易因文明的冲突而与别国产生矛盾。但独立以来的俄罗斯多次顺势调整与他国关系的对外政策，争取和谐最大化，即便在乌克兰危机后遭受西方制裁的同时也仍旧努力改善与欧、美国家的关系，而与中国的互动更是逐年增多，这与俄罗斯本身机具包容性的文化特性是分不开的。

2、任何层面上的认同（个人的、部族的、种族的、文明的）只能在与“其他”的关系中来界定。交通和通讯的改善使得文明认同越来越显著的同时也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文明之间的差异，萌生必须保护“我们”以区别“他们”的行为。即便在意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国际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的区分存在仍旧十分必要，因为新时期多个新兴国际行为体势力的增长不免于就有的国际力量产生利益冲突。俄罗斯对外政策中除了十分重视与联合国、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国际组织保持密切合作之外，还十分重视与新兴国际机制形成联系——积极促成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的“一带一路”规划便是一种显著的表现。

3、不同文明国家和集团之间冲突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一方将自己的价值、文化和体制强加于另一方。文化集团之间的冲突可能会涉及文化问题，而文化问题并不是通过谈判就能解决的——没有妥不妥协，只有是或不是。汲取苏联解体的教训，俄罗斯在外交关系中应不同国家的利益需要作出适当的合作态度，积极维护地区稳定，这在俄罗斯历次的对外政策构想中可明显看出来。

三、结语

文化作为一种文明表现方式，在外交中占据一席之地，其对维护国际安全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无论是对于战略空间的安全维护，还是对国际社会稳定的影响，都是从细微的量变促成质变的，而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的调整正是顺应了这种文明发展潮流所作出的举措。全球化的深化发展和区域一体化的不断产生推进，都将伴随着文化的交流碰撞，统筹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协调发展，科学汲取新文化的精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为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制造更优秀的生存文化，是顺应世界潮流发展的要求，也是每一个国际行为体发展的需要。未来俄罗斯还将适时调整对外政策方针，为恢复俄罗斯在国际社会的强盛地位铺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