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 棣

新诗的兴起已有百年，但时至今日，每一代准备投身到现代汉诗写作的诗人依然面临着一个根本的文化困境：他必须忍受很大的审美偏见，必须克服文化幻象意义上的汉语的古今之别，才能将他对现代诗的兴趣推进到生命的冲动之中。换句话说，一个诗人在他的学徒期刚刚开始的阶段，他实际上已卷入一个艰难的抉择；像是受到某种难以言传的魔力的驱使，他不得不在汉语的古典诗味和汉语的现代诗性之间做出一个选择：他是否真的受到了汉语的现代诗性的感召，像一个心灵战士那样在信念的意义上坚定他对汉语和现代诗性之间的关系的把握？更进一步的，在未来的诗歌生涯中面对质疑现代汉诗的合法性的时候，他是否已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比如说，在面对像钱锺书或季羡林这样的文化名人频繁出示对新诗的毁谤之时，他能否迅速站在诗歌之战的制高点上展开有效的审美反击，而不是简单地在内心的苦闷里嘀咕几句自生自灭的不满的粗话。

从旁观的角度看，一个人准备用汉语从事现代诗的创作，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神话原型意义上的心灵的故事。或许，这么说，仍嫌有点低调。它其实是一个生命的故事：这样一个人，他不仅要自身的生命的成长，还要更勇敢地置身于汉语的诗性之中，和汉语的现代转型一起成长。在诗歌生涯展开的各个阶段之中，他都会面对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真真假假的撕裂。他必须学会有的时候要从文化战略上藐视这样的人为的撕裂；更多的时候，他也要学会从修辞战术的角度像一个语言的工匠那样重视这样的撕裂。他必须时刻养练自己的眼力，以便从众说纷纭乃至人云亦云中做出警敏的判断：被现代文学史讲述过无数遍的新诗对古诗的背叛，究竟涉及怎样的文化真相？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必须成为一个诗歌方面的精神分析师，他必须尽可能地在生命内部治愈并纠偏来自可耻的文化偏见对他的生命诗性的摧残：因为用现代汉语写出的东西，在我们的文化场域里长期以来被判定是舶来品。这意味着，我们呕心沥血写出的东西，被人为地通过更巧妙的人为手段抹去了自身的人为的痕迹，并以文化事实的名义宣布，每一首新诗都在文化的诗性基因上疏离了汉语的传统诗心。新诗历史上，梁实秋冒过一次傻气，或许是被逼急了，或许是出于不自觉的挖坑的本能，他曾给新诗下过一个定义： “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 新诗的发展的某个阶段，梁实秋的指证，或许能从文学现象上找到相当的依据，但这依然不意味着，我们有权力从历史的角度去断定：新诗和西方诗歌的关联只能如此。并据此，将新诗的百年实践笼统地含混地视为西方诗歌的一个分支现象。

进一步的，所谓新诗对古诗的反叛，从文学演化的角度看，可能也只是一个阶段的现象。即便我们将它归类于一种文学事实，它也不意味着百年之后，我们用现代汉语写的每一首诗都是对西方诗学的翻新。正如，我们不会浅薄地傲慢地将美国新诗运动对中国古诗的借鉴解释为美国意象派诗歌是中国诗歌的一个分支现象。我们必须更深刻地习惯并追究这样的一种可能：经历新诗的百年兴起，用现代汉语写作的诗歌事实上来源汉语诗性内部的一种文化冲动。古诗和新诗或许体现了一种激烈的诗歌类型意义上的差别，这种差别甚至造成了汉语诗性在古典诗语和现代语象之间鲜明的差异，但所有这些差别或差异，让不足以表明现代汉诗的写作可以从源远流长的汉语诗性中分离出去。或许从一个新异的旁观角度看去，新诗和古诗依然属于一个总体的文学现象，新诗和古诗只是我们的汉语诗性的多面性的不同维度而已；更直观的，新诗和古诗在文学事实上或许更应被视为汉语诗歌历程中的两个演变的阶段。就此而言，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现代汉诗的书写者，一个人必须幽默地老练地看待新诗和古诗之间的裂痕。甚至不妨这么看，这样的裂痕，其实是我们的文学福气，有总比没有好。不要被人云亦云裹挟，以为我们的诗歌写作的一个归宿是要弥合这个裂痕。这个裂痕，对诗歌写作来说，也许是一种挑战，一种更大的诗歌可能性的展现；我们要做的只是更勇敢地面对这个裂痕，并发展出更强悍的诗歌个性容纳并丰富我们应对这个裂痕的文学能力。从这个角度讲，新诗的写作是一个我们愿不愿从汉语诗性的内部挖掘并拓展我们的诗歌能力的故事。这个故事既是古老的，也充满新的机遇。

这个故事的母题之一，就是不要害怕失败。诗，本来就是一种失败。里尔克早就亢奋地申明过 ：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所以，从趋势上讲，从表达上讲，从创造性讲，诗的实践就在它敢投身于高贵的失败。诗的失败造就了诗的独异。诗的可贵，诗的好，也在于诗敢于失败。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又会发现，新诗，作为一种语言活动，和人们试图强加给诗的失败观感，其实没什么太多的关系。流行的诗歌观念，习惯把诗歌作为一种时间现象来看待。片面地看，这也许有部分依据。但是，从根本上讲，诗是一种变异，一种语言的游移，一种不断流动的空间现象。诗依据规则行事。更重要的，也更有趣的，诗，可以随时依据已变异的语言情况来重新制定并协调自己的规则。也就是说，诗的规则不是一成不变的。

某种意义上，新诗反而最能体现汉语诗性的雄心：诗言志。生命的志气必须通过发现新的语言来展现，才有活跃的可能。沃尔科特说得没错：为了改变我们的生活，首先必须要改变我们的语言。而改变语言的要义，就是尽可能地在语言的意义上使用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