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勇

光阴无法倒退，只能用方块的汉字，记录曾经难忘的岁月。

1995年6月，我应聘上海某广告公司被顺利录用，不过工作地点却在北京。当时我既高兴又困惑，因为北京对我来说是一座陌生的城市，虽向往已久，却无缘相识，困惑的是北京离家很远，会牵起我无尽的乡愁。

皇城根下，繁华如烟。北京分部的同事让我上了一辆白色面包车，还没等我领略北京站的恢弘和喧嚣，车子就滋溜而去。面包车穿过首都的大街小巷，开进位于海淀区市郊的一个小院子。咋一看，不像从事广告业的公司，院子里堆满破铜烂铁，有点衰败的迹象。当时，我内心突生一种被人欺骗的感觉，黯然而失落。

下车后，一个操上海口音的小伙子帮我把行李从车上拿下，然后把我带到经理室，经理说我的工作就是跑业务，希望我能在短时间内创出好业绩。小伙子在一旁也附和着，我们公司是上海总部在北京刚刚设立的分部，目前分部处于创业阶段，办公及居住等条件都不太好，不过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番励志言论，使我精神大振。

当晚，我被安排在一间不足二十平方的房间，里面搁着两张上下床。四个人住这么小的房间，实在拥挤，我对小伙子说，这地太小怎么住啊！小伙子甩甩头，一言不发地走了。我想，既然来了，就先将就吧，本来外面的世界除了精彩就是无奈嘛。

第二天，我就随着公司的老业务员去跑市场，坐地铁，乘公交，反正不会打车，因为公司规定，除跟客户签约那天打车可以报销外，任何情况的打车一律自费。一个月下来，业务无望，底薪微薄。好在公司为了鼓舞员工的士气，给我们业务员每人配了一部BB机，当时我还不好意思收下。经理说：“我不聋不瞎，你们的辛苦我是一点一滴都看在眼里的！”经理的一句话，让我感动了很多天。

那一晚，我几乎彻夜未眠，一轮叫做北京的月光照进来，满室的洁白，使我想起远在安徽的故乡，以及故乡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睡不着觉，不仅影响同室室友，也给自己带来诸多不便，有时打开台灯翻几页新买的杂志，突然被一室友的鼾声惊扰，整个思绪乱得一塌糊涂。

这样的日子一直维持到1996年的端午节，算来我来北京有一年了。彼时我在公司的业绩名列第三，收入已然不菲。基于有好的业绩为资本，我找到经理要求改善居住条件，但被经理一口拒绝了，理由是总部与我签的用工合同上没有这一条款。作为一个公司经理，他的说法并没错，我只好忠实服从。不过我提出自己在外租房时，经理倒是立即同意。

就这样，我在公司附近租了一间民房，房东姓吕，以前是农民，因为开发土地被征，于是开了个作坊式的包装印刷厂，将家里的旧平房腾出几间做厂房，剩下的一间收拾后对外出租。或许房东大哥性格直爽，我跟他处的像兄弟。

每逢我下班回来，都热心地叫我过去陪他喝两杯。时间长了，我老觉得欠他很多，便对他说：“吕哥，兄弟孤身一人，没什么报答你，改天我请你下馆子！”他笑笑说，“你挣多少钱啊，兄弟，要牢记一句话，有钱常思无钱日，好好攒足钱，回家娶老婆用吧！”说实话，来北京这么长时间，我还真没想过婚姻的事。房东大哥的一席话，像一根针管注入我的血液，身上洋溢着不竭的激情和力量。

此时此刻，我沉浸在一种被人关心的幸福之中，觉得北京人就是好，是好在骨子里的好。

有一天，我回来的早，准备把几天堆积的衣服洗一洗，推开屋门，只见一个姑娘在用肥皂搽衣服，水龙头的水直往下淌，非常浪费水，我就上前关掉。再一看姑娘手里的衣裳很像自己昨天换下的，陡然产生好奇。

我随即问她：“你是谁？怎么在这里洗衣服呀！”

姑娘展眉一笑说：“你是勇哥吧，我是印刷厂吕厂长叫我来帮你洗衣服的，你怎么不知道呢，难道他没跟你说吗？”

听她这么一说，我心里有数了。是房东大哥心疼我，叫来他厂里的姑娘帮我洗下衣裳。

姑娘年龄二十来岁，个不高，大眼睛，五官端庄，听口音像东北人。衣着朴素，一身秋装裹得严严实实。她利索地洗完衣服说：“衣服洗完了，你自己晾一下总可以吧，我走了啊！”

我站在一旁，不知所措，感谢的话还没说出来，姑娘一溜烟跑了。

过了两天，房东大哥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这姑娘不错，黑龙江佳木斯人，很勤快，娶回家做老婆蛮好的！”

我说，这怎么行，我和她素昧平生，互不了解，她会同意吗？

你个傻蛋，一回生二回熟，慢慢不就了解了啊，亏你还在外面闯江湖哦！

房东大哥边笑边说，明天你去厂里找她，约她出来吃个饭，我等你的好消息。我没想到爱情这么快就来了，面上虽露出一丝难为情，但心里其实早已乐得开了荷花。

我把姑娘约在一个叫“晴雨”的小酒店。那是个中午，天上飘着细雨，北方的深秋，只要秋雨来袭，气温迅速下降。我们坐在顶里边的位置，稍微暖和些。菜没吃多少，只顾讲话了。我想这就算是我们的恋爱从此起航了吧。

姑娘隔三岔五地来我这儿，和我像一家人，给我洗衣做饭。也许我们都很保守，她从未在我这里过过夜。房东大哥有时拿我开玩笑，有没有把她办了。我说等结婚了再说，他说当心鸭子不煮熟会飞的哟。

有了爱情，等于有了寄托。我开始极力拓展客户，并努力提升业务能力。然而，没过几个月，公司突然被法院勒令停业整顿，说什么涉嫌偷税。如此一来，我将面临失业，甚至要原路返回。

没了工作，爱情也将未卜。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出租屋，正好姑娘也在，看到我失魂落魄的样子，就问我出了什么事。当她知道事情的原委后，爽朗地笑了起来，说，“这算什么，就是家常便饭，不要太往心里去！”

她这一说，我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工作丢了，爱情还在。那晚，我们喝了好长好长时间的酒，直到夜吞没了整个城市，我要送她回去，她却执意要留在这里。

一年后，我带着她回到安徽老家，姑娘变成了老婆，我则成了有妇之夫。

如今过去多年，北漂的旧时光，在我遥远的梦里，永久地存放着。

时光自此有温度

1978年，正是祖国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的时候，这一年我读初中一年级。我背着书包，与三两同学走着，春风轻拂脸蛋，柔柔和和，夹杂着泥土的芬芳。村头的广播播放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纯正而干净的声音，具有一种穿透力，响彻碧蓝的上空。

我家住美丽的青弋江畔，在这里已有三百多年，村庄是美丽的、也是忧伤的。四面环水，圩埂上树木葱茏，田野庄稼纵横一片。尽管风景秀丽，但却抹不去这里的忧伤。多少年，人们勤劳耕种，依然换不来温饱，茅草屋子遍处可见。

也许大队考虑我家宽敞一些，将一名上海下放知青安排在我家。刚来的时候，我还在读小学，对我特别亲切，好像很有文化，经常给我讲隋唐演义和封神榜的故事。他叫刘平，上海嘉定人，面容消瘦，皮肤白皙，说话流利，夹带着上海腔。

回到家时，天色将晚。我丢下书包，便来到刘平的房间，他正在批改作业，旁边坐着村上最懒的懒汉余老四，这个人我不太喜欢，在生产队里不好好劳动，经常被扣工分，但其家里过得日子却比常人好。刘平说他暗地里编竹篮偷偷在外贩卖，钱来的直接，自然日子好过呀。他时常找刘平玩，而刘平好像也不讨厌他，两人似乎还很投机。他看到我就说，你小子找刘老师干吗？小小年纪，不好好学习，到处乱窜！我说，我小是小，但你干的啥事我都知道呢，你不就晓得搞投机倒把嘛！许是这句话刺伤了余老四，他居然抬手要打我，被刘平拦住了。刘平呵呵笑着，眼睛朝我眨了下，暗示我出去。

1980年，我们生产队彻底包产到户，余老四家两口人分得两亩多地。余老四在家排行老四，三个姐姐均已嫁人。分田到户后，也没见他勤快，依然半农半副业。种田还是吊儿郎当，敷衍了事，庄稼比别人的总要矮一截。刘平说余老四生性散漫，不是种田的料。余老四听后不但不生气，而且还洋洋得意，甚至觉得刘平的评价最合他的意。

同年，刘平忙着复习迎接高考。余老四听说刘平要考大学，主动施展自己的门路，在县城里弄来一堆高考复习资料，以便刘平备战高考，其中那套《数理化自学丛书》尤为实用。刘平向余老四投去敬佩的目光，紧紧握着他的手，不断重复着“感谢”二字。余老四说：“别感谢了，这里还有一本呢，跟学习资料无关，怕对你学习不好！”说完，从鼓鼓的裤兜里掏出一本书，书名叫《第二次握手》，作者张扬。

刘平看到这本书，眼睛都亮了，抓起书爱不释手，连说感谢余哥感谢余哥，没关系没关系，不会影响我学习的。

大概源于此，我对余老四的印象逐步好转，也乐意走近他。星期天时，我跟着他去上街溜达，或者随他去钓鱼，反正不想再去打扰紧张复习的刘平。几个月后，正如大家所期望的，刘平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上海水产大学。当时的大队和生产队都来为刘平祝贺，鞭炮齐鸣，鼓乐阵阵。我和余老四站在刘平的身旁，鼓着掌，跺着脚。我家的门前槐树下挤满了社员，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褶皱而暗淡的衣裳，在这一天突然变得妖娆起来。

1986年，余老四在村里开办了一家竹器厂。基于竹器品系手工编织，男女老少种田之余编织箩筐、竹篮、竹席等竹器品。夏天的树荫下，秋天的晒谷场，无不成为编制人的最佳场地。

那几年，我们村子变化大得惊人，原先一间一间的土坯茅草屋子，不觉间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换上清一色青砖瓦房。每当黄昏时分，年轻的小伙子拎着一款“燕舞”牌收录机，跳着迪斯科，放着范琳琳的“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都是我的歌，我的歌！”站在村庄外面，即可清晰地听见，惹得听歌的人儿浑身是胆。《黄土高坡》的高亢豪迈，以及昂扬的生命激情，有如改造人生命运的热望在无尽的思索中滚滚向前。如今听起这首歌，依然可以勾起我们对充满理想的八十年代的美好回忆。

1993年9月，我从南京浦口办事回家，在芜湖火车站不巧碰上“农民企业家”余老四，只见他神色张皇，失去常态，上身穿一件西装，领带结松散。原来他在一场生意中被骗，损失好几万。

我想了很多安慰的话安慰余老四，但安慰显然是无力和苍白的，并不能解决任何事情。后来我建议他去找上海的刘平。当我拨通电话，还没跟刘平说上几句，他就答应帮忙，而且让我们立即去上海找他。当时，余老四感动得涕泪纵横，两眼发光，仿佛在生命的绝境中揪到一根救命稻草。第二天，余老四回到厂里，把钱发给村民后，宣布竹器厂即日起停产。

到了2003年，我在政府上班，从事法律工作。余老四又做起了生意，在县城租了门面，据说他已还清刘平的5万块钱。晚上，我给刘平打去问候的电话，他很高兴，并问起自己曾经待过的地方如今生活咋样？我说，生活条件自然越来越好，只是当地的经济发展有些滞后。他马上说，自己不怎么教学，已在江苏和浙江两地建立开发和养殖水产品基地，主要科研由他负责。

我兴奋地说：“刘老师，你可有兴趣来我们这里搞水产开发养殖呢？”

他说：“可以呀，我要的就是这句话哟！”

刘平的回答，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就如六月喝凉水滴滴在胸，他的爽快，依旧像当年借钱给余老四那样干脆，没有一丝拖泥带水。

一切都很顺利，刘平教授的到来，引起地方政府和村委会的重视，村书记一行人陪同他勘察地质和水情，刘平的秘书熟练地记着笔记。半年后，村里便建起大面积水产品养殖，有台湾草虾、黄鲳鱼、螃蟹等。刘平亲自坐镇指挥，开办技术培训，增强员工素质。新的产业形成，使村里的经济有了质的飞跃。随着生活质量的提升，来这里调货的批发商云集，极大地丰富了城乡居民舌尖上的一日三餐。

2007年，春二三月，草长莺飞。刘平的满腔热血，激越着这里的人们。余老四把本是经营的小饭馆，改成鲜活鱼虾批发店。许是鱼儿跳，虾儿闹，加上他的厚道、诚实、守法，生意空前的红火，余老四夫妇和两子女忙忙碌碌，月入过万，家庭美满幸福。

这一年，刘平五十三岁，两鬓略白。有次邀他在我家小酌几杯，他喝着喝着就诗兴大发：“革命不分伯与仲，知青下乡放光芒，报效祖国心犹在，不遗余力在江南！”

过后，我在书房整理珍藏已久的信件，翻到刘平教授写给我的信，其中一封像散文诗一样，引领我看日落烟霞，感人生之长勤。曾经，车马很慢，书信很远。我们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脚踏实地，挥汗如雨，生活于一个不同凡响的时代。

去年秋天，刘平携夫人过来了。那天清晨，我和刘平夫妇漫步在青弋江畔，顺着河道眺望远方，缕缕清风吹来，散发着水草的清香沁人心脾，流淌着叮咚的河水，令人心旷神怡，思绪万千。

一转眼，太阳已上升，秋阳明媚和煦。我们走到河堤的高处，放眼望去，白云朵朵，山河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村从早年的茅草屋舍到青砖平房，再到现在的一栋栋居民别墅，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四十年烟尘，四十年变迁。一切心灵的通明都是美妙的。

河水清清，碧草连天。没有西风瘦马，却有丰盈的妩媚。